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军党中苏之纠结及其间的权斗——从井冈山到陕北(上)

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毛泽东

这句毛语录引自网上所传的文字,不管此话是否真出于毛泽东之口,它至少反映了被我们长期忽视的一些事实。以下便就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从头说起。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暴动后溃败下来的残部窜入井冈山一带,在袁文才、王佐的土匪窝周边扎下了营盘。那时候,他的军队号称工农革命军,安顿下不久,就在11月攻占了防守薄弱的茶陵。但进城不久,旋即被反扑回来的湘军和地方武装驱赶出城。部队撤退到宁冈砻市,毛泽东就地处决了败退后图谋叛逃的团长陈浩等人,随即向部下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应该清楚地看到,像红军这类暴乱中乌合起来的军队,经常得靠作战中缴获的武器补充其匮乏的枪支弹药,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得频繁出击,伺机作乱,有所斩获,才能不断扩大地盘,好实现其赤色的军事割据。时下的批毛论述,多好在论战事议军功的层面上谈论毛泽东的决策指挥之得失,比较他与共军其他将领的优劣,却很少把历史的重述拉回当时的社会状况,着眼于本可能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虚线,去检讨中共这股乱暴势力如何掀起革命的逆流,如何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一步步引向歧途。因此我在此必须强调指出,就当时国民革命的既定目标来说,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军事行动,应该是尽快消除四面八方的军事割据,建立全中国对抗列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及其一伙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莫斯科的策动下,打着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义旗四处武装暴动,反而更加剧了军阀混战的乱局。他们实质上也是军阀,是比旧军阀更具破坏力的新式军阀,是受苏俄赤帝操纵的苏维埃军阀。他们的“打仗消灭敌人”,在国计民生等方面造成的危害实际上更甚于军阀混战。

称他们为“共匪”,并不完全是蔑称,至少就“打土豪”这个二号任务来说,是名副其实的。那其实就是抢劫富裕人家的粮食和财物,不过换了个在当时算是理直气壮的叫法而已。此一暴行本为红军的生存方式,一直都被他们奉为重大的革命事功。因为他们这股革命逆流中崛起的乱暴势力自起事便无合法可靠的经济后援,只有在“打土豪”的旗号下不断掠取民间财富,才得以解决他们全部人马的吃穿问题。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更明确地指示他们去过“吃完一个地方再换个地方去吃”的游击寄生性生活,布哈林如是教唆红军说:“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一个地方,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 1 曾志是这支武装力量中很资深的一员,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她就明确提到红军如何靠打土豪补给吃穿。她告诉读者,“前方打了土豪,弄到了粮食,就通知我们下山去背回来。……前方打了土豪,就给我们后方留守处送来一些穿的,有男人穿的长袍马褂,有女人穿的很宽很大还镶着花边的旧式女衫,什么颜色都有。”贼不打,三年自招:曾志还不无怀旧地回忆说,有一天他们在路边看到几头足有三百多斤的大猪,同行中便有人指出,穷人家哪会有这等肥猪,肯定是地主家所养。说话间众人便前去动手捕捉,将“地主的肥猪”没收回营,做成大碗红烧肉,叫来毛泽东一起会餐。第二天猪主人找上门告状,原来人家并非地主,只是个比较富裕的养猪专业户。2 包括毛泽东自己所写《井冈山的斗争》那篇报告,也毫不隐瞒地提到,每月发给士兵一万多现洋的油盐柴菜钱,“全靠打土豪供给”。由此可见,红军落草井冈山之后,日常的吃穿用度均取自那一带的商家和农户,受骚扰被劫掠的人家,显然远远超出所谓的“土豪劣绅”。

至于毛泽东特别重视的“发动群众”,按照官方版《毛泽东传》的叙述,在最初也多强调“在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这就是说,红军不只抢劫为生,还力图鼓动更多的革命群众参与他们的抢劫活动,与群众分享部分盈余,好收买人心,拉更多的人入伙。比如在1928年1月,毛泽东带领红军攻占遂川,所公布的三十条《遂川工农政府临时政纲》便指令说,“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等等。更有甚者,该法令公然纵容绑架和放火的暴行,其中有一条竟宣告,“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毛传中缕述了这些恐怖的条文,同时也承认,这个临时政纲有极端偏左的缺陷。3 毛泽东独行其是的做法很快即引起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疑虑,他们担忧毛这样搞下去,会把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运和农运导向“匪运”的歧途。4

毛泽东的“匪运”倾向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原有的主导方向并不完全合拍,后者更偏重发动城市暴动,好在几个大城市率先夺取政权,试图在中国重演苏俄革命的模式。毛泽东带部队到井冈山啸聚后受到党内处分,显然与这一分歧有一定的关系。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共产国际的指示总在朝令夕改,致使中共中央向下推行的路线也随之忽左忽右。等到城市暴动相继失败,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捕杀得共产党人在城市无处立足,恶性互动的赤色恐怖随之爆发得更加恐怖,开始从大城市转向湘赣各县城村镇。中共中央发出的指令更加趋左,有些地方党委策动的暴乱甚至比毛泽东部所执行的任务还要残暴野蛮。毛泽东自着手开展农运,即瞄准中国底层群体可被利用的愚昧野蛮之一面,有目的地煽动他们对官府和“土豪劣绅”的仇恨。因此他竭力把国民革命的方向偏转向土地革命,人为制造出地主阶级这个激发暴力的靶子,好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中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而为他们武装夺权的斗争索取尽可能多的财力和人力。

陈佑魁曾在毛泽东所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受过培训,他后来担任湘南特委书记,便曾露骨地指出发动群众的险恶用意。他说:“中国文化落后的是农民,要他们出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们,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原来发动群众大干烧杀抢掠的暴行,是要他们从起步便欠下血债,迫使他们向共产党交出投名状,从此走上暴力革命的不归路。据黄克诚回忆,湘南暴动后,陈佑魁即“下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还要把县城的整条街和所有的商店都烧掉,而且还要将沿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十五华里所有村庄统统烧掉,使敌人来进攻时无房可住……”5 如此过火的红色恐怖在湘南很不得人心,逼得老百姓群起反抗,回过头杀起了特委策动的烧杀暴徒。乡亲们“反水”的行动立即招致中共的武力镇压,正在配合农民暴动的朱德大军突然翻脸,公然屠杀起正义抗暴的良民。朱德本指望在湘南发展军力,建立他们落脚的根据地,结果却适得其反,完全失去了群众基础。他只好带上剩下的一万多人再次败退,1928年4月,逃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

没有朱,哪有毛?诚哉斯言。就凭毛泽东当时不到二千人的兵力,再加上他师法“山大王”朱聋子那点打圈圈的作战经验,若不是朱德走投无路,带上大队人马到井冈山与他会合,他的井冈山寨在未来的进剿中恐怕不是被彻底摧毁,就是龟缩深山,消融到土匪群中。朱德率部到来,立即壮大了井冈山的实力,遂缓解了毛泽东面临的危局。然而,接下来在朱毛红军扬威的过程中,“朱在先”这个毛不能不面对的实际情况却让他不太舒服,心有芥蒂,尽管他口头上承认那个事实。朱毛会师后,两股人马合并成立红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军长朱德本来就拥有具体的指挥权,而毛在此前曾行使的前委书记之职已被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宣布撤销,曾一度被降职为第一师师长。毛师长自知这军职与当书记不同,履任之初他即对部下讲话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6 这一番自谦多少流露了毛的心虚,同时也说明,就毛既有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而言,他并不具备支配朱德和包揽阵地指挥的能力。但毛泽东一向处事偏执,惯于师心自用,如今他既担任红四军的军委书记,自然很想按照他三湾改编时立下的新规则办事。当初在秋收暴动败退途中,总指挥卢尔德铭阵亡,师长余洒度等军官相继离队而去,等部队撤退到永新县三湾村,原先带兵的职业军人已所剩无几。毛泽东随机应变,趁势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开始实行在军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的制度。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他于是水到渠成,自然从上到下牢控了统一领导的大权,从此履行起他“党指挥枪”的职责。但朱毛会师后,新加入的职业军人明显增多,毛泽东曾在其“农民军”中独当一面的情形便再也难以为继。毛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心胸狭隘,身边容不得比他更有本事的同僚,自己的气度明明是白衣秀士王伦的水平,却硬是要充当晁盖式的老大,每踫到军事决策问题,他总好坚持己见,动不动就直接插手,做起越俎代庖的事情。“朱在先”这个现实,由此就成了很别扭的问题。

如前所述,毛泽东原先的志向是教书或从事新闻工作,他的革命生涯始于他娴熟的文牍操作。只可惜他起步晚,学历低,又没出过国,与党内的国际派答不上碴,这一切拖累得他一直绊磕在中共的高层领导圈之外。武汉“八七会议”后,他不去上海坐办公室,偏要到湖南搞秋收暴动,明显是感到他在城市派圈子内居大不易,这才决意去农村另辟出路。按照《朱德别传》作者顾则徐的说法,毛泽东是被迫逃上井冈山的,朱德则与毛不同,他“是个自觉地准备进行游击战的人。”早在入伙红军之前,朱德已有六年的军旅生涯,在川滇一带的战事中摸索出他独特的游击战术。后来他游学欧洲近四年,考察了一战战场,研究德国和苏联的军事理论,再结合他在军阀队伍中带兵打仗的经验,及至1926年回国投奔中共,他已具备高水平的指挥能力,并能明确道出他打游击的方针。这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等等。由此可见,同样是上山打游击,毛泽东是卷进革命逆流后被抛入了眼前的存在境况,尚处于边打仗边学打仗的起步阶段,他纵有逞能的雄心,也难免比上不足的焦虑。朱德则已身经百战,指挥若定,就朱的资历而言,毛那时只有跟着朱做见习的份儿。

但那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朱毛在军事水平上尽管差距甚大,在带领红军打天下的目标上却是很明确且一致的。这一点乃是他们俩还能合作下去的坚实基础。几千年的帝制土崩瓦解,在当时不过是一、二十年前的事情 ,“打天下”这一传统口号叫起来依然顺口,且通俗易懂,最富有号召力。按照顾则徐的分析,它“可以把社会底层的野心和疯狂最大化地激发出来。……将人性的缺陷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愚昧、顽固、野蛮和残暴……”工农革命军这股乱暴势力之所以能够被共产党迅速动员起来,就因为他们倡导的阶级斗争被加冕了打天下的功业和使命。为达到此战略目的,朱德打起仗往往“不讲究方式规范性和不吝啬生命”,此外,他更善于“利用和制造社会冲突”,甚至不惜把打天下的斗争“演变为导致人类灾难的恐怖行动。”有了朱德这一“令人害怕”的战术和战略可供操作,朱毛连手后便在湘赣闽边区初步打开了局面。这些诡异野蛮的做法后来更“由毛泽东进一步演化为了一种进行革命的政治、社会战略,成为一种全方位的进行军事革命的战略思想。” 7 如果说蒋介石清党分共之后,中共最初的武装暴动还主要是出于反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等到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一带打开局面,进而建立起中央苏区的军事割据,其武装斗争所造成的破坏就越来越凶险,日益恶化为反国家反社会,乃至反民族反人类的恐怖主义暴力。

毛泽东也有他自己的难处,作为红四军的党代表,他在“党指挥枪”的问题上尚受到两方面的掣肘。首先是中共中央的党权从上面对他垂直发号司令,其次是地方党委的党权时不时从一边牵制他在军内的事务。身为“军党”的核心人物,毛泽东一方面力争在军内实施其党指挥枪的职权,另一方面,他掌握的枪杆子却常受到上一级党权的限制。比如在毛泽东部初到井冈山期间,他便受到湖南省委以及湘赣特委横加干涉的压力。毛与党权及军权的吊诡关系在于,他既乐于把党权抓到手中操纵职业军人,又苦于更高的党权妨碍他弄权的手脚;他既容不下职业军人在军事决策上的独立操作,又得依靠他们的军威抗衡外在于他的各方党权。

