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共产党干部跟着毛泽东整日开会学习的日子,国民政府的抗日形势又如何呢?1941年9月底和1942年1月初,国军与日军在长沙打了两次大会战,史称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国军先后投入兵力五十七万人,日方共投入三十六万五千人。第二次会战中,国军的部分军队遭受重创,日军攻入长沙,但在薛岳率部的猛烈攻击下,日军攻占长沙不到三日,旋即狼狈撤出。国军打了一个转败为胜的会战。此役国军杀敌两万零八千三百人,伤敌三万五千左右。国军死伤亦很惨重,阵亡两万四千八百多人,伤三万五千二百多人。第三次会战中,日军企图再次攻占长沙,但在国军的顽强抵抗下全线溃退。双方均付出惨重的伤亡。国军阵亡两万四千八百多人,伤三万五千二百多人。据国军方面发表的数字,国军共杀敌两万八千三百人,伤敌三万五千人。19

1940年春,朱德应毛泽东之召从太行山根据地返回延安,他此后再没能亲临抗日前线。朱德本有一个筹谋已久的作战计划,他这一走,就只能留给彭德怀独自去运作了。为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切断其交通命脉,朱德与彭德怀合谋组织八路军各部打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朱德曾就这一计划上书蒋介石,极言此战役关乎全国战局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对朱德在抗日前线与国民党积极配合的动作早就有所觉察,他急召朱德返回延安,就是想把总司令闲置在窑洞内无所事事。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彭德怀指挥八路军执行了这个计划,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华北敌占区发动多次袭击日军的战斗,在正太路沿线破坏铁路,切断日军补给线,投入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之多,因而号称百团大战。此战役中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人,毙伤日军两万余人。中共对外曾极力宣扬此役的战功,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却对指挥这场战役的彭德怀严厉批评,怪罪此役得不偿失,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引起日军大扫荡,丧失大片根据地,导致八路军极端困难。彭德怀因此遭到多次批斗,直到文革中红卫兵揪斗老元帅,仍然旧账重翻,纠缠不休。毛泽东为什么对彭德怀发动这场战役如此不满呢?从彭的检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另有其卑劣的用心。彭德怀自诉说,他组织百团大战,原以为日军要进攻西安,直接威胁到延安的安全,因此冒险发动这次战役,以阻止敌军西进。但他没想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湘桂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铁路的时间(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到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20 原来彭德怀挨批是由于毛泽东认为百团大战起到推迟日军南下的作用,结果缓解了国军在长沙和湘桂会战中的压力。在毛泽东心目中,与日军作战完全是国军的事情,八路军打击日寇的行动不算爱国,而是帮助蒋介石,是犯了不聼他指挥的重大错误。直到多年后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毛仍训斥彭说:“你彭德怀那不是爱国,百团大战是在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真正改变他“抗日反蒋”的策略,难怪斯大林对毛的抗日诚意始终不放心,从莫斯科派出专职人员到延安探测监督他的言行。

百团大战结束后,共军再没发动什么值得称颂的对日作战。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中共消极抗战的众多明证。他在1942年6月7日写道:“八路军并不积极迎击来犯的日军,他们只守护在自己的地盘内作散漫的应付。一旦日军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入山区,避免与日军交锋。”那年九月,弗氏去贺龙部所在的战区进行考察,亲眼目睹了八路军消极抗日的实况。他看到,“军中士气不振,一片涣散,他们尸居素餐,一任战局自然发展。……八路军与日军和平相处。日军在他们的据点内安逸过冬,八路军则在周边消闲度日。”弗氏说,他发现有一为数仅四五十人的小股日军占领了几个村庄,整个处于贺龙部大批人马的包围中。他问指战员何以不率部去收复村庄,因为打这一仗易如反掌,不该眼看着敌人在那里安然无事。他得到的回答是:“他们有四百人,可不是四个人呀!……上级有令,不准我们去惹他们。要是消灭了这股日军,就会招引来大批援军。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不碰他们,他们也不会碰我们。”弗氏气愤地写道:“八路军只顾盯准国民党的军队,部队中的宣传也矛头直指国军,他们明显在等待时机,与国军决一死战。他们这样做只会长日军的威风。”“只要日军挫败国军,摧毁当地政府的政权,八路军就立即趁虚而入。必要时他们甚至会歼灭孤军抗日的友军,从而攫取政权。”“毛泽东之所以命令八路军采取日军来犯即撤退的做法,是为了坐收国军抗日的渔利。当此国难时期,民不聊生,牺牲惨重,国家在日寇的蹂躏下存亡危急,毛这种策略也未免太背信弃义了。”21

