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自传(1)暂短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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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过早地闯入了我的心灵。我童年最早的记忆,是张作霖被谋杀的事。日本人爆炸张作霖的专车时,我只有三岁。皇姑屯离我所居住的沈阳很近,曾引起极大的轰动,人们曾议论很久,我大约是听到多次别人的追述才记住的。我曾把“专车”误记为“砖车”,十几岁以后才纠正过来。

另一个可怕的记忆则是我亲眼所见了。四岁时,母亲抱着我去看一起凶杀案的现场。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在一座宽敞的院落里并排摆列的五口大小不等的棺材,一律漆成黑色。那家主人是即将赴任的县长,凶手深夜潜入那一排灰砖平房,手持斧头,砍倒睡中惊起的主人后,又将他睡梦中的妻儿一个个砍死。据说凶手对这家人的财产一概未动,因而可以断定是仇杀,这就使这起凶杀案更富戏剧性。我特别可怜睡卧在那三个小棺材中的孩子,想象他们睡在炕沿上的小小头颅被砍断时的惨景。

大约就在这一年,母亲又抱我去看另一场热闹。被枪毙的人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据说是个女土匪。人们并不仇视她,而是以惊羡的口吻传述她如何勇猛,双手都会使枪。

我不敢断定,中国人聚众围观处决犯人的风习,是不是历代统治者有意培养起来的。这对于“以儆效尤”自然是最有效的办法。死囚在临刑前游街示众,我想就是为了警戒百姓必须作守法公民。三十年代初期,已经是日本占领之下,我在哈尔滨曾几次见到这种场面:一辆载有一名即将被处决的犯人的马车在闹市通衢上缓缓驶过,前后都有军警簇拥。车上,在左右方各有一名警察挟持之下,一名壮年男子(往往都身强力壮)伫立车中,五花大绑,背后插一个纸标,上写“××犯某”,朱笔勾销了犯人的姓名,表明这条生命的消失是经过合法程序的。我见过的死囚个个都挺胸而立,毫无惧色或愧意,甚至怒目圆睁,傲视马路两侧的观众,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慨,并且一路上不停地唱着我听不懂的歌,间歇时便大骂当局。这是他们最后的呼声。当时的统治者竟有这种气量,允许犯人在死前的片刻公开发泄其愤怒,恐怕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人所难以理解的。(到了六十年代,在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监狱面前竟出现一个难题:如何防止死囚在临刑前发出呼声,使中国人民对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发生动摇?发明出种种器械,直至割断罪犯喉管这种最可靠的技术)。那马车还随时应死囚的指令停下来,有求必应,由沿途的商家赠予酒类或食物。

然而母亲和她的同代人如此兴致勃勃地去观看他人的死亡,或许是出于对于死亡的神秘感和好奇。中国人生活中娱乐实在太少,只有很少人家有乐器,即使富裕人家,去剧场看戏也是件奢侈的事。留声机和收音机则直至我十几岁的三十年代,在中等以下人家也仍很少见。这种生活中真实的惨剧也许取代了舞台上的悲剧所起的作用。

中国的动乱,就这样闯入我幼小的心灵。五岁时我第一次听到炮声,并体验到死的恐惧。那已是在北满,我寄居在外祖母家的时候。我们接连几天躲避在地窖里,不得不出来便溺的时候,舅舅指给我看窗纸上留下的斑斑弹痕。但事后我吃惊而且失望地听到这次战斗并不是发生在中国人和入侵的日本人之间,原来在南山与北山上对垒的都是中国人。

那时我当然不会懂得,中国人内部之争永远要比反对外国人的抗争热闹得多的。

远在四岁以前,我就开始旅行了。父亲在铁路上工作,随着他的出差、调动和全家的迁移、逃难,我便有了很多乘火车的机会。我乘过讲究的二等卧车,乘过普通的三等车(即现在的“硬座”),也乘过装载牲畜或货物的所谓“瓦罐”(俄语音译)车。即使和四十年后的中国孩子相比,我的旅行机会也是最多的。但与人群的频繁接触并没有去掉我的腼腆,不断变换的车窗外的景物,却使我更爱幻想了。

但是必须靠理性去解决的疑问,也开始闯入了我的生活。

我童年旅行的终点是哈尔滨。

哈尔滨是中国一个很特殊的城市。它是由中国内地(主要是山东省,少量是河北省)逃荒的农民和俄国人组成的。俄国贵族和商人及其后裔在原俄租界过着与革命前俄国一样的生活:中国人则在简陋、狭窄的空间里繁衍着自己。张学良的统治是开明的,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刚刚开始进入,日本人就来了。