朱毛之外,红四军中的第三号人物名叫龚楚,他是广东乐昌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暴动后一直随朱德参与红四军的创建工作。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前,就是他代表朱德部首先与毛泽东接洽的。他后来脱离中共,晚年写了一部回忆录,详叙了他随朱毛转战湘赣闽,建立中央苏区的经历。据他所述,那时候中央和地方的党领导多少都看出了毛泽东领袖欲强的根性,朱毛会师后,湖南省委的杜修经即奉中央之命,于5月中旬召集红四军诸领导在砻市开会。按照龚楚的记叙,杜修经传达中央指示说:“党为了加强军事领导,应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军事,领导党务,关于人选问题,中央指定朱德、毛泽东、龚楚三位同志为常务委员,另在红四军干部中遴选数人,实行集体领导;关于湘赣边区地方党的领导,现由湖南省委派杨开明同志来此成立边区特委,专负责边区党的工作,以配合军事斗争。关于红军编制问题,由前敌委员会按实际情形决定,并须注意与湖南省委经常保持联系。”在座的龚楚接着描述了杜修经讲完话的情景:这时候毛泽东立即接茬发言,他建议说, “我们常委三个人不可能经常在一起,因此我认为应该设一个书记以负责处理经常事务”。朱德身为军长,他实无意争此书记职位,听到毛如此建议,就顺水推舟说,那就让“毛泽东同志负责”好了。龚楚的回忆镜头紧接着捕捉到毛泽东那“近之则不逊”的快照:“毛泽东听到此言,面露笑容,接着他提出陈毅、王尔琢、何挺颖为前敌委员会委员,还问大家同意不同意?”面对毛这种“自告奋勇”的架势,在座各位“只好表示同意”。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于是成立,毛泽东遂获任前委书记。会后杜修经私下对龚楚说:“红军前敌委员会的组织,中央原拟以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不设书记,目的是防止毛泽东操纵,现在又以毛泽东为书记,将来你们须要防止他操纵,否则的话,麻烦又多了……” 杜修经怅然离去,特委书记杨开明不久又调回湖南省委工作,毛泽东随即趁势兼任了杨留下的空缺。8 毛泽东的小动作接连得逞,从此他一面拿他前委和特委书记的党权僭越朱德的军权,一面又靠他掌控的军权抗衡地方党组织,反过来用枪指挥起党了。他这样两头通吃的行径不但导致他与朱德多次冲突,更引起地方党委对他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指责起他人,动辄上纲上线,好给人戴那些国际派从苏俄贩卖回来的这主义那主义大帽子。比如:朱德麾下的 两团兵力作战中缴获了好武器,他们优先补充各自队伍的装备,毛泽东偏要让朱德从中抽调一部分匀给他麾下的三十一团。朱德觉得事已如此,不 好再去追缴,毛就批评朱是“本位主义”。朱毛会师后,毛一直在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主张上大做文章,一心要拖住朱德留守井冈山, 好让他军权稳拿后再伸手抓更多的党权,抽身去地方党委的领地上搞他“发动群众”的工作。他要带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 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从而实现其党、政、军一体化的构想,把朱德的军队用做他扩大地盘,镇服地方党委的资本。毛因此一再强调罗霄山脉中 段有利的地理形势,自信在这一带割据“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9 毛的构想实际上是在用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的话语包装他占山为王的打算,好在他亲自开发出来的这块领地上因 循固守下去,却全不顾这一带地薄人稀,资源贫乏,根本养活不起那么多军队的实际情况。就朱德这一方来说,一是发觉自己很难与毛相处, 二是留守在井冈山,给养的补充实在困难,因此他打算带兵向更为开阔的赣南发展。后来湖南省委派朱德部攻打郴州,朱德便借机带兵下山而 去。不幸攻郴之战失利,朱德准备转战到赣南去打游击,却被因乍得贺子珍新欢而滞留在永新不思远徙的毛拖住了后腿。毛于是抓住朱德这一 次“八月失败”的过失,又给朱扣上“冒险主义”和“流寇思想”的帽子。这些日常决策上的纷争只是朱毛冲突的具体表现,按照龚楚的观 察,他们俩产生分歧的根源是由于“两人的个性相反”。在龚楚与朱毛二人的日常相处中,他发现:

毛泽东处事独裁,一切军政措施均由他个人决定,不想他 人干预,而且个性固执,不接纳他人的意见;朱德则有民主作风,凡事都和大家商 量决定,然后施行。

毛泽东处处以领袖自居,好似唯我独尊,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十分浓厚;朱德则处处谦让,只求将事做好,而不顾 个人利害得失。

毛泽东对人虚伪,凡事都转弯抹角,以达到目的;而朱德则凡事坦白,为人诚实,是则是,非则非,绝不假以辞 色。10

针对以上对比分明的评价,我们不难看出,很多被毛泽东上纲为路线分歧的政治斗争或思想交锋,均与“无产阶级” 或“资产阶级”立场之类的毛氏标签扯不上关系,实际上多源于人品的不同,属于同一革命队伍中不同的个人在价值阶序上高低有分别,质地有等 差所产生的冲突。须知在帝制初废的民国世代,传统的道德观念仍维系着人心,革命归革命,反蒋归反蒋,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阵营中,品评起眼前 的人物,人们基本上还都有共同的价值尺度。君子小人之分,正邪高低之别,大家显然都心中有数。朱德、龚楚、陈毅和彭德怀诸人尽管都在参与 中共那“令人害怕”的战术战略,都在所卷入的革命逆流中激荡弄潮,但作为个人,他们还都能照常奉行诚实、宽容和谦让等做人的一般准则,并 未因参加革命而完全废弃这些传统语境中的普世价值。

毛泽东学生时代曾师从杨昌济研读过陆王心学,更崇拜过曾国藩、胡林翼等湖南先贤,启蒙之初,他未尝没下过“破心中贼”的功夫。可惜他后来受到章士钊、徐特立等半吊子师长的偏颇影响,自募得那二万大洋,即走上革命的不归路,最终干起“山中贼”全武行。毛的“心中贼”乃是他自卑又自大的根性,自学生时代起,他就强烈表现出好高骛远的倾向,这是他人格中卑下的那部分向外强势延伸而增生出来的某种扭曲状态,是他为包装内心的虚弱而特制的人格甲胄。他读的是师范,从未受过军校的训练,处理起军事问题,可参考能援引的文本资源不外乎《三国演义》等书上读到的那些谋略段子。但据张国焘所说,毛泽东不但不知在军事问题上谦虚藏拙,反“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张进一步指出,毛实际上“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感情丰富的语气,为他的‘天才主张’辩护。……他推崇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常识。他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词滥调,他要不受拘束的发挥他的游击天才。” 像毛泽东这种好像什么都懂,其实并不怎么懂的人,最让职业军人无奈的就是他偏要显得自己很懂。朱德并不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但他实在不喜欢毛泽东乱干涉军队本身的管理和指挥,身为红四军军长,他必须保持军队相对的独立性。然而毛却如张国焘所说,“往往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的机会,就径行予以指示。”11 朱德也抱怨说,在某些军事决策事务上,毛有时候不给他打招呼就去另行一套。比如在毛任前委书记后不久,他就自作聪明,派兵去打茶陵,结果出师失利,损兵折将。是朱德随后奇袭永新,一举赶跑杨如轩,才幸而扭转了战局。接着朱德又打败杨池生,接连两场胜仗击退朱培德部的进剿,朱毛红军一时威震湘赣边区。朱德的战绩从此掺进了毛的功劳,在朱德有力的带动下,最终组合成“朱毛”并称的军事神话。包括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根据龚楚回忆录所述,都是朱德在龚亲自出席的会议上初次口头讲述出来的。

我强调这“十六字诀”最早出于朱德之口,并非要在此替朱德争辩知识产权。其实朱德本人也从未标榜那是他自己的发明,只不过把它作为作战经验中摸索出来的速决战要点总结出来,认为照那样去做,有时候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试问,敌方疲惫时我方不打,难道让他们恢复精力再打吗?敌方败退,我方不追,难道坐视他们逃之夭夭吗?面对敌方的这四种情况,我方需作的应有对策是明摆在那里的,即使打的不是游击战,任何适当的时候都可派上用场。因为那本来就是个普泛的军事常识,还非要死记什么特别的口诀?朱德说得很清楚,“在以少数兵力,劣势装备和人数众多装备优良的敌人作战”时,最好用此游击战术来配合运动战,但必须“灵活运用”,才“可以制敌致胜”。12 可笑的是,官方党史把朱德灵活运用的东西宣扬为毛泽东打游击战的法宝,吹得喧宾夺主,扬此抑彼,把以反教条主义自诩的毛泽东反弄成了发明教条的教主。毛泽东也丝毫不避这掠美之嫌,竟然听凭那教条张贴在他的名下。

对毛泽东的小动作,朱德基本上采取包容和努力合作下去的态度。但当时地方党委及军中做党组织工作的某些负责人则对毛意见很大,他们多少都看出毛的人格有问题,因而对他持警惕和疏远的态度。从以下几则议论毛泽东的言论中即可看出,毛专断好斗的心性在党的各级领导中已引起普遍的反感。朱毛会师不久,耒阳的党委负责人雷同志即告诉龚楚:“毛泽东是个阴险残忍的人物,湖南党的中上层同志对他素无好感。”雷同志觉得朱德坦白诚实,陈毅为人直爽,因此告诫龚楚,要他们与毛相处时务必小心慎重。包括毛部三十一团的党代表何挺颖也对毛持负面评价,陈毅曾致信龚楚转述何对他的告诫说 ,“毛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朱德那样坦白。” 13 何笃才曾在朱德部任党代表,他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很有意见,私下曾对黄克诚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认为,“像李韶九这个人,质量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14 上述议论至少从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在革命队伍中口碑不佳的事实。毛一贯好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可惜在军队和党的各级领导层中,他从一开始便没能建立起良好的群众关系。

群众的意见逐渐从私下的议论发展到会上的公开批评。1929年5月底,在永定湖雷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不少人在发言中便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他们向前委提出这些指责,明显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工作作风而发的。部分与会者的批评之所以会如此激烈,是由于2月初在罗福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一手操纵,成功取消了红四军军委的建制,将其改为政治部,而且由他自己兼任了政治部主任。15 须知,中共中央直接指挥红四军的机构也就是前委、湘赣特委和军委这三个分管党、政、军的领导单位。前两个均已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后一个先后由陈毅、朱德任书记。毛泽东现在独揽红四军党政军领导大权,朱德和陈毅纵可一时忍让,其他负责人怎能容许他如此霸道?朱毛不合的情况很快传到中央,五月中即有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到红四军中指导工作。刘首先免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之职,更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自任书记,并明确规定,毛泽东领导的前委仅负责红四军的军事行动。在6月8日的白砂会议上,刘安恭公开批评毛“以党代军,以党代政、以党代群”,并尖锐地指出,毛一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就是为达到方便他“越权指挥,专权独断”的目的。刘安恭,四川人,云南讲武堂出身,他刚从苏联学习归来,多少是有些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凌人盛气,因此他敢于当面对毛作毫不讲情面的挞伐。这一下激起毛泽东强烈的反弹。他指责刘安恭、朱德等人“与党争权”,给反对他的人全扣上“分权主义”的帽子,说他们动摇了三大组织原则,即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毛最后把这三点归结为“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满怀委屈地抱怨说,他的职权 “陷于不死不生的状态”。会议上支持毛的人为数甚少,他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式,向组织称病辞职。16

从三湾改编到白砂会议,毛泽东一贯用党管一切的政治修辞来包装他个人独裁的领导作风,至此已初步露其狰狞的面孔:他首先是要剥夺党员个人表达意见的自由,从而杜绝自下而上议决问题的通道,通过支部的管束压制党内军内的民主诉求。谁挑战了他的独裁,他就给谁扣上“极端民主化”的帽子。不但党员要由支部严管起来,军队的官兵也得统一接受他的政治规训。按照毛的说法,红军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 ,诸如“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盲动主义”等源自军阀出身的倾向,均不合无产阶级的要求,应予严加批判,彻底矫正。毛给红军官兵戴上这些大帽子,就是要打消职业军人坦白、诚实、勇武等传统语境中的武德。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只有把此类对比得他相形见绌的军人气质打垮和清除,他才能强势站出来树立威信,从上到下,全面贯彻其党指挥枪的原则。

在6月22日于龙岩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想到他强调的组织原则会遭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抵制,结果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他却当场落选。从龙岩会议的结果可看出,当时红四军内部的民主正气尚比较充沛,个人自由也未经太多的摧残,还足以抗拒毛泽东独霸一言堂的企图。会后,毛泽东携贺子珍离开红四军,以特派员身份前往闽西“养病”,朱德和陈毅成为红四军的最高领导。随后陈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带回了周恩来定稿的“九月来信”。信中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毛泽东的组织原则基本上得到肯定,在12月底的古田会议上,他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该会的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确立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并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7 至此,毛泽东在党权与军权的纠结中初战告捷。

当然,他占的这个上风,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的支持。这些人的党权乃共产国际所授,连他们的活动经费都向苏联领取,他们是国际雇佣的中共领导,其职能主要是中转国际的指示,根据国际的决策调控中共的革命路线。18 莫斯科远在天边,正是靠了所指派的那几个中央领导,共产国际才得以遥控红军的武装活动,而前敌委员会这一机构,由于是中央把莫斯科的指令贯彻到军队的终端环节,当然要紧握在书记手中。是“党指挥枪”这一既定的原则决定了毛泽东所占的优势,同时,也只有毛泽东这类敌视民主要求的人物更适合掌控这种书记职权。红军从此正式被建制为“党军”,所以中共党史把古田会议的决议视为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认为它解决了无产阶级如何领导这支“农民军”的根本问题。像毛泽东这类擅长用政治修辞规训官兵的党政干部,从此在军内便有了可安插的位置,纷纷领衔了他们胜任的工作。正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军人,党才更信任他们监督军人。这一悖谬不只造成党权与军权的一系列纠结,在中共夺权后执政的年代,更导致党权与行政权一连串灾难性的冲突。

注:
1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段的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页236。
2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页72-73、93。
3参看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67-177。
4“1928年2月,一份送到莫斯科的报告说,井冈山的红军既无根据地也无补给,他们给当地农民造成了很重的负担。因为这支部队中的毛泽东部原先是半土匪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招致农民的反对。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部队常常逃窜,撇下农民受围剿军队的报复性攻击。”见Alexander V. Panrtsov, Mao: the Real Story, p. 206.
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页36。
6同注3,页171。
7参看顾则徐《朱德别传》,天行健出版社,2010,页118-119、142-143、151-152。
8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明报出版部,1978,页151-153。关于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以及杜修经与会情况,《毛泽东年谱》(上卷),页242-243所记与龚楚的回忆录出入很大。
9参看毛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页41-87。
10同注8,页207。
1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252-253。
12同注8,页158。
13同注8,页150、143。
14同注5,页100-101。
15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264、277。《毛泽东传》(1893-1949),页201。
16参看《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页88-89。
17参看《毛泽东传》(1893-1949),页206-210。
18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提供给中共的活动经费高达数百万卢布和美元。见Mao: the Real Story, p. 228.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12/2013