正是在共军与日军互不相扰的局面下,陕北特区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和平稳定。毛泽东一任国军每日每时在前线上流血牺牲,他自己只管埋头窑洞中挥笔疾书,三天两头发文章作报告,带领上留在延安的干部以及前来投奔的爱国青年整日学习文件,开会讨论,从党内閙到党外,从上层批到基层,把一场整人斗党的运动,断断续续搞到四、五年之久。“学习”现在被毛泽东部署为另一种革命斗争,被强调得比抗日杀敌更为重要。他先是在“九月会议”后成立中央高级学习组,无形中置换掉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权。1942年2月,随着整风运动开展起来,又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中央总学委)取而代之,由他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下设五个分区的学习委员会,统领整风运动,成为全党一切工作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毛泽东手下现在网罗进一批新提拔的干部,除康生外,另有刘少奇的得力干将彭真,陕北根据地的主将高岗,上海新来的左翼文人周扬,包括陆定一、王首道和毛的秘书胡乔木、陈伯达等人,都掺沙子到各学习小组中作领导,对尚留在党内高层的国际派人物形成纷扰和钳制。22 毛泽东的主攻对象当然是王明、博古和张闻天,但此时王在病中,张已下乡,博古被降级使用,仅负责中央报刊。按照毛的攻战路数,对他们将上一军的打击尚在好多步棋之后,他眼下首先要冲击的目标是中央研究院。那个地方是他的“理论情结”最难以容忍的机构,因为那里的众多理论家最让他感到信心不足。正如高华所说,毛“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认中共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毛泽东知道,对付这群‘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般的责骂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同时,“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放火烧荒’,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23

但青年知识分子是为参加革命和追求上进而投奔延安的,他们并没想到来此地充当毛泽东整人的打手。特别是中央研究院的成员,在张闻天多年来营造的党风和学风熏陶下,他们的思想情调其实更亲近国际派人士。张闻天,江苏南汇人,早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曾从事新文学创作和翻译,卓有成效。后来他短期留学日本和美国,对经济学有一定的研究。他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前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任教。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张闻天属于学养深厚,文人气较浓的一个。不要说其他方面,仅就他拥有的文化资历而言,即足以使毛泽东侧目而视。张闻天当领导,一贯开明民主,他主持中央研究院,无论是理论课程的研读,还是中央文件的学习,都允许学员自由讨论,各抒己见。与毛泽东在理论问题上动辄设限的文化专制论调完全不同,他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倡:

大胆地创作、写作、著述、介绍、翻译,来打破各种限制,打破各种陈旧的观点与标准,建立新观点、新标准,以发展学术,提高学术;组织各种文化的、研究的、考察的团体,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辩论的生动、活泼、民主的作风;建立各种专门研究机关……应当提倡自由辩论与讨论的风气。争论一时不能解决也不要紧,不必过早作结论。对某个文化人的缺点的提出,也要经过适当的方式。

对待文化人,他特别强调要尊重“其人格、其事业、其创作与意见”,主张“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他还以文件形式发出指示说,“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给文艺家规定具体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24 正是在张闻天主持文教宣传工作期间,从边区到华北和苏北的根据地,中共的文化工作一片活跃。特别是在延安,理论学习的空气浓厚,文学创作繁盛,远赴边区的文化人一时间济济一堂,他们创立学会,出版刊物,排演节目,把延安的文化生活搞得分外热闹。但延安毕竟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并不是招纳天下文化人的尊贤舘,过度喧哗的学术文艺活动已引起毛泽东模糊的警惕。毛现在坐镇中央总学委,他当年在长沙那种“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早已情调大变,屁股下的座位支配了他的头脑,他自然也在从张敬尧或赵恒惕的角度观察眼前的形势,看待书生意气的知识分子了。面对延安新文化的早春天气,他的政治嗅觉多少已敏感出什么不对头的气味。现在整风运动刚开展起来,延安的文事纷纭既引起他某种不安,也让他揣摩到可资利用的潜能。

然而出乎毛意料的是,整风运动在最初点起的火苗并未烧向国际派,反倒让毛泽东警觉到引火烧身的危机。这场火首先从张闻天曾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和博古现管的《解放日报》烧起。罗迈在中央研究院做报告动员整风,本是以号召干部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改善领导作风的问题仅列为其次。但罗迈向来的“家长制”领导作风令下属一直不满,中国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首先站出来发表异议。他反对由研究院各级领导组成整风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一是要求通过民主选举组成院检查委员会;二是要求自由办壁报,院领导不得干涉。他的提议得到与会干部的热烈支持,会场上的风向随之逆转,批评的矛头纷纷指向了单位领导。王实味不只带头挑战本单位领导,他还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批评延安社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这些文章在《解放日报》和壁报《矢与的》上登出后,丁玲、萧军、艾青等人也纷纷发表杂文和诗篇,有的表达文化人来到陕北后的失落和不满,有的暴露了“抗日圣地”的诸多阴暗面。中央研究院以外的其他单位也随之办起不同的壁报,支持和响应王实味的杂文在壁报上大量张贴出来。反官僚和争民主的风向一时间成为整风的主流,中共的各级领导均成了众矢之的。