我本人就是山东省农民的后裔。祖父携带全家于二十世纪初越海逃荒而来。父亲在应该上小学的时候帮助俄国人看孩子,学会俄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参战而不出兵,却派了大批劳工到俄国和法国助战,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一九二一年归国,便在中东铁路担任译员。

贫困的农民远走他乡,也就切断了自古以来的宗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传统。崭新的环境,一望无际的肥沃原野,真正是“天高任鸟飞”,你能否立足和你能有多大发展,就全看你的本事和勇气了。东北人,尤其是黑龙江省人,大都是这样一些开拓者的后代,个人意识、奋斗精神和勇气都比留在本土的血亲顽强了许多倍。哈尔滨市的居民又受到俄国与中国资本主义以及俄国进步文化的影响,自由气氛更浓。

正是这种自由气氛,使文化传统远不如关内各大城市的哈尔滨,在一九三O年代初期短短两三年里贡献出十几名全国闻名的作家。这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任何一个城未曾做到的,也是哈尔滨其后五十年历史中再未出现过的盛况。

父亲从苏联带回了俄国的自由主义,对于我后来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是父母的长子,并且生得比弟弟漂亮可爱,因而成为父母,特别是父亲的宠儿。任何时候,甚至已经到快睡觉的时候了,只要我说一声要吃“洋点心”,父亲便会立即登上自行车,到很远的地方去买来。父亲还一心想把我培养成非凡人物,从两岁起就教我认字。到五岁,我已能认二百多个汉字了。于是我被父母引为骄傲,在亲友面前夸赞不已。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我从小就被从邻居的孩子隔离开来,很少户外活动。我的羞怯、懦弱和缺乏生活能力,就是这样造成的。

但父亲也给了我足够的机会去学会海阔天空地幻想。

姊姊刘放是最不幸的。她从很小便被母亲当作料理家务的帮手使唤,又要不离左右地照应我,因而放弃了学习。她只比我年长三岁,却像母亲一样疼爱我。她是我们兄弟姊妹四人中对家庭每个成员感情最深的。她就像前世欠下过债务一样,把自己的幸福一块一块地拿来偿还给全家老小每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只能得到很小的回报,甚至全无回报也毫无怨言。

从我有记忆之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中国的东北部,从此我便在异族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

然而日本入侵前那短短的童年,在记忆中却是很美丽的。那时我们住在距哈尔滨约二百公里远的珠河县(现改称尚志县)一面坡镇。那是俄国人夏季休养地,小镇绿树丛丛,街道也很整洁。蚂蜒河从青山下流过,河水清澈见底。我和姊姊常随舅父去那里钓鱼,看舅父游泳。我们还常到野外采集草莓,给外祖父经营的菜园里捉蔬菜上的虫子,或者去果园里摇动外祖父的杏树、李树,惊喜地去捡拾摇下来的果子。我用小手扒开土地的表层,放进一朶摘来的月季花,然后盖上一块玻璃,再用土埋上。第二天早晨,我会跑到果园来,再把土扒开,掀掉玻璃,看月季花有什么变化。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种儍“实验”。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几个月,以正常人的身份生活在大自然中。二十几年以后,我再次到中国农村,已经是一个从事劳动改造的罪人了。

那是张学良元帅开明统治的最后日子。一切都是宁静而秩序井然的。但日本侵略者的魔影已经在我的生活中出现。那时我是一年级小学生,也和大同学一起,把家里的日货——三角尺、胶鞋等等,拿到校园,扔到火堆里焚烧,看它们化为灰烬。我还和年龄相仿的同学组成小组,到镇上的一家家商店里为关内水灾地区的灾民募捐。我必须先说几句事先学好的话,请他们捐助:他们则觉得我很好玩,常常非让我唱支歌不可。这些活动,尽管也是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但我却觉得是出于自己的自愿。

不久,日本人就侵入了。张学良士兵奉蒋介石之命不得抵抗,纷纷逃散。一顶顶被扔弃到田野里的崭新的军帽,缀着青天白日的帽徽,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日本人强行购买中东铁路使父亲失业了。几年内家境就没落到我付不起学费而必须辍学到街上卖瓜果的程度。我自尊心受到的伤害都是贫困造成的。当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穿黑皮鞋去参加一次活动时,我却只能穿母亲的女鞋,受到同学的奚落。十六岁的姊姊不得不去酒店当既受鄙视又受欺侮的女侍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更使我蒙受大羞辱。

