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时势激荡中的革命逆流——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革命活动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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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来,国中有两大势力,常为政治改良之梗者,一曰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二曰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我共和党既以改良政治为惟一之职志,非将此两种势力排而去之,则目的终不可得达。

——梁启超

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梁启超在共和党集会上曾发表题为《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的演讲,以上引文即他那次演讲的要点。他所说的“腐败势力”系指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而所说的“乱暴势力”则指包括陈其美、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至于受到这两大势力阻挠的“改良政治”,可以说,首先让人想到宋教仁竭力倡导,却功败垂成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制。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目的在于限制大总统的专制独裁,自然为袁世凯所忌恨。而议会政党体制更容忍反对派和不同的意见,承诺以公平竞争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各种纠纷,明显使革命党好强的暴烈手段英雄无用武之地。宋教仁若组阁成功,出任总理,对两大势力均有不利,宜乎他遇刺的种种迹象让两方面的人物都卷入了涉案的嫌疑。但就梁启超讲话中所主张的“改良政治”而言,则是强调这两大势力之得势缘于中国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其中尤以“乱暴势力”为害最烈。因此梁倡议共和党先与执政当局妥协,通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的途径对袁世凯施加影响,等清除“乱暴势力”之后,再引导袁步入宪政轨道,逐步实现议会政党政治。对宋案的处理,他也力主以法律解决,坚决反对南方的兴师讨袁之擧.

不幸梁启超发表演讲不久,袁世凯即向五国借款,扩充军备,孙中山在南方挑起各地军方,发动“二次革命”,他所呼吁的政治改良最终在险恶的形势下遭到“不适而宜劣败”的下场。梁所谓“革命复产革命”的乱象从此成为时势动荡的大潮,民初的宪政梦彻底破灭,他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退出政坛,保守主义的声音从此淹没于革命的喧嚣。侈谈革命者一是把革命视为救亡图强的唯一出路,拒不走渐进改良的途径;二是在改造中国的目标上急于求成,企图用“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彻底解决问题。这一思潮后来也波及新民学会的多数成员,其中持论最偏激者要数蔡和森其人。

蔡和森与毛泽东同在一师读书,该校教师杨昌济曾写信向章士钊推荐他这两个得意门生说:“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从毛蔡二人的通信来看,蔡的笔锋尤为雄健,他1918年赴北京途中所写的那首五古《少年行》也比毛泽东早年的几篇习作显得底气浑厚。1 无怪乎萧瑜和新民学会同仁都公认,与蔡相比,毛明显略输几分文采。可惜蔡职场上运气不佳,据萧瑜所敍,他遇事不愿有求于人,高等师范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致使家境困窘,曾一度潦倒到擧家断炊的地步。2 因此他愤世嫉俗的情绪特别绪强烈,发言之惊世,立论之骇俗,直令毛泽东瞠乎其后。后来他迫于生计,只好带上母亲和妹妹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自踏上赴法之旅,就没把读书求学和拿张文凭太当成一回事。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名为留学,实际上更偏重藉机去国外寻找新的出路。在一战后的欧洲,左倾的激进思潮在社会上和知识界急剧高涨,对蔡和森这类本来就很想闯荡一番江湖的失意者来说,动荡中的欧洲正好为他们建立国际范围的联络开启了方便的通道。在写给毛泽东等人的一封信中,蔡和森认为“往京考公费学校”和“往西洋进大学”都是“随俗迷梦”,劝他们不必在那条路上徒劳。连提说到恩师杨昌济“东奔西走,走了十年”的求学经历,蔡都以轻视的口吻说,杨师“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竟何所得!”对新民学会中更想走“教育救国”或“实业救国”道路的成员来说,蔡和森这种不无“酸葡萄”味的高姿态言论,不啻为当头泼下的冷水,而对本来就不耐坐冷板凳苦读的毛泽东来说,无疑起到了有力的鼓舞作用。蔡和森自以为是地说,赴法勤工俭学,只要能“通其语文,悉其种种之真相”,就算达到了留学的目的。接着他向诸友人高调发布要与诸恶缠斗,乃至不惜作恶的宣言:

弟觉立己立人,划分先后者,谬也!为学为事,划分先后之阶段者,尤谬也!谬之实例,就在前辈之空疏无用;谬之影响,竟使小人尽进处于有权。……曰鸿炉大冶不可入,曰鸟兽不可与同群,皆惰性无能之遁词,经千古之士君子“兢兢据据”而不自觉者也。……弟愿今日之中国多出做事之人;其为做事时,稳立做事之根基,不妨与鸡鹜争食,不妨与猪狗同槽;对于首恶则奋斗,对于从恶则收容,以万恶为肥料,为化学原料,而我辈为农夫为化学家;失败则与志无伤,成功则万世蒙其利。持论固是太激,倘亦时势之所要求乎?3

蔡和森这番激越的议论很有代表性,可谓发出了当时很多无业的或未能造就成专业人才的小知识分子之心声。这类人多因受家庭经济条件或个人能力的限制而在升学和就业上踫到种种障碍,遂不屑认真考虑现实谋生的俗务,很想投入乱世的革命大潮,另做一番理想的事业。明确地说,蔡希望更多涌现的“做事之人”,即苏俄模式的职业革命家。要成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按照蔡的说法,就得具备“与鸡鹜争食,与猪狗同槽”的勇气。他理直气壮地宣布,像他们这些“本来痛恨万恶”的“正人君子”,完全是迫于时势,才不惜自脏其手,去从事“公然为恶”的事业。在另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以更加出格的酷论把毛仅作过片段论述的“恶人哲学”发挥到肆无忌惮,淋漓尽致的程度。他说:

