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是“洋共”，引用了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来欺负我们“土共”；他是“洋钦差”，硬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
——林伯渠
一
这句话是林伯渠在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王明的发言，他所指责的“洋共”，包括中共六大以来的留苏派党内领导，所谓的“土共”，则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地位上升，毛派逐渐得势，经过整风运动，中共的党性受到强行改造，曾经受“洋共”蔑视的“土共”从此修炼成精，壮大成统御全党的毛共。今日通行的官方党史，与其说是中共党史，不如说是处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毛共党史。要还原出党史的实情，最好的途径就是多做些“反事实”（counterfact）的推想。按照既定的党史敍述，毛泽东是红军的缔造者，苏区根据地的创始人，游击战术的倡导贯彻者，唯独他代表了反围剿战争和长征途中的正确路线。总而言之，红军之所以历经挫折而终得以幸存，且能不断发展壮大，应完全归功毛泽东的英明领导。针对这一定论，以下可做个简单的“反事实”推想：如果压根就没有毛泽东其人，中共早期武装斗争的情况又会如何？首先必须指出，国民党清党分共之后，在南中国各地立即爆发一连串武装暴动，暴动的指令来自共产国际，期间发生的种种赤色恐怖都是在与白色恐怖的相互激化中高涨起来的。即使没有毛泽东其人，也照样会有秋收暴动，以及此前的南昌暴动和此后的平江暴动，还有发生在湘鄂闽粤的其他小股暴动。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即按照莫斯科的指令一步步展开其武装斗争的革命行动，特别是在城市所搞的武装斗争失败后，迅速转入穷乡僻壤建立军事割据政权，那本来就是这一股“乱暴势力”发展壮大的自然趋势。没有毛泽东啸聚井冈山，朱德、彭德怀等人照样会在湘赣闽一带拓展苏区，还有贺龙的湘鄂西苏区和张国焘的鄂豫皖苏区，均与中央苏区同时并存，更不用说其他分散各处的小股武装。所以说，即使没有毛泽东，照样会有红军的武装斗争及其苏维埃军事割据。
我们还可进一步检讨红军长征的情况。毛所在的一方面军只是西窜红军的一部分，张国焘及其四方面军和贺龙及其二方面军另有各自的行军路线，这两股大军幸好没有毛泽东从中作梗，转移途中均未出现一方面军内部那么多的争执和冲突。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假使没有毛泽东与张国焘大閙对立，四方面军后来也不会落到分裂和败落的地步。二方面军人数最少，途中绕过的圈子更大，没有毛泽东领导，最终照样走到了陕北。至于游击战术，那本是红军幸存中求壮大自然磨炼出来的作战方式，毛泽东的成绩主要是善于总结经验，对红军既有的战术作了些及时的文字论述而已。反观红军在苏区和西窜路上的历次战斗，假使没有毛泽东忽而打圈圈，忽而打外线的主张多次造成干扰，朱德和彭德怀等将领应该会把他们拿手的运动游击战术发挥得效果更佳。
从以上“若没有毛泽东”的“反事实”推想所证实的结果可以看出，官方党史的敍事才真正是反事实的，虚拟的“反事实”反倒清晰呈现出被掩盖和受忽视的事实。它至少可明确以下的事实：中共的创立和发展乃是苏俄革命输出政策实施到中国的产物，直至西安事变后，毛泽东被迫接受了莫斯科“联蒋抗日”的指令，中共集团都只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这一与生俱来的从属地位决定了中共反国家反民族的本质，随着莫斯科的政策朝令夕改，中共领导层不是紧跟着指令频换人选，就是在路线分歧中酿成争权夺位的论战。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对共产国际的指令及其执行者心怀愤懑，多有抱怨。龚楚随朱德部初至井冈山，有一次与毛泽东谈到国际指示与中央负责人的情况，毛当即满面怒容，破口大骂，说那群负责人是一批“只尚空谈，不顾实际的混蛋”，在龚楚眼中，毛当时那种“紧握拳头”的气势“大有非报复不可”的劲头。1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逐步掌控军党大权，但真要去报复非报复不可的那群人，他心里显然清楚，不只自己实力不足，时机也不成熟。首先，共产国际的存在便是个最大的障碍，如何将共产国际字号的中共改造为毛记中共，如何将正确路线的指挥棒紧握己手，一直都是毛暗自筹划，力欲达成的目标。在中共急于打通苏联，索取飞机大炮之日，毛泽东口口声声都声言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但等到他掌控了军党大权，打算独行其是之日，谈到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嘴里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在保安会见斯诺时，毛泽东即对此关系作出新的解释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2 毛泽东这些话显然含有向西方媒体表白立场，澄清传闻的意思，不过透过他否认中共从属苏俄的说辞，我们还是能隐约聼出另一种声音，那就是他急欲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锻造其毛化党性的愿望。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莫斯科一时间自顾不暇，在对中共的支援逐渐减少之际，也放松了对中共的掌控和支配。