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这句话虽说出于康生之口，究其实还是毛泽东在背后安排指令，所拟定的行动纲领，可谓十分简明地概括了这场整人运动逐步升级的步骤。这场运动好比蓦地刮起一阵大风，毛泽东就是念咒做法，呼风唤雨的巫师。风一旦刮起，必然越刮越大，毛就是要在飞沙走石一阵劲吹后造成摧枯拉朽的局面，把他想破坏和要打倒的全都坏掉和打倒，同时还要对全体无辜的受害者造成威慑效应。直到把同志们全都折腾得口服心服，这时候他才从幕后走出，站到前台发令刹车。然后再指令部下做些甄别安抚的工作，向大家说几句落好的话，唬弄得众人还对他心怀感恩，而怨恨则全都转移到像康生这类直接行凶者的身上。
康生原名张宗可，山东诸城人。早年化名赵溶，在上海负责中共特科的情报和保卫工作。1933年被派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一直与王明关系密切。康生乃其俄文名字的中文音译。1937年随王明返回延安后，康生迅速转向，开始追随毛泽东，因直接促成毛与江青的婚事而深得毛信任。他早在莫斯科即参与过苏共的肃反工作，曾将中共留苏人员中不少人打成托派，残酷迫害。可以说早在抵达延安之前，康生已练就其毒辣的整人手段。正是看中了康生这一可资利用的魔鬼党性，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一开始即对他委以重任，放任他极尽其迫害肃杀之能事。正如高华所说，“康生和中央社会部纯粹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当毛需要借助康生打垮政敌、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时，毛就‘放虎出山’，授予康生及其机关极大的权力，将社会部的职能扩大为既对外，又对内，使其成为仅服从自己，而淩驾于党的其他部门的太上机关。”37 正是放纵康生这种具有魔鬼党性的人物在党内外大肆制造恐怖，毛泽东全面呼唤起这支“农民军”内潜在的恶俗势力。弗拉基米洛夫看得很清楚，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康生及其同伙：
他们都是急功近利，不讲信义之徒。可以明显地看出，此辈皆属文化上落后的庸才，这群腐败伪诈的傢伙最适合填充在惩罚机构内当打手。为得到逐级稳步的提升，尤其是获取更好的待遇，他们时刻准备奉命施行暴虐，作伪证和写检举材料。他们不以自己的卑劣为耻，反以为荣，因为他们只知满足其贪欲，此外什么都不在乎。38
由此更可以看出，毛泽东号召干部和知识分子从“工农兵”或“无产阶级”的方向去提高，实质上就是让他们在康生及其同伙制造的全面恐怖氛围下人人自危，最终修炼成盲目服从的党奴。制服党内高层的留苏派和经验主义者尚在运动后期，毛祭起这股恶风，先让它从横扫党内外所有成员的规模刮起，针对几年来迅速扩大的革命队伍，来一次猛烈而全面的扫除和清洗。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大量的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者业已混进党内。他们甚至已窃取领导高位。”那时候他只信任经长征到达延安的数百名老干部，而对1938年以来涌入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他均持怀疑态度。39 现在整风运动既已展开，正好可趁机对这批人作一番严酷的考验和改造。
所谓“审干”，就是要求人人填写履历表，表中要详细填写自己的家庭社会关系及生平经历。针对所填写的履历表，经调查取得一定的证明材料，最后由党组织对受审查者做出鉴定，从而建立起每个干部的人事档案。这档案是绝对保密的，从此成为该干部政治命运的“生死簿”，其中的组织鉴定就好比刺青在他们脊背上的判词，将尾随其终生，他们却无法看见。正如高华所描述，“它既属于这个干部，又是完全独立于干部个人的异己物（干部通常不知道领导在自己的档案中写些什么），两者相依相随，一直到这个干部去世，这份干部个人档案也还未寿终正寝。它被放置在某个文件柜中，在对这个干部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的政治审查中将继续发挥作用。”40 这一档案制度在中共建国后扩大到进入国家体制的所有人员，只有编制外的农民被农村户籍捆绑在家乡的土地上自生自灭，他们无关党国的大局，因而无需建立档案。
在审干过程中若发现某人有可疑的问题，则须对其人立即进行“抢救”，迫使其交代是不是奸细特务等麻烦的问题。毛泽东对康生一伙下达的“抢救”原则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康生从此原则出发，于是全面撒网，以免遗漏；先做出普遍的有罪推定，再经过审讯予以证实。在“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毛甚至信口雌黄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毛既然能对主持审干的康生及其同伙作如此不负责任的判断，就难怪他们在审干之初即作出有大批国特和日特潜入党内的假定。官方党史及不少论者把肃反扩大化的罪责多推到康生头上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挨整者不敢怪罪毛，党史又竭力为毛尊者讳，结果弄得康生顶了全部的毛罪。在整个的审干反奸运动中，康生推动的每一个步骤可以说都来自毛泽东在背后的指使，他并未独出心裁，随意去做毛不乐见的什么事情。他的可恶可恨在于他乐于和善于干这类弄脏自己双手的差事，即使没有康生其人，也照样会有李生或王生踊跃扮演同样的角色。康生说得很明确：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毛泽东路线。”