康正果:军党中苏之纠结及其间的权斗——从井冈山到陕北(中)

1930年,朱毛红军已冲出罗霄山脉中段地区,在赣南闽西一带攻城略地,扩大着苏区的地盘,并陆续与其他地方 武装合并,声势更加壮大。随着红四军编制的扩大,毛泽东所任前委书记的权限也呈一路上升之势。先是在陂头的“二七”会议上,红四军前委被扩大成领导红五 军、红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以及粤北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前委的五个常委中除了朱德,其他三人——曾山、刘士奇和潘心源——都是毛的 亲信。之所以在前敌委员会前加了个“共同”,表明毛泽东那个红四军的前委书记是以联席的方式把彭德怀、黄公略部拉进来的,该职位并非中央正式任命。至于新 成立的赣西南特委,则是由原先的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合并而成,毛泽东特意安排他的连襟刘士奇(刘妻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出任书记。

会议上 批判了赣西南地区按劳力分配土地的富农路线,强力推行毛泽东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偏左政策。毛指斥地方党组织为地富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所控制,在他的主持 下,开除了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党籍,并处决了反对毛“平均主义”政策的四个地方党负责人。几天之后,毛在兴国主持召开赣西南工作会议,在会上批评赣南土地 革命没有开展起来的右倾错误,又做出开除六位党组织负责人,处决十余人的决定。毛这种把地方党组织反对他的负责人以“地富分子”罪名枪杀的做法来势凶猛, 可谓开了苏区肃反乱捕滥杀的先河。毛的平均主义政策不久又推行到闽西,在6月召开的汀州会议上更在“抽多补少”的分配原则外增添“抽肥补瘦”的做法,即把 富农占有的肥田分给只有薄田的贫农去种,所谓“富农种坏田”是也。

此外,根据中央指示,再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一军团,朱 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同时成立红一军团前委,由毛出任书记。8月,红一军团在平江与红三军团会师,合并为红一方面军,官兵增至三万多人,朱德任总司 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仍由毛任书记。不久之后,中央指示成立苏区中央局,在书记项英未到任苏区之前,由毛泽东代理苏区 中央局书记。数级连跳后,毛在苏区的党权和军权一时升至顶峰。朱毛红军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军威大扬,以致共产国际把当时的根据地称为“朱毛的中央苏区”。 就在毛泽东党权军权一路扩张期间,他膨胀的权力不只与地方党委发生激烈的冲突,更在各路红军整编后引发惨烈的火并。中共中央发出的肃反指令在各苏区被恶性 扩大,搞出了一系列土匪内讧式的自相残杀。其中最血腥,在后来常为论者提及的惨案要数打AB团事件。

据传,AB团是蒋介石清党时成立的反 共组织,曾一度屠杀过共产党人。又传,该团体很快即为朱德率部击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不管怎么说,仅就AB团这个来源于俄语“反布尔什维克”—— Anti-Bolshevik ——的用语来说,就让人感到,其中含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内部恐慌,夸大敌情的成分,他们在自己吓唬自己,害了杯弓蛇影的革命疑心病。对于面临围剿的苏区 红军及其政权来说,AB团这个曾经恐怖的组织犹如恶鬼幽灵,仍残留下不可捉摸的威胁。因此可以说,在当时的苏区,打所谓的AB团,实属捕风捉影之举,那影 子多是白色恐怖投下的阴影,是苏区处于大军围剿下的群体恐慌,是中共内部的互相倾轧和敌情偏执狂搅扰起来的精神错乱,是过分自卫的冲动所导致的自残暴行。 肃反人员按照上面下达的捕杀令乱捕滥杀,一时间造成了不是我捕杀你,就是你捕杀我的紧张空气,连执行捕杀的肃反人员,到后来也被肃掉了不少。一个螳螂捕 蝉,黄雀在后的捕杀链就这样在苏区疯狂展开,把所有的人都卷进革命与反革命的绞肉机刀锋。详述肃反大屠杀的书籍和文章已出版了很多,我没必要在此转述其中 的详情,也不可能准确地罗列出被屠杀的人数。我要做的只是抹上几笔晕染,勾画出那一场自相残杀的总体氛围,顺便联系到本章的议题,来探讨军党中苏的纠结在 苏区如何激化了残酷的权斗,如何血洗出革命者的物化。

自古以来的大屠杀多了,或官军杀盗贼,或异族杀汉人,杀得再多,屠刀都是砍向敌对 的一方。像苏区肃反这样大规模的内部残杀,即使太平天国的内讧,也远未杀到红军所杀的程度。要探讨这种红色恐怖的发生及走势,需要再次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 和本质说起。中共组织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它从建立到壮大都由苏俄一手扶植,从跨党与国民党合作到不久又分裂出去,直到武装暴动建立军事割据,其 发展变化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受莫斯科牵引的轨迹。中共中央打击富农和肃反的指令同样也发自苏俄,甚至连中共最高领导层换来换去,包括其人员的生死存亡,在一 定的程度上都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团伙一念之间的定夺。据最新披露的绝密档案显示,斯大林曾计划大举捕杀共产国际的一批负责人,所列的名单中竟有周恩来、刘少 奇、陈云、康生、李立三等。若不是该计划后来撤销,名单中的那几位中国同志早已是刀下鬼了。19 由此可见,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机构,中共成员的命运常随着联共集团的起伏变化而吉凶莫测。1929年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中实行清洗,大量捕杀联共成 员,苏方的肃反运动以及打击富农的暴行明显影响了共产国际的决策,进而引起中共中央的积极响应。先是中央把打AB团和肃“社民党”,以及打击地主富农的恐 怖指令下达到各苏区,各苏区党组织受此指令之催促和启发,迅即捕杀起各自本来就想捕杀或突然发现非捕杀不可的革命同志。呜呼,苏共不仁,以中共为刍狗;革 命不仁,以革命者为刍狗。基本情况,如此而已。

探讨苏区的肃反问题,应回到当时那特殊的时代背景去考虑问题,绝不要让官方党史那些“伟光 正”书写模糊了我们的视线。那时候有不少热血青年都是乡下的富家出身,大革命浪潮高涨期间,他们去大城市读书,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有些人还进过黄埔军 校,曾加入北伐军的队伍。转眼间蒋介石血腥清党分共,城市里一片白色恐怖,不少脱险者逃回乡下,与家乡的同学亲友组建起地方武装,甚至自家出资购置武器, 在本土打出了他们的天下。再后来,红军大队人马打到他们的地盘上,很快即把他们的小股武装整编进去;或者是中央派出像张国焘那类党的高级干部,突然空降到 他们的地盘上来做领导。不幸的是,他们在整编后发觉自己不受信任或受到排挤,要不就是空降下来的党委书记独裁专制,听不进去下级逆耳的意见。事情发展到这 一地步,自然就出现了党权与军权的冲突,以及军权与军权之间,党权与党权之间的权争。而更不幸的是,肃反与打击富农的指令这时候正好传达下来,那些大权在 握者就抓住这整人的借口,着手打击起他们所谓的AB团成员或富农路线执行者等等。

东固根据地的领袖人物李文林即属于上述案例。与毛泽东年 轻时的情况相近,李文林也曾痴迷于读书看报,焕发过书本所启蒙的革命理想和救亡热情,闪现过爱国情怀的某种清纯。但等到他与毛在赣西南特委的会议上发生争 论,相持不下的年代,双方均已磨砺成党派斗士,革命履历中曾一度稚嫩的花季早就萎落,谁都不再是善类。他与毛的分歧计有三点:毛要按人口分配土地,李坚持 按劳力分配,因此被上纲为富农路线。毛要保存红军实力,坚持他诱敌深入的战术;李刚从上海开会返回,要执行进攻南昌和长沙的“立三路线”。中央的肃反指示 下达后,李文林及其赣西南特委及时反应,宁左勿右,做了打AB团的急先锋,甚至指责抢占了他们领导权的刘士奇、曾山肃反不力,以此抗衡毛泽东对他们本地派 的压制。偏不巧红军攻打吉安,缴获了一份国民党的文件,发现其中有李父的签名(后查明乃另一同姓名的地主签名,实非李父),李文林一下给人抓住了AB团嫌 疑的罪证。

毛泽东于是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致信中央,控告赣西南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说他们“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 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因此他紧急呼吁,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 党非来一番根本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20 “AB团”这一定性完全成了毛顺手抓到的预制帽子,现在可由他给任何对手往头上乱扣。对照此信件中的诬陷口气,我们不难看出,此后在延安整风等多次整人运 动中,毛泽东发表的那些批斗言论可谓其来有自,一脉相承,足见他血口喷人的思维模式早在苏区已初步形成。

毛泽东此信写于 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不久即成立肃反委员会,任命何笃才所贬斥的那个李韶九为该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当时正忙着追随朱德指挥反围剿战争,关于肃 反事务,他仅有精力在背后指点,于是便放纵李韶九全权去干那些脏手的差事。李此后即在毛的默许下大张罗网,狂捕滥杀,制造了丧心病狂的恐怖。李文林以及江 西省行委很多负责人都被陆续逮捕,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建的红二十军更成为打AB团的重点对象。肃反率先从红一方面军开始,李韶九的黄陂肃反在军内捕杀四千 多AB团分子,其中新并入的第三军团官兵占了绝大多数。随后李韶九又带兵到吉安剑指红二十军,他抓人审问,动用肉刑,逼供后便就地处决,其凶残野蛮的手段 令人发指,最终激起了富田事变。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几经反复,刘敌与红二十军官兵的自卫行动最终还是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然后被成百成千地集体枪 杀。其中有些残杀与毛泽东的指使或默许有关,另有些残杀则与后来中央代表团的决定有关。特别是在对红二十军几乎全体消灭的处置过程中,似乎只要某人或某事 被发现有反毛的迹象,就被认定是反革命的罪证。总的来说,其间发生的所有残杀,现在看起来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理喻,更想不通共产党人对自己党内军内 的同志为什么会残杀得那么凶狠。

从赣西南和闽西苏区直到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在整个苏区范围内,死于肃反的红军及相关人员不知有几千几 万。直到今日,中共官方都未正式公布被杀者的确切数字。主流的说法只把那一切归罪极左路线,却不敢明确指出具体的真恶元凶。至于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谁活该 谁无辜,谁是冤魂,谁是英灵,时过境迁,逝者已矣,全都说不清了。毛泽东肃反中曾放纵去乱捕滥杀的李韶九和刘士奇后来都得了报应。李一度要把陈毅也打成 AB团分子,吓得陈毅妻子跳井自杀。红军突围后,李韶九落在留守苏区的陈毅手中,很快就让陈毅借故杀掉。刘士奇后来在鄂豫皖苏区当了军长,按徐海东的记 叙,该人质量恶劣,抛弃伤员,自己逃跑,也在那里肃反的杀人狂潮中被枪毙掉了。李和刘应该是死而无怨的,他们既然从事的是杀人的革命,则杀了别人和自己被 杀,都算是献身革命事业,为阶级斗争付出了惨烈的血祭。

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访谈时轻描淡写地提到富田事变,他说:“幸而这次叛乱很 快就被镇压下去,……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路线’确定地被镇压下去了,结果苏维埃运动随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2 那时毛泽东尚坚持肃反完全正确,宣称他主持的镇压行动收效良好,而且把打AB团与已经被否定的立三路线混为一谈,藉以逃脱罪责。直到1945年5月七大会 议上谈起了苏区的肃反问题,毛泽东才淡淡地承认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 23 他这几句话含糊其辞,半吐半吞,用“党未成熟”的说辞打马虎眼,并未明确承认自己应负的责任。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披露了毛泽东评 论苏区肃反的另一句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 24 为了给自己某些并不光彩的往事作狡辩,毛一贯擅长喷吐此类遁词,由此可见他的脸厚和嘴硬,以及死不认错的沉稳。

这是因为他向无负罪感,对 自己做过的错事或坏事,因无愧疚,也就不可能公开忏悔。早在长沙读师范时,他已坚信“恶在究竟,仍不为恶”。后来又接受蔡和森更大胆的号召,决意“加入恶 界,时时以恶为缘”;而且要“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对毛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搞革命就是“以恶为缘”的事情,只要将来革命能成功,现在干不论多么罪 恶的事情,都无需胆颤心惊。只要达到了有益于革命的目的,任何伤天害理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同理,因为肃反运动最终保存了四万红军,那四千五百人即使杀错 了,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毛常称此类代价为“交一笔学费”。毛泽东这种无视生命价值的态度并不属于通常所说的铁石心肠,冷酷无情。他认定他们共产党人所干 的是革命的“目的理性行动”,为革命而杀人,哪怕是杀自己人,甚至杀错了人,都是有理可讲的。革命这个为夺权而喊出的口号已让革命者喊得压倒了一切,被赋 予了可以破坏任何现有存在的威力,以致连革命者自己都得无条件地为它殉身。革命者于是被从人珍惜自身生命和怜爱他人生命的本性中分离出去,成为非人格化的 存在,最终成了掌握党权军权者任意使用和消耗的工具。