毛泽东于是抓紧这可乘之机，在中共群体中大胆实施起他去国际、去苏俄的改造工程。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闻讯，立即召开大会，发表讲话。据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在其《延安日记》中所述，毛泽东先是在会上宣读莫斯科的电文，称赞“主席团的决议完全合理，十分正确。”接着就向与会者数落起共产国际的不是，说它“虽为领导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机构，但因它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特性，反而对该运动造成了干扰和妨害。”因此他认为，共产国际“早就该寿终正寝。”在谈到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问题时，毛泽东连连发问学习它宣传它有无必要，并一再强调中共的需求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号召与会者“为中共独自的民族特性而稳步持续地奋斗”。他不点名地批评某些中央领导，指责他们“只聼共产国际的话”，说他们实际上不是中央领导，而是“国际的工作人员”。总之，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印象中，毛泽东听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立即喜形于色，表现出终于松绑，今后可放手大干的兴奋。弗氏的日记进一步透露，就在共产国际宣告解散之前不久，中共中央曾收到国际主席团发自莫斯科的最后一道电令，电文严肃告诫中共，要尽量配合前方作战的国军，与国民党保持正常的抗日伙伴关系。按照老规矩，政治局当时随即开会，并根据电令精神拟定一项决议，“命令各根据地不得对中央政府的军队擅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以免造成冲突。”但几天之后，国际解散的消息传到延安，弗氏发现，那条尚未下达到部队的通令经毛泽东直接干预，已宣告作废。3 仅擧此一例，即可见毛泽东不再有顶头上司管束后的飞扬跋扈。
弗拉基米洛夫是共产国际派往延安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络的专职官员，他同时兼任塔斯社驻该地的军事记者。自1942年5月抵达，到1945年9月离去，弗氏在延安居留活动达三年半之久，在这期间的日记中，他详细记载了有关中共高层言行的亲身见闻。作为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弗氏当然是完全站在苏联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密切关注延安当局在“联蒋抗日”问题上的动静，因而对毛泽东表里不一，破坏“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言行，弗氏尤多侧面的观察和尖锐的批评。他日记上的条条笔录一直牛虻般死叮毛泽东和康生的屁股，其中所摄取的诸多特写场景，是任何一个中方的当事人都未必留意，也不必追踪捕捉的情报。正因弗氏始终保持此特殊的视角写他的日记，因而记录下不少类似于窃听录音或监视录像所抓到的历史纪实，活生生展现了毛泽东掩藏在延安窑洞内的阴毒嘴脸，也显露了莫斯科唯恐中共不老实抗日的良苦用心。
针对弗氏日记中毛泽东的抗日态度及相关的言行，我们不妨再做一“反事实”的推想：如果没有毛泽东，“联蒋抗日”后的中共又会是什么情况？可以充分地断定，八路军会在朱德和彭德怀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国军作战，江南的新四军也会在项英的领导下执行长江局服从统一军令的政策，皖南事变更不会发生，国共之间即使偶有摩擦，也未必会恶化到妨害抗日和引爆内战的地步。周恩来和王明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和谈判会进行得更有成效，国共两党在互相做出可能的让步后，应会达成某种比较理想的协议。总而言之，少了毛泽东这根搅屎棍，中共的很多事情都可能变得顺畅而好办。我一直认为，史家最可贵的历史感乃是从尽可能搜索到的史料中梳理出种种零碎的因素，将未能实现的不同结果一一勾画出来，进而就它们何以没成为事实的问题作出令人醒悟的说明。至少就我们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正因有毛泽东其人存在，有一条曾明灭闪现的历史虚线最终被磨灭践踏掉了。毛所闯出的岔道在六届六中全会后日益歪斜下去，截至中共七大召开，中国之命运的前景投下了他终于得势的浓重阴影。从此以后，中共集团头上固然不再有共产国际那样的机构指令念咒，但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强势登基，中共集团的大量成员无不历尽折腾，倍受淩辱，遭到卑劣的毛式整治，以红军为主体的早期中共遂逐渐被改造成充斥了党棍和党奴的“毛共”。
二