正是在毛泽东的主使下，整风运动一旦从审干转入“抢救”，宁左勿右的势头便雷厉风行下去，一发而不可收了。据弗拉基米洛夫1943年4月9日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自毛泽东发布此“抢救”的原则，“人人均被视为国民党或日本的特务”，“戒严令的实施引起抓人的狂潮……很多人都被在夜间抓走。”在7月15日的千人大会上，康生竟对在座的干部恶狠狠地说：“你们全都是国民党的特务！”“你们都晓得，你们的很多朋友已经被捕！等这场大会结束，你们就会发现你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失踪！”“你们要想得到原谅，现在就赶快坦白交代，告诉你们，以前的交代都不够老实！……再这样下去，那你们接受再教育的过程可就很长了！”弗拉基米洛夫看到，康生的威胁几乎吓獃了所有的与会者，只有朱德走上前台，口气平和地质问康生说：“你说这些话是不是要叫我散会后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军中的同志？是不是叫我今后也担心我自己或我的朋友会遭到逮捕？我问你，你是哪儿来的胆子，竟敢如此对待这些党内的积极分子、优秀干部和骨干力量？”朱德说完话即掉头而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在质问康生的硬话中，朱德为什么特别提到所谓“我的朋友”？这“朋友”又所指何人呢？朱德当时负责中央机关的整风工作，中央军委高级参谋室属他管辖。据顾则徐所说，高参室内大多是原国军将校，若按照毛泽东“宁可信其有”的原则出发抓特务，他们“个个都是货真价实，后果不堪设想。”正是在朱德的保护下，高参室只开了一个晚上的会，就人人过关，应付交差了事。41朱德在大会上当面顶撞康生，强调“我的朋友”云云，应该说，多少是有保护高参室那些原国军将校的用意的。弗拉基米洛夫因此对朱德的印象特好。他说“朱德举止沉稳自重，待人平和冷静，十分友好。我从未见他做过公开揭发人（所谓批评）的事情。他承认毛泽东的权威，但从不曲意逢迎。”而对毛泽东，弗氏自始至终都极端鄙视，他不只从苏共的政治正确性立场上批毛，更进而从人性的角度和人品的等级上揭示毛的卑劣。在1944年9月15日的日记中，他说他发现毛泽东根本没有朋友，因为毛“只重视对他一时有用的人，凡对他个人和‘他的’革命无用者，在他看来，便都毫无价值，甚至有害。他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此外他什么都不在乎，连革命本身都不足挂齿。”弗氏进而指责毛说：
他梦寐以求和野心勃勃的只有权力，对他来说，通往最高权力的途径就是唯一的真善之道。他的一举一动都对限制其权力的人和事流露出轻蔑。他心目中只有权力，此外一切皆视同尘土，对历代伟人的业绩，他也以此观点予以衡量。因此他特别迷恋此类巨头掌握的不受限制之大权。总而言之，权力乃是毛泽东生死以之的东西。对他来说，有了权就处处有理，就所向无敌，就全知全能……至于党和人民，不过是他达成此目标的幌子罢了。……他在利用革命的趋势攫取权力，每踫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不合乎他个人的看法，他就肆意煽动，对其加以扭曲和破坏……为获取他想要的权力，他用尽了恼人的权术操纵。他不讲任何原则，只要求他人为革命事业效力，让别人屈从他的意志，让原则捆住千百万人的手脚，他却以原则的名义对他们颐指气使……这就是他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一种道德贫乏和野心膨胀的毛氏哲学。
弗拉基米洛夫对毛的解剖得自他的观察和在延安的经验，他的确看透了毛的权力狂人格，对因此而造成的迫害深感悲愤。在7月23日的日记中，他看到的景象是，延安城内外一片肃杀的气氛：“不断有人自杀。”“全城如一座集中营。自四月以来，任何人都不许离开所在的办公处所和学校，如此森严的法纪已将众人置于囚禁的处境。”42 薄一波回忆说，在延安一处深沟内，他发现有六、七孔窑洞，其中关押了上百来延安求学而遭“抢救”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已被折磨得神经失常，他们或大笑，或哭泣，一到晚上，一片鬼哭狼嚎的阴森气氛。
也就是在这种恐怖氛围下，主持抢救的一伙制造了荒谬绝伦的“张克勤案”。尽管毛泽东在下达“九条方针”后附带说过不要搞“逼供信”的话，但他同时又要求从领导到群众都要千方百计“抢救失足者”，要用各种方式劝说他们交待问题，此类劝说包括“你劝、我劝、他劝、个人劝、团体劝、硬劝、软劝、哭着劝、笑着劝、公开劝、私下劝、大会劝、小会劝”，在这么多所谓的“劝”之聒噪下，所形成的“疲劳轰炸”早已对被劝者形成变相的“逼供信”，更不要说还动用各种肉刑。43 一面放纵群众把运动搞过头，一面又在搞过头之后不冷不热地打个圆场，这是毛泽东搞运动一贯玩弄的松紧收放游戏。就毛心里的盘算来说，发动不起群众，打击敌人不力，是绝对有弊而无利的，把事情搞过头尽管有弊，但只要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打击了敌人，即使伤害了无辜者，毕竟利大于弊，因此就值得大搞特搞。
张克勤年仅十九，共产党员，因从他的履历中及近期表现发现了不少问题，便被假定有罪。西北公学的审干领导小组于是对张展开“车轮战”的审讯，三天三夜的逼供使张精神彻底崩溃，他只好按照逼供者的要求招供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进而揭发了其他十几个“特务”。“张克勤案”的破获在延安一时成为反奸宣传的典型事例，张克勤本人也成为坦白交待的模范，他戴上大红花到处作坦白演讲，讲他如何堕落为国特，痛陈他思想转变的过程。被“逼供信”出来的国特、日特此后越来越多，绥德县甚至把反奸运动中“抢救”出来的失足者组成“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四处巡回报告，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的欢迎。一个十几嵗的女孩交待她是国民党特务，说她的任务是在绥德搞腐蚀干部的美人计；另一个十六嵗的男孩提一包石头登台，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他受特务指使，准备用石头谋杀干部。仅绥德师范一个单位即挖出特务二百三十人，占该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反奸斗争越搞越深入，越是开展到边远的地区，查出的奸细越多，而坦白交待出来的的情节也越是离奇古怪，匪夷所思。