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窃以为人不能有善而无恶,正人之恶,即是善之变相,求全则难免不为乡愿。弟……自信其心既正,将来有恶当前,必不少避而勇为之;恶经正人君子为了一回,则其阶级,就要演进一层。……现为一恶,而将来能得十善之结果,何所顾恤而不为之!吾人若从一身之利害及名誉计算,诚有不宜屈节者,若从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兄以时未至为言,我以为此正其时,此时稍微一枉,其所直不知几万万也。)……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战,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以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已之利害。4

蔡和森与毛泽东先是同学,后为同志,他授毛以马列主义纲要,开启毛投身阶级斗争的门路,在先知先觉上堪称毛的理论教头。他所发的“正人勇为伪恶”之说比起毛的“恶人哲学”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露骨的“恶行善果颂”满口敢于担负天下罪恶的气势,为中共此后不择手段的夺权斗争奠定了蛮横的“恶行伦理学”基础。蔡当时对列宁的暴力阴谋策略尚无详尽的了解,但从他那“全称肯定自己”和“全称否定敌人”的独断文体已可看出,他与苏俄职业革命家情意结构上灵犀相通。难怪他一到法国,便与共产国际前来策划中国留学生的特派员挂上了钩。

蔡和森笔锋雄健的文字更多地得益于他的旧学根底,而非一般的留学生到欧洲锐意钻研的新学——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与毛泽东另有一相近的短项,俩人都缺乏迅速掌握一门外语的能力。据同时赴法勤工俭学的李维汉回忆说,蔡和森法文并不好,但他勇于躐等而上。自入学他就轻视学校的课堂教育,仍沿袭新民学会成员那种散漫无序的自学风习,“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张,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在短时间内,他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李维汉特别指出,“和森是学会领导者之一。他到来后,新民学会在法会员的中心很快就移到了蒙达尼。他和在国内的毛泽东同志有密切的通信联系,使国内国外两部分会员连成一个整体。”1920年6月,学会成员在蒙达尼就“改造世界与中国”的议题进行讨论,与萧瑜所主张的温和革命针锋相对,蔡和森“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和森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5 这几封长信都收在毛泽东所编的学会成员通信集中,毛当时仅有的马列理论知识和苏俄革命纲领,应该说多得自蔡和森“猛看猛译”法文小册子所做的粗率转述。故在学会成员中,一时有“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之称。也正是靠这位理论家书信中那些囫囵吞枣的零星介绍,实际家的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1920年前后,他“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当时赴法留学者数以千计,为什么其中多数人能学有所成,海归后均得以发挥各自的专长服务国家和社会?但为什么会另有少数人——特别是来自湖南和四川的学生——既不安于勤工,也谈不上俭学,结果走上在当时被社会和家人视为“乱暴势力”的歧途?

来自四川的青年党创建者李璜当时也在法国读书,他的回忆文字至少有助于我们站在蔡和森及其同伙的圈子外另换一个角度,对他们遗漏或回避的某些真相作出应有的审查和评判。6据李璜的统计,在当时来自各省的留法学生中,广东和北方四省的学生均得到本省公费资助,因而毕业后事业有成,回国服务社会者居多。四川因军阀混战,湖南则因先驱张(敬尧)后反赵(恒惕)而长期内乱,致使两省学生都得不到公费资助,其中有很多人来法后不久即陷入贫困。李璜又将这两省的穷学生分为三类:第一类学生能较快地掌握法语,他们连翻译带写作,投稿国内,靠赚取的稿费得以维持在法的生活。第二类学生勤于打工,很快转为技工,有了丰厚的收入,最终多在法国定居下来。第三类投靠共产国际的学生可以周恩来为例作一跟踪说明:周恩来先是赴日本留学,报考日本高等学校,连续几次落榜后败退回国,继而又转赴法国另谋生路。周于1920年抵法,旋即入尔维特工厂去做粗工,他只做了三个星期,便跑回巴黎,见人就说吃不消,认为那是非人的生活。周自从放弃做工自给,便再未潜心学业。在一次聚会中他发言说:“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从此他开始四处网罗留法学生中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青年,代表他们与俄共特派员——用中共今日习用的指称来说,在那时候也就是不折不扣的“海外敌对势力”——接头,从中领取活动经费,建立起中国留学生旅欧的共产党组织。这些人有了活动经费可解决食宿问题,过上了出入咖啡馆,集会公园内的生活,也就有了空闲和精力在组织的指令下发起各类抗议活动。他们扭成一股,在留学生群体中大搞派别对立的斗争,最后閙到与法国警方发生冲突的地步,致使蔡和森、李立三一干人被驱逐出境。

我们固然不能说,这一群救亡意识强烈的青年人完全是为领取几个卢布才投身共产国际,按苏俄方面的指令去搞活动的,更无意彻底否定他们那曾经幼稚的理想和比较单纯的热情。但要解释为什么唯独他们这类陷入贫困的人甘愿听从苏俄的召唤,最终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就不能不对他们那种彆扭的失意者(misfit)情怀作进一步的分析。与其他两类勤奋的穷学生能保持自足心态的情况有所不同,失意者为祛除焦虑和空虚,最需要在气势汹汹的群众运动中找到精神上的庇护。加入群体,他们就敢去做独自一人不敢做或做不成的事情,经过在群体中互相感染,最终便爆发出周恩来所谓“联合起来”的力量。这就是失意者加入群体后获得的“集体心理”。正如研究革命心理学的勒庞所说,这种集体心理“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颇为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念头或感情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变成行动。”7