毛泽东迷信枪杆子，曾扬言“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包括指挥枪杆子的党在内，按照他退一步去讲的说法，也都是枪杆子造出来的。但有一件东西枪杆子却造不出来，那就是理论。作为党军的红军尽管凭枪炮打仗，但要常打胜仗，按照毛泽东的规定，还得接受马列主义的训导。他明确告诉他的党军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共军不同于他军之处，共军的官兵不但要操练成为党夺权的工具，还必须用党所奉行的意识形态武装头脑。因为共产党人相信，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中共的领导层多重视学习马列理论，更好在理论水平上较量高低，每谈起理论的发挥及其应用，颇有点念咒入魔的架势。你掌握了理论即可咒你的对手，而对手掌握了理论也会反过来咒你。毛泽东领军外斗敌人，最渴求的武器是飞机大炮，而在党内搞斗争，他急需的利器则是构建理论，掌控话语霸权。正因存在着这个由谁来念咒和谁的咒念得最凶的问题，共产党内部的权斗常会掺杂上理论的较量。毛泽东纵能凭他的游击战术和江湖上旁门左道那一套攫取军党大权，但要进一步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他还得在马列主义理论上有所建树，要获得理论家的加冕。按照共产主义运动的惯例，号称导师或领袖的人物一般都拿得出有分量的著作，荣膺理论家的头衔。在争夺苏共领导权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最大的挑战就是他那让斯大林望尘莫及的理论水平和高质量的著作。斯大林在理论上尽管不怎么出色，好坏还写出了像《论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等拿得出手的著作。尽管如此，在那时候真要与斯大林相比，他毛泽东的理论水平尚低好几个层次，还是相差很远很远的。这一点于是成为毛的心病。不可否认，毛一贯擅长文牍操作，但那充其量只可算笔头流畅。自参加革命以来，毛表现突出的方面，主要还是他实干家的才能。比如在新民学会群体中，大家公认的理论家就不是毛，而是蔡和森其人。毛泽东二十五嵗那年到北京游学，曾与李璜等少年中国学会的人士有些交往，李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因被环境所限，故他读书不多，而中西学识的根柢那时都很差；但其头脑之欠冷静，而偏向于实行一面，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加入中共之后，毛与陈独秀在工作上有不少接触，在陈的印象中，毛只是“个农运中的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甚低。”4 再往后，从苏区直到延安，在中共领导层中，毛泽东基本上仍以卓越的实干家著称。被公认为“理论家”的人物，乃是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张闻天同志。毛在理论上比较欠缺的情况连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有所耳闻，他们嘱咐王明回国后要帮毛泽东克服的弱点，应该说就包括提高其理论水平在内。
面对自己与国际派诸人在马列理论上的差距，毛泽东既有努力读书，急起直追的正面表现，也不乏自我护短，怨愤他人的负面反应。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交相煎熬，致使毛学习和运用马列理论的心态趋于偏斜，躁动得很不正常。对于别人轻视他理论水平低的言谈，他特别反感，甚至记仇。据胡乔木说，毛泽东对王稼祥一直不错，后来因听说王曾有“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之谈，从此对王的态度便冷淡下来。至于对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毛泽东不只不服气，有时还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来，闲谈中曾向同志们提说，共产国际二把手曼努伊尔斯基夸奖“张闻天是中国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当即对周发火说：“什么理论家！揹了几麻袋教条回来。”至于徐特立，他只知热心夸他昔日的学生，却不谙该生如今乖戾的心病。他说中共党内真正学通马列的只有俩人，一个是润之，一个是洛甫。5 徐老显然是要说毛的好话，哪知传到毛耳中，反引起他极度不悦。毛当然不会对他的老师生气，但无明的怒火都因此而引燃到张闻天身上。因为毛泽东绝不许任何人在理论水平上与他平起平坐，分庭抗礼，身为领袖，他必须在话语权上独占鳌头，老子天下第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与斯大林的情况很相近，像张闻天这类让毛甚感挑战的理论家，自然就成为毛必欲打倒的对象。当然，毛对张闻天的积怨为时已久，张属于毛所敌视的“洋房子先生”，早在苏区，张即随周恩来、博古等人一个个插队到他红色山大王座次之前，因而被毛锁定为执行极左路线的二号人物。在长征路上，毛完全是为了对抗“三人团”，这才暂时耐着性子，与张闻天结为团伙的。此后直到延安，张担任总书记之职，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是张，发电通令，署名在先的还是张，对一向不愿甘居人下的毛来说，这期间每一次令他不悦的经验都在他心底铭记下怨恨的刻痕。张闻天尽管以“相忍为党”的态度委曲求全，一直对毛善意相待，但他仍能从毛的脸色上觉察出毛对他猜忌和记怨的阴影，致使他深感与毛这种心胸偏狭的人实在不好相处。6 在中央苏区期间，毛泽东曾挨过“狭隘经验主义”的批判，因受到国际派一批年轻理论家的刺激，毛也曾发奋图强，恶补过一阵子马列理论。1932年4月，毛率红军攻下漳州，在打土豪抢钱财的同时，还从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抄走大批书籍，其中就有些马列理论著作的中译本。据曾志所说，毛让部下从该图书馆运回瑞金的图书有半卡车之多。7 这批书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有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把那几本经典著作硬啃了好几年，但读来读去，他还是觉得，“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经典著作读起来没有味道”。8 毛泽东读起来觉得有味道的都是些什么书呢？看一下他在1941年写给他儿子毛岸英的推荐书目，即可得知他那时候的阅读趣味和文化修养。那时他儿子在苏联读中学，为增进儿子的中国文化知识，毛所开的书目中十有七、八都是剑侠演义小说，如《小五义》、《精忠岳传》、《峨眉剑侠传》等书摊上的通俗读物即达十余种之多。9 毛泽东在文化光谱上到底应处于哪一序列，知识和趣味可列入哪一等级，这些书目已标志得清清楚楚。