这场小小的失火是延安的“土共”领地突然增添了一大批外来文化人而引起的骚动,也是毛泽东面临的新问题。边区政府收留前来的知识分子,把他们作为“公家人”养活起来,目标是培训为党服务的干部。正如征召分了田地的农民子弟入伍当兵,是要他们为党拼命打仗。党组织接收这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当然是要贮备大量可充当文化工具使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初来乍到,还不太懂革命队伍内的人情世故,青春的莽撞与农民军栖居的黄土地一发生碰撞,就不可避免地碰出灾难的火星。与其如高华所说,王实味事件昭示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不如说是延安之春发出的自由民主呼声惊动了洞中的巨蛇。真正的蛇乃是毛泽东这条眼镜王蛇,而所谓的洞,就是他深居的窑洞,是他与他的同僚所掌控的权位。王实味的杂文让人们看出,这支革命的队伍本来靠反特权起家,但掌了权的革命者现在也做起享受特权的丑事。这一指责正好有力打中了毛共的七寸。谈到有关等级的问题,我们不妨把话再说回来,其实纯粹就等级制这个制度而言,倒也算不上多么不可容忍的事情。等级本来就是存在的,军队中若无官兵之分,军官中若无将校之别,军队也就打不成仗了。等级乃是人类群体在世代的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秩序,不管其间经历过多少矫正和变革,总的来说,等级秩序一直都在按优化的原则一步步进行改善。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革命错就错在只抓住等级秩序中有待改善的一面蓄意摸黑,控诉其罪恶,趁颠倒固有的价值秩序之机,以泄其真小人的怨愤,同时利用此怨愤建立其新的等级。为聚集暴力革命的人力资源,毛泽东组织穷苦者、低贱者打土豪分田地,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怨忿富人的不平之心。为吸收年轻的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则向他们列举剥削阶级的罪恶,特别就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作过分的煽动,激发他们的反叛冲动。然而吊诡的是,正因为中共靠攻击等级制和反特权起家,致使革命队伍中要求平等的冲动最为强烈,时或冲击到中共自身的软肋。中共既然最反对等级制和特权,为什么中共内部却搞起等级制,中共的领导层也都享有特权呢?来到延安的这批知识分子本来就满怀激进的社会义愤和强烈的民主诉求,现在目睹的现实却令他们大失所望,无形中证实了“天下大老鸦一般黑”那句老话。面对这一切,他们怎能不感到气愤!最近《萧军日记》在香港出版,读者若仔细检讨散见其中的延安阴暗面描述,则不难理解王实为等人的不满,更可看出延安当年的情况与今日中共集团全面腐败之间的联系。25 面对王实味点起的这场火,从罗迈到中央总学委,享有特权待遇的一群立即感到事情不妙。他们发现,整风已被知识分子的鼓噪扭转了风向,若再不刹车矫正,群众就要脱领导的裤子,割领导的尾巴了。因为真正守护价值的“知识人”总会像萧军那样,是“永远不为既成的势力——无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所容忍的”,是“决定一生和这些庸俗的东西们战斗”下去的!而正是在此敏感时刻,毛泽东走出窑洞,蛇行到张贴壁报的现场。他观察一番后,意识到局势的严重,遂向身边的随从冷冷说道:“思想斗争有目标了”。