俗话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提起此经典的陈言,论者多好持孰先孰后的循环性争辩,却很少能撤销“英雄”这个事后按成败定位的光圈,返回当时的动荡局面,追踪其间复杂的动力关系。被毛泽东描绘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时势,其实并非后来所颂扬的那么气势雄伟。首先应指出,十月革命传送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遭到了列宁的扭曲和篡改,它更多的是李大钊曾撰文欢呼其胜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讽刺的是,这位北大教授虽率先报导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却对自己所评介的“主义”仅知皮毛。在那篇文章中,他用“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的泛泛之词在文中一顿,随后即转入散漫的描述,说这个主义“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做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8 经这一连串“没有”的反面界定勾画出粗略的虚线,所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便很容易与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了。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他在北京认识李大钊,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读物,但同时还“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由毛在当时的知识水平,我们不难想见李大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宣传效果。其实,苏俄的巨变在当时最能引起国人关注的并非其伟大的革命成果,而是它与列强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其中影响最大者便属口惠性的《加拉罕宣言》。9该宣言宣布要废弃沙俄强加给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消息传来,在知识界曾一度赢得普遍的轻信和好感。包括新民学会的成员在内,不少激进的青年都对苏俄发生的巨变心怀向往之情,满以为要改造中国的社会,最可取的捷径就是苏俄的革命方式。这样看来,十月革命给予国人的欢欣鼓舞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只是那个后来才发现纯属一纸空文的《加拉罕宣言》。至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隆炮声送来的东西,恐怕除了逃到上海的大批白俄难民为国人有目共睹外,就再也看不出什么值得称道的好事情了。没有人全面了解那炮火弥漫下的内幕和实况,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很多革命者都是在时势的激荡中见机行事,趁势弄潮,实在顾不上深思“以俄为师”的决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直到苏联解体二十年后,普京建议把安德列?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一书定为今日俄国学校的历史课本,列宁及其苏维埃国家的罪行才初次全面揭露,我们才从中清楚地看出,受十月革命鼓舞的蔡、毛诸人所决意去做的“正人之恶”到底都受到了苏俄的哪些影响。2010年6月,参与编写该书的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专家陈铁健和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他们所做的采访记录随即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玆摘要转述该文如下:

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所载,为了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势力,德国威廉皇帝一直谋划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列宁正好充当了这一人选。他自1915年即受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列宁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在德国特种兵帮助下顺利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强调上述事实,并非硬要给列宁扣上德国间谍的帽子,只是要表明,他曾利用德援达到他在俄国掌权的目的,乃是一不争的事实。这个目的就是回到俄国发动社会主义政变。在其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列宁宣布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接下来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列宁的计划得到德皇的“坚决支持”,德国一共拨出5,000万金马克资助列宁领导他的布尔什维克武装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把所谓的十月革命定性为政变,关于这场血腥的“革命”,他们如此评估:

一、布尔什维克一反俄国社会尊老爱幼的传统,以彻底砸烂父祖辈的“旧世界”为务。

二、与“热爱祖国”的传统观念相左,布尔什维克提倡“无产阶级无祖国”。

三、反对偷窃和抢掠本为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却主张废除私有制,发动穷人从富人手中“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四、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和谐社会的基本准则,要领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做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同上,478页)。

列宁因而指令,“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从肉体上消灭”.(同上,129页)苏维埃政权不但杀害了沙皇全家,而且建立契卡,掀起全国范围的红色恐怖,仅在1918年到1922年间,便杀人200多万。按照列宁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认为,只有建立这个专政,才能保证苏维埃政权永立不败之地(同上,561页)。10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列宁随即把德国用在他身上的那一套做法转用于中国,但列宁与他的布尔什维克们那时候摇身一变,已不再是自己国家的失败主义者,而是在不择手段地壮大他们掌控的苏维埃政权了。1219年3月,列宁指示建立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总部就设在莫斯科。这个共产国际完全受克里姆林宫控制,它一方面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灌输“无产阶级无祖国”的观念,另一方面却利用此观念为他们苏维埃国家的利益服务。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就这样双管齐下,打入中国,不只在旅欧的华人留学生群中收买像周恩来这样的代理人,同时也为维护其国家在远东的利益,派出专员与中国最有实力的军阀暗中挂钩,洽谈交易。在北方,有维经斯基经李大钊牵头与吴佩孚部下接触,而南方则由马林出马,直接去找陈炯明商谈。直到马林认为军阀们难以合作,无机可趁,转而试探性地拜访孙中山,考察了广州方面的形势,发现国民党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联盟”的松散组织,这才向共产国际提出他的“斯内夫利特战略”。马林认为,像陈独秀、李大钊诸人仅停留在写文章、办刊物和理论探讨阶段的共产党组织,可能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终究难成大事。他指出,“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他们的宣传前景就很暗淡了。”因为他发现,国民党的党纲为“各个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马林因而建议立即着手帮助国民党发展壮大,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实行国共合作,从而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发展共产党的组织。马林当初提出他的建议时未尝不想建立国共的党外合作,无奈孙中山不接受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等合作的做法,只许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孙中山这种形同吞并的容共方式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倒给他们“本党”内部拉进了大量的木马。