但趣味归趣味，毛泽东深知，咬得菜根成大事，学不懂也得硬学。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紧了马列理论的补课研读。对他这种“经典著作读起来没有味道”的人来说，要取得速成的效果，可选的捷径只能是那些三、四手的入门读物。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他把李达等人译自俄文的《办证法唯物论教程》读了三四遍，写了约一万二千字的批注。配合这本苏联的马列经院派教材，毛还读了李达、艾思奇等人更加通俗的小册子。从《毛泽东年谱》上摘录的那两页读书批注来看，毛边读边写批语的研读方式仍沿袭了他早年读《伦理学原理》时那种寻章摘句，随意发挥的做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及基本概念，毛本来就缺乏系统的了解，现在孤立地面对辩证唯物论大量陌生的术语和命题，毛一时还很难做到贯通性的领悟。他只有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去抓些片言只语，再拿他熟知的成语、典故和民谚去作牵强的附会，写出几条胶柱鼓瑟的比况，藉以支撑他那种间接理解的自负。用佛家的表述来说，凭毛泽东那样的悟性水平，他始终都是在“俗谛”中转圈圈，于“真谛”的领会，他根本没门。那情形就像一个初学外语的人，对听到的每一个单词都得先暗换成母语，才可能求得一点隔膜的理解。比如关于质和量的关系，毛的批注这样解释：“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而对量变引起质变的理解，他列擧“人多成王”，“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韩信将兵”数语，自求他的心解。10乍一读毛这些批注，实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然而可笑的是，就连这类阅读反应的夹生饭，党史馆编修诸公也好意思拾遗进来充作毛泽东思想的吉光片羽！比喻总是跛脚的，毛泽东这样乱用古代成语比附西方哲学概念，不只费解，且易造成偏解，乃至误解。毛的根本问题是，他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用描述性和分析性的语言表达量变与质变的复杂关系。他的比喻性转换并没有点明“度”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标志，更不用说量变与质变互相渗透的关系，互相转化的过程，以及其间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特别是在自然科学事例中微妙的表现，所有这一切岂止是信手拈来几个老套成语的小小标签所能涵盖！毛泽东当然是很聪明的，只是他的聪明多用在“与人奋斗”的事情上，真要对纯粹的哲学理论问题作详密的思考和辨析，他的头脑并不灵通。他的逻辑推理很难超出“事实命题”的范围，结果他总是把思辨性的观念硬拉扯到日常生活的俗话中予以诠释。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上的确力压群雄，技高一筹，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那天马行空的头脑太缺乏理解西方思辨哲学的细胞，却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马列理论叫他这种大俗人抓到手中，只会被结合得通俗而庸俗。毛泽东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力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两者到底该怎样结合？“中国化”的实践最终都化出了什么？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不过是确立毛泽东的绝对领导权，必须按照毛式思维宣讲马克思主义罢了。毛已打定主意要这样硬做下去：他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实际，承认他的领导和他的思想，就算做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语境中播下的龙种，就这样由着毛泽东思想胡乱杂交，结果变异出千奇百怪的毛共跳蚤。