为立即扭转风向,1942年4月3日,毛泽东指令中央发出“四三决定”。决定指出,整风运动必须在各单位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组织的形式左右整风的方向;整风不只针对领导,同时也要检查下面的问题;每个人都得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毛的这一决定自然会令人想起此前十几年他在“白砂会议”上的表现。那时候他不孚众望,弄得红四军内诸领导对他群起攻之,他立即祭起“极端民主化”的帽子来抵制军内同志对他的挑战。后来他在古田会议上大获全胜,军内的民主诉求被压制下去,从此他掌控军党大权,打消了职业军人的威风。面对延安之春出现的危机,他现在祭起另一顶“自由主义”的新帽子狠狠向群众扣去。现在他闭口不提“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句他多次说过的话了,为了像镇服军队那样掌控舆论,他现在要彻底肃清文教宣传部门的“自由化”倾向。既然已有王实味这个出头鸟崭露头角,那就先把他定为斗争对象,杀鸡给猴看吧。在中共队伍中,一个人因言获罪,被作为典型大会批小会斗,这似乎还是首次。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群中,多少还有人保持着“知识人”独立思考的头脑。因此在中央研究院,刚一开始批斗王实味,绝大多数人均持消极抵制的态度,包括副院长范文澜在内,几乎没有人主动跳出来充当打手。延安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尚未丧失起码的良知和廉耻,他们并不愿意在批斗会上去扮花脸。毛泽东于是把花脸的角色交给军人去扮,让文化层次更低的人去羞辱文化层次较高的人,这是毛泽东早在搞痞子运动时已运用过的手段。土匪出身的贺龙,领军种植鸦片的王震,都陆续被派到中央研究院逞凶骂娘,他们仗着自己在前方流血杀敌的功劳,对“吃饱饭骂党”的文化人发出强烈的斥责。接下来凯豊奉毛泽东的旨意取代失去威信的罗迈之职进驻中央研究院,他对众人采取分化策略,说王实味是在搞阴谋,问题严重,必须严厉打击;其他人即使有错,均属自发性质,只要坦白检讨,便不予追究。获得豁免的羔羊为自己侥幸过关而顺从了强奸舆论的淫威,他们于是一个个改换腔调,组成讨伐队伍,都把矛头对准了王实味那头待宰的羔羊。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这样上了土共的贼船,从此陷于弱势,致使他们至今都未能克服这一先天软骨的弱点。他们的抗日热情和革命理想固然有其可嘉之处,但自从白吃上边区政府的小米粥,又寄希望于革命胜利后的个人前程,那热情和理想就难免折损分量,在受到侵蚀后渐生劣质化之变。西方社会中“知识人”守护价值的素质在他们身上本来就根基浅薄,苏联的“知识阶层”所承受的压力在他们身上又成倍加码,从此构成他们革命生涯中的难以承受之重。他们实际上已降格为受到胁迫的群众,一旦斗起党所指定的对象,自然就会变得一个更比一个凶狠,在越斗越升级的趋势下,爆发出“群众觉悟”的戾气。被批斗者的罪行也就随之罪加数等,罪恶到一定要被打翻在地,再加上一只脚的地步。连艾青这样发难过官僚主义的诗人,现在为开脱自己的罪责,也在批斗会上对王实味恶言咒骂,说王“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艾青自己够得上吗?当他不把被批斗者当人看时,他自己首先就已经不是人了!

毛泽东很快就把王实味的思想言论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王实味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他在抢救运动中遭到逮捕,此后一直长期关押。1947年中央机关撤出延安,王实味身繋缧绁,拖累行军,在途中被作为累赘大刀砍杀,扔入枯井了事。

王实味等人的文章为什么能在党报《解放日报》上刊登出来?这是毛泽东必须追究的问题。首先要怪总负责人博古把关不严,他放手丁玲主持了文艺栏目。其次要怪丁玲趁延安之春的气候,推出了王实味等人以及她自己的一系列揭露阴暗面的杂文短论。毛泽东早就对《解放日报》以及延安其他报刊的舆论导向不满:一不满他自己的讲话和活动没及时得到突出报导;二不满王明、张闻天、凯豊等人的理论文章一直在照登不误;三不满过多报导苏联的消息,把中共的党报办成了《真理报》的中国版。现在弄出了王实味这类自由化的问题,他自然要动手整肃延安的报刊。毛先是急派陆定一进驻《解放日报》,接着撤去杨松的主编之职,由陆定一担任,杨松不久即因积劳和忧愤而病逝。陆在毛指导下对该报进行全新的改版,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实权紧抓在陆和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手中,博古完全被架空为挂名的社长,党报从此成为毛泽东控制舆论的传声筒。按照高华的综述,从此以后,党报和延安的其他报刊都得严守毛氏“新闻学”的五个核心原则。一是“党性第一”的原则,即把报纸办成党的宣传工具,并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二是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即反对有闻必录的新闻教条,不利于党的新闻即使是事实,也不许报导。三是“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因此坚决要杜绝资产阶级报纸“抢新闻”的做法。根据党的需要,有些新闻可尽快发,有些则可缓发或根本不发。四是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自从《解放日报》改版,该报以及新创刊的《学习》专刊便承担起指导整风运动的任务。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报纸也成为整肃“异端”知识分子的工具。批斗王实味期间,在《解放日报》和《学习》上就辟出专栏,大量刊登讨伐王实味的文章。五是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毛泽东师法斯大林控制新闻传播的成规,在消息知情权上制造出等级制度,“干部级别愈高,阅读限制就愈小,由此逐级而递减。”26 减到老百姓的层面上,就只被告知党允许他们知道的事情了。延安的报刊上不再有任何言论自由,批评和异议被彻底消声,党组织忌讳的各种消息全都禁止报道。一个掩盖真相和制造假相的工程从此便按照毛氏“新闻学”的核心原则运作起来,直到今日的《人民日报》以及各级党报,毛共宣传机构的苦心经营从未间断。可以说,中共政权能够维持到今天,并且还在继续往下维持,在很大的程度上便有赖这项瞒哄工程持续而有效的运作。