对这种屈就他党的合作方式,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起初均有抵触情绪,因此中共内部对此事一直都争议很大。但争论归争论,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党组织,中共只得绝对服从上级的决定。1923年1月,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谈判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的内容与共产国际通过的决议并不完全一致,它更重视中俄两国的国家利益,而非世界革命,因而更关注俄国与国民党的关系,扶植中共的任务仅处于从属地位。双方认为,“中国最急之问题,乃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并同意孙中山坚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然而共产国际的运作却与苏俄政府的外交辞令有所冲突,两者虽都肯定国共合作的现行方式,但共产国际自有它长远的的战略布局,其终极目标乃是在帮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壮大中共的力量,在推翻北洋政府后统一中国,“建立一个有工农社会基础的、将发展成为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苏政权。”11 这个分两步走的谋划不难令人联想到列宁领取德国金马克回国窃取二月革命胜利果实的步骤。在共产国际拟定的棋局中,国民党暂时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等到它被用到像一颗搾乾的柠檬,莫斯科自然会毫不吝惜地将其丢到局外。国民党内的老派人士不是没警觉到容共之擧的危机,无奈孙中山乾纲独断,执意要把那班激进的年轻人收罗进来,自以为国民党阵营庞大,很容易就会将他们消化吸收。孙当初手中没有枪炮,只是光杆司令一个,他本想借助陈炯明的势力在广东落脚,建立营盘,不料双方不但没能搞到一起,反而踫撞出敌对的冲突,弄得他在突发的炮轰中仓皇逃出广州。四顾无援的孙中山为尽快组建党军,尽量吸收可征集到的力量挥师北伐,只好放弃一直对美、英、法等国所抱的幻想,在别无选择下转而联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看重眼前利益的英美政客对孙中山的吁求一推再推,最后把孙推进了苏俄的怀抱。《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布后,孙中山收到苏俄200万金卢布和一整船军火的援助,同时接受了莫斯科派来掌舵的顾问,并放手利用中共跨党人士融入的活力重组国民党和建立黄埔军校,但对两党混合过程中已经出现的麻烦问题,他一时还无暇作深远的考虑。不幸他出师未捷身先死,抱憾而终地走了,却把那致命的后患留给了他身后“仍需努力”的同志。

纵观毛泽东早期的党务活动,可以说他大体上仍在做他专长的文牍工作。比如在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集会中,张囯焘、李汉俊和刘仁静等代表各抒己见,争论不休,都能讲出一大套理论,毛泽东却始终插不上嘴,只是在一边操笔做他的会议记录。这几个活跃在会上的代表或与陈独秀曾经共事,颇有资历;或留过学通外语阅读面广,且能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或维经斯基直接交谈;连正在休暑假的周佛海都以其留学日本的学生身份得以暂代缺席的陈独秀任书记之职,在与会的代表中形成其圈内人的优势。与他们相比,毛泽东则显得置身圈外,在某些人的眼中,他甚至被认为有几分土气。12毛陪同比他更有资历的何叔衡(谢觉哉在他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明确记录:“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从长沙远道赶到上海赴会,似乎仍拖着当年从湘潭到长沙读书时迟滞的乡下人身影,起点低和搭车晚于是成为他出头的阻力,在入围的进程中一直拖得他绊绊磕磕。但不管怎么说,他在长沙办刊物、搞活动,毕竟做了好几年的实际工作,一待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毛泽东立即受命负责湖南分部。

毛回到长沙,借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办起湖南自修大学。这个“自修大学”的名称显然袭用了胡适的构想,但毛是假其名而无其实,他自己仅有师范毕业的程度,却擅自担任住持,以“大学”为名招收前来报考的学员。这所挂大学招牌的学校无需考试,也不发文凭,根本谈不上什么知识传授或技能培训,基本上是个为方便党团活动而特设的掩蔽场所,可谓中共后来所办各类干部培训班的雏形,应算是毛泽东一个大胆的创举。那一年周佛海带上活动经费,去长沙召集赴俄参加远东弱小民族会议的凑数代表,就是在船山学社找到毛泽东,在那里确定人选,发放了川资。周走进自修大学的一幕,让我们一瞥到毛泽东一个有趣的侧影。周说:“我进去后,远远看见他在灯下看书,原来是用红笔圈点李后主的词。他看见我忽然进来,骇了一跳”。13 毛这个自修大学的名声一度传到梁启超的耳中,梁当时正好在上海办起著名的中国公学,由张东荪具体负责,教员中一时间名家荟萃,聚集了知识界保守派的一批精英。毛泽东在一师的同学舒新城此时在该校附中负责校务,当梁启超问及湖南自修大学的情况时,舒回函告诉梁说:“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14短短几句话,可反映出当时知毛底细者对毛的客观定位。像中国公学那样培养精英的学校,聘教员和收学生自然有他们严格的标准,舒新城含蓄的答复明显把毛划到了界外。但毛是胆大而不拘一格的,他明知自己不具备符合那些外在标准的能力,却勇于带领与他类似的以及比他更差的人群自树其标准,“大学”的冠冕就这样让他向低处硬拉,戴在了他们同伙的头上。那是一个社会失序,身分趋平的年代,不断引入的新名词、新概念常被好事者用作堂皇的贴面,刷新了不少冒牌事物的面貌。“革命”恍若一件公共的迷彩服,很容易披挂在“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年轻人身上,武装得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够格的半吊子作风反得以派上歪打胡闹的用场。15

但中共既已建党,便属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也就与此前自发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有了性质上的区别。那不再是交流读书心得和泛泛讨论热门话题的同仁聚会,党组织需按照国际的指令开展各种活动,身为党员的个人,更须严格执行党所派遣的任务。从事此类活动,就不像陈独秀自己贴钱办刊物那么简单,自然要涉及到活动经费以及参与工作的成员靠什么吃饭的实际问题。最初,就是否接受国际拨款的问题,曾发生诸如避免“僱佣革命”说之类的争论。后来陈独秀不慎被巡捕房抓去,待由马林花大钱请律师将陈保释出来,陈也就自动放下了他那书生气的清高架子,不再回避令知识人感到手短的“阿堵物”了。一番争论后,他们几经商议,决定接受莫斯科的卢布,凡参与工者都可领取每月大约30元的“生活费”补助。作为湖南分部的领导,毛泽东应该也会拿到他所得的一份。那笔钱并不算多,但至少比他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8块月薪要丰厚一些。所谓职业革命家,说白了,就是吃上了革命饭的无业人员。按照Alexander V. Pantsov在他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中所说,莫斯科的经费到1922年底更有增额,但拿到每个成员手中的补贴则有明确的条件。当时张囯焘、蔡和森等人正在对马林全力倡议的国共合作顽强抵制,弄得双方的关系势同水火。马林则仗着他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威在中共二大后召开的中央执委会上正式宣布同国民党合作,规定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Pantsov就领取补助的问题如是说:“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抉择:他们要么听命莫斯科,照旧领取补助,否则就一无所得。考虑到自身的处境,他们只好做出理性的决定,一致同意加入国民党。”16