至于毛泽东那两篇在毛选中标明完成于1937年7月到8月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到底真正完成于何时，以及如何完成的问题，近年来出现了纷纭的疑说。已经有不少文章指出，这两篇毛著哲学的巅峰之作有抄袭的嫌疑，并举出了不容否认的证据。按照陈定学的论证：“《矛盾论》的主要观点大都是从苏联哲学著作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改写或抄袭来的。《矛盾论》的原文也极可能不是毛泽东亲笔撰写，而是由陈伯达起草，艾思奇补充，最后毛泽东定稿。”11 大体上来看，这两篇毛文仍采取了毛早年作咏蛙诗那种随意搅拌的方式，可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办证法唯物论教程》的影响下写成的。那时候毛毕竟是一个初学者，若就完成课程论文的要求来看，毛这两篇文章还是写得挺不错的。只因当时并不讲究今日学院中的学术规范，故文中所有的引文及转述或编写的部分，全都未注明出处。此外，即使有第二作者与毛合作，或有助手加工润色，由于他们均属主席的秘书，也就不必明文致谢。更何况马列教条乃共产世界的公器，本来在苏联就是抄来抄去的学问。马列文章一大套嘛，平心而论，毛泽东还是套得比较妙的。
承认毛泽东这两篇大作的著作权，也有益于我们认清毛在哲学论述上所能达到的水平。即使他抄了他人的文字或有他人代笔，被抄者和代笔者也都与毛泽东半斤八两。作者是谁已不重要，需要确定的是文章的内容如何。比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那句被经常引用的名言，稍有马列真知的人都会觉得过于浅显，不够思辨。毛泽东有关实践问题的论述至多停留在“理论观念”的水平上，尚达不到领悟“实践观念”的高度。“人掌握外部世界的理论观念方式，是指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反映、再现外部世界的过程，追求的是人的观念符合外部世界，对外部世界进行科学的认知。人掌握外部世界的实践观念方式，则以方针、政策、路线、纲领、战略战术、计划方案、目的要求、设计蓝图、类比图形等形式出现。它以改造外部世界和创造出外部世界所没有的崭新的客体为直接目标，是直接支配人的实践活动的观念。实践观念是介于理论观念和实践活动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联结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桥梁。”如果毛泽东读过《资本论》，他应该领会马克思那句名言：建筑师“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像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如果毛泽东读懂了列宁，他应该深入思考列宁这段论述：“认识是人对自然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永恒运动着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人不能完全地把握= 反映= 描绘整个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总体’，人只能通过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景等等永远地接近这一点。”“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化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12 遗憾的是，毛泽东未必有耐心读通以上所引的马列论述，结果他的实践观并不比“神农日尝百草”那种拿个人的生命去做药物试验的原始实践进步多少。所以到后来他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就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生命去作试验，直到他死后，邓小平领军的改革开放仍在搞“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活动。毛泽东唯实践主义的理论偏颇与他的狭隘经验主义操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他来说，拥有理论和再创新说，多非出于爱智和求真，只是为他独掌话语霸权积累资本。但到此为止，毛泽东的贫困哲学仅修炼出粗浅的功夫，面对党内的顽强挑战，他觉得仅仅在理论上进行争辩还不够有力，必须先在高层领导中开展一场清算历史的路线斗争，才能彻底扫除障碍。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议，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对毛的提议，王明发言表示拥护，但同时也向毛提出了五点应注意的问题：
一、首先应学习马列主义；二、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三、不能以孔子的折中论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四、不能以中国旧文化旧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应用。13
