在党及其政府无所不管的毛泽东时代，连人死后处理其尸体的事情都要受到政策的严格限制。农村人多少还能保存属于各自生产队的墓地，有条件沿袭自古以来的土葬习俗。而在只有革命烈士陵园可保存下去的城市中，居民们根本找不到死后的葬身之地。特别是经过文革中那一场破“四旧”的扫荡，传统的丧葬习俗被指责为封建迷信，棺材铺统统关了门，火葬从此被确定为处理城市居民尸体唯一可行的方式。对传统丧葬方式的排斥乃是中共阶级斗争的目标之一，早在1954年毛泽东游览杭州之日，他的指令就开了挖坟暴尸的罪恶先例。他不喜欢西湖边那些由名流坟墓构成的景点，嫌他们的坟堆和碑碣大煞风景，于是口含天宪，指令地方领导除岳坟以外，将其他被指斥为“达官贵人”的坟墓全部迁出西湖宝地。华夏大地上，似乎除了他认可的民族英雄或革命烈士，其余的死人都不配立碑修墓。可以说自从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就把阶级斗争的范围扩向亡魂死鬼，他试图通过破坏传统的丧葬制度来断绝华夏文明的气脉。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传统丧葬制度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如何处理亲人尸体的问题，千百年来，“慎终追远”的持久实践在华夏大地上一直凝聚着家族的亲和力，巩固了乡土社会在一定范围内的自治，从而养育出淳厚的民风和守护家园的民气。对群众运动的危害性曾作过深刻剖析的美国理论家霍弗（Eric Hoffer）就曾指出，中国社会之所以较不容易出现群众运动，是因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更为牢固。接着霍弗的论述，我们应进一步认清，在上世纪初的中国，正是随着传统家庭和宗族的没落瓦解，中共的势力才趁机兴起和急速地壮大起来。基于其一贯靠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得势的本性，中共的革命路线对家庭和宗族自始即持有本能的敌意。一个人越是六亲不认，便越是有条件作一个为党卖命的战士。因此要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做优秀的共产党员，往往就难免面临 “忠孝不能两全”那个旧框框中冒出的新问题了。
黄文广《红小兵家庭回忆录》（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2）一书中的故事便从这一古老而又恼人的冲突讲起，并将此主线贯穿全书的整个叙事。二十多年来，在海外华人用英文撰写的或从中文原著译成英文的众多回忆录中，我们读到的故事多为叙述者讲述他/她本人及其家庭在中共暴政下遭受的迫害，但本书中黄家人的故事却明显有所不同。他们出身贫苦，属于在新社会受益的群体，但这类家庭却别有其一本难念的经。如果说其它书中所讲的苦难故事是血淋淋的外伤，黄文广一家人的窘况则更像是隐隐作痛的内忧，属于城市中普通人家那种几乎无事的悲剧。
文广的父亲黄志有自幼丧父，抗战中随守寡的母亲从河南老家逃难到西安。母子俩靠帮佣艰难度日，新政权建立后，他们过上了较前优越的日子。志有从此有了稳定的工作，他娶妻生子，从单位上分得住房，后来更光荣入党，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的奖励。如上所述，党组织之所以在争取党员忠诚性的问题上倾向于削弱和分解家庭的亲和力，就是因为人所固有的亲情最易促使人离心非人性的党性。黄志有是寡妇养大的孩子，不管共产党对他和他们家的恩情有多大，都绝对大不过他们母子间的骨肉情深。他虽说出身贫苦，原先的情况却与流氓无产者群体中那些痞子人物有所不同。他母亲家和他们黄家原来都是殷实人家，是民国世代的战乱和灾害使他们从小康堕入了贫困。因此他母亲人虽穷，却很有志气。文革中，她拒绝接受抄家者分给他们家从她的前主人任老板家查抄的大房子，也拒不参与批斗任老板的活动，而且不怕被指责为思想落后，敢于暗中照看任家的孩子。正是受到老母亲这种“封建意识”的正面影响，黄志有虽身为共产党员，却并未完全物化为党的工具。他力求在母亲身上多尽些孝心的做法常使他的人格和行为处于分裂状态：在公开场合，他政治上总是表现积极，而退入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便又恢复了非党性的普通人之常态。黄文广书中的叙事细腻而略显幽默，从他那扫描式的街巷居民日常生活图景中可以看出，这种分裂遍及中共意识形态专制下的大众群体。比如，街巷的妇女们尽管都去“认真参加各种旨在肃清迷信活动的政治会议，但私下里却很少有人按党的教导办事。他们照样去做那些受到批判的事情，并以奉行河南或西安的风俗为自己辩护。”（p.47）传统和习俗的存活力是极其顽强的，即使在文革破“四旧”最疯狂的日子，“四旧”也难以消除净尽。红卫兵尽可以暴力破坏“黑五类”家中那些物质上的四旧，却无力清除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被指责为“四旧”的习俗。讽刺的是，越是在党所依靠的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中，“四旧”的草根性反而越扎得深广。