张囯焘也许是从他自己的立场出发来概述别人的情况,在回忆中共三大的文字中,他硬是把毛泽东说成支持他反对国共合作的一派。但按照杨奎松近来披露马林本人笔记实录的说法,情况却恰恰相反。杨的转述强调,毛泽东一直在紧跟马林,致使中共党内不少同志将他归类为“马林的人”,而这样的归类,在当时实在谈不上有多么光彩。毛为人行事一向都很现实,他显然看出,面对莫斯科的指令,中共这个小组织终究是胳膊拗不过大腿。多年后提起此事,他仍坦然诉说,那时他还年轻,“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总是对的”。17 可见与去过莫斯科,见过列宁,对那里的复杂情况有更多了解的张国焘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那时的革命见识还比较浅薄,对待莫辨其来头的国际代表,他自然倾向于敬仰和听从。马林在中共一大后路经长沙,毛泽东曾热心接待和汇报工作,显然给马林留有较好的印象。如果说1922年7月,毛没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可能与马林暂时离去不无关系,18 那么1923年6月,毛在广州的中共三大上获选为中央局五个成员之一,就显然与他在会上的表态颇受马林赏识有很大的关系了。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结果是,张囯焘因对抗马林而当场落选。在新选出的中央局中,陈独秀任委员长,毛任秘书,负责党的内外文书及通信开会记录,并管理本党文件。自从在一师读书时专擅文牍工作以来,毛一直都热衷在抄抄写写上为他介入的活动或组织制造声势,直到中共三大的当选,他才算实实在在地握住了有职有权的笔杆。毛此时已是跨党的国民党党员,按照中央的决定,他“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上回湖南开展工作,数月之间,在湘区各地组建起不少国民党的党部。毛以他实际工作的成绩表明,中共的跨党人员可极大地助长国民党的扩展,他们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有时甚至胜过国民党自己所搞的宣传。毛因此而提高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并获邀赴广州参加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执委候补委员。

与中共的情况相近,孙中山接受的俄援也附有一系列条件:他不得不接受鲍罗廷前来中国充当顾问,帮助他改组国民党。莫斯科如此看重国民党,并热心付出代价,就是要按照俄共的模式重组国民党。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正遭受东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干涉,列宁一心要把发生在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纳入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布局,顺着俄援的传送带推行他革命输出的计划。但就孙中山这一方面来看,也不能说他仅为获取金卢布和军火便完全照莫斯科的旨意办事。孙的言谈中多次抱怨中国人一盘散沙,特别是面对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组织涣散,革命精神松懈的现状,他本来就很想重整旗鼓,强化他这个“总理”的集权。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并非莫斯科单方面硬给孙中山穿上的小鞋,而是孙在急于进行其党务改进的情况下正好可以拿来应用的他山之石。但孙中山忽视了俄共组党模式与其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内在关系,尽管他多次说绝不要输入苏俄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制度,但随着改组后的国民党渐趋组织严密和日益革命化,其章程和建构便更加接近俄共,而与宋教仁当初所欲导向的议会政党有了很大的偏离。一盘散沙固然有组织松懈之嫌,但就参加议会政党的个人言行而言,却有不受基层党组织严密控制的自由,党员只需在竞选时保持共同的政见,在其他方面绝不会受到意识形态和党纪的约束。孙中山当时只图在列宁的组党形式下再造国民党,于是放手让鲍罗廷这样的俄共党官代笔起草国民党一大的党章,该党章被公认与共产党的党章十分接近。孙中山一方面挪用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强化国民党的组织,一方面却自相矛盾,还要把他“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软内核包入那借来的甲胄,进而加固他“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基础。为此,一大会议上又增发《大会宣言》来通融共产国际,对三民主义做出新的解释,在与鲍罗廷讨价还价一般的磋商中达成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协议。结果是国民党虽照搬了不少俄共的组党形式,却并未完全克服议会政党固有的散漫,依然在党员的接收上来者不拒,在半变不变中拖拉着固有的惯性。后来虽从军政转入训政,其军事独裁性质的一党专政却始终呈现弱势,连它的发威逞凶都显得比较笨拙。这一点胡汉民说得很清楚,他承认“本党是采取俄国政党的方式,但本党现在所有的毛病,在他们那里都没有。”19