党组织不只通过报刊过滤消息,制造所谓“本质的真实”,限制党员和非党群众的知情程度,更通过组织他们学习下发的文件统一所有人的认识。学了文件还要考试,再通过回答问题检查每个人是否知道或接受正确的答案。自整风运动开始,在延安的干部群中,一个改造思想的学习集中营就这样逐步建立起来。干部改造思想的过程,也是党组织被人格化的过程。从中央总学委到各分区学委,这些机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即可代表党组织检查每个人所写的“反省笔记”,对作检查的人反复发出拷问:你与党是否保持“一条心”?如果你对党只有“半条心”,甚至怀有“两条心”,那你就得作更深刻的检查,把你的想法和历史交代清楚。党报的号召声如天穹罩在每个人的头顶,毛泽东更亲临现场作动员报告,要求参加整风的干部反省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他以狡赖的口气威逼说:“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鉄的纪律非执行不可。……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27 毛泽东现在已高踞代表党组织说话的位置,而且正在把自己修炼成党的化身。他说他“也要写一点”笔记,身为最高监督者,谁有资格检查他的笔记?他又恳向谁作检讨?那个所谓“要写一点”的表示,不过敷衍一下,作出虚应罢了。私下谈话中,毛泽东一贯声称:“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的。”“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28 毛泽东深知,认错就是向对立面低头,低了头就得下台。因此他死不认错,不认错就是他能够让自己保持一贯正确和不可触犯的“反导装置”。毛的防御是进攻性的,他要坚持自己不认错,就得不断督促别人认错,督促更多的人认错,督促他们认的错越多,则他的一贯正确才会确立得越加牢固。从某种程度上说,迫使干部检讨,特别是迫使那些与他对立的高级干部检讨,已成为毛泽东经常要喝上几碗的安心鸡汤,甚至成为他满足其获胜心理的变态乐趣。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古拉格群岛》中披露,政治犯进入劳改营的第一关就是不分男女,一个个全得脱光衣服,接受管理人员的检查。通过剥夺囚犯的羞耻心,监狱当局将囚犯的人格和自尊完全践踏到脚底。检查反省笔记则是迫使检讨人把他们的自我像裸露身体那样剥光,他们被要求向党组织袒露个人隐私,坦白错误思想,交待说过的错话,再加上反复自责自贬,直到组织认可,检查通过,才算在政治上得到救赎。高华指出,“毛泽东的‘新’就在于融理论灌输和暴力威慑于一炉,配之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压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我觉得用“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来描述改造思想的结果并不确切,经过谢觉哉那种连煮带蒸的思想改造,29 一个人的自尊自信已受到摧毁,他的灵性也严重残伤,最终被驯服成党奴,徒具形骸而已,还谈得上有什么灵魂?谢觉哉向来被尊为中共元老,不可思议的是,他在整风运动的威逼下,竟下作到如此自轻自贱的地步:他一边做检讨,一边还满怀兴致,赋诗品味自己的受罪,足见学习集中营对参加学习者的摧残和奴化之深。谢觉哉几乎是带着自虐的乐趣来描述他灵魂自残的过程的,他给自己绘制的漫画肖像反映出毛泽东卑劣的红俗趣味:毛的确乐意看到,受到集训的干部都把自辱和受辱以及辱人作为杂耍公开演示出来,最后閙得上上下下都没有人格。