这五点要求无异投向毛泽东所谓“中国化”侈谈的五把刀子，仅第一条挑战就让毛泽东有点招架不住。毛自知所读的马列原典太少，能够理解的更少，对王明所提的质疑，他视为装腔作势，藉以吓人。在后来一篇批判王明左倾路线的文章中，他用尖酸刻薄的嘲讽语言称王明是“一条可怜的虫”，说王“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而对于许多聪明勇敢的同志，例如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威胁”。毛再次把商榷质疑性质的讨论升级为敌意的对抗，采取他惯用的倒打一耙辩术，大发起颠覆性的议论。他说：“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閙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閙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閙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主义，或死马克思主义，或臭马克思主义，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14 在这篇倾泻愤懑的骂街长文中，毛泽东极尽其挖苦论敌之能事，充分显露了他那种说起损人的话来总是喋喋不休的小人嘴脸。至于毛所谓马克思主义“多”和“少”都不行的说法，显然反映出他自己在马列理论上的心虚：他唯恐别人认为他懂的太少，同时又见不得别人懂的太多。要做到“多”，他没那能力也没太大的兴趣。但如果自己真的很“少”，那走上讲台上开口宣讲，就难免捉襟见肘了。因此他非要把懂得多的国际派全诬蔑成“假、死、臭”，他那自负的“真、活、香”才得以树立起来。1941年5月，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他以自己正确运用马列主义的姿态教训听讲的干部，百般嘲讽与之对立的“主观主义态度”。他指责很多留学生“言必称希腊”，说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只会“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了留声机的作用”。“留学生”明显包括留苏派人士，而所谓“希腊”，实际上即暗指苏联。
毛这次报告一如耳边风吹过，并未在党内产生多大的影响。为矫正党内同志的认识，他接着主持编辑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全面组织干部进行学习。通过该集提供的学习文件，他要向党的高级干部宣布，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左倾路线，唯独他在挨批评受排挤的情况下不为所动，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正是从此时开始，“学习”一词在中共的语境中实践出整人的内涵，被赋予了矫正认识，改造思想的政治意味。这就是毛泽东所擅长的“实践创新”。毛的实践创新是通过斗争和运动改变中共全体成员以及党外群众的观念，改变他们思考和言说的方式。凡是从毛时代过来的国人，提起“学习文件”、“集中学习”或参加“学习班”等新词汇，大概多会想起一种与通常的学习——科学的认知和增进知识——完全相反的活动。在毛共的学习活动中，你不只被迫接受中央文件灌输给你的指示和说教，还得针对反面教材中列举的人和事发表批判言论，进而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作出检查和交代。随着“学习运动”在延安开展起来，被组织到其中的人群便一步步陷入精神集中营的煎熬。
通过学习《六大以来》的文件，高层领导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认识，在九月至十月一个多月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张闻天、博古和任弼时等人都被迫检讨了他们在中央苏区所犯的路线错误。但王明并没去过苏区，他拒绝在会上低头认错。谈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他不但坚持自己的立场，还针对毛泽东的言行严加批驳。特别是收到季米特洛夫的来电后，王明抓住电报中要求中共答复的十五个问题，在会上作长篇发言，严厉批评毛泽东执行的过左路线“妨碍了统一战线”。王明最后以称病退出会议讨论。他在会上尽管斗不过毛及其支持者，但毛暂时也无奈他何。王明背后毕竟有共产国际，在并未完全摸清他与共产国际的来龙去脉之前，毛尚不敢轻举妄动，随便对王去下重手。
除了对留苏派派诸人作历史清算，把他们钉死在错误路线的标本框框内，毛泽东更要在马列理论的话语权问题上再作追击，打出他凶狠的杀手锏。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受毛逼宫，已拱手让出中共总负责人的职权，转而负责宣传教育工作。王明被毛强留在延安，任职中央统战部长，并负责文宣方面的工作。留苏派在党内高层虽急剧失势，但按照高华的敍述，他们“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反而得到增强”。张闻天正好有时间和精力干起他得心应手的工作。在毛泽东搞他的“学习运动”期间，他主持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十册和《列宁选集》二十卷。王明的风头仍健，他的口才远胜过毛泽东，据司马璐回忆所言，他作起报告尤受知识青年的欢迎。毛泽东一面向干部发布《六大以来》的文件，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重印本照样在四处传播。15 张闻天、王明等人在延安干群中掀起这一场学习马列理论的热潮，不只与毛泽东安排的“学习运动”很不合拍，更进一步刺激了毛长期以来的“理论情结”。知识青年热心读马列原典的学风看在毛的眼中，气在他的心头，他实在担心，这股学风若在延安蔓延下去，他作为主席的声音就不太灵应了。1942年以前，党内无人单独提说“领袖毛泽东”；1943年以前，领导人写文章几乎无人引证毛著。连毛泽东亲信的邓小平写文章都引用张闻天的论述，连他的合作者刘少奇都声言中共党内“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而张闻天更当着毛的面指出，“现在中国同志还没有人能写一本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书”。16 面对自己与同志们平起平坐的情形，毛泽东越想越不对劲，这不是打着学习马列理论的红旗抵制马列理论与中国实际——毛泽东及其著作——结合又会是什么？正是敏感到自己的这一理论危机，毛泽东挑选出与张、王无关系的留苏青年和来自上海的左翼文人，把他们调到他身边，组成他的理论班底，更“掺沙子”到文教宣传部门内，去做“挖墙脚”的工作。像胡乔木、陈伯达等人，就是在此时被毛收编进来，做了毛所依赖的理论笔杆。而张闻天在1942年1月则被迫率组去农村做调查工作，少了个让毛觉得碍手碍脚的人物。1934年毛曾在张闻天的建议下去雩都调查研究，如今张以其晋西北之行作为抵押，正好赎罪了那笔旧帐。