张囯焘是带着应付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因此他无意加入国共联席的合唱。在他的眼中,发言踊跃的毛泽东“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挥他自己的意见”,明显与一味批评国民党的李立三持不同的论调。20 在张囯焘笔下显得右倾投机的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右派代表的回忆中,却被描绘为“像一个才到城里的乡下人”。他们指责毛一再抵制“老同志”的提案,左得蛮横,说他“不像是个能登大雅之堂”的人物。据他们的描述,毛泽东先是跟着李大钊起哄,制止了方瑞麟反对共产党员跨党的提议;紧接着又厉声反对黄季陆所提的“比例选举制”,初次上阵,即流露出维护集权和扼杀少数人自由发言权的蛮劲。21 就这样,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全力支持国共合作的表现颇赢得国民党少壮派的好感,在当选中执委候补委员后,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任职文书科代理主任,并兼任胡汉民主持的组织部秘书。毛于是继续发挥他文牍工作的专长,在胡汉民的秘书任上干得特别卖力。作为跨党人员,他在某些方面甚至显得比国民党党员还更加国民党。那时候鲍罗廷的路线支配国共两党,中共的很多跨党成员都热心投入国共合作的工作。在上海这个他已多次逗留的大都会,毛泽东如今出入办公室,忙于接待和出席会议,至此才干出了初步入围的感觉,算是在国民党机构中找到了他在本党同志中尚未有过的位置。那年6月,杨开慧与她母亲带上两个孩子来到上海,住进了毛在英租界的寓所。有妻子在一旁做协助他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在革命僚属位置上初步的得意。

有一次毛代表执行部参加青年团的集会,聼到毛在会上的言谈,与会的共青团国际代表达林(Sergei Dalin)十分吃惊,他会后即写信向维经斯基汇报毛泽东出格的言论。他说毛“认为国民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应接收为共产国际成员。”还说毛在谈到农民问题时竟然主张“取消阶级路线,不要做贫农的工作,而要联络地主和绅士。”达林显然反对毛的说法,因此他要求执行部给青年团另派代表。22 达林的小报告反映出莫斯科两个司令部在不同时期发出的不同声音传达到国共方面所造成的混乱和牴牾。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偏重苏俄的国家利益,因而更支持国民党为主导的国民革命,他一心要把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导向反帝囯主义的世界革命,就他的盘算来说,优先发展国民党的势力远比栽培中共的小组织更易见效,也更有前途。相比之下,共产国际的策略则更想促使中共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急于靠中共的力量开展阶级斗争,大搞城市暴动。这两条并不协调的路线更搅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明争暗斗,时而重合,时而冲突,不但在中共内部引起左与右的分歧,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也造成了持续的紧张。毛泽东那时涉水尚浅,正在那波涛诡谲的激流中趁势弄潮,他只顾把更多的热情投入工作,积极表现他的能力,还不太会把握那左右摇摆中的航向。

毛泽东一时赢得称赞的工作表现不久就变了味,受到左浪右潮的强烈冲击,他被迫辞去执行部的职务。那年岁末,他怏怏返回湖南。后来他对斯诺如是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23 但杨奎松指出,所谓生病,很可能是毛的托词。毛的黯然离去,主要是共产国际的指导路线急剧左转,马林偏重国民党的方针遭到否定,紧跟马林的毛泽东随之受到连累。24 他不只在执行部干不下去,连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也无缘参加。双数的党代会对毛似乎总潜在着排斥,他后来借用有关七言律绝格律的一句口诀自嘲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从毛泽东“孩儿立志出乡关”那首诗的告别口气来看,他自从赴东山高小读书,就打定主意,走出落后的乡村,要到城里干一番事业。后来他办杂志、搞教育,发起各种请愿抗议活动,运作的范围都在城市。其间他多次赴北京和上海活动,都试图在那里落脚,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1921年初,他趁回韶山过年之机,处理了父母死后的家产,把两个弟弟和堂妹全带到长沙,安排他们就业或读书,一家人算是从农村的老家连根拔出。在那个农村人口向城市零星流动的年代,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多涌入城市寻求个人的发展,毛泽东把弟妹带领到城里,当然是要他们有更好的前途。正是在这一人口迁徙的新形势下,前现代中国无所谓差别的城乡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悬殊差别。乡间的人才渐趋流失,与城市的飞速发展相比,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态日益荒芜,在很多方面反出现了今不如昔的情况。这正是毛泽东1926年回韶山休养那一段时间目睹的现实。

关于毛这段短暂的休养,借用汤因比(A. J. Toynbee)的历史论述,可谓他由“退隐”到“复出”的突破性“变容”。毛是在一时的失意后被迫退回到他本来要告别的老家的,返乡后他仍在替国民党做组建党部和召集农会的工作。在参与当地农民“平粜阻禁”穀米的活动中,毛早年记忆中沉睡的暴乱意识随之觉醒,那时候他不太赞同的做法,25 现在他看在眼里,居然看出了可以鼓动的暴力以及搞武装革命所需的人力资源。中共二大中宣言已经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毛泽东紧跟着在中共三大上强调了农村中富有的人力资源。他告诉大家,“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局面。”26 毛泽东此时是否读到列宁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我们尚无法判定,但在强调农民对共产党的夺权斗争有重大“利用价值”这一要点上,毛显然无师自通,可谓与列宁所见略同。27 由此可见,从毛泽东在乡间组建农会,到后来带领红军大搞暴力分田,其中心目标在于壮大中共的武装力量,并从农民手中索取充足的补给,从起点上便没有树立改善农村经济和造福全体农户的建设性目标。带着这个已经明确的想法,毛于1925年9月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踏上了他复出的征途。

到达广州后,毛泽东代理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次年5月离任前,他召集会议,拟定通知,发布宣言,紧握他有职有权的笔杆子肆意挥洒,写了很多强化国民党革命声音的文字,干得比在上海执行部更加有声有色。从他1925到1926所写的二十多篇文字可以看出,作为中共跨党人员,毛泽东俨然已化身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对党内的右派言行,他极尽其批判讨伐的能事,一时间大有将国民党左派同化为共产党之势。1913年,针对孙中山挑起“二次革命”的事件,梁启超担忧“革命复产革命”的时候,俄共尚未成事,中共更未出生。梁之所以反对南方的军事力量打起革命旗号,企图用武力解决议会政党中发生的纠纷,就是恐怕国民党的激进化会酿起“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果然在十来年后,随着俄援操纵下国共合作,国民党利用中共的活力壮大了挥师北伐的声势,中共也寄生在国民党的暖巢内,丰满了自身的羽翼。随着双方在壮大各自组织上互相受益,两党间恶性的互动也日趋严重,所催生的“乱暴的势力”遂暴涨为国民革命中的逆流。