被迫自诬的一群失足者在讲台上编造起他们当特务的经历仿佛在讲惊险故事，常讲得洋洋得意，他们因能够主动配合宣传，被认为表现良好，在坦白表演结束后还受到“大米白面和猪肉粉条白菜”的招待。各机关单位在挖出特务的数字上竞相比赛，领导们为了邀功，竟不惜在本单位的人员中挖出更多的特务。文艺工作者配合运动大搞宣传，更把此类坦白交待的先进事迹编成剧本到处公演。从延安边区到其他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构整个地卷入运动的漩涡，或诬告别人为特务，或自诬为特务，一时间成为向党交心的踊跃壮举。失足者受到审讯人员的威逼，把一场场反奸闹剧閙得恐怖而又肉麻，閙出了毛共世界特有的斗争狂欢。所有这些构陷莫须有罪名的谎言和诬告都是按照刘少奇那个“对党有利”的原则捏造出来的，整风整到最后，整得毛共集团上上下下都丧失了起码的常识、良知和羞耻。中央组织部武竞天竟因曾向一意大利传教士学过外语，便被扣上“意大利特务的帽子”。44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嘛，为挖出更多的特务，毛进一步下令“将反革命特务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让他们发挥“以毒攻毒”的作用。“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这就是毛泽东一贯自以为得计的用人策略。45 锄奸过程中挖出的此类“乌龟王八蛋”人物随即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而添入康生及各级领导率领的锄奸队伍，充实和壮大了毛共党棍的阵容。对毛泽东培养和重用这类“乌龟王八蛋”人物的危害性，受尽“抢救”折腾的何方对此深有体会，他曾发出中肯而痛切的批判说：“历次肃反运动中，甚至一些假坦白、会听话、跟得紧、诬陷好人多又不随便翻案的，也可变成积极分子，最后得到甄别平反，既不受批判，更不受处分。而那些坚持实事求是，不搞假坦白和不说假话的人，不但当不了积极分子和运动骨干，被咬的定会大吃苦头，事后还落个态度不好之名，更没听说有因不说假话受到表扬的。这样，每次运动都是违法乱纪的受到庇护，坚持实事求是的反而倒楣，说假话的奖，说真话的罚。一茬一茬下来，积极分子自然越来越多，运动也一次比一次红火。”46 何方揭示的这一事实再次触及毛泽东“小人下达”的本质，沿着“工农兵”或“无产阶级”的方向提高，到底会提高到何等水平？答案是很明确的：就是把越来越多的“乌龟王八蛋”人物提拔到毛共的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中。
党与非党的干部以及延安知识分子中真有那么多特务吗？毛泽东本人真相信挖出来的“特务”都是特务吗？根据胡乔木回忆，任弼时和周恩来当时都认为审干反奸搞过了头。周恩来认为，“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任弼时在会议上指出，“那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的看法应予否定。……抢救运动就是强迫坦白，现在要进行甄别，取得经验教训。”47 毛泽东对周和任的论断心知肚明，他当然比谁都清楚，延安不会混进来那么多职业特务。对他来说，抓特务一如打AB团，“特务”这顶帽子只不过是为扩大打击面，驱使人人“脱裤子，割尾巴”而特制的恶称而已。这恶称一如搞苏维埃运动时的“土豪劣绅”，搞“抗日反蒋”大勾结时的“汉奸”。毛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权威之下。”58 为达此震慑目的，他对运动中被冤枉受委屈的人多持漠视其痛苦的态度，因为他是按“特务之多，原不足怪”的设想来发动这场运动的，从一开始他就打定了整治全体知识分子的主意。只要能收到震慑效果，即使整错了人，甚至整死了人，也在所不惜。
从钱来苏一家人在运动中的遭遇即可看出毛泽东这种以折腾他人受罪为儿戏的忍人心态。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彭而宁（钱家骥）在运动中作为特嫌被康生抓捕，偏不巧其父钱来苏正是在此时带领女儿和女婿远道赶来，投奔延安这块革命圣地。老人满怀革命热情而来，本想在延安拜见毛泽东，没想到一住进交际处即受到隔离审查，女儿和女婿也被送到延安大学接受“抢救”，连介绍他来延安的王世英都前来交际处劝他老实“交代问题”。钱一气之下，绝食抗议。林伯渠为此事曾向毛泽东说情，交际处呈报的材料也明确反映出钱不是汉奸特务。毛自己明知钱被冤枉，但他就是不肯明确表态，故意把钱抛入长期不得解脱的境地。直到最后解除对钱的审查，毛在批文中仍含糊其辞，流露出模棱两可的态度。49 宁可将错就错，也不会轻易认错，这是毛放纵其倒行逆施之擧的一贯态度。被打成特务的人太多，最后大都无法证实和定案，解除其审查待遇时，毛也不肯就他们“不是特务的结论”作明确肯定的表态，以致很多人把可疑的身份背到好多年之后，甚至直到死后。悬置的历史问题于是成为此类人头上的悬剑，使他们此后长期处于恐惧之中，也为党组织便于控制和使用这类人而保留了有利的把柄。这样看来，很多冤假错案，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毛泽东及其毛共有意制造的和乐意维持下去的，因为革命斗争和党的利益需要一部分倒楣鬼始终有把柄可抓。此外，毛之所以对林伯渠等人为钱来苏说情置之不理，未必表示他确实相信钱是日特，他的不买账意在显示他刚愎自用的强硬态度。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把原来以集体领导为原则的中共整顿成由毛一人独断的毛共，毛正是凭借此森严肃杀的运动来树立他个人的威权，树立到压服群僚，封口谏诤的地步，让所有的高层领导此后再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三道四。
九