毛泽东善于使用酷吏型的人物,在苏区打AB团时,他重用李韶九,放纵李滥捕乱杀。如今整风开始,他把整人的大权交给康生,任凭这个阴谋家差使他手下一批低俗的打手搞出种种折腾人的鬼名堂。比如像填写“小广播调查表”这样猥琐的项目,就是此类小奸小恶之流挖空心思炮制出来的东西。“小广播”是整风运动中发明的新政治词汇,泛指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中所谓“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以及散布有害言论,泄露党的机密等过失。通过学习党报和文件,干部被告知只许说什么,只许怎样想。再通过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干部更被告知什么言论和什么事情不准你说,也不准你聼,甚至不准你想。每个人的言论都应与党的宣传口径一致,若有所违反,就应老实交待出来,填入“小广播调查表”。填过“小广播调查表”的干部从此在思想上给自己上紧螺丝,党不允许说的话就再也不敢说出口了。干部们随声附和的操练逐渐中规中矩,久而久之,已经养成习惯的口头表达会反过来支配他们的头脑,使他们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正是学习集中营改造思想所要取得的效果。自由主义是错误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等等,全都是错误的,只有毛泽东同志绝对正确。

毛其实并没有他自己真正确立的正面价值,他只是通过把对立面全贴上“错误”标签的“反动修辞”(rhetoric of reaction)来反证自己的正确。这就是说,只要毛能做到彻底否定对立面的这主义那主义,他自然就会在绝对的否定中正确起来。他的否定力量来自认同庸众和发动群氓,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靠压倒性多数力量的支撑,从低下的平台上逆反崛起。毛泽东并不讳言他的“土共”本质,他对萧军说过:“中国党是在老百姓中间产生的,中国老百姓落后它也落后。”30 落后的老百姓才真正是毛泽东及其毛共的群众基础,是他们幸存和壮大的社会生态。其实包括很多投奔延安的年轻知识分子,也大都根基较差,再加上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长期受训,久而久之,遂蜣螂转丸,趋于土化。在那个知识分子人数本来就很少,水平多比较低的年代,31 真正有水平和有气质的“知识人”,恐怕是很少有兴趣投奔延安的。细读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可从侧面一窥延安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有位担任翻译的苏联工作人员名叫Aleyev,他评论延安知识分子的一番话被弗拉基米洛夫录入日记:

在我看来,最优秀的年轻人在1940年以前均已离开特区。大多数留在此地的求学青年均出身小资产阶级,在1936年到1938年之间来到特区时,他们还不足二十嵗。那时正值抗日高潮,他们投奔延安,多出于浪漫的激情和一时的狂热。其中有些人完全因谋生无路才跑到这里,想找机会读几年书,好求得一个稳定的饭碗。很多加入共产党的青年都相信他们能统领时潮,随着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他们更会飞黄腾达。

他们在此地的学校学习,日益习惯乏味漫长的开会和毫无目的的批评,逐渐都蜕变成批斗会上整人的斗士。他们惯作漫无边际、空洞杂乱的发言,或无聊终日,言不及义。

不管谈起什么话题,他们总是重复说:“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时刻准备为中国革命付出任何牺牲!”

学生们在这里学不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对于种种政治议题,他们的观念模糊不清,仅限于寻章摘句。他们喜欢谈论马列主义,好引用教科书的说法,却抓不住其中的要点。

对中国历史和革命运动,他们同样认识模糊,甚或完全无知。对苏联也几乎毫不了解。所有的学生都可吃到免费的小米稀饭,只要他们愿意学习,就会一直学习下去,也不必参加工作。其中有不少人还梦想到苏联长期留学。

他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特别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学问。然而他们却好泛论各科话题,希冀重要的工作岗位,轻视事务性的工作。很少有人选修医学或无线电操作的课程,因为他们觉得从事此类工作难以快速高升。

直至他们进入特区之后,才终于发现从此便断了与家人和亲友的联系。与外界通信是犯忌的,事实上也很少有人敢与亲人通信。想家的人会被人耻笑,因此他们只能把思念暗藏心底。

传统的廉恭有礼在这里不复存在,而代之以特区外根本不通行的言谈话语,其中充满了乏味、做作和粗鲁的党化词语。

说得好听一点,特区培训出来的党政干部仅有低水准的基本知识。有些学生连钟錶都不会看,算术也很差。这些未来的党政工作人员大多数没有实际经验和专业技能。他们普遍落伍,一门心思只想当领导。32

王实味已彻底打倒,萧军也被迫出走,素质本来就比较差的众知识分子都在几经折腾后乖乖顺从了党组织的教化,自觉步入庸众群氓的行列。按照毛泽东讲话的要求,共产党的干部也好,受党教化的知识分子也好,现在都得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提高,既不许把“工农兵”提高到本应发扬光大的传统文化——毛贬斥为“封建文化”——的高度,也不许提高到本应学习的西方文明——毛贬斥为“资产阶级文化”——的高度,按照毛的指示,知识分子都必须“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33 这一“提高”的方向与其说是要把低水平向高水平提升,不如说是硬要把高水平向低水平拖拉压抑。正如毛通过把党内对手都打成各种错误路线的代表来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正确,对“极卑之人”的毛来说,只有把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全都拉低到工农兵群众的“高度”,才足以平衡他长期以来的不平之心,才便于把他自己擡上“极高之人”的尊位。这种通过向下看齐以求个人发达的路线,用孔子的话来说,可谓不折不扣的“小人下达”。后来做了林伯渠夫人的朱明就是在这一形势的逼迫下极尽其自诬之能事,向党组织委屈交心,写出了《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那篇奇文。34