毛泽东当时还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主见,他那些反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买办和土豪劣绅的口号,以及抨击右派的政治泛文,多是在迎合莫斯科朝令夕改的模糊信号,反映了斯大林那个时期忽左忽右,左右交错的荒谬指令在中共党内影响。在讨论中国革命的讲话中,斯大林高捧国民党,说“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军事封建生活方式,以及争取国家独立和联合革命民主力量的斗争中,国民党代表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的革命联盟。”但在坚持把国共的党内合作作为目的本身的同时,他又强调共产党人应力争将“资产阶级的代表”从领导岗位上,最终从国民党内清除出去。接下来,他又打折扣说,如果时机还不成熟,而国民党的势力更为强大,中共仍得为留在国民党内而委曲求全。28 斯大林这类站着说话不嫌腰痛的主张害得中共左支右绌,进退失据:一方面,作为领导人的陈独秀因受鲍罗廷处处掣肘,为中共继续留在国民党内而做了很多被指责为右倾投降路线的事情。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言论则将火力对准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也就是那些对毛排斥最厉害,特别让毛感到难以共处的国民党右派人士。毛与他们的对立不只缘于政见的分歧,更为本质的冲突乃是双方在价值阶序上的差异。对毛来说,他们的存在几乎成为妨碍毛在国民党内继续寄生下去的天敌,这种异类间本能的拒斥力才是他力求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最终从国民党内清除出去的根本原因。总而言之,毛泽东笔下的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实质上已让他放大为中共跨党成员企图取代国民党的夺位之争。

毛那类为国民党更加革命化而摇旗呐喊的文章,后来基本上都没收入中共官方所编的四卷毛选,翻检一下日本版的十卷本《毛泽东集》,不但可重睹所有被删除的粗率文字,还可一窥正版毛选所收那两篇革命讨伐檄文更为狰狞的原貌。其中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系由原来发表的两篇文章删改合并而成。这两篇文章一篇题曰《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另一篇题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提起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早在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就指出,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早已为前人所论及,那并非他的功劳。他自诩的功劳计有三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第三点他说得很模糊,在另一处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29 这后两点,让那时的革命青年读起来,也许特别动听而富于理想,时至今日,早已以其乌托邦的破灭让中国人吃够了那消灭差别的苦头,无需我在此多费笔墨细诉其罪恶的后果。先哲孟子对企图消灭差别的言论早有经典的驳斥,针对许行无视商品价值的主张,孟子断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滕文公上》)不只是物,人与人的强弱、智愚、贤不肖之分也是生下来就存在的,正是存在着此能力、德性上的本质差别,人群中自发自然地形成了分工协作的秩序,即使在没有阶级的原始部落中,都存在着男女、老少、从酋长、巫师到普通成员的等级差别。只要人群中存在着等级的差别,只要社会生产活动需要分工的秩序,阶层的差别就会存在。无视差别和人为地取消差别,只会破坏已经形成的社会秩序。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知识的发达,文明程度的提高,政治制度的不断改良,但从来都不是,也绝对不会是杀戮抢夺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所谓“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阶级”,乃是说直到生产有所发展但又相对发展不足的情况下才出现的情况,比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了“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僱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以及“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僱佣工人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固然存在着马克思认为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就促使生产力发展这一点来说,马克思并不否认,这样的生产关系仍有其历史进步的意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属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范畴,他关注的是社会各阶级及其所从属的经济结构,所代表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关联。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说过,只有“‘粗俗的’人的理智才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把阶级矛盾变成了各行业间的争吵。……现代阶级差别绝不建立在‘行业’的基础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阶级内部造成不同的工种。”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就是从马克思所嘲讽的那种“粗俗的人的理智”出发来看问题的。

毛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并无兴趣,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无意于理论的研究。