戴东原曾对“以理杀人”而无人怜惜的现象发出悲叹,革命就是共产党的“理”,红色恐 怖即以革命这个大“理”去杀土豪,杀平民,更杀起革命队伍内部的成员。肃反中的杀人者始终理直气壮,有些被杀者都到了引颈就戮的现场,还高呼出忠于革命和 党的口号。这简直是一种梦魇直接闯入现实的恐怖,仿佛已不是革命者在进行革命,而是革命现形为怪物,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起革命者了。此荒谬的一幕让我联想到 马克思提到过,卢卡奇后来予以详析的“物化”(reification)理论。物化是一种将抽象观念具体化、现实化的表述,一种意识扭曲,主客体倒置的现 象,一种人被从其固有的社会伦理脉络中分离出去,被当作物对待的境况。毛泽东虽然不懂,也没兴趣思考此类高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但在实践中,他一直都 在进行此日用而不知的物化操作。他把“党”这一抽象的政治图腾具现在他自己身上,动辄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但对于革命同志,却不许他们按照各人本有的思 考方式想问题和提意见,要求他们一律按照党的组织原则行动和生活。革命者于是被剥夺主动的行动权,落入受党控制的状况。一个人一旦加入革命行列,连他的人 性也成为革命的对象。这样一来,党要叫革命者死,革命者就不得不死了。此之谓革命者的物化。

一般来说,暴力革命最终都难免自我毁灭的结 局。太平天国最终灭亡于天朝的内讧,法国大革命杀到最后,连罗伯斯比尔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令人惊异的是,红军内部当时都残杀成那个样子,却还能打退国 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呈现出越杀越顽强的势头。为什么?让我们再细读毛泽东那句冷话,看它透露了什么个中实情。不是只杀了四千五百人,还有四万红军在吗? 原来情况如此,肃反中虽杀了红三军团、红七军、红二十军那么多官兵,红四军的中坚力量却未受太大的损伤,从中共中央领导到总前敌委员会的委员,也都完好无损。显 而易见,红军队伍中割舍掉的多是处于边缘的党政军人员,特别是地方党派系,剔除那些旁系,并未过于伤及党和红军的主体。这就像修剪树木,删除旁出的枝叶, 砍掉歪斜的树股,会更有益于主干的茁壮成长。共产党一贯重视他们的干部,须知,“干部”者,主干的那部分之谓也。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主干以外的追随者随 时随地都会被派去铺路开道,担负前仆后继的任务,让队伍的主体踏过尸体铺垫的坦途继续前进。

此外,这一血腥的内部残杀也有几分蛊瓮残杀 ——巫师养上百种毒虫放于瓮中,令其相吞噬,最后剩下最毒最强者放出来吃人——的效果。革命队伍每经一次物化的清洗,幸存下来的革命者就磨砺得更其物化, 更强化了幸存的能力,因而也更有益于革命事业的成功。那正是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刻,经过肃反的红军官兵有幸活了下来,他们擦干手上所沾的同志鲜血,更加精神 抖擞地冲锋陷阵,杀向了敌军。不管伤了多少红军官兵,可征召的农民军总会源源不断。有了苏区可尽量榨取的人力资源,报废他成千上万的党政军人员,实在算不 了什么,只要能保住主干的完好,坚持了革命的正确路线,从而忠实地执行莫斯科的指令。

1930 年4月24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并转红三、四、五军总前委,信中强调指出,“只有总前委的集中指导是不够的,应当立即成立红三、四、五军总指挥 部,以朱德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25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管怎样争前委书记这个党指挥枪的职位,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具体指挥的军头仍然是朱德。所谓“朱毛”,没有朱,哪有毛?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毛只有紧跟着朱带领的部队,才有机会参与战略战术的指挥。即使他有时插手干了些包办代替的事情,也都是爬上朱德的肩膀摇他那谋士的羽毛扇子。龚楚初见 朱德,看上去觉得朱像个伙夫,等后来上了战场,阵地上亲眼见朱德身先士卒,才活生生看出了一个实战将领指挥若定的形象。在永新阻击李文彬的激战中,朱德亲 自端着机关枪作战,帽子被打了两个窟窿,他妻子伍若兰跟着他双手使枪,带队伍向敌方冲锋。至于毛泽东,偶尔也有到前沿指挥作战的行动,但出现的次数毕竟有 限,并未留下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实况记录。

从顾则徐《朱德别传》中有关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况的详细描述可看出,被官方党史过分夸 耀的毛泽东战略战术成就,实际上多为朱德努力所致。朱德特别强调,“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正是硬性地执行了这一尖端的目标,红军才以其弱势而幸 免于败绩,甚至打了不少胜仗。这当然也与开战之初,中央赋予朱德“总指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的大权有关,他得以放手指挥作战,乃是制胜的关键。再加上那 时候朱毛合作已三年之久,毛对朱的战略战术逐渐有所信服和接受,跟上朱也学了不少,因而作战中减少了成事不足的干扰。应该说,毛没有多添乱,那就是他值得 肯定的乖表现了。

第一次反围剿,朱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把张辉瓒的军队引到设定的伏击战场龙岗,一举全歼了张的部队,并活捉了张本人。 按照顾则徐的描述,这是红军首次发挥了以运动为主的游击战术,可以说是朱德一手指挥,同时示范给毛及其他将领的。在如何处理张辉瓒的问题上,朱与周恩来不 同,周想拿张的人头从鲁涤平手中榨取一笔巨款,朱则想保张一条活命,让他到红军军校任教官,为红军培养军事人才。顺便指出,在与国军交战过程中,朱德一直 都注意从敌方手中吸收军事知识,任用投降的国军军官来提高红军的军事水平。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那时候恐怕尚无心注意,也无暇处理。他在戎马倥偬中仍饶诗人 豪情,那一边正在炮火连天,他这边却不忘诌起“天兵怒气冲霄汉,前头捉了张辉瓒”之类的打油诗词。朱领导红军不只力求部队的幸存和扩大,作为职业军人,他 具有建设性和正规化的意识。毛则致力于党军的建立,总是大讲政治,图谋彻底改造官兵的思想,闹到后来,就促成林彪在军内大搞学习毛选,政治挂帅的运动。

第 二次反围剿仍然靠朱毛诱敌深入和突然出击的战术取得胜利。必须指出,国军的失败并不完全证明红军的反围剿打得很成功,获得了全胜。国军的溃散和匆忙撤出, 也与当时两广人士反蒋,国民党内部一时出现分歧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红军的胜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国军虎头蛇尾的收场赢得的。

1931年 7月,蒋介石坐镇南昌行营,亲自督战第三次围剿,兵来将挡,朱德也亲临战场,火线指挥。红军先是全歼上官云相的先头旅,继而击败第七十四师,随后在黄陂击 败毛炳文部。但在与第十九路军作战过程中,红军付出的代价也颇为惨重,据他们自报的统计,红军伤亡被俘总数达二千人之多。陈铭枢不无夸张地报告蒋介石说: “匪经此大创,当不能复振矣。”与前两次相比,国军基本上控制着战局,红军则在国军“围追堵截”下极其被动,接连受挫。只是因当时宁粤闹分裂,国民党内部 忽起冲突,又爆发了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迫于此突发的内外危机,蒋介石只得匆忙收兵回营。这次围剿于是以无疾而终收局。与其说红军这一次打了胜 仗,不说双方打了个平手。25

经受了接连三次的大举围剿,红军之所以尚能立于不败之地,且呈越打越硬之势,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朱德卓越 的指挥。朱是个真正的军人,不像毛泽东那样多待在指挥部里出主意拟电报,抽空填几首“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捷报诗词。朱德常亲临战场,甚至自己带上警卫排跑 在红军大队前面去追击敌人。在黄陂的突围中,正是朱德手拿指南针走在最前面,带领着三万大军从二十里宽的空隙中溜出国军的重围。朱毛固然并称,长期搭档, 但去了毛,朱照样能打胜仗,而若缺了朱,要让毛去独自支撑战局,做指挥若定的布置,恐怕就勉为其难了。顾则徐在详叙上述的战况之后总结说,这三次“反围剿 基本上是以朱德为主决策和指挥的,在决策层面上毛泽东也是共同决策人,军事指挥方面毛泽东则处于绝对次要的地位。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作为主要的战略决策 人是要到遵义会议之后,作为主要的战略指挥人则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事情,而具体的战役指挥毛泽东则是偶然有过。” 26

通观红军反围剿战斗的全局,我要在此指出几点一般论者多忽视的问题。过分强调主帅指挥的作用,把红军的幸存及其制胜全归功于战略决策,恐难免以偏概全,过分简单化了现代战争的运作过程。龚楚在调任红七军军长时曾强调指出:“现代战争不是指挥战斗的时代,而是组织战斗的时代。” 组织战斗涉及到一系列建制,属于系统工程,需要领导并安排各司其职的专门人员做密切的配合工作,其统筹兼顾之繁多程序绝不是凭口诀或谋略就可一挥而就的事 情。龚楚在书中详叙了红军各级指挥机构的组织建制,特别讲到参谋长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参谋长应具备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等诸多问题,更对负责军需的“经理制 度”必须独立运行的原则作了详细的讨论。27 所有这些实际操作的情况,自然都不是仅抓住前委书记职权的毛泽东所熟悉和做得了的事情。可以说,中共集团自打从建立中央苏区起,就有一大批埋头实干的专职 工作者在从事组织战斗的工作,他们都付出了各自的努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弥补了毛泽东那种非建制工作方式不足的一面。

红 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靠“打仗消灭敌人”所缴获的武器补给他们的枪支弹药,靠“打土豪筹款子”来维持军费开支。最常令人生出疑问的是,到了五次反围剿时 期,中央苏区政府已建立起来,行政和军事上消费剧增,缴获与抢劫的方式还能继续满足红军的财政需求和武器补给吗?除了苏区设备简陋的兵工厂可及时修理打坏 了的枪炮,土法造一些子弹、炸弹和地雷,红军通过地下渠道从境外输送军火和医药等军需品,应为一重要的补给来源。这一方面史料的发掘一直很少,的确有待深 入研讨。

我前面已提到,毛泽民在韶山老家随父农作时,曾有过不少远比毛泽东能干的表现。后来他参与苏维埃政府部门的工作,更做了不少他那 个前委书记的兄长做不了的工作,为红军的幸存和制胜做出了值得一提的贡献。这位毛家老二依旧在革命队伍中发挥他理财的专长,他先是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 行行长,发行苏区钞票,竟能做出挺不错的防伪标记。后来他发现红军的地盘内盛产钨砂,便一手筹办中华钨矿公司,创立白鹅洗砂厂,统筹兼顾苏区钨矿的开采、 收购、加工和销售。毛泽民通过赣州地下党员和开明商人牵线搭桥,以每担钨砂52元的有利价位,跟广东军阀签订了钨砂交易的秘密协议。通过广东,苏区的矿产 源源不断输出,换回来宝贵的资金。苏区政府不但有钱可用,而且把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军火和医药,从香港运入苏区。此外,另有一名叫理查德德‧左尔格 (Richard Sorge)的苏联间谍打入国民党内部,曾买通国民党在沪的军需上校,以德国专家的名义购买大批德国军火,秘密运至中央苏区。28

我 顺便在此撮述这些有关军需品供应的史实,仍是旨在纠正官方党史的偏颇。统帅的战略决策和战术指挥固然很关键,战士的战斗精神更重要,但仗毕竟要靠人拿上武 器去打,更要大量花钱充实军需,单凭统帅有谋略和士兵有勇气,无论如何也打不了胜仗。不管怎么说,只靠毛泽东那个“打土豪筹款子”的二号任务,绝对不够反 围剿的花销。这样看来,你不能不承认他兄弟在筹款事务上比他更有能耐,甚至贡献更多。红军的武器无疑比国军的简陋,但红军能从境外偷运回一批批武器,其中 肯定也会有精良的枪支弹药。这些救命的补给对红军的幸存曾起到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作用,因此应在此作一补充说明。只可惜好景不长,广东的军阀后来迫于南京 方面的压力,不得不中止跟苏区的通商关系。苏区钨砂开始滞销,价格暴跌,中华钨矿公司流动资金告急,随之破产倒闭。中央苏区的财政收支失衡,经济形势迅速 恶化,这情况自然影响到红军反围剿的战局。就这些非军事的因素来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不只是军事决策失误那么单纯的问题了,更不能完全归罪“三人 团”,苏区的经济崩溃才是更致命的内在因素。

补缀这一点零星的背景资料,目的在于重构当时的总体情境,让曾经参与那一场革命的成员都尽可 能多地活过来,再现出他们种种微末的贡献。随着他们的角色和作用经挖掘而出台亮相,自然会比照得毛泽东这个借光太多的人物显出原形,与此同时,官方党史中 那个聚天下之功以为他有的伟大领袖形象也就黯然失色,捉襟见肘了。

1931年1月中旬,中共六届三中全 会后发布通告,宣布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未到职前由项英代理。同时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建立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取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应该明确地看到,这时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刚结束,随着领 导机构的调整和项英的到任,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已由党指挥枪的头号人物排到项英之后。在此后参与军事决策的问题上,他的分量到底有多重,我们就可想而知 了。再往后,任弼时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来,又凌驾于项英之上,在11月下旬,大张旗鼓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在此旗号下设立了很多机构,颁布大量 的任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朱德为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则改任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被推举到这两个行政部门的高位之同时,也被请出了军事决策中心。29

官 方党史,特别是毛左毛粉们,往往把这些变动斥责为错误路线对毛泽东同志的排挤和打击,其实当初的情况并非我们今日所想象的那么严重。按照中共党领导一切的 原则,朱毛开拓苏区的战功不管有多大,都是在国际掌控的中共中央领导之下,他们的职责就是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发动群众。此前,中央诸领导群聚在 上海发指令,毛泽东这个前委书记独当一面,代中央规训军队,他自然身处红军队列的首脑。后来项英代周恩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便名正言顺地插队到毛泽东前 面;接着中央代表团来苏区检查项英的问题,又插队到项英之前;12月周恩来到任,立即插队为整个苏区的首脑;最后是1933年1月,博古一行人带领中共临 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苏区,苏区中央局与临时中央合并,从此由中共临时中央领导苏区工作,博古和张闻天又插队到最前列。

中央诸领导就这样 一个个空降下来插队,毛泽东被他们一步步插得瞠乎其后,他原先独掌的军权自然随之流失不少。他的“落伍”乃是党指挥枪原则造成的错位现象,要怪也只能怪他 一直身处党的核心领导圈外。论资排辈的现实就是如此刻板,根本谈不上谁有意排挤了他。能把他推举到两个政府机构的主席高位,说明临时中央负责人不只看重他 领军建立苏区的功劳,更尊重他在地方上已有的威信,无形中也让他操作文牍的特长有了发挥的余地。他是个玩笔杆子的人,如今归档到玩笔杆子的职位上,这又有 什么不好?治党史者不妨查一下毛泽东文集,那时候苏维埃政府的很多法令和通告,均因毛泽东参与过起草工作,后来都作为毛着收入其中。毛泽东当时若安心做他 擅长的文牍工作,何至于愤愤不平地跟“洋房子先生”们淘气和生气,把自己弄得一肚子怨妇般的心思?