为扭转此理论危机，另闯出一条突破之路，毛泽东出征延安中央党校，在二月上旬连续两天作了两场报告。第一场报告是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在这篇报告内，粗俗谩骂的话比《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多，因此在收入毛选时有不少删改，经过大量的除垢处理，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在该报告和次日《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毛对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作了尖酸刻薄的嘲讽，有不少用语及段落已堕恶俗，肮脏透顶，充分暴露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忌恨，也排泄了他在理论危机压力下的黑色愤懑。读了这两篇报告，我们不难想象另一组毛写于同时的“九篇文章”中那些更加粗暴的言词，尽管那五万字的抒愤懑之作至今未正式发表，尚无从引证。17 据胡乔木所说，毛对他那一组肆意诅咒对手的文字尤其自恋，临终前还叫身边人在卧榻边给他高声朗诵。由此可见，毛对他那些党内对手的嫉恨该有多深，对他讨伐檄文中的粗口恶言又是多么陶醉！
在曲解“知识”的概念和败坏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首先起了极其恶劣的带头作用。他对事物的理解和界定一般多凭经验和实用出发，基本上不具备对事物的本源性作深入探讨的心智。什么是知识？按照维基百科的界定，知识是对某人或某事的熟知，它包括通过经验或教育获取的事实、信息、描述或技能，也涉及到某一学科在理论或实践上的认识。知识是主体获得的与客观事物存在及变化内在规定性有关的系统化、组织化的信息。总是的来说，知识是人类理解事物与学习前人经验的结果。毛泽东的发言完全从批判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目的出发，他一开口便把知识分为“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两种，说此外再没有别的知识。在他的毛共语境中，知识被剥夺了求真和可信的本质追求，经他三言两语的武断，完全成为进行斗争所使用的工具。身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一员，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自然也受到苏共意识形态的影响。俄国的“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号称文化和政治上的先觉者，在沙俄时代曾经与沙皇分庭抗礼，但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他们的社会地位急剧式微，被定性为劳动者与剥削者两个阶级之间的阶层。处于此夹层状态，他们若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被布尔什维克敌视为资产阶级的帮凶。共产党否认他们的独立性，指责他们革命动力不足。连本人就出身知识阶层的列宁都恶俗地挖苦他们，说他们“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民族的粪便”。与苏联的知识阶层相比，西方社会中的“知识人”（intellectual）所扮演的角色则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被界定为在职业或个人能力方面使用其学问、知识和批判性思考的人群。知识人具有理性与思辨的特质，或才智和技能双全，从事技艺性质的工作，或耽于思考抽象深奥的人类关切及其价值，多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另据一位社会学家的说法，“对知识人的界定，不是根据他们所做的工作，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和所奉守的价值。”
同样也出身“知识阶层”的毛泽东对“知识人”的蔑视甚至更甚于列宁。仅就给有知识的人加上“分子”俩字的称呼来看，在很大度程度上已把他们贬入了另类。只要对比一下1949之后挨整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等戴帽人群，即可看出，在毛共语境中，一个人只要被归类为某某“分子”，其政治身份多半都会很成问题。对知识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和奉守的价值，毛泽东向来不以为然，且常持嘲弄与打击的态度，特别是对党内那些让他处处都感到不舒服的“洋房子先生”。所以他在报告中蛮横地武断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接着他指桑骂槐，通过大肆糟蹋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书本知识，把留苏派诸人及其学问贬斥得连蠢猪和狗屎都不如。毛贬斥知识分子说：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这些都没有干过，这些实践的知识一点都没有。……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学马列主义呢？是不是我们吃小米不得消，因此要念消食经呢？……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18