不管抢救、反奸运动导致多少人被审查、被逮捕，多少人神经失常和自杀，也不管有多少高层领导提出纠正的意见，毛泽东一直都没有松劲的念头，他依然纵容康生一伙继续反奸，希望“抢救”出更多的特务。自打运动开始，他就坚信运动中“一定会犯逼供信的错误”，认为纠正太早是不好的，因为“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他甚至扬言，“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也要搞。”50 至于该在什么时候刹车，如何去做甄别纠偏的工作，那全得由他去随机把握和因势利导，绝不容他人随便插嘴。对于同僚的异议，毛一向怀有逆反心理，别人越是叫喊运动搞过了头，他越是要继续往下硬搞。直到1943年12月底，一封发自莫斯科的电文送到他手中，才引起他的警觉，致使他不得不有所收敛。
如上所述，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虽批评了王明及其所执行的路线，但并没能把王明批倒批臭，王一直卧病家居，对毛泽东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毛不管多么急于拔除这个眼中钉，但有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掌控全局，他心里总难免有些投鼠忌器的顾虑。1943年3月，刘少奇从华北回到延安，有了刘的大力支持，在3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出重要的人事调整。会议最后决定，毛任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而书记处的成员则按毛的旨意被减低到仅有毛和刘少奇、任弼时三人。毛与刘分任军委正副主席，毛掌宣传，刘掌组织。在“精兵简政”的藉口下，毛把他要进一步整治的王明、周恩来和彭德怀完全排除到核心领导之外，而把忠心支持他的刘、任二人安排为他得力的左右手。4月3日，第二个“四三决定”宣布整风运动要延续到1944年4月3日，接着又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刘少奇与康生、彭真和高岗三个委员组成。至此，毛泽东用他一手把持的整风运动领导机构彻底架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的通知紧接着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着手对卧病治疗中的王明展开严厉打击。据傅连暲等医生1943年写的《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等材料所言，王明确实在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在延安接受治疗过程中出现汞中毒现象，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虽然至今尚无真凭实据证明毛泽东指使医生有意毒害王明，但服药中毒的后果确有其事，绝非王明和弗拉基米洛夫构陷编造。本来苏联方面是要派飞机接王明去莫斯科治病的，但经毛泽东一再阻挠，王明最终未能成行。
王明从此陷入绝境，在9月7日至10月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主持批斗，指斥王明“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王明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51 根据弗拉基米洛夫的描述，缺席会议的王明受到严厉的谴责，从“投降分子”直到“具有法西斯思维方式的人物”，一大堆帽子扣在了王明头上。弗氏对王明的同情和辩护，当然是从苏共的立场上出发的，针对毛泽东的言论，他也给毛扣了不少帽子。他在日记中写道：“王明是共产国际的知名人物，毛泽东剑指王明，显然意在国际，他是在通过打击王明来攻击国际的精神和理念，可见他心中完全无视国际的存在。……‘揭发’王明等于否定苏共的经验适用于中共及其革命。”弗氏已看出毛泽东记恨共产国际，他知道毛是个抓住权绝不放手的人物，国际的权威正好限制了毛的专权和独裁。52 在11月2日的会议上，王明的妻子孟庆澍当众宣布王明严重中毒，愤然驳斥李国华的造谣诬蔑。她情绪激越，声泪俱下，重申《八一宣言》确为王明起草，并非康生执笔，痛斥他们歪曲事实的无耻嘴脸，说得心怀鬼胎的毛泽东面红耳赤，低头不语。孟庆澍的抗辩，加上高自立自告奋勇站出来为孟作证，招致台下一片起閧的叫嚷，会场最后閙得一团混乱。毛泽东恼羞成怒，斥责主持人李富春说：“今天这个会低级趣味，没意思。”说罢便悻悻然离去。53
看到王明身陷毛泽东的围剿，病情恶化，弗拉基米洛夫征得毛的允许，派苏方的医生Orlov去王明家中探视王明。趁Orlov给他作检查之机，王明请求Orlov用苏方的电台立即给季米特洛夫发一封电报。Orlov答应了王明的请求，他随即口授短信一封，并嘱咐Orlov绝对保密。在这封口授的信中，王明向前共产国际的领导求救，要求他们告诉中共领导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遵从国际的路线和决定，都是在尽他应尽的责任。而“毛泽东的新路线则与反法西斗争的利益完全相左，他一意孤行，成心要制造分裂……”54
收到王明的求救密电，季米特洛夫设法转告王明，劝王好自为之，并说他如今不便插手干预中国的党内事务。但很快他又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告诫毛不得消极抗日，并特别提到“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把他们保留在党内。”信中严肃告诫毛勿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尤其不要信任康生。据Pantrov所说，季米特洛夫能在信中对毛泽东如此直言相告，“肯定是受到斯大林的指示，至少也征得斯大林的赞同。”55 毛泽东对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立即作出积极的反应，他开始讨好弗拉基米洛夫等苏联驻延安人员，请他们看戏和吃饭，向他们解释中共如何认真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以及中共如何关切苏联红军抗击德军的战况等等。