中央代表团既然是来苏区检查问题的,自 然会针对某些工作的不足之处予以追究。比如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他们对古田会议的决议就作出了纠偏的修正。他们反对“党包办一切”,认为其结 果会导致“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把它们“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同时严肃指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 立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还批评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等等。30 由此也可看出,在如何处理党指挥枪的问题上,中央领导中与毛持不同看法者还是大有人在的!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毛泽东 “党包办一切”的领导方式能作出及时的批评和修正,多少总算遏制了他在军中指手画脚的作为。

后来中央局开会讨论进攻赣州的决策,毛泽东又 与多数成员发生意见分歧。1932年1月,在瑞金叶坪会议后,他一气之下便请假病休,随后住到东华山古庙里,又搞起了他那由退隐到复出的修炼。这一次他退 隐的时间很短,不久即被项英召回。然而毛泽东一回到岗位上就在军事决策会议上与多数与会者意见相左。他一贯坚持的策略是带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 弱、党和群众基础好、地势有利”的地方发展,而对离开根据地去积极防御的外线作战,却经常持回避和质疑的态度。毛泽东这种只顾保存部队实力,企图通过“发 动群众”来掩护红军的打圈圈作战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用平民居住区受敌方骚扰的代价来“诱敌深入”的,试想,这种把老百姓生命财产拖入战火的做法与塔利 班恐怖分子混入阿富汗部落内藏身又有多大的区别?

回过头再看当时的苏区形势。蒋介石在五月已结集五十万大军,即将开始第四次围剿。他准备 先剿灭湘鄂西贺龙部和鄂豫皖张国焘部,待剪除两翼后再杀向中央苏区。因此当时的战事是西线吃紧,中央苏区红军最紧迫的任务应为挥军西向,去策应先遭受围剿 的红二方面军。毛泽东的偏好常是你走西他偏要走东,为了实现他攻打敌人力量薄弱地区的主张,他在四月间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分指令林彪带 东路军长驱东进,去奇袭驻扎在闽南的张贞部。这一次他出师成功,速战速决,先攻下龙岩,后占领漳州。漳州是闽南重镇,“红军部队举行入城典礼,毛泽东头戴 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随队入城。”红军一时军威大震,毛泽东也大出了他复出后的风头。毛在此危急时刻另插上他这一手,显然是旨在讨回军权,但博古及其临时 中央并没理会他那一套。六月中旬,中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朱德兼总司令,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 任。毛泽东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央是考虑到毛泽东一直要介入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勉强安排他随军而行的,但并没有授予他军事指挥权。 因为毛伙同林彪奇袭漳州的那一战被认为纯属节外生枝,已扰乱了中央的布局。现在他又插进来随军行动,项英和周恩来都很不放心。因此,苏区中央局特决定,由 周恩来任中央局代表,专程从后方赶到军中督察工作,并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的热情是锲而不舍的,他反复周旋在朱、周、王三人之 间,结果迫使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联名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但中央局不同意毛担任此职,坚持仍由周兼任。周出于他微妙的用意,进而单独致信中央,作进一步陈说,建议毛泽东入围军事指挥,说是为避免“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 最好能让毛发挥他的“经验与长处”,从而“督促他改正错误”。

周 这样推举毛,很难说是真诚的让贤,而是为更方便他自己行使党指挥枪的最高职责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他信中还强调说,毛的总政委职权只限于指挥作战和战术 方面,一旦遇到重大问题或议而难决的事情,他向中央局保证说,“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 周恩来到苏区之前从无临阵指挥的经验,他推举毛在总政委任上处理具体的战事,明显是打算一方面借重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一方面掌握最高决策权,以便随 时纠正毛可能闹出的差错。但毛泽东现在是以政府主席的身份待在军中,这本身就给他兼任总政委造成妨碍,所以他在信中挑明说,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 方,实在不便之至。” 周恩来信中这些话充分说明,他极力要履行党指挥枪的职权,趁机一显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这方面缺乏自信,便装个好人,拉入毛泽东来做帮手,好在危急时给他 撑腰。经周恩来这么一说,八月中旬,中革军委最终决定,“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领袖欲强的根性时刻都在 准备着伸手抓权,他一旦上任总政委之职,就要尽量按他自以为是的方针发令行事。从《毛泽东年谱》这一段时间的记载来看,毛代表周、朱、王三人频频发电文或 出训令,多次与苏区中央局以及上海临时中央的指令相左。因此,他们四人虽带领红军在宜黄一带打了胜仗,结果仍惹得项英和任弼时对毛十分气恼。周恩来这时也 骑虎难下,深感毛泽东不易驾驭。在另一封写给中央局的信件中,他抱怨:“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 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像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原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31周信中虽未指 名道姓,但项英和任弼时一阅,便知说的是毛泽东了。因此,中央局之终于决定把毛泽东从军队中清除出去,多少也与周写信诉苦他管不住毛有一定的关系。

十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开会,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按照当时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苏区的红军应主动出击,进攻大城市,迫使蒋介 石抽兵回援,以减轻鄂豫皖红军的压力。但毛泽东出于保存红一方面军实力想法,拒绝冒险出击,漠视此“围魏救赵”之计,反而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 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他的意见受到多数与会者的批判,被定性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尽管周恩来表面上还在装好人,强调“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似 乎仍要把毛挽留在他身边,继续“督促他改正错误”。但与会者多数还是嫌毛不承认错误,认为让他这样的人继续“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博 古更从上海发来电文,指出“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批评周恩来“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张闻天明确表示:“泽东可调回后 方苏维埃工作”。毛泽东此时已看出周恩来留他的真实用心,依他那好强的心性,岂可继续在周的屋檐下低头做人的帮手。面对两重上级党组织的指责,毛只好放手 他复得的军权,卸任总政治委员一职,前往长汀养病。 32正是:欲握党权控军权,更有党权压上头。

因此正如顾则徐所说,1933年初开始 的第四次反围剿以及所取得的胜利,均与毛泽东无关。周恩来接任了毛的总政治委员之职,从此开始了朱、周连手的反围剿军事指挥。周与毛不同,他对具体的军事 决策和军事指挥并不横加干涉,而是持与朱德合作商量的态度,所以彼此合作较好,甚得朱心。毛这段时期处于他上井冈山以来最不顺心的境地,而周此时则处于他 在党内的权力顶峰,李德的到来,更助长了他的权势。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受共产国际派遣,于1933年9月 底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的军事顾问。在多年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谈到与周恩来相处的情况时,李德说周“把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胜利归于自己,巩固了他的威望。 前敌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合并后,军事领导权全部集中到他的手中。实际上他指挥了全部武装力量,包括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 33

周恩来这 样向李德居功夸口,难免让人觉得他缺乏自知之明。他确实在军队中很有人缘,但他所干的向来都是部队的政工工作,严格地说,他根本算不上军人,没有哪个军头 会把他当司令看待。但为什么李德会如此概括周在当时的权力?这是因为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后,李德来到苏区做了最高的军事顾问,正如龚楚所目睹的情况,周恩来 此人一向善于跟风,他知道李德代表了莫斯科,现在博古对李德言听计从,周恩来作为“三人团”之一,自然也就要尽量按李德的旨意行事。与其听信李德所说的周 “指挥了全部武装力量”,还不如听信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回忆录中所说:“李德提出意见,博古支持,周恩来是执行的。” 周恩来使李德的权力成为现实,他只不过凭借着莫斯科派出的顾问掌控了指挥权而已。这时候他就把曾与他合作的朱德撇到了一边,只把那个红军总司令视为发布命 令的工具。

然而可悲的是,也许正是周在“三人团”中那一段时间内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再加上突围后一路上失利,等到遵 义会议上军头们都向李德发难,周恩来也就受牵连而首当其冲。那时候他若不倒向毛泽东,不通过把毛拉进来以缓解他所受的冲击,很可能就被彻底从领导圈内清除 出去。事情有时就是这样蹊跷,毛的一度遭贬斥以及他与李德相忤,此后反而成了毛再次复出,更上一层楼的跳板。好多次,毛那种一团茅草般无根的处境竟然因祸 得福,在一阵阵逆风、邪风、旋风突起的情况下被送上了更高的天空!而从此以后,周便从最高领导层逐渐下滑,再也没爬上指挥全部武装力量的高位。当初,如果 周不是那么顺着李德溜,而是多听取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的意见,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他们恐怕也不会把他与李德和博古视为一伙,而没有空子可钻的毛泽 东很可能就会失去他再次复出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周恩来随风倒,偏斜弄权,结果把朱德及其他军头推到了毛泽东一边。34

注:
19参看Mao: the Real Story, p. 7.
20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19。
21斯诺《西行散记》,页169。
22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49。
23《党史数据通讯》(1981年合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页144。
24 同注20,页305。
25参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页284-287。
26同注7,页420。
27同注8,页395-406。
28苏智良《谍战精英左尔格的上海潜伏》,《东方早报》,2013年9月5日。
29详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32、359-360。
30同注3,页270-271。
31周恩来1932年9月24日致中央局信。《周恩来军事文集》(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32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76-377、380、389-390;《毛泽东传》(1893-1949),页296-298。
33李德《中国纪事——李德回忆录》,如良编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页81。
34参看,《朱德别传》,页459-470。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19/2013

康正果:军党中苏之纠结及其间的权斗——从井冈山到陕北(下)

博古本名秦邦宪,字则民,江苏无锡人。1925年9月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加入中共,留学苏联莫斯科 中山大学,回国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他的临时中央负责人之职属于临危受命。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紧接着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潜伏 城市的中共党组织顿遭破坏,活动在白区的共产党员被大批捕杀。中共中央领导人冒险在上海为共产国际做传声筒的日子已很难再混下去。周恩来逃往苏区,王明飞 往莫斯科。他们俩临行前,在一家小酒店召来博古和卢福坦开会,议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康生等六人组成。共产国际不久复电批准,指 定24岁的博古为总负责人。像博古这样在党内毫无资历的年轻人一朝擢拔为中共中央的头号人物,远在苏区“打仗消灭敌人”的毛泽东等人也许会感到特别意外。 其实就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获选条件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让博古干这个工作,至少比他的前任向忠发要称职多了。

通 常所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博古特别精通俄语和马列理论,口头和笔头表达也很不错,而且能紧跟共产国际的步调,忠实传达那里发来的指示,让他承担莫 斯科传声筒的任务,可谓再合适不过,遍苏区的老革命中也很难找出如此干练的人才。毛泽东早在年轻时就约过陶毅去苏联学俄语,只可惜他并没去留学,后来就形 成了他与“洋房子先生”们那可恼的差距。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守在顾顺章被捕后的上海,共产党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民党捕杀,博古干这个中央 总负责人的工作,所冒的风险比起在苏区打仗可要大得多了。那时候能逃离的各领导都已逃光,直到上海实在待不下去,博古与陈云才最后一批逃到中央苏区。博古 到苏区一年之后,中共中央于1934年1月15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会议改选政治局,毛泽东正在闹情绪,没出席大会,但他还是被选入 12个政治局委员之列。政治局的书记处——即政治局常委——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项英四人组成,总负责人博古随之就任总书记之职。关于“总书记”这个 名分,周恩来起初是不赞成设立的,他坚持博古仍维持“总负责人”的称号。但由于项英和张闻天主张立即正名,以便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后经共产国际批准,博古 的名分最终总算完成了法定手续。后来党史上一直把博古称为“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沿袭了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看法。 35

以博古为首的国际派后来被毛泽东戴上教条主义的帽子。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他们在中央苏区所搞的一系列建制,也属于一种马列主 义与中国现实的结合,而且结合得比毛泽东那一套更早。尽管其中照搬移植的成分很大,却在中共政权的建制上更具有奠基的贡献。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称和政 府各机构的组成,到有关法令的颁布,到财务机构,军备训练,文化教育设施,群众组织,文艺活动和宣传工作,无不显示出主持创办人效仿苏联的特色。据蔡孝干 所述,苏区建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列宁师范学校等学校;创办了《红色中华》、《斗争》、《红星》等报刊三十四种;另有工农剧社 和蓝衫团等文艺演出团体以及红色体育运动,还有扫盲识字班和妇女、少先队等组织……毛泽东“养病”期间,所有这一切红色的新事物都开展得轰轰烈烈。36 在狭小的苏区内,高华在其论著中所嘲讽为“苏式社会”或“俄化气氛”的情况恰恰说明,正是国际派的移花接木,初步搭起了中共红色政权特有的架子。这雏形后 来到延安更得到充实和扩张,在1949年中共执政后进一步推广和定型,遂形成中共政教文宣的庞大机构,也在历次运动中成为毛泽东整肃的对象。

至 于第五次反围剿,因为失败了,从官方党史到个人论著,就都把检讨的重点指向李德和博古的决策失误,过错和罪责一股脑都归诸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似乎当初若 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可能转危为安,打出胜仗。那时候毛泽东怄气他被剥夺了军权,被“搞得臭得很”,他一直为自己没能参与指挥那一场战斗而耿耿于怀。 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检讨已往,假使当初就让毛泽东留在军内主持工作,由他全权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让我们看一看其结果又会如何?