“这个社会,为什么有穷富之分呢?”——这是我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社会问题。父亲告诉我苏联不是这样,它便成为我向往的天国。但是我要在同周围人们自由的竞争中为自己找到一条摆脱贫困、不受轻侮的道路:我要奋斗!我埋头学习省下午饭钱去租书、买书,兴趣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开始,很快就扩展到对于变化多端的世界形势的了解。我十三岁时已能读日本出版的杂志,对欧洲战云密布忧心忡忡,对德苏瓜分波兰和苏联进军芬兰感到困惑不解:社会主义国家怎能欺凌弱小民族呢?

买不起新出版的日本刊物,我便到旧纸店的纸堆中去寻找。我的学校太古街小学旁边有一条街,有很多旧纸商,我常常到那里解开一捆捆或一袋袋的废纸,一面担心老板的斥责,一面找寻只须两三分钱就可买到一斤的读物。一天,我打开一个麻袋,大吃一惊,原来里面全是一级违禁品,中文的抗日书刊!又打开一袋,还是。我抑制着自己的惊喜,忖度自己的购买力和携带能力,买回半麻袋违禁品。

为了不使父母惊恐,等他们入睡后,我点起一盏小油灯,躺在床上偷偷阅读关内共产党编印的《救亡日报》,国民党的《国闻周刊》和东北抗日联军印行的《告同胞书》等等。透过慷慨激昂的文字传出的民族危机呼号,使我的心震颤不已。连连几个夜晚,我激动得泪流不止,不能入睡。

我头脑的另一个部分,发育却一直比别的孩子迟缓。从童年到青年,都有人说我儍。

许是由于我身上流着劳动农民的血液,幼年营养又好,身体的机能成熟很早。十二岁时我已有了男子的冲动。有一天,它使我吃了一惊,因为在我一个伙伴的母亲、一个比我至少年长一倍半的一个女人身旁,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野性的欲望。但随即忘记了它的存在。相邻的孩子们课余时常追逐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取乐,我以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游戏,追到某个她就以为这就是跑道的终点了,不明白那小姑娘还伫立在那里等个什么。后来我才明白,别的男孩子人家是一种追猎,到终点时(往往是在阴暗的门洞之类的地方)是要抚摸和亲吻的。

我的绰号叫“刘大头”,我的头的确是很大(至今,找到一顶能够戴下去的帽子仍是一个难题),理发师给我剪头发时常抱怨我不该只交儿童的半费。“大头”在东北的语言里又指不会算计因而常常吃亏上当的人。而头颅大于常人,却又被认为是聪明的标志。我被认为兼有这两个特点。

同学们因我在生活上有些儍瓜笨拙而欺侮我,但又因我作文好而有求于我。

我生平受到的唯一一次当众体罚,也是早熟的好奇和儍带来的。那是上高小时候,一天,别的班上学生在做作业,一位女教师在讲台上监视,同时和一位男教师低声谈天。我们班上无课,几个男生鼓励我闯进去来个恶作剧。平时相当腼腆的我,不知怎么忽然勇敢起来,一个人拉开教室的门,大模大样地走到两位老师面前,嘻皮笑脸地问道:“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能讲给我听听吗?”全班学生立时大哗,女老师气得脸煞白,拿起戒尺就在我的手心上连连打了六下。她很用力,我很疼,几乎流出泪来。

没有出锋头的意思。至今不懂我为什么那样儍。

一种有生理依据的好奇心,并未因这次挫折而削弱。坐在松花江南岸观赏落日,见对岸一对青年男女进入高高的草丛,我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去了。在同年级的女生中,我心目中也有一个对象,但我从不敢对她说一句话。在电车中,当有女生或年轻而美貌的女人在时,我便紧张起来,生怕她们看不中我。但是看中了又怎么样呢?我只能又是害怕。这种好奇心有时竟强到这种程度:一年春节店铺休假,楼下商店的几个店伙要去妓院,招呼我同往,我竟跟随他们走到街口,忽然怕了,才跑回家来。

在母亲和父亲以为我还听不懂话的时候,我就记住他们常常夸我长得好看,两只大眼如何可爱了。但当别人也这样夸我时,母亲为了表示谦虚,则要说两句我的缺点。到姊姊已经和她的同伴悄悄谈论我的容貌时,我男子的自尊已经成熟了。我应该知道自己对女性是有点诱惑力的,但我从来缺乏自信,女人越是美我就越是感到自卑。这种自我感觉,将追随我一辈子。