毛在聚会中相机避开众人，单独告诉弗氏说，他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来电，并请求弗氏用苏方的电台帮他给季米特洛夫发出回电，接着在数日内连发了两次电报。在第一封电报中，毛竭力为自己辩护，他说中共在联蒋抗日的工作上做得很好，说他与周恩来合作得不错，并无整治周之意，但仍坚持说王明从事反党活动，并担保康生值得信赖。弗氏发现，第一封电报发出后，毛泽东一直心神不定，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1944年1月7日晚上，毛竟独自登门来找弗氏，谈话中口口声声表示他对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尊重。临走前，他拿出另一封致季米特洛夫的信，求弗氏立即拍至莫斯科。在这封信中，毛完全改变口气，他向季氏保证：“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56
苏德战争的战况正在转向有利于苏联，毛泽东清楚地看到，苏联依然是靠得住的，中共需要继续依靠苏联，如果他的言行确实让莫斯科看出他有漠视苏方的倾向，现在就必须马上认真纠正。他调整了党内斗争的策略，对王明的打击稍趋缓和，搞得太过头的“抢救”运动也随之落潮，被逐渐推向终结。
十
1943年召开的第二次“九月会议”断断续续，一直开到1944年5月21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之前。七中全会又马拉松开下去，一直开到1945年4月23日的中共七大隆重开幕之前。这是中共党史上会期最长的党会，两个前后衔接的长会，包括早在1941年的“九月会议”后即刮起的整党狂风，实际上全都是在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做排除障碍，铺平道路的工作。如此不厌其烦的学习、报告、讨论和批斗，的确是毛泽东空前的创举，其不顾一切搞内部斗争的规模与后来的十年文革可谓前呼后应，开了“运动治党”，乃至“运动治国”的荒谬先例。对毛个人来说，他能否在七大上夺权获胜，乃是全党的头等大事，至于抗日前线的胜负情况，索性都丢给国民党及其军队去单干硬撑。在延安的马拉松党会期间，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和将领多被陆续召回延安学习开会，接受审查，统一思想。八路军和新四军基本上终止了对日作战，他们唯一的重任是巩固和开辟他们的“解放区”。发展到七大召开前后，按照毛泽东所宣布的情况，中共已“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拥有了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
这期间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如何单干硬撑呢？以下可稍作一对比性的简述。1942年初夏，日军从杭州一带向内陆大举进攻，国军出动三十万以上兵力抵抗，伤亡极其惨重。是为浙赣会战。次年五月，日军调动将近五个师团的兵力由宜昌西进，近窥陪都重庆。国军奋力阻击，成功阻止了日军的进攻。日方伤亡五万八千二百多人，国军伤亡不到五万。是为鄂西会战。这一年的十一月，日军又发动强大攻势，欲经常德攻占长沙。国军殊死拼搏，付出阵亡三个师长的代价，伤亡五万多人，日方亦伤亡将近五万。日军未能占领常德，袭取长沙的计划再次落空。1944年春末，日军垂死挣扎，负隅反扑，按其既定的“一号作战”计划对华作出最后一次拼命的打击。国军毫不示弱，全力迎击，共历豫中、长衡、湘粤赣、桂柳、豫西鄂北五次会战。由于美方指挥史迪威及其支持者马歇尔一贯轻视中国战场，他们把国军的精锐抽调五分之四用于保护英国利益的滇缅之战，把美方援华的军需品和武器几乎全部用于该战役，国军远征国外，帮盟军打了胜仗，却造成国内战场兵力不足，装备窳劣。这五次大会战因而打得极其惨烈，人员伤亡和丢失土地都很严重。尽管如此，国军的豫中会战仍打得十分顽强，最终守住潼关，保卫了陕西。57
毛泽东及其毛共之所以还能把他们内斗的会议在延安窑洞内没完没了开下去，都是国军浴血奋战，阻止了日寇西进的结果。对国军的殊死拼搏和日军的困兽犹斗，延安方面不只袖手旁观，事不关己，而且不惜歪曲事实，自始至终作亲痛仇快的负面报导。直至今日，在官方版的《毛泽东传》中，编者仍毫无愧疚地沿袭以往的论调，一面赞扬毛整风审干取得的成就，一面嘲弄国军在战事上的失利说：“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八个月内，相继丢失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六千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58 作为“抗日圣地”的延安当然无需惊慌，那里既非日军打击的目标，也没受到国军围攻。在侥幸躲过战火的特区地盘上，中共高干们因而才有闲情逸致，与前来投奔革命的女青年勾肩搭背，在新建的礼堂内“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起来，而毛泽东才得以抽出手把窝里斗一直搞到七大召开。
十一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开了差不多八个月的第二次“九月会议”上，主要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路线，毛的矛头直指党内的两股势力：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教条主义集团”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宗派”。何方指出，毛泽东清算以前的旧帐，目的在于迫使这些犯错误的中央领导“彻底认输，完全缴械”。毛在会议上痛批这两个宗派，尽兴排泄他从前受压的满腹怨气，他打起路线斗争的招牌，就时要趁机报他在苏区曾一度遭受排斥的私仇。