1933 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围剿中央苏区。这一次他请了德国军事顾问,不再像上几次那样长驱直入,轻敌妄动,而是采取持久消耗红军的堡垒战术,对苏区作 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围攻。红军当时的口号是“不丧失一寸土地”,主打进攻性的防御战,用少数兵力和火器守备堡垒,让主力发动短促的突击或袭击,趁机消灭 堡垒外的敌人。这类勉为其难的打法也打过不少小型的胜仗,但战士的伤亡越来越大,终难扭转被动防御的劣势。

至于毛泽东,他虽未参与指挥, 却仍时有建议提出。9月初,陈诚带兵在抚河、硝石一带集结,不日即将进攻黎川这个苏区东北部的门户。朱德对此早有警惕,他已令萧劲光调动部队在黎川严阵以 待。毛泽东趁便给他这位新民学会的老同乡出了个主意,建议萧最好放弃黎川,采取诱敌深入的故技,把敌人牵引到建宁一带围击歼灭。朱德和周恩来当然不会接受 毛泽东这种建议。蒋介石手下的军官难道都是傻子?他们在前四次围剿中已吃够“诱敌深入”的大亏,这一次全军统一采取步步为营的打法,如今又是刚踏入苏区的 边界,带兵的怎肯率大军贸然深入?连一向追随毛泽东的林彪都明确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 法了。” 37但萧劲光还是听从老毛的建议,并没按周恩来的吩咐重兵把守黎川。他想拿黎川做诱饵,只留少数兵力守城,却把主力集结在黎川以北和以东的硝石等地,企图 从侧翼伏击进攻黎川的敌军。毛泽东在一边促使萧劲光按他的计划去做,甚至在9月24日把电话打到闽赣省委、省苏维埃,叫那里的干部从黎川城内从速撤出。9 月28日,陈诚的军队包围硝石,猛攻黎川,萧劲光部不敌攻势,只好带领极少数守城兵力弃城而逃。次日,硝石也被国军轻易攻占。黎川失守,不但隔绝了中央苏 区与赣东北根据地的联系,也使广昌失去屏障。第五次反围剿一开战,红军便陷于被动。38 这一场败仗究其根源,不能说与毛泽东自以为是的馊主意毫无关系。

萧 劲光由于丢城和逃跑,军内要处他以极刑,官方《毛泽东传》只宣扬毛泽东如何救萧劲光于刀下,如何让贺子珍探监,如何宽解萧劲光说,黎川失守是整个部署的问 题,甚至说萧劲光“应该撤退,做的对”,却只字未提毛泽东在敌方攻打黎川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毛泽东说萧劲光做的对,也就是坚持他的馊主意很正确。《毛泽东 传》的叙述不只掩盖了毛在救人行动中挽救他自己过失的动机,而且把萧劲光描述成博古等人反“罗明路线”的受害者。

毛泽东出主意献计策,常 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按照张国焘的描述,“他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张之所述,大约就是指这类匪夷所思的情 况。39 通常,若是毛带领自己管辖的部队打仗,或他部下的人去打仗,他多倾向于做出保守的决策,诸如打圈圈,诱敌深入,到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开辟战场等等。但轮到其 他人带兵,而毛身处局外的时候,他提起建议,就好抛出大胆冒险的计划,刻意显示他想象丰富,高瞻远瞩的气魄。黎川失守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发动反蒋事变, 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不得不抽调围剿红军的一部分兵力讨伐十九路军。一向反对外线出击的毛泽东忽然生出奇异的想法,他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说: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官 方《毛泽东传》似乎很赞赏毛泽东这一思路不羁的提议,进而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失败归罪于博古和李德没接受毛泽东这一良策。40 就凭红军当时那样的装备、兵力和后勤,怎么能够“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那不过是毛泽东不久前受“立三路线”感染,曾吟咏 过“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等打油诗句的进行曲狂想而已。试问:江浙一带一无群众基础,二无地形优势,三无更大的回旋余地, 让红军的主力贸然开进国民党后方的中心地带,若敌方随即切断后路,红军一旦遇到阻击或合围,他们的全部人马该如何撤回?多亏中央拒绝了毛泽东那破釜沉舟的 提议,红一方面军才幸免于冒失出征的危险。可笑的是,红军后来逃窜到延安,毛泽东仍不忘他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谋略,竟将其加以发挥,作为一则战略布局 的范例,写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广昌失守后,李德已看出,红军不可能在苏区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他认为,红军“应 该选择主力突围的方针,以便获得广阔的作战空间,并为此作好一切准备。”其次,在主力撤退之时,安排地方部队和独立部队在主要战线上牵制和骚扰敌人。李德 的意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但毛泽东依然反对突围,认为这样做为时尚早。他甚至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进发,把围剿军引走,以解苏区之围,从湘中、湘南打几 个圈圈后,消灭了追尾的敌军,再杀回苏区。这是毛泽东6月间向博古提出的建议,曾说得博古和周恩来一头雾水。从李德的描述不难看出,毛与别人谈问题,总喜 欢抬杠、顶牛,惯于在高层议决问题时挑起争端,常弄得会议上争论不休,议而难决,最后造成领导层分裂,甚至闹得中革军委陷于瘫痪状态。41

中 央苏区的溃灭已成狂澜之倒势,红军不管怎样打,也回天无力。追究任何决策者的失误,都无助于我们对问题症结的洞察。“国必自毁而后人毁之。”蒋介石的围剿 只是个外因,苏维埃运动的倒行逆施才是苏区政权难以持久的内因。革命的面貌不管多么正义,革命者的热情尽管有其一定的可歌可泣之处,但苏区的人力和物力资 源毕竟有限,等维持到第五次反围剿之日,苏维埃政府已对苏区人民搜刮榨取到穷竭的地步。蒋介石即使不来驱赶,红军在那里也难以继续寄生下去。

谈 起博古中央执行极左路线的错误,通常的论述多将此一时期的毛泽东描述为该路线的反对者和受害者。不可否认,毛泽东按人口分田的政策是比周恩来“消灭地主, 反对富农”的政策稍温和些,他的苏区经济建设规划也有其一定的现实合理之处。但从整体上看,毛泽东仍未能免左,在极左路线气势汹汹的总趋势中,他一直都在 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危害并不次于其他人之所为。须知,他的中执委主席职位乃负责苏维埃政府的全盘工作,所谓“发动群众”,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从苏区民众中 招募青壮,为伤亡严重的红军补充兵员;搜集粮食和钱财,维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全体人员的吃穿用度。在穷竭苏区的人力和物力这两大资源的工作上,他这个政府 主席是没有什么仁政可讲的。

1986年,杨尚昆在接受一次正式访谈时就说过:“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档,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接着,坐在一边的张闻天遗孀刘英插话说:“我在雩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 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张闻天)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 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 杨尚昆接着刘英的话又说:“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42

所 谓“扩红”,就是为扩大红军而强行征兵,战争对血税的需求没有止境,苏区的青壮劳力最后被征召殆尽。那时候被迫入伍者开小差的人特别多,达到成群结队的程 度。因推行毛泽东“谁反对扩红的就杀”的极左政策,有些开小差的头目就被抓起来公审后枪毙,威吓得大批回乡的逃兵都立即归队。蔡孝干当时被派到兴国去做扩 红的工作,所目睹的惨状见证了强行扩红的恶果。据他所述,兴国城郊有一青年农民,是五口之家唯一的劳力,扩红运动中被迫参军。不久他逃入山中躲藏起来,乡 苏维埃就抓走他母亲和妻子。他只好下山到乡苏维埃报到。他母亲和妻子刚一获释,他就当众用菜刀剁断四个手指,并宣布他再也当不成兵:一个“新丰折臂翁”的 古老惨剧竟在苏区血淋淋现场重演。他最后被判处做苦役半年。扩红甚至改变了苏区妇女嫁人的标准,有些年轻的红军妻子在丈夫战死后宁改嫁五十岁的老头,也不 再选择青壮男子。43

苏维埃政权不但强迫征兵,还强行派民夫为红军服劳役。中革军委机关报的记者报道,他在康都到黎川的路上见到一队为红 军服劳役的挑夫,共计43人,均属地方政府强行派出,其中竟有四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和一名十四岁的小孩。老人向记者诉苦,说话间竟痛哭起来。他说他们那里 乡苏维埃干部的威风都很大,总是打人,派谁做挑夫谁要是不去,就说要拉去枪毙。44 那干部强派民夫的口气,与毛泽东下给刘英的命令可谓上呼下应。由此可见,在执行极左路线的事务上,从苏区中央到地方干部,全都是沆瀣一气的。

1933年2月,毛泽东以中执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的训令,他指出:“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是战时的紧急办法。富农有捐助战费之义务,不得抗拒政府命令。征募方法是要一方面劝导,同时要带强迫性的。”三月,毛又发布关于调解民食接济军粮的命令,向苏区人民全面搜集粮食。45

训 令中话虽说“劝导”,但那“强迫性”的指令一布置下去,不知多少稍微富裕的家庭就会被作为富农对待,遭到地方干部更加严苛的诛求。据龚楚所讲, 1933年7月,他在“查田运动”时路经瑞金郊外名叫龚坊的村庄,在一处农家喝水歇息。那家人因听说他是红军司令员,老农妇就与她的两个儿媳及三个孙子共 六口人一齐向他下跪求情,让他亲眼目睹了向富农强迫募捐令下达后所发生的惨剧。农妇向龚楚诉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 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六元。她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元钱,并将女人家全部首 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然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 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龚楚当即答应替农妇一家人想办法,但他始终没找到机会向中央报告他所见的实情。大势所趋下,连一个司令员都没胆量为民请 命,可见苏维埃苛政暴虐到何种程度。那时候龚楚本人也是戴罪之身,他曾因主张“中立富农,以稳定农村生产”,在会议上顶撞了周恩来的极左政策,不久前才受 过批斗和处分。他若贸然为这家人求情,恐怕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至于调解民食接济军粮的政策,龚楚也在回忆录中作了令人惊恐的披露,原来 中共执政后严格推行的统购统销和口粮定量限制的政策,早在苏区已有所实施。龚楚说:中共除了在苏区征收土地税外,并运用统治人民的粮食,廉价收买粮食的办 法。在苏区内的人民,每人只限每月存谷二十斤,平均每人每日约有米八两,其余的就是余粮,统由政府定价收购。还要运用劳军、献金、献粮各种手工段,来搜刮 人民全部所有,这是红军在苏区内解决军粮的主要方法。

此外,在苏区的土豪彻底消灭之后,红军为筹款还时常到白区去打土豪,不但抢走富裕人 家的粮食和浮财,还掳掠人质,勒索赎金。46 虽说只是到白区去打土豪,但红军中的盲动主义行动也常会殃及一般群众,甚至逗引起赤区的民众跟随到白区趁火打劫,乱中发财。从湖南农运到苏维埃军事割据, 中共的暴力革命无时不在引爆贫穷的乡村社会人群中野蛮、贪婪和残暴的势力。红军与赤区民众到白区施暴,白区民众也侵入赤区凶恶报复,再加上国民党和地方武 装全力支持,结果形成恶性互动的赤白对立,两边杀来杀去,完全超出阶级斗争的范围,结下了地域性的世仇。47

按照龚楚的看法,中国农民 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基本上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兴趣。”乡村社会中深藏的野蛮、贪婪和残暴 势力,主要集中表现在每一处村庄都多少会有的流氓地痞身上。在社会稳定,民风淳厚的太平年代,此类社会渣滓被压制在社会底层,他们纵有为非作歹的机会,也 仅可小打小闹,成不了太大的气候。但中共发动农运,又搞起苏维埃军事割据,突然翻天的革命狂潮终于给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群造成了气候。龚楚说:只有地方 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 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的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诚,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 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单单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 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善良的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怨泄 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又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升为富农,极尽其敲诈勒索的 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借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农村中年轻美貌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 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下横受蹂躏,而一些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48

