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新中国的历史,常用三大块时间来表述,一块叫‘十七年’,也就是文革前的十七年,1949-1966;一块叫‘十年动乱’,就是毛泽东主席发动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再一块,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是前些年常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到如今。但细一想,其中却有点小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底开的,那么,十年动乱和改革开放之间的1976-1978这两年到哪儿去了呢?当然,这是个钻牛角尖的问题,时间不会消失,历史也不会断裂,它总在哪儿存在着。马虎一点,算到前面一块,算到后面一块,都行。
“当有一天,我无意间碰见葛师傅――葛麻之后,忽然想到了,那两年原来在他那儿!那一段亦新亦旧,亦左亦右,躁动又空洞,热火又惶惑,暧昧不明,似是而非的岁月,大约只配属于葛麻一类人。果然,后来葛麻自己也说,要是没得老子,他们那两年么样过哟!”
上面的那些文字,是拙作《葛麻的1976-1978》开头的两段话,不知怎么发出来后就没见到了,题目中的“1976-1978”几个字也没见到了。看来,这几个数码字确实有点吊诡不祥。感谢《中篇小说选刊》给了我一个机会,让这篇小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恢复了原貌,并有机会再说一点闲话。
从广阔天地返城之后,加入了工人阶级行列,在一家企业待了十多年,对葛麻们很熟悉,对许科长杨主任们,也很熟悉。其实,许科长杨主任们,源头上大多和葛麻们差不多的,普普通通的家境,平平凡凡的资质,既不是皇室贵胄,也不是旷世英才。只是偶然间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权力,并渐渐学会了护卫权力和运用权力。于是,渐渐地,许科长杨主任们与葛麻们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我们在前数十年看得很清楚,在近十多年看得更清楚。这些都无须多说了。
我想要说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如何能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大起大落中,一直牢牢握住了手中的权柄,一直牢牢坐稳了屁股下的交椅,便是在1976-1978这样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中,也能将自己的前前后后补缀得如此天衣无缝,让自己永远有理。河东河西,永立不败之地。这不能不算是一种卓著超凡的中国式的政治才华。能与这些人相比的,我想只有大自然中的变色蜥蜴――俗称变色龙。该土黄则土黄,该死灰就死灰,该红该绿时,便如山花烂漫一般。
1976-1978那段日子,许多善良的人们,都指望对历史有一次认真的清理,对未来有一个认真的规划,数十年,中国付出的代价太大,人们心灵的伤痛太多,在这样一种极其难得的历史时刻,人们抱有太多的期望。但是,人们确实小看了许科长杨主任们,不管历史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方程式,他们都可以按自己的定律去解题――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一当他们掌握着对真理的解释权时,他们便能将葛麻们押上台去,而绝不是他们自己。他们依然神气五六扬地留存了下来――携带着他们的权力和欲望,携带着他们对葛麻们的轻蔑与调戏。在往后的日子中,更加变本加厉,更加有恃无恐。如果说,当初他们还只是安插一个亲信到舒适一点的岗位上,还只是利用职权搞一车木料,那么他们后来的作为,常常是为了一己私利,可以毁掉一个企业,把千百个葛麻推上绝路。这样的事实,今天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的。
由此,我又想到1976-1978,想到那个时刻留下的后遗症,从理论上讲,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运动。然而那时,我们许多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恰恰来自于要清理整肃的对象之中――当我们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去结束阶级斗争,当我们用极左的方式去解决极左的问题时,一些许科长们杨主任们便轻车熟路地留了下来。今天,我们民族正在品尝他们酿制的新的苦酒。至于葛麻们,他们失去的当然不是一两级工资,而是一种更宝贵的东西――对美好与公正的信心,这是一个民族强盛须夷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还来得及再作一次努力吗?
爱思想2008-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