这都是发生在十二三岁上的事。我野心勃勃,先是要做个著名京剧演员,后来又决定必须成为一个大文豪。名演员自己动手画将来演出时的海报,他的名字排在正中,三字成品字形,弟弟和另一人的姓名排在两侧,是配角。未来的大文豪又画他将来衣锦还乡时的场景:大街两侧楼房中,人们向他扔下雪花般的纸花。

距我家几十步远便是“新舞台”剧场。我当然买不起门票。我能冒险溜进去。平时比较胆怯的我,到干自己真正认为非做不可的事情时,胆子就大了。我还能装作若无其事,因而不露声色。我看戏很认真,一下子就把自己融入舞台上人物的中间去了。“六月雪”中窦娥、“逍遥津”中汉献帝、“李陵碑”中杨继业的命运都使我感动得泪流满面。我想解开一个谜:演员们在舞台上那种神奇的动人魅力是从哪里来的?我情不自禁地羡慕和学习起演员们来。我胆子越来越大,常常偷偷从侧门溜进后台,看演员们的上装和卸装,想探明我内心的神秘感从何而来。我观看最多的是女演员,她们几乎人人都是我心中钦慕的对象。后来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之所以是东方式的,我想同少年时期京剧女演员的扮相很有关系。

我常常把一个女演员作为自己假想的恋人。我小学四年级的女教师也曾是我倾慕的对象。我又自卑,觉得自己不配。虽然并不十分自觉,但赢得女性的欢心也成了我发愤学习,作一个非凡人物的一种动力。为了同时学习三种(俄、日、英)外语,我就不能不利用所有零碎时间。我日后不肯白白浪费十分钟时间的习惯,是这时开始培养起来的。

一个晚上,我把一张凳子做为桌子,放到烛数不高的室内仅有的一盏(昏暗的)电灯下面,坐在一张小木凳上,开始我的写作了。写一个同样冬天的夜晚,一个年轻的人力车夫在飘雪中行走着,步向一家赌场。他输了。他接连地输。为了找到赌本,他去抢劫了,无意中杀死一个人。他被捕了。年迈的寡母失去唯一的依靠,悲痛欲绝。母亲有权利索回自己的爱子,但社会也有权惩罚一个罪犯。怎么办?

我从未听说哪里发生过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纯然虚构。唯一的依据是在我家居住的一带,我见过许多受苦受难的人,我同情他们。

想不到它居然被发表了,还获了三等奖。那是《大北新报》的短篇小说征文,题目《母心》是编辑部出的。拿到二十元奖金,我便约好朋友李丹去饭馆吃了一顿。记得我并不曾特别兴奋,我甚至没保留下那张值得纪念的报纸。

再过十七年,再过四十年,当我的作品两次在全国引起注意、博得好评甚至发生爆炸性影响时,我的心情也同样平静。我至今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我不是一个没有虚荣心的人,但每听到别人的赞扬,我都有几分害羞,好像当之有愧。我觉得它们应当写的更好。这是不是因为我自信我以后会写得更好呢?不知道。总之,作品发表之前,我总是担心写不好,发表后又觉得应该写得更好。我羡慕那些自信心比我强得多的同行。

十四岁开始时的另一件大事,是我认识了当时在哈尔滨已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关沬南。我和李丹是读了他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蹉跎》,喜欢上他的文风与鲁迅相近而慕名登门的。他和温成钧的经历相同,也在邮局工作。在他家,我第一次见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书和他认真写下的读书笔记。从此,我成了他家的常客,加入了由他领导的由左翼青年作家和诗人组成的读书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较早一些时候,我已经结识了也是这个读书会骨干的青年诗人温成钧。他也是在邮局工作,也是因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辍学的。是在他的鼓励之下,我才动笔写了第一个短篇的。