龚楚是苏区从建立到崩溃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 者,面对苏维埃政权残害苏区人民的暴行,他人性深处的良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挑战,残酷的现实逐渐动摇了他对“革命”的信念。也正因为他心里发生了变化,表 露到言行上,便被认为右倾,从而招致党组织对他作出处罚。红军撤出苏区前,中共内部再次展开清洗,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出身、背景和现实表现有问题的党 政干部和红军官兵严酷审核,大肆屠杀。

龚楚所熟知的林野毕业于黄埔军校,是中共党员,参加革命已久,曾在第四军军部任少校参谋。就因他出 身地主家庭,父母已在当地农民暴动中遇害,故被怀疑立场不够坚定,中共内部遂决定将他秘密处决。此时适值他妻子从上海来苏区探亲,政治保卫局分局长谭震林 一手安排,谎称分配他去红军军校学习,派两名赤卫队员护送夫妇俩前往,顺便在途中将他们乱刀砍死。一个野猪林式的谋杀在苏区血腥重演,苍天纵有眼,其奈深 山老林中无鲁智深之类的人物前来搭救何!林野被杀前,谭震林预先向龚楚通知组织的决定。龚楚很想挽救林野,便去项英处探问此事。项英很庄重地告诉龚楚: “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个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朱德也曾对龚楚说:“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 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在龚楚的印象中,项英和朱德还都算处事和善,待人宽厚的红军领导,没想到他们对内部残杀的现象竟持如此“物化”的态度。兔死狐 悲,目睹革命阵营内接二连三的血腥屠杀,还有苏区老百姓所受的种种荼毒,龚楚最终对中共的革命彻底失望,对自己所陷入的歧途幡然悔悟。在红军主力突围后的 一个黑夜,他撇下那令他伤心和愤怒的革命队伍,独自逃出了大地疮痍的苏区。

与龚楚逃出苏区的仓惶行色颇 为相近,中央红军也是乘蒋介石围剿大军不备之机摸黑溜出苏区的。1934年10月16日黄昏,中央纵队从雩都宽田出发,林彪和彭德怀所率领的军团已先一日 上路做开路先锋。出发令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签发,挂着苏维埃政府主席空牌子的毛泽东随军而行,他没能参与高层的机密会议,以致事前连这次大转移行 动的具体细节都不太清楚。临行前,毛与留守苏区的项英在小山头凄然握别,让从远处看在眼中的蔡孝干颇感生离死别的悲戚。那时候红军称这一战略大转移的行动 为“突围西进”,上上下下,只晓得大方向是向西逃窜,打算在可能落脚的区域再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他们先是准备到贺龙的湘鄂西根据地继续扩红和筹粮,后来 又打算挺进到川黔边界,再后来决定留在四川西部发展,直到最后才跌跌绊绊,歪打正着到从未料想到的陕北黄土高原。而“长征”这个辉煌的命名,则是晚在 1935年12月27日于陕北瓦窑堡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才由毛泽东作报告时首次响亮地叫出。他豪迈地宣称:“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 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史播种机。……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设想的。” 对毛泽东的高调颂扬,林彪私下曾轻蔑地说:“屌!”在他看来,那一连串长途跋涉的转战只是“一场败仗之后的溃逃”。

本来按中央决定,大转 移一定要轻装上阵,因此要求机关人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行动,不便长途行军的人员和对象统统疏散、转移,交给留守军团处理。但后来在毛泽东与张闻天强烈要 求以下,才把包括毛和张在内的军委和中央党政机关人员集中编队,组成两个野战纵队,而很多笨重对象也择其重要者由挑夫和驮马累赘地拖带上路。这一大队人马 及辎重被戏称为两顶“轿子”,在途中极大地拖累了大军的后腿,也成为强渡湘江遭到惨重损失的因素之一。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成为中央纵队的核心人物,他 们与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中央领导“三人团”屡现冲突,在纵队中一时以“小三人团”之称流传人口。为加快行军速度,中央曾责成叶剑英指令中央纵队丢弃 辎重,遣散挑夫,发路费给部分不宜继续随行的人员,打发他们回家。但这命令受到“小三人团”抵制,叶剑英也不便执行,以致两顶“轿子”继续拖拖拉拉,严重 拖累了行军速度。直到路途暴露目标,遭遇飞机轰炸,影响到全军安全渡江的时刻,才在朱德强令下扔掉所有的“坛坛罐罐”,把迟到的中央纵队护送过湘江。湘江 之战的损失极其惨重,八万多人的大军渡江后只剩下三万,而中央纵队的损失更加严重,伤亡达百分之八十。

渡过湘江之后的路上,毛泽东一直和 李德在前进的去向上争论不休。李德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力主西进,要挥师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他们先是在湖南通道争持,毛 泽东的主张得到多数支持,后来到了黎平,李德仍坚持北上去湘西开辟根据地。毛泽东坚决抵制李德的意见,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到底哪 个地方更合适,哪条路线更顺利,他们各说各的道理,最终由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拍板决定,采取了毛的建议。因为西进途中,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行军宿 营,常议论博古、李德和周恩来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决策失误,他们“小三人团”基本上已取得抵制李德的共识,再加上毛泽东在军队中散布不满情绪,更争取到 不少指战员的呼应,支持他们的声音遂呈上升之势,连朱德也私下向周恩来表示应该支持毛的意见。在大小三人团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朱德的表态至关重要,他 偏向哪一方,哪一方的分量就立即加重。此时此刻,周恩来才惊觉到李德和博古不得人心的现状。为避免自己跟那两个同遭唾弃,他随机应变,听取了朱德的建议, 决定让毛泽东在往后的长途上多发挥积极作用。周在黎平会议上对李德拍了桌子,会议最后通过了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的决议。紧接着红军强渡乌 江,在1935年1月7日攻占了遵义城。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对长途逃窜中的普通一兵来说,那十来天的城市生活过得轻松愉快,如同度 假。他们同当地学生开联欢会,唱歌跳舞,到饭馆点菜吃饭,到百货商店采购日用品,买光了三家书店内的小说和笔记本。红军官兵身上不乏打土豪发放的银两,遵 义城内有的是他们花钱的场合,自从红军进城,各家店铺无不利市三倍。在他们后来书写的个人回忆录中,难忘的是摆脱追剿拦截后欢畅的休闲,是在城里花钱买到 的种种享受。至于中央领导闭门举行什么重要会议,他们那时候所知极少,也轮不上他们去关心和打听。直到党史编订的集体记忆正式公布,被指定为他们学习的文 件,他们才从文本上得知,就是在他们下馆子逛商店的日子里,中央领导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义的遵义会议。

这是一次发表不满意见和互相指责的 会议,早在开会前,与会者心中已确定了各自要指责的人和事。博古重点要追究渡湘江失散人马的责任。毛泽东想清算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路线,罢免“最 高三人团”,把不懂军事的中央领导清除出去。周恩来想把李德排斥在外,把毛泽东拉进来。张闻天想叫博古下台,他自己取而代之。李德更想当着更多党政军负责 人的面驳斥毛泽东,把他的主意讲清楚。可惜他要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他想知道别人说了什么话,全都得经过伍修权翻译。翻来倒去,他能接收到的信息常让他觉得 挂一漏万,以致他有时死盯住周围人的脸色和手势,猜测哪些人到底说了他什么坏话。就是在这种各有打算的情况下,毛泽东拉进了更多的军队领导来参加会议。据 李德所述,1935年1月7-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应邀出席者有三十五到四十人之多,其中有一大半都不是中央委员。他进而指出,毛泽东企图通过这 个会议对他历次所受的打压和批评实行总的报复,重新掌握军队,迫使党服从他的意志。

至于为什么正好要在遵义走这一步,李德提出三点:一、 突围后党的工作几乎完全集中在军队里,而军队几乎由职业军人指挥下的农民组成,毛得到他们的支持,并煽动了他们在突围转移过程中的不满情绪。二、党的重要 领导人或牺牲或不在场,除周恩来以外,当前的领导人都过于年轻,在军队中缺乏影响和支持,毛正好有机可乘。三、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多出于偶然,在当时与 国际不通消息的情况下,毛泽东恰好成为农民意识、地方主义和民族情绪的代言人,故得以掀起风浪,制造影响。李德说他和博古都希望大家坐下来务实地讨论当前 的形势,商量如何解决党和红军面临的困难。但毛泽东只要谈两件大事,一是批评他们最高三人团的错误,二是更换领导。49

周恩来在开会前已 认清形势,他知道他们最高三人团的组合很难再维持下去,换班子的要求非常强烈,毛泽东势必被重新启用。按照顾则徐的描述和分析,朱德在会前已私下给周恩来 做了工作,向周推举毛入围。朱德这样做,与其说是全心全意支持毛,不如说是为了挽留周。他看到“三人团”已失去人心,他们在将要召开的会议上必垮无疑,如 今他巧妙地拉周恩来一把,是要叫他继续留在军事决策圈内,好对毛泽东形成一定的牵制。朱对毛再了解不过,深知他一朝掌了权,便把令来行。留下周与毛合作, 至少可避免毛独断独行。周恩来自然领会总司令的用意,他现在若能把毛泽东拉进来,也对他暂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有所裨益。

经过这事先的沟 通,周恩来一上会就掌控住会议的导向。按照李德的观察,周在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用不易觉察的方式”把自己与博古和他分开,致使毛泽东得以向他们两人集 中开火,却把周庇护在一旁。毛最后对他的发言做出总结,给博古戴上三顶帽子,他指责博古“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 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张闻天接着发言,进一步指责博古不懂军事却独揽指挥决策大权的种种作为,呼吁重建党、军分开的体制,为毛泽东 被排斥在军事决策圈外叫屈,并建议毛回到军队领导岗位上。在场的王稼祥大力支持,杨尚昆和陈云也跟着表态赞同,但彭德怀则始终沉默以对。唯独凯丰坚决支持 博古,激烈驳斥张闻天的发言。第三天的会议上,凯丰再次长篇发言,他一是强调博古身为中央领导,一贯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即使判定博古执行了 “左倾本位主义”的政治路线,那他也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执行的。接着他罗列了临时中央成立以来建立苏区,壮大红军,搞土地革命等方面的成绩,强调不应因 第五次围剿的失败而抹煞中央的所有成绩,更不应把所有失策都推到博古和李德身上。周恩来开口即作检讨,不但接受大家对中央的批评,而且坦然承担责任,要求 撤换他的职务,让毛泽东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

会议最后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党中央决议;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博古仍留任他的总书记之职,会后他随即召集中常委安排分工:博古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张闻天负责宣传工作,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至于毛泽东这个政治局常委,当时仅分工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50其实这也差不多正类似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不愿意屈就的那个位置。毛已受够了令他气闷的长期闲置,现在只得顺着杆儿往上爬,接受周恩来有权监督和纠正他 的别扭关系。对他来说,往后的得寸进尺,尚待逐步进行。总而言之,遵义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并非如官方党史夸大的那样一步登天,至少在他接受斯诺访问时,这次 近乎吵闹的会议还没有被改写成官方党史所定调的集体记忆。从《西行漫记》即可以看出这一点,毛只对斯诺说红军主力在1935年1月到达遵义,有关开会的 事,他连一个字都没提。因为就他自己当时的个人记忆而言,会议的决议实在没有多少值得向斯诺夸耀的亮点。毛泽东只不过踏上了掌控中共军事最高领导权的台 阶,他在名义上和法定意义上仍非中共最高领导人。因此就他个人的“权途”而言,仍需在党内斗争的长途上艰难迈进,而且不得不容忍某些难以容忍的事情。这也 就决定了他后来要报复很多很多。

几个月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张国焘追究遵义会议的合法性问题,朱德曾劝导张国焘说: “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 了。”51 所谓“内部争论”,不外乎是暗示毛泽东老认为自己的想法高明,总不服气别人盖过了他的锋头。这就是内部争论的焦点,也是毛最基本的根性。朱德不是不知道毛 有这些毛病,但他还是觉得,党政人物中,比来比去,一时尚挑不出像毛这样有资历可染指军事指挥的人物,再加上他们俩井冈山会师以来一直都在合作,毛既然跃 跃欲试,就让他再次上马,试着去干干临场指挥的事情好了。

1935年1月28日,毛泽东重掌军权后首次 亲自指挥土城之战。为重树毛在军党领导层的威信,朱德有意放手让他临场表现一番。只可惜毛不争气,他临场采取了不恰当的作战方式,结果红军惨败,损失了四 千多人。朱德并没从毛手中要回指挥权,而是亲自出马,为毛助阵,奋力扭转了战局,在次日发令西渡赤水,被迫放弃了渡江北上去四川会合四方面军的原定计划。 此即一渡赤水。这一“渡”害得红军在川黔间颠沛迂回,打了好多圈圈。博古不无嘲讽地说毛,“看起来, 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凯丰更当面指责毛说:“别人都说你打仗行,我说你不行,你只不过是按《孙子兵法》打仗。” 一渡赤水后,在彭德怀的建议下,红军撤退到云南威信县札西镇整编。据潘汉年所述,在札西整编期间,军委二局一科科长曹祥仁曾向潘吐露,他破译了敌军的密电 码,据此可掌握敌军行军路线和出发时间,毛泽东根据他提供的情报指挥行军,甩脱追尾的敌人,犹如神助,接着顺利东渡赤水。是为二渡赤水。但毛和周恩来严控 一科,一面封锁曹祥仁破译密电码之事,一面故弄玄虚,向外界宣扬毛如何用兵神机妙算。52