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靠农民打天下的中共集团本身就有十足的农民化成分，其内在的分裂并非来自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而是乡土中国的传统没能够向现代性健康转化造成的后果。毛本身就是个农民气十足的人物，自然对此后果的严重性缺乏起码的认识。他所担忧的只是党内的农民意识会削弱党性建构的危险，所谓的“教育”，不过是用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条约束每一个人的言行罢了。党员与群众于是统统被导向人格分裂的状态，他们只好阳奉阴违，假话连篇的红色包装遂逐渐成为新中国现实生活的常态。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乃是该民族的本质特征，你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为可以从中随意地取其精华和弃其糟粕的东西。这好比人体的营卫血气，在民德归厚的情况下，传统会更多地发挥其健动的功能，而一旦民德衰落，遭受强权的压制，传统就会随之而发生病变，显现出更多低俗丑陋的现象。就传统的丧葬制度来说，其物质层面的严格规定所要体现和维护的乃是“民德归厚”的精神，明清以来，随着人们过分拘泥形式和看重物质层面的东西，丧葬仪式所体现的精神本来已渐趋衰落，在一定的程度上流于浮夸的形式。1949后的新社会不但没有为传统精神的重振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反而继续摧残，严厉压制，使其在阴暗处鬼祟存活的情况下发生了严重的病变。就是在这种氛围下，为了给老太太做棺材备寿衣，黄家人艰难而持久地筹划起违反政策的土葬活动。
文广的母亲与她婆婆在日常生活中时有摩擦，尽管她并不支持婆婆执意土葬的要求，但作为女人，她还是能理解婆婆那一片朴素的心愿。她对文广说：“在我们农村，一个女人不管多么穷，在婚礼和葬礼这两种场合，她都会穿戴体面。”（p.82）对文广的祖母来说，死后要穿上传统的寿衣，入殓棺材，埋入河南老家的墓地，是对“慎终追远”的祈求，不过想死得尊严一些而已。像她这样被批评为迷信和封建的老人，固然无法改变自己活在这个新社会的现实，但通过丧葬的仪式，她毕竟还有一线希望选择她死后的归宿。不幸的是，她的共产党员的儿子考虑到自己的政治身份，不得不偷偷摸摸为她作这番筹划，再加上他手头拮拘，居住空间狭窄，那一口藏在卧室角落的黑棺材后来竟成了笼罩黄家人起居的阴影。尤其是叙述者黄文广本人，棺材的阴影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阴气逼人，造成了古怪的梦魇。那棺材不只是贯串全书叙事的道具，它多少还释放了某种象征性的含义，让我们看到了红色压抑下传统事物的黑色病变，以及红与黑猥琐相交错所显示的荒谬现象。
一直为母亲筹备葬礼的黄志有不幸早逝在他母亲过世之前，而早就做好死亡准备的老太太却拖着老年痴呆症的病体，在儿子死后苟延残喘，竟活了十来年之久。红色压抑下发生了病变的传统显然更具有顽强的存活力，红色包装的疯狂却仅能逞凶于一时，党在毛时代强加给社会的很多东西在后毛时代都急剧地消亡了。
叙述者黄文广的个人经历虽仅限于六十年代至今，但他串连了祖母和父母生平的叙事却简要地勾画了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粗略脉络。没能够向现代性健康转化的传统在当今的消费社会中继续发生病变，变得更加低俗，更为滑稽，令久居西方的黄文广游子归来后深感啼笑皆非，百般无奈。土葬的禁令早已解除，房地产开发的热潮也助长了墓地经营的商业化趋势，在今日的墓地市场上，给死人买一块入土为安的长眠之处，已贵到了天价的地步。党不再限制民众从事任何迷信活动了，你只要不反党，从前很多不准做的买卖现在都可放手去做。市场的炒作为传统回归中出现的需求制造出奇技淫巧的商品，为了卖出高价，贪婪的生意经把旧事物刚刚恢复的一点生气弄得不伦不类，令人感到刺目而恶心。暴发的大款们一味炫富，很多人都舍得花大钱为死去的亲属修建陵墓，包括清明时节的祭奠，近年来让很多上坟烧纸者搞得要多么俗气有多么俗气。普通的工薪阶层不只为活着买不起住房发愁，如今，人死后买不起墓地也成了他们的深重担忧。
文广的祖母过世时，当局对土葬的限制业已松动，但她终究没能够叶落归根，埋进老家的墓地，而是被下葬在西安郊外废弃的某厂区所买的一块临时墓地。那只是一片乱葬岗子一样的地方，在那近乎垃圾堆的环境中入土，还不如来一个火葬处理，把骨灰盒安置在寄存处静穆的架格之上。河南老家的墓地已被圈入开发建筑的工地，毛时代没能破坏成的领域，如今在市场经济疯长的冲击下都被一一攻陷。老太太的亡灵看来是再也难归故里了。黄文广看到，老家的亲戚依然贫穷如昔，面对他们的现状，他满怀物是人非的感慨。他写道：“戏台还照样搭在那里，戏中原有的角色大都死去，但幕布尚未完全落下。”（p.245）红与黑交错在一起的阴影仍在困扰着他的记忆，影响到他现在的生活。他说：“在我的眼中，那棺材就是导致父亲早逝的魔障。对父亲的徒劳，我深感荒诞和气愤，他筹划祖母丧葬的经营不知剥夺了我们兄弟姐妹多少童年的乐趣。”（p.217）
已往的经验，无论是作为红小兵曾经被灌输的教条和观念，还是在祖母和父母身边耳濡目染的事物，全都融入黄文广的生命，构成了他生存现状的部分因素。他可以走出中国，生活在别处，却甩不掉那阴魂附体般沉积在记忆中的困扰。越是到后来，他越是觉得自己无可避免地传承了父亲身上的很多东西。已经在美国定居好多年了，他至今仍频频往返在西安和芝加哥之间，作为家中的长子，要去处理家人和亲戚中不断发生的很多事情。阴影在继续拉长，从过去投射到现在，一个人只要还活在世上，就难免会承受那一直在他的生命中往下蔓延的重负。只是进入了书写记忆的过程，通过叙事的重组，作一番头脑和情感的清理，他才感到一丝倾诉后的轻松，颇有些祛除荧惑的功效。我想，这就是黄文广写出他的家庭回忆录，给自己作点减压治疗的动机吧。
【 转载 纵览中国 】 时间: 5/13/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