她原名王钧璧,1939年投奔延安后改名朱明。出身富裕家庭的朱明从小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与不少追求“进步”的青年大致相近,她也是满怀参加革命的热情投奔到延安。朱明的反省检讨很有代表性,按照高华的分析,应是在领导的诱导下,经过反复加工,郑重推出的一个思想改造忏悔书范本。那时候延安出产的工农兵文艺作品《白毛女》中有一众所周知的警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从当时整风运动的恐怖情形来看,毛共控制下的延安社会才是真正把人变成鬼的地方。什么人配称为人?什么人可称为鬼呢?我想,任何一个不愿意做鬼的人都会承认:说人话——也就是说实话真话——的人才配称为人。人而不准说人话,却被迫去说假话谎话——也就是鬼话,那人就被逼成鬼了。毛泽东及其控制的中央总学委发起的运动,不多不少,堪称一场逼人做鬼的运动。凡是发自良知的见解,出于常识的判断,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对是非、善恶、美丑的自然反应,按照毛共的党性要求,都必须整个地颠倒过来。党要求你放弃你原有的价值选择,践踏你本来的情感趋向,你原来不以为然的说法,你现在必须接受和赞同,你实际上并不喜欢的人和事,你现在必须无条件地表示你非常喜欢。按照说鬼话的准则,凡是人话否定的人和事——比如朱明原来对湖南农运中的痞子举动很反感,认为中共宣传蒋介石不抗日的说法是诬蔑——经过思想改造,均一一予以矫正,被定性为错误看法和反动思想,并将其归结为朱明的阶级出身所导致的偏见。经此矫正,朱明开始昧着良心说话,从前她对痞子在小姐少奶奶的床上打滚很反感,现在则肯定那是革命行动;淞沪战役中她亲眼看到国军拼命打击日寇,现在则相信蒋介石要准备投降日本,只把枪口对准共产党。由此可见,矫正的效果就是让党和非党的干部,以及投奔延安的青年人全都睁眼说瞎话,矢口否认中共的罪恶,全面抹黑中共敌视的党派和人群。

朱明在政治上与党发生抵触的根源既然被归结为她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她在家中受到的一切熏陶和教育也就都属于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情趣品味,而必须严加检讨了。于是临帖练书法呀,聼古典乐曲呀,读唐诗宋词呀,以至做一个大家闺秀应懂得的礼貌修养呀,现在全都成为她必须告赎的原罪。现在她要入党,要把自己改造成“新人”,就必须放弃她曾经认为是美好高雅的东西,就要把Aleyev针对延安青年的表现所批评的那些粗俗言行奉为革命的规范,就要紧跟他们的步伐,在讨论会上大量使用那些“乏味、做作和粗鲁的党化词语”积极发言。而要做到这一点,她还得唾弃自己的父母亲友,从血统上彻底否定自我。为表白她脱胎换骨的决心,朱明向党组织检讨说:“今天我明白了,党为什么珍惜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后代以及先烈遗孤,因为不仅他们的思想有传统,就连他们的血液也是干净的,党为什么不珍惜他们呢?”“我呢?本来是站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现在也开始愿意下来做无产阶级的牛了。把自己的思想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我这时才了解到马列主义的真理的力量。”一个人一旦彻底否定自我,就会自轻自贱到没有限度的地步。早在红卫兵肆虐之前,朱明已率先抛出激化阶级斗争的“血统论”了。