二渡赤水后,红军进攻防守空虚的娄山关,算是 打了个小小的胜仗,进而再次占据遵义。但即使这场侥幸得利的遭遇战也非出于毛的指挥,而是一、三军团自动配合,殊死相拼赢得的。不过按照彭德怀的批评,这 一仗仍打得有攻坚乱碰之嫌。然而就这么个小有斩获的胜仗,一时间竟冲昏了毛的头脑,他立即大发革命乐观的指令,声称要带领红军赤化整个贵州。3月15日, 毛泽东下令进攻鲁班场,害得红军再次吃了他瞎指挥的败仗,一夜之间又损失两千多人。贵州站不稳脚跟,毛置彭德怀、林彪的反对于不顾,又要带红军入川建立根 据地,于是西渡赤水,是为三渡。但红军刚到对岸,即遭到敌军三面合围,危急中不得不退回赤水以东,向云南方向逃去,是为四渡。所谓“四渡赤水”,仅此而 已。红军在此东闯西窜的过程中之所以还能化险为夷,打了些小小的胜仗,多因有朱德掌舵,有彭德怀、林彪等将领率军拼杀,毛从党政领导手中刚刚夺取的军权立 即在战场的考验下黯然失色。可笑的是,就连这样无头苍蝇般兜圈子的领军行动,几十年之后,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竟好意思自夸“四渡赤水”为他平 生的得意之作。

土城之战后,经周恩来劝解,博古辞去中央总书记之职,转交张闻天担任。在那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周恩来与博古曾有一夕长谈。 他对博古说:“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适合做领袖或主帅。在中国做党的总书记要比联共的总书记难,共产国际和军队、老百姓,这两头的哪一个在摇 头,你都不好受,都得下台。陈独秀、利瓦伊汉、李立三、瞿秋白,不都是先例吗!”周恩来还谈了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周说他认为毛有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斗经验, 又擅长搞农民运动,是个“很有智慧的帅才”。但毛“最大的缺点是领袖欲太强,好猜疑,主观,听不进意见。”至于总书记之职,周认为谁当总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53 博古已被解除军权,总书记这个职位对他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周恩来趁机建议,最好让张闻天试着去干这个职务。

正 是为了把总书记甩到一边,牢掌军权,毛进入军事决策圈不久,即建议他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三人组”,以便及时作出军事决策。好在新上任的总书记张闻 天只满足于做他的政治工作,而王稼祥在三人组中仅为陪衬,毛于是得以与周平起平坐,一举摆脱了“帮助者”的身份。这是毛得寸进尺的第一步。3月4日,红军 重占遵义后,又由中革军委发令,特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朱毛再度领军,周恩来无形中退居圈外。这是毛急起直追的第二步。但毛在四渡 赤水过程中指挥的并不漂亮,军内对他的瞎指挥十分不满,林彪甚至写信要把毛换下来,让彭德怀领军。在会理的会议上,毛回击了林彪,获得周、张、朱等人的支 持。林彪的攻击反把毛推了一把,会议决定恢复中央军委,毛任军委主席,成为中央红军最高领导人。这是毛晋升的第三步。

这样看来,毛泽东之 所以认为“四渡赤水”为他平生的得意之作,很可能是他得意地回想起他在红军“四渡赤水”前后奋勇抓权的往事:那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在川黔山水间四处追剿红 军,危急存亡中,军党领导层顾此失彼,时相抱怨,却给毛泽东的见机行事和趁势插足留出了不少空隙。于是他充分利用他既有的军权不断伸手,遂得以完成他自上 井冈山以来得意的三步跳跃。诚如顾则徐所说,毛泽东并不善于创造机会,但善于利用机会,“他总是可以迅速觉察眼前所发生的事件对他会有什么好处,敏锐地抓 住它们并予以最大化利用。”54

十一

“北上抗日”完全是红军向西逃窜的政治口号,所谓的“长征”,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李德从突围前制定大转移计划,到中途受排斥随军而行,对红军征途上的真实情况,他始终保持着不受官方党史影响的个人记忆。按 照他的描述,“长征越来越像撤退,而有时像真正的逃跑。中央红军尽可能避开战斗,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上行走。……时而并行,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迂 回,时而佯攻,有时是原地转圈。”从毛泽东与他的多次交谈中他能听出,有关红军的前途和去向,毛心中根本没底。毛在征途中一旦触景生情,便异想天开,他不 止一次地告诉李德,打算让红军经西康和青海到达新疆,与苏联建立接触,从而获得全面的援助。55

如果说毛泽东和中共军党高层真有什么既 定的长征目标,也许就是那个北上“打通苏联”的计划。据张国焘回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在毛泽东住所开过一个军事会议。会上张闻天告诉与会者,红军 撤离瑞金前曾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让红军在走投无路时向外蒙古靠近,以便取得苏联的接应。但红军撤离苏区后便失去与国际的联系,张闻天在会上提说此事 时,红军的去向尚待确定,高层中正在争论到底应该在西南一带找机会建立根据地,还是继续北上,向他们无产阶级的祖国求援。当时经张闻天那么一说,毛泽东立 即浮想联翩,向其他人乐观地大讲起他“打通苏联”的主意。他说他提出这主意有两个理由:其一,他认为,红军打败仗是吃了蒋介石飞机大炮的亏,部队若能跋涉 到蒙古边界,获得苏联运来的飞机大炮,打败蒋介石就不成问题。其二,即使将来在宁夏一带站不住脚,毛认为,“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 沙漠到外蒙古去”。直到在懋功开会,毛还幻想经过中亚,从苏联得到物资及技术上的帮助。56 毛泽东与张国焘尽管是权斗的对手,但在“打通苏联”的奢望上却目标一致。仅此一点即可见,毛与红军其他领导均处于去向不明的逃窜中,他们只可能走一步看一 步,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方向。就这一点而言,毛自己才是不折不扣的逃跑主义和机会主义!李德最为不满的是,毛一路上的言行毫无北上抗日的表示,他只想与 国民党打斗,争取在某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他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新组成的领导班子很快就出现分歧,有了摩擦,毛泽东在李德跟前 抱怨张闻天对他搞阴谋活动,后来两人在强渡金沙江的问题上公开冲突。只是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凭借其人多势众,在党内和军内争夺他和他部下应该拥 有的权力和地位,逼迫得一方面军与政治局开始协作联合,这才由毛泽东带头,对抗起张国焘咄咄逼人的强势。毛与其他领导的冲突暂时缓和,他们一方面削弱张在 两军会师后的势力,一方面争取达到互相让步的结果。有趣的是,两方面之所以得以互相妥协,却是因为他们“在定向中国西北和考虑苏联军事援助的问题上,不存 在原则分歧。”因此他们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会议上达成决议:“在与国际无产阶级祖国——苏联——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地区,也是当权的中国反动派和帝 国主义最薄弱的地区” 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张国焘终于同意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方针。这一天是1935年8月5日,那时候他们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已久,他们当然不知道,在 此前的8月1日,王明与其他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国共一致对外,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 府”和“抗日联军”。毛泽东诸人在此国难当头之日,仍指望苏联军援他们去打蒋介石,真是不识时务之至了!难怪站在苏联政府立场上的李德痛斥毛泽东图谋“坐 山观虎斗”,说他包藏祸心,想要把苏联拖入与日本或蒋介石政府的战争。57

张国焘和他的四方面军与中共中央及其一方面军一会师即发生冲 突,乃是党权执意要指挥枪和强势的军权试图凌驾于党的一场对决。为什么中央红军要在川黔一带迂回很久,甚至要到云南发展?有论者认为,是毛泽东等人有意回 避或延迟与四方面军会师。那时候张国焘的人马四万多,号称八万。一方面军在与张国焘部会师时仅余一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武器残缺。靠一方面军撑腰的中共中 央自觉其根底薄弱,担心两军合并后张国焘部在权力上占取优势。因此会合之初,毛泽东就横挑四方面军的问题,给他们乱扣路线错误的帽子,试图挫其锐气,以扭 转一方面军的劣势。张部尽管人多势众,一时还无法在中央领导层占据优势。

张国焘的失策在于他只看重自己的兵力比一方面军强大,却没注意到 一方面军历经险阻,兵员损失虽惨重,保存下来的主要干部却不少。朱德一再提醒张,干部众多是一方面军的强项。张国焘不幸忽视了这个要点,他那时若能争取朱 德,拉拢与毛泽东不合的博古、周恩来等高层领导,把毛泽东孤立出去,后来就不至于出现毛泽东裹挟中央,半夜遁逃的事件。反过来说,博古、张闻天诸人也心眼 太小,没想到如何团结张国焘以削弱毛泽东的权力,反跟上毛泽东起閧,挑剔四方面军的问题。他们完全忘了项英在突围前与他们分手时的忠告:“毛靠着在干部,特别是军事指挥员中的影响,利用有利条件,想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

张 国焘见自己斗不过毛泽东一伙,便只好消极对抗,为保住他自己的军事实力而延迟北上的行动。不久即在北上或南下的取向上产生分歧,最后爆发了分裂。张国焘和 朱德、刘伯承带领的左路军在草地行军中遭遇大雨,为水所阻,迟迟不能北上。由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的右路军北上已走到班佑,该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 方面军的几支部队合编而成,毛泽东与政治局多数成员也在其中。毛泽东从前方一再发电催左路军赶路,张国焘在后面发电要求暂停前进。9月9日晚,张国焘发电 给徐向前和陈昌浩,急令他们率右路军折回去南下。经叶剑英告密于毛泽东,毛对电文做出过敏的解释,认为张国焘有可能加害中央,把张的召徐陈部南下夸大为图 谋兵变。毛于是当机立断,立即带领一方面军的人马和中央领导半夜里拔营北上,以甩脱来自张国焘的军事压力为理由,公然撇下了徐陈率领的四方面军部队。

9 月12日,毛泽东与政治局成员逃奔到俄界开会,在会议决议中一致谴责张国焘拒绝北上是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并将他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界定为“布尔什维主义与 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会议还决定将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 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58 毛泽东现在成为陕甘支队最高的军事领导,一路上指挥彭德怀和林彪的纵队在前面做开路先锋,他自己则诗兴盎然,在甩掉了张国焘这个强大的对手之后,吟咏出 “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诗句。

10月19日,毛泽东带领陕甘支队跨入陕北的第一站吴起镇,在这一片断壁残垣的古战场遗址上,陕北游击队建立 了他们的据点。毛泽东在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宣布中央红军的长征到此结束。此后又发布《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曰:“陕甘支队经过 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他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 打下巩固的基础。” 但这充其量只是部队一时脱险后的暂住,能否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尚为一悬而未决的问题。

俄界的整编令 人联想到多年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再次利用事出突变的机会,在钳制力量减少的情况下干起了独当一面的事情。那时候朱德远在张国焘部,周恩来发高烧病倒在担 架上,这一切正好给毛泽东留下了扮演曹操的空子,而被裹挟北上的弱势党中央——张闻天、博古等人——则充当了他的汉献帝,让毛一方面拥有了对抗张国焘的合 法党权,同时又掌控了陕甘支队的军事指挥权。党内斗争的动力作用再次使他得以做出在正常情况下其他领导人未必会同意的行动。此时留在左路军中的朱德和刘伯 承等一方面军的官兵正在承受张部官兵的压力,四方面军对毛泽东的怨气现在都出在了他们的身上。针对毛泽东裹挟党中央北上的行动,张国焘也开大会发电告予以 谴责,身为总司令的朱德当然不能随便附和张的言论,但他私下还是认为,毛泽东“这种秘密单独行动是不当的,因为这不仅没有顾到党的团结,而且抹煞了总司令 部的职权,也没有照顾到徐陈部的安全。”59

毛泽东是这次分裂行动唯一的受益者,一年后红军在保安初步落脚下来,他接受斯诺采访。在谈 到红军草地上闹纠纷的事件时,毛含糊其辞,一笔带过。他显然无意把他在1935年9月9日之夜到10日凌晨制造的那个事件公之于众,因为那时候他尚无权威 和能力编制党的集体记忆,对于他个人记忆中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他暂时还不知道该如何讲述,于是就避而不谈。

2013年10月31日

注:
35参看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大风出版社,2009,页3-20。
36参看蔡孝干《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页74-81、129-137。
37黄道炫《张力和极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页225。
38同注35,页60-61。李德正好在黎川失守那天来到苏区,碰上了博古、周恩来为处罚萧劲光之事与毛泽东吵得不可开交。可参看他《中国纪事——李德回忆录》,页48-49对此事的记叙。
39同注11,页253。
40同注17,页321。
41参看《博古和毛泽东》,页91-92;《中国纪事——李德回忆录》,页97-99。
42张培森《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三期。
43同注36,页176-178。
44同注37,页110。
45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4、396。
46同注8,页563-564、407-408。
47参看注37,页339-351。
48同注8,页566-567。
49同注33,页133-136。
50同注35,页114-121。
51同注11,页223。
52同注35,页151-152。
53同上,页124-132。
54同注7,页246。
55同注33,页158、161。
56同注17,页226-227。
57同注33,页170、184。
58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72-474。
59同注11,页268。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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