谈到教条主义宗派，他甚至说他们“只有罪恶无功劳”，连作会议记录的胡乔木后来回忆当初的情况，都觉得毛的讲话言词过激，“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毛虽一再宣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实际上他一直都是假借“救人”之名以行其整人之实的。把伪善的“治病”与凶狠的惩罚巧妙结合在一起，这是毛泽东在整人手段上更富有驯化效果的改进，所谓“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只不过没有像打AB团那样成千成万地杀人罢了。而所谓“一个不杀，大都不抓”的政策，在后来便被强调为毛的整风运动最值得称颂的一点。实际上也并非“一个不杀”，王实味就是被杀的一个，有不少没留下姓名的失踪者到底如何消失和消失到哪，至今已无从一一落实，更不要说被迫自杀者仅在延安就有五、六十人之多。至于经过运动的摧残，精神上受到暗伤，以致人格扭曲，终生不可复原者，更不知有几千几万。延安整风的贻害显然远超过苏区的肃反。
王明因卧病始终都未能上会，只有任落井下石者把罪过都推到他的头上。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在会上一再检讨，仍受到某些人过火的批评，因而被迫说了很多过分贬低自己的丑话。他们一面检讨自己如何低下无能，一面称颂毛泽东如何正确英明，均以臣服的态度求得毛的原谅，顺利通过了清算的关卡。连一贯自重的朱德都迫于形势，当众表示服膺毛泽东的领导，甚至说什么“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云云。毛泽东逼迫他们“彻底认输，完全缴械”，最终的目的是改造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领导机构。他在会议上直言告诉与会者说：“这一改变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何方按：其实，刘为中央审查委员，并非中央委员）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何方按，这里只能是指周恩来、任弼时、关向应）是拥护王明、博古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所以毛明确提出，“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总而言之，就是要通过整风，把犯错误的干部都整出去，把新涌现的积极分子——如刘少奇之流——全拉进来，最终要保证做到，在七大召开前把旧中央改造成新中央。何方称此为毛泽东“以人划线”的路线，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只有苏区的毛泽东和白区的刘少奇是正确的，支持他们的即属于执行了正确路线，此外便全划入错误路线。而从遵义会后到整风审干期间，一个人执行的路线正确与否，则完全根据该人对毛泽东的态度来予以划线排队。“紧跟的就正确，意见不同的就错误。”59
从政治局整风会议整得两大宗派的成员都向毛主席缴械认输，到一千多名参加学习集中营的干部统一了思想认识，八个月的学习和开会全是为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铺平道路。七中全会开了将近一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委员会”经过反复讨论，所完成的唯一工程就是起草和通过了将在七大上公布的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草案分别由任弼时和胡乔木起草，然后综合两人的稿子，经过多次修改，再经张闻天作重要修改，加入了称颂毛泽东英明领导的段落，才最终被认为打好了“决议”定稿的基础。此稿的“抄清件”转到毛泽东手中，又经毛修改七八次之多。直到1945年8月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的第二次会议上才最后定稿，随即印成党内文件。60
“决议”是一个抹煞全党同志的个人记忆，按照毛泽东一己之意图建立毛共集体记忆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被表述为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降，毛始终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党所遭受的所有挫折和失败都被归罪于其他领导人执行的错误路线。因为“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而所谓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根本的错误则被归结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都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61 毛泽东始终正确的红线贯穿“决议”全文，最为牵强的是，连1927年陈独秀投降主义导致的大革命失败，都归罪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毛那时候除了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极左的土地政策，遭到大家反对以外，实际上并未见有什么正确的意见在会议上提出。“决议”接着又指责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毛所领导的秋收暴动应该说正属于此类“地方起义”，毛怎么能在执行此冒险主义路线的同时又提出了正确的意见呢？“决议”在其所制定的毛共集体记忆中见缝插针地颠倒是非，把一切功劳尽归毛有，把任何罪责都推到错误路线执行者的身上。比如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已称病休养，根本没介入指挥，“决议”竟不惜巧为诡辩说，“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于是，朱德和周恩来这些经验主义者打的胜仗，也都归功毛的正确战略。