经过恬不知耻的自我鞭笞,朱明终获党组织的宽恕而得到政治救赎。但即使把身段放低到这步田地,朱明还是不太满意,不很放心,就她追求进步的目标来看,是非要从血肉上与一个能代表党的人物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足以让她感到此身的安顿有个牢靠的依附。于是她以她二十来嵗的妙龄,心甘情愿嫁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年迈的林伯渠同志。对革命队伍中的女同志而言,向党“献身”的行动,现在有了双重的含义。朱林式的婚姻结合在当时的延安,多少已形成很多外来女青年选择配偶的模式。成千上万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女子,包括来自上海的江青在内,就这样“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尽可能地“提高”了自己的水平,提高到各级领导干部的床笫上……她们不再像王实味那样追究特权和等级制的问题了,因为她们业已顺着政治正确的阶梯爬上各自可能到达的高处。然而不幸的是,高处自有其不胜寒之处,党内的斗争也时常波及诸领导夫人相互的关系,她们之间的嫉妒和恶意时有踫撞,一遇到合适的气候,便会酿成“夫人政治”的恶斗。1954年春,毛泽东与江青在西湖行宫休养期间,朱明不知出于什么具体的动机,从上海发出一封揭发攻击江青的匿名信。该信经浙江省交际处转交到江青手中,江青接信后十分恼怒,浙江公安厅立即着手破案侦查,牵连得涉嫌受审者竟达八百人之多。直到1961年林伯渠去世,朱明写信给中央反映林伯渠死后的遗留问题,才被发现其笔迹与那封未结案的匿名信一模一样。朱明在招供后立即畏罪自杀,时年仅四十二嵗。

思想改造不但没能提高党与非党干部的品质,反倒败坏了他们的人格;不但没有加强党内外的团结,反倒加剧了同志们之间的冲突和敌意。高华尖锐地指出:

为了服从现实生存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根据地内的许多党员学会了隐瞒真实想法,而随声应和上级的指示。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亲爱、坦诚。口是心非、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由于人性毕竟非强力和说教所能完全改变,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现象,具有双重人格的党员在整风审干后开始出现。35

朱明即为一“双重人格”的典型。一个人仅为了向党组织积极表现,就不惜写下出卖自己和亲友的坦白,她/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在毛泽东和党的“教导”下,朱明久已养成揭发他人隐私的习性,只要属于她认为不利于党和毛主席的人和事,她都会毫无顾忌地大胆揭发,发展到后来,竟揭发到毛泽东夫人江青的头上。这里面想必还有什么复杂的私人恩怨,那已非我们局外人所能猜测清楚,但不管怎么说,整风运动的遗毒后来在朱明身上恶性发作,显然是促使她写那封匿名信的重要动因。高华书中还特别提到一位为人正直的高级干部,他名叫王世英。王在整风运动中向刘少奇抱怨说:“回到延安,我觉得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说的,也得去做去说……感觉没有在秘密工作时那样纯洁。”刘少奇却认为王世英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刘进而教导王说:“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皮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36 那还是在四十年代初期,从刘少奇能说出这种歪话的事实即可看出,刘的人格扭曲及其灵的残缺已发展到不是人而是鬼的程度。党的利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攫取党权者个人的或团伙的利益,擎起“党”这面招牌,权斗的一群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污蔑对手,恶斗到蔡和森所谓“无恶不可为”的地步,甚至到毛泽东所谓“恶在究竟,仍不为恶”的地步。刘少奇在整风运动中之所以能后来居上,一跃而高踞党内的二把手地位,正是因为他勇于和善于搞党内恶斗,为毛泽东及其毛共的利益干了不少极坏的“好事”。刘最终的下场固然十分可怜,但就他为党的利益而一贯不择手段的恶行来说,他的惨死也未尝不是现世的报应。

19参看黎东方:《细说抗战》。页33-34、178-188.

20《彭德怀自述》,页245-246.

21 The Vladimirov Diaries,Yenan,China:1942-1945,pp. 25,64-66.

22参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305-308.

23 同上,页315.

24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页74.

25 萧军在1941年6月24日的日记中就记录了他耳闻目睹的特权现象:“下午去看芬,在医院中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1)李伯钊自己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2)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乾代早餐。(3)毛泽东的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4)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十几元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是四元或五元。”见《萧军日记,1940-1945》上卷,页200.转引自麦启的评论《萧军日记:延安档案》。

26 参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365-376.

27 同上,页398-399.

28 沙叶新:《检讨文化》,载《随笔》,2001年6月。

29 谢觉哉诗曰:“紧火煮来慢火蒸,煮蒸都要工夫深;不要捏着避火诀,学孙悟空上蒸笼;西餐牛排也不好,外面焦了内夹生;煮要暂兮蒸要久,纯青炉火十二分。”包括以上所引高华说,均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423-424.

30 见《萧军日记,1940-1945》上卷,页136.转引自麦启的评论《萧军日记:延安档案》。

31 胡乔木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9.

32 The Vladimirov Diaries,Yenan,China:1942-1945,pp. 48-50.

33 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页859-860.

34 我从网上下载了该文的全文,同时也参考了高华书中所引的段落,见其书页427-436.

35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436.

36 同上,页439.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Friday,March 21,2014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