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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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二号钻井船的翻沉,从思想上寻找其原因的话,一言以蔽之:极左思潮。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口号,如果是提倡人们应当具有艰苦奋斗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片面鼓吹这个口号,就会造成不尊重客观规律,不珍惜人的生命的恶果,就会对极左思潮推波助澜。石油部宋振明部长亲自签署的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还一再强调这个口号,并号召“广大石油职工进一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说明这种极左思潮在石油部的某些领导人身上是多么顽固。

我永远记得一九七七年二月,上海港口一艘货轮,装有“硫酸二甲脂”的有毒化学品。底舱裹弥漫着毒气,码头卸船工人钻进舱底去搬运,进去一批,未走出舱舷,就昏倒一批;组织一批人把昏倒的工人救出;又组织一批人进去搬运,结果又昏倒一批;第三次再组织一批工人进去抢运,弄得前后有十八名工人生命垂危,需送医院急救,报纸报道这条新闻时高度赞扬港区码头工人的不畏艰险、前仆后继的精神(见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我读到这头条消息时一方面为工人们这种不怕死的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深思:为什么让工人进去搬运时,不能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呢?难道因为中国人多,就可以如此不爱惜工人的生命吗?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冯定同志在其《平凡的真理》中曾讲过:“只要整个生物体尚未衰朽或老死,那么总是在避开对生命不利的东西,迎合对生命有利的东西。”(二十页)“文化大革命”中,《红旗》杂志发表了一件“超革命派”的来稿,批评这种讲法是宣传了活命哲学,并说这是对英雄、烈士的诬蔑,他的理论依据就是人应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当然,在发生战争和其它意外灾难以及同坏人作斗争的情况下,为了减轻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损失,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也是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在通常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努力掌握客观规律,不注意安全生产,一味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是违反人道的。怕与不怕属于主观意志的东西,人在有危险的地方工作,第一个职能就是保护劳动者可以继续进行劳动,如果保护措施不周到,徒然有不怕死的精神还是要死人。故用不怕死的精神并不能解决不安全问题。在这里,主观战斗精神战胜不了物质力量。

文明生产的第一项要求就是安全生产,故国家把很多资金和设备用于劳动保险和劳动保护事业。既然宣传不怕死嘛,建筑工地的工人可以不戴安全帽,杂技演员高空表演可以不系安全带等等。这个口号就成了自上到下从思想上忽视安全的理由。今年国务院确定五月为安全生产月,伤亡事故仍无减少之迹象,就因为那种不重视安全生产,不珍视职工生命的思潮没有受到批判。

我党处于秘密工作时期,到处是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特务,随时随地都有被捕的可能,只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作为一种思想准备是必要的,即使如此,也不能把这两句话绝对化了。我党处在地下工作环境,还要研究如何掩护,如何建立单线联系,如何精干隐蔽等等,这一切正是为了避免坐牢之苦,避免刑场之死,只有王明当了权才不讲究保存自己,三天两头搞什么飞行集会之类,提倡革命者不怕死,大讲死要死在刑场上,死要死在敌人监狱里之类的“豪言壮语”。“翻船也给我翻到海里去,不要翻在码头里”,石油部门的这种调子同王明左倾路线时期的调子何其相似,看来是坚决勇敢,其实是冒险蛮干。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领导,结局是大家清楚的,白区党的组织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我们的老一辈的革命家成千上万的被杀害了。看来,石油部的领导如不改变自己的思想路线和领导作风的话,其它钻井船,也大有步渤海二号钻井船后尘的危险!

片面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的口号,是跟不爱惜劳动人民的感情有联系的。当他们没有能耐去改善人民的生活,也不去创造良好的劳动条件而又要人民干他们需要的所谓革命和建设时,就不得不喊出:咱们不要怕苦,不要怕死嘛!这方面,海洋石油勘探局钻井处处长的所作所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脚:渤4钻井船有一个工人受了重伤,昏迷不醒,要求派直升飞机抢救,飞机上坐着这位钻井处处长,还有一位海工处处长,飞机只有三个座位,伤员不能坐,躺着就得占两个座位,还得陪同一人在空中护理,势必要两个处长下来,乘下次飞机回去。本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这位钻井处处长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结果。陪同护理的人,只能跪在机舱裹护送伤员,这位处长端坐舱中,对此情此景,无动于衷。对于这样的领导人来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只是要求职工这么干的,他自己,不要说不怕苦,不怕死了,就是连下一次飞机这样根本不会苦,更不会死的事也不干。如此这般的领导人,你能期望他对七十二位职工的惨死引咎自责吗?你能期望他们流一滴同情之泪吗?面对给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造成如此重大损失的“渤2”钻井船翻沉的重大事故,石油部宋振明部长开始的态度是不担责任,不作检查,而且还讲假情况,还“把丧事当喜事来办”,还要大家继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有力的证明。

我在一篇文章曾引用过一位美籍科学家的访华报告,其中有一句:“中国的医生在试验断手再植方面颇多成就,不过中国人不大想到如何去防止工人在操作中不致伤了手。”

这话讲得很有道理,这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是鼓励人们“不怕”这,“不怕”那,却不去注意事先消除所以吃苦、所以致死的根由。有人说:这两句话是爬行的经验主义,我则认为这是只看到精神作用的唯心主义。或者二者都有。

补注:此文刊出,受到军方指责,照王某的说法,往后军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很难做了。邓小平为了平息政治工作人员的愤怒,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点名批判此文,《解放军报》也刊了大批判文章,将出版的我的一本杂文集也被出版社砍去,可见此文威力不小,直接影响了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罪过,罪过!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八O年八月二十六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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