接下来第五次反围剿彻失败，则顺理成章，归罪为“极端错误的战略取得了完全的统治。”毛在遵义会议上才初次进入政治局，其地位仅为最后决策人周恩来的“帮助者”，“决议”却歪曲事实，说什么“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决议”中闭口不提打AB团以及毛泽东在肃反期间所欠的血债，却把肃反中的种种罪过笼统地归结为“宗派主义”，说宗派主义者“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说他们“实行肃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许多苏区的党与非党的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杀害”。（毛在草案中硬要加入的这句话，但所谓的“他们”，实在说不过去，后在定稿中这句话被删。）“决议”特别提到为肃反中错误处罚的同志昭雪，企图借此伪善的通告转移全党同志的视线，模糊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肃反中的罪责，把毛打扮成为被诬害者主持公道的英明领袖。“决议”每谈到毛泽东正确的决策，都不忘援引斯大林的论断或指示予以对比，其处处与莫斯科同步调的党八股腔一如毛在《论新阶段》中处处援引蒋介委员长的言论来扶持他自己的论点。为了把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毛泽东从未染指的“白区”工作也说得一无是处，“决议”还特别树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这是毛改造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旧中央不可缺少的战略步骤，因为要改造，就得在驱除旧宗派的同时建构新的宗派，其中亟待招纳的就是从刘少奇领导的白区组织中选出一批新积极分子。毛所自诩的“两点论”并无什么玄妙的哲理，说白了，就是他一贯用以损人利己的双重标准，比如山头主义的问题，对别人，他反对山头主义，对自己则从不讳言“山头”的必要。因此在大批山头主义后，他又补充宣扬：“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这一“山头”上的双重标准正如何方所说，他“总是对自己的山头照顾得多一点，要缩小和消灭的却首先是别的山头。”62 这一点在七大的新中央组成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多数都是中央苏区一方面军的旧人和华北局系统的新人。至于二、四方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人员，仅作为点缀照顾了极个别的人选。
十二
七大的召开是全党经过整治后的一次重新组合，按照毛泽东“以人划线”的原则，该进的拉进来，该出的推出去，该留的留下，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这个所谓“团结”的大会，不过是把毛中心团团拥围起来的团结。由于毛泽东已向莫斯科承诺：“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反复权衡后，毛还是让王明和博古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分别排名倒数第二和第一。王稼祥曾有传国际指示之功，仅许入候补委员之列。凯丰、邓发等一贯与毛离心离德者，便被彻底清理出局。七大召开前夕，毛亲自到王明家邀请王出席大会，卧病中的王明和王稼祥均被绑有躺椅的担架擡入会场，出席了十五分钟的开幕式。以下是王明从担架上看到的会场之一幕：
毛泽东一个人站在主席台上，起劲地招手邀请，才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请上去，同他一起站在主席台长桌的后面。其他十个主席团成员（准备继续当选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康生、彭德怀和张闻天，准备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高岗和彭真，准备第一次当选政治局委员的林伯渠和董必武，准备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的贺龙和徐向前）都依次坐在台下不动。毛泽东又连忙招手又点头，要他们上台，他们才一个个羞答答懒洋洋地走到台上，然后走向右首离主席台很远的地方坐下。连坐在前几排的代表们也看不清他们。
这时前面主席台桌后面的五个人情况是：毛泽东左顾右盼，彷徨不定；其他四个人面红耳赤地你拉我扯，你推我让，就像孩子做客似的，各人都不知坐到哪里才对。
原因是，刘少奇“整风运动”前在党内地位比其他三人都低，不好意思一下子就坐上第二把交椅。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尤其是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都受到各种诬蔑和打击，更不知道各人应该坐在哪把交椅上。最后，由毛泽东把他们安置在指定的席位上，就是：刘少奇——第二，周恩来——第三，朱德——第四，任弼时——第五，五个人才一齐坐下来。63
这一幕现场为毛共此后的党代表大会排演了特有的排座次模式，它以毛泽东预先安排的主席团人选确定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选举的过程不过让代表们举手通过，对毛独自圈定的人选作出形式上的追认，使其合法化而已。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毛泽东克服诸多险阻，终于当选为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经历这一从“极卑之人”诡变成“极高之人”的过程，也是毛及其毛共修炼成精的过程。这个修炼的实践活动就是打造“反动修辞”，颠覆既有价值，把“乌龟王八蛋”人物大量培养为积极分子，从而壮大了毛共的党棍队伍。同时侵蚀和驯化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利用知识分子幼稚的革命理想，将他们整治为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党奴。在此整体的“小人下达”之趋势下，所造成的动力促使真小人的代表毛泽东从中崛起，这样一个从“长沙裹手湘潭漂”64 起步的白袍小生于是修炼成精，得以在全党领袖的宝座上肆行的蛇蠍的凶毒。