关沬南在二十岁上下就出了书,两本书都是自费印行的,从未遭到禁止。五十年后,我们倒没有了这种自由,自费出书是绝不允许的。这是不是日本侵略者故意装出的一副姿态,表示“满州国”是“满州人”自己的国家呢?很多中国进步作家的书不仅可以从境外运入和随便销售,甚至还可以在“满州国”公开翻印。巴金的《家》、《春》、《秋》在青年读者中唤起的背叛旧中国和走向革命的作用是明显的,居然也能在沦陷的东北印行。在美国影片放演几年不再允许公映之后,德国和法国的影片还准许放映。我就看过法国摄制的《罪与罚》,这在十年后的中国也会禁演的。日本的书店里始终可以买到马克思的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他们还出过一本厚厚的叫作《抗日论》的书,收进中国政界首脑人物蒋介石等人反对日本侵略的演说和论文。在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相交时期,日本的刊物上固然充斥着宣扬法西斯论点的文章,但也经常有持相反论点,或报导世界真情的文章出现。看来,他们是把政治上直接危及自己统治的行动与言论,同意识形态问题区分开来的,虽然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宣扬于他们有利的一套意识形态,主要是儒家思想。

一九三九年初,我进入中学,这已经是日本入侵后的第八年了。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教育的控制。连学校也不再称“中学”,而称为“国民高等学校”。

我是为获取知识而来,但第一课却是学算盘。以后每天早晨第一课,我们都端坐在教室,随收音机中传出的日语口令在算盘上打加减法。《孝经》和《论语》列为“国民道德”教育的重要课程。受过“五四”以来新文学熏陶的我,对于古文本身就有一种反感,而孔子著作中散发出来的教人循规蹈矩、安份守己、孝悌忠信的一套说教,从形式到内容都令我感到窒息。这同我从生活和从文学作品中学到并且向往的自由与叛逆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教师照本宣科的死板的教学方法也令我厌烦。我不能忍受不断重复而毫无新意的东西——那时我已开始在父亲指导下自学俄语,当时的权威课本是《俄语津梁》,就因为课文老是重复“这是什么?”“这是桌子。”“这是桌子吗?”“是,那是桌子。”我就抛开那本教科书,宁愿去读连一半都看不懂的托尔斯泰所写的故事,后来又嫌它们太简单,而跳跃一大步,去生吞活剥高尔基的中篇《三人》了。

我们还必须接受日本教官指挥的军训,反反复复练习正步走,也十分枯燥。我们还必须穿同样的衣服,其实与日本军服相差无几。必须推光头。

我坐在教室的后排。实在无聊,有时偷看自己喜欢的书,有时竟和同座的同学掷骰子赌输赢。校长也换了日本人,叫吉田。他穿一身军装,留一撮希特勒式的小胡子,每天早晨站在教练台上向全校学生训话,一派主子派头。一天早晨,只因我站立姿势随便了一点,他竟命令我到台前跪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屈辱的滋味。

我和四位要好的同学,这时都不愿继续在这个环境里生活下去了。已经有一些同学去了北京。

北京也是在日本人占领之下,但在那里的学校可以比在哈尔滨学到更多的知识。我的朋友都可以靠父母资助,我则必须仰赖这时已经嫁人并定居到北京的姊姊的帮助,她慷慨地答允了我的要求。

姊姊嫁给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是出于爱情,但也提出一个条件:他应对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首先是我的学习给予资助。

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市民生活已很困难。姊姊必须节俭持家,因为除供我上学外,还要不时给父母一些接济。平时住校,周末到姊姊家里。怕我在学校伙食差,每星期一姊姊都要做些炸酱之类的东西让我带到学校去吃。第二年,物价进一步上涨,我常见姊姊发愁,便尽力节约自己的开支。那时我晚饭是在学校附近小馆吃,每顿吃十二两炒饼。后来我把饭量减到半斤。一天晚间在宿舍忽然失眠起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仔细一想明白了——是因为肚子饿了。

上过一年半中学,我见姊姊家的经济状况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便决定休学。我住在姊姊家里,每天按严格的时间表进行自习。每天一早起便坐到姊姊在客厅里为我开辟的一个角落,专心一意地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齐头并进地攻三种外语——日语已可以用了,主要攻俄语和英语。

姊姊的婚姻并不幸福。丈夫这时已经开始嫖妓,甚至吸起鸦片,她屡劝不改。姊姊把我的天赋估计很高,以为我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凡人物。这时她发觉我左倾,要走一条献身革命的道路了,也并不阻拦。后来我在天津开始革命生涯之后,大姐长时期为我和我的同志们隐藏秘密书刊。当我的同志们须来往京津时,也时常给以接济。她并不害怕什么危险,而其实那是很危险的。

“是不是让姊姊也走我的道路呢?”我想过这个问题,但立即否定掉了。这是一条很苦的道路,甚至要付出生命。我不愿使我亲爱的姊姊付出牺牲。后来我曾后悔,觉得那时若使她走上革命道路,她也许会更幸福。然而再一细想,也未必。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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