以上所引的讲话片段在毛选中已完全删除，如此低级恶俗的言论，事过境迁后，编选诸公自然不好意思收入主席的文集。其实这德行才是毛泽东的真实面目，是他在小人得志之后，终于有机会公开羞辱党内对手时得以喷吐出来的一肚子脏水。由此也可想见，长期以来，留苏派的马列理论水平曾经压抑得毛多么气闷和难受。只是通过此类泼妇骂街式的数落，毛泽东才得以排泄他憋了多年的愤懑，尽兴喷吐出他那传染病一样的戾气。
注：
1参看《龚楚将军回忆录》，页150.
2《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页561.
3Peter Vladimirov，The Vladimirov Diaries，Yenan，China：1942-1945，Doubleday & Company，INC.，1975，pp. 117-121.
4转引自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见所著《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东大图书公司，1995，页47.
5参看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电子书，2004，页102-103.
6何方指出，从毛泽东方面来说，首先是因为同张闻天的合作多少带有勉强性质。他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但却不得不保持某种“君臣”关系（他戏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心中自然不服。他曾对师哲说，“在长征路上，他才用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同上，页65.
7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页134.
8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南方出版社，1999，页5.
9韦政通：《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立绪文化，2011，页119.
10《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页615-616.
11见陈定学《〈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一文，中华论坛网（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3/70/45/8_1.html ）
12以上论述及引文均参考赵家祥《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复杂性思考——兼评惟实践主义倾向》一文，见百度文库，（http://hi.baidu.com/yangsuyao/item/04ee97f0cfb8040e85d278a7 ）
13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182.
14转引自杨奎松：《走向分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147-148.
15《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193-194.
16参看《党史笔记》，页101-102.
17胡乔木说：“‘九篇文章’的确写得很尖税。它不仅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刻薄，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后来虽几经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是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这与1942年初开始的普遍整风运动中他所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很不协调。它难以为犯错误的同志所接受，也是可以预计的。”，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
18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八卷，页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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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Thursday，March 20，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