在七大的整个会议上，登台发言的代表一致服膺毛为全党领袖，并正式提出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毛至此才冠冕堂皇地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封号。在一片颂扬声中，毛泽东多年来很不舒服的“理论情结”总算得到众同僚一阵阵痛快的搔痒。对这些颂词，毛自以为是当之无愧的。他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决议”草案时就说过：“决议案上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这个划分。”但在谈到自己的错误缺点时，毛却故作了一下谦虚，随即搪塞一番，狡辩地滑了过去。他说：“我的错误缺点没挂上，不是我没有，这是大家都清楚的，首先是我。……整风过去不会，搞生产过去也不会，现在都有经验了。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65 别人犯错误就是错误路线，对他自己所做的错事，毛却总喜欢说那是交了一笔学费。犯错误于是成为他带领全党从不会到慢慢学会，直至学得有了经验的整个过程取得进步的里程碑。这就是毛泽东的实践哲学，也是他修炼其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
注
37 同上，页479.
38 The Vladimirov Diaries，Yenan，China：1942-1945，p. 138.
39 同上，p. 86，112.
40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454.
41 参看顾则徐：《朱德别传》，页680.
42 The Vladimirov Diaries，Yenan，China：1942-1945，pp. 112，130，135，259-260，183. 另据《延安文人》记载：“在整个审干抢救运动中，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该书页176.
43 参看陈永发：《延安的阴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1990，页104-105.
44 参看《延安的阴影》，页114-115；《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525-526、512.
45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580.
46 《党史笔记》，页371-371.
47 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9.
48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580.
49 同上，页535-538、578、593.
50 转引自《延安文人》，页169.
51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页469-470.
52 The Vladimirov Diaries，Yenan，China：1942-1945，pp. 151-152.
53 参看王明：《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香港万海语言出版社，1980，页114-117.
54 The Vladimirov Diaries，Yenan，China：1942-1945，pp. 163-164.
55 参看Pantrov，Mao：the Real Story，pp. 337-338.
56 The Vladimirov Diaries，Yenan，China：1942-1945，pp. 190-194. 另参看杨奎松《走向分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159-162.
57 《细说抗战》，页215-219，235-270.
58 《毛泽东传》（1893-1949），页678.
59 参看《党史笔记》，页403-40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4-293.
60 参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306-324.
61 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52-1003.以下引文同此。
62 《党史笔记》，页471.
63 《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页134-135.
64 这是左舜生访问延安时对毛的印象。按左的解释：“长沙裹手湘潭漂”是我们长沙一句流行的话，是湖南人制造出来挖苦自己的。“裹手”是明明不懂却装作内行的意思，“漂”是表面漂亮而中无所有，同时就是上海话“像煞有介事”的意思。
6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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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Saturday，March 22，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