他在延安的时候就说过:“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着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识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0 毛泽东从事的“实际的阶级斗争”就是把有权势、有财产、有知识的人划归打击的对象,同时组织和鼓动一切可用以打击他们的“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稿中,毛劈头就提出,“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即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毛的三等人划分完全根据有产或无产,钱多或钱少,平白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捏造出层次不同的敌对关系。这个三等人的划分模式其实并非毛所独创,而是取自中国传统品鉴人物才识品质的价值阶序,传统的阶序超越阶级和性别,是一个与天道和常理同在的客观标准,无论贫富贵贱,在评判不同人优与劣、智与愚、贤与不肖的问题上,均按此恒定的标准统一划分。打个比方,这就象现在测试孩子的智商那样,管你是富翁的儿子还是穷人的女儿,智商的高低均有统一的测试标准。但三个等级用到了毛的手中,原有的阶序却完全遭到扭曲和颠倒。毛的逻辑是小说《动物农庄》中那些占领了农庄的大肥猪宣布的逻辑,猪总是坚持,四条腿最好,两条腿最坏。更为荒谬的是,他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的洋尺度作为衡量敌我的标准,进一步带入各行各业,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是半无产阶级,僱农是无产阶级……”31 经毛泽东如此任意的一番硬套,城市与乡村的划分、工商业与农业生产的区别、前现代与现代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全都搅成一潭浑水,由着他在里面恣意抓鱼了。财产多和生活境遇好的人群全被打入革命的敌人一方,财产少、没财产和生活境遇差的人群均被拉到革命阵营之内,而在这两者之间,则属可敌可友的人群,他们可拉拢时即为友,拉不拢时就是敌。因为毛泽东只关注他要搞的“阶级斗争”,而且把“斗争”(struggle)这个在西方原来的意义上多强调两个阶级之间具有冲突、对抗关系的字眼重点扩大为人与人的恶斗和武装夺权。他不考虑,也没兴趣研究不同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如何,所从属的生产方式怎样,更谈不上据此以判断哪个阶级的历史地位更进步,哪个阶级的历史地位较落后。他只满足于抓住现成的批判武器,按照莫斯科“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及官僚买办”的指令,去给眼前的人群排队戴帽,划出敌我对垒的阵容。列宁已给帝国主义做出明确的界定,说它“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毛死记这个教条,终其一生都坚持反帝的立场,而且一路上逢“资”必反。可悲的是,他至死都不懂得,“资本主义并不一定非发展为帝国主义不可,帝国主义之所以可能,实在于文化力量之不均衡,或者资本主义发展之不均衡。有了强弱,才有侵略。……中国人由反帝而反资本主义,殊不知中国之所以受帝国主义侵略,正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32 像苏俄这样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其所作所为之所以对中国构成的危害更甚于西方列强,也是因为其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缘故。至于在莫斯科误导下,中共硬要把民族主义的国民革命偏斜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路线上,更是歧途上的歧途。民族若未获解放,无产阶级便绝对谈不上获得解放。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稿中,毛还写有更为恐怖的文字。关于大资产阶级,他在其中特别圈入了“反动派知识阶级”,这些人计有“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他断然划定,“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除此以外,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被他归类为“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计有“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人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他特别指出这些人的危险性,因为他们“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33

毛泽东把这么多职业和社会地位不同的知识分子划归反动派和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出发点值得注意。其一,在他圈定的敌对人员中,东西洋留学生和大学教授与学生几乎让他一网打尽,全被打入与小知识分子敌对的一面。毛为什么一再把火力对准“东西洋留学”和“大学”中的人群呢?就毛本人没进过大学门也没留过洋的经历来看,他这种知识越高越反动的尺度明显反映出他的“酸葡萄”心态和羡憎情结。这种敌视知识分子的情绪在他一生中从未间断,且有增无减,通过他身上的一连串发作,也传染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肆虐的顶峰。其二,他特别提到了“国家主义”的危害,这一点需要回到当时的论辩语境中作一详尽的讨论。

在国共合作的年代,尚有一与之鼎足三立的政党,名曰中国青年党。该党的宗旨是:“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按照王奇生的述评,青年党之所以采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这个五四爱国运动的口号,是因为他们并不认同国共两党“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国共的做法实际上是“联此军阀以倒彼军阀”,“联赤帝国主义以倒白帝国主义”。这个“赤帝”所指的就是苏俄。青年党提倡联合农工商学各界实行民主革命,造成“全民福利”的国家,不偏向任何阶级。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国内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发展,劳资阶级尚不悬殊的时期,主张阶级斗争会助长混乱,妨碍国家统一。”因此他们特别警惕苏俄对中国的革命输出,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依赖任何欧美国家。34 青年党办有《醒狮周刊》,阐发其国家主义的主张,揭露赤俄的危险用心,因而又以“醒狮派”著称。此外,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也与青年党持相近的观点,认为对欧美苏俄诸国,到底该持什么态度,均应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有益中国者,自然可友;有害中国者,必视其为敌。比如张奚若当时即特撰《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强调苏俄为害中国更甚于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梏桎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还唱尊重我们土地主权的口头禅,苏俄竟毫无缘故的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他们的中国朋友还要替他们解释说应该占据。”35 文中“他们的中国朋友”,所指的就是中共。杨奎松据最新发掘的相关文件指证说,对苏联在外蒙古继续驻兵及享有特权的问题,“国民党人多半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但“身为国民党员的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却公开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并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消息传出,孙中山明显地表示了不满。”36 中共在国民党内部之所以受到排斥,在持国家主义立场的保守派人士中之所以引起强烈的反对,首先就是因为他们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内应苏俄,帮凶“赤帝”,暴露出他们的国贼嘴脸。

“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两个新字眼,当时均为英文“nationalism”一词的中译。帝制崩溃后的中华民国正是在此语境中跌跌绊绊走上其建国之路。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现实,“民国”和“国民”这两个新用语与西方脉络中的nationalism在观念上有了一定的相通之处,因而今日英美出版物有关民国历史和国民党的英文论着中,在翻译“国民革命”、“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这些关键词时,对“国民”这一定语都通译为“nationalist”。37 就这个意义而言,无论对孙中山或蒋介石来说,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国家主义,也就是戴季陶所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毛泽东在他跨党工作期间,关心的只是共产党一党的夺权问题,他和他的本党同志满以为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一切差别,不再有贫富之分,中国就会得到彻底的改造,却根本没去深思追随苏俄和实现其世界革命会给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灾难。在他们这些领取卢布补贴的职业革命家看来,苏联已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而中国尚在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之下,中国只有紧跟苏联走,中共才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因此,毛泽东从一跨入国民党机关摇起笔杆子,就对国家主义的主张大肆攻击,对各类让他感到英雄气短的知识分子,一律都给贴上“资产阶级”这个带有诅咒的标签。

中共二大的宣言已将农民的阶级构成分为三种:富足的农民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佃户和农业雇工。根据此粗浅的划分,毛泽东在其《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再细分为八种: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毛如此条分缕析,按财产、收入和生活水平给农民定家庭成分,唯一的目的就是罗列出等差,据以细分他们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从而确认应予打击的对象,必须依靠的群众,以及可能团结力量。毛对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有两点最具有颠覆性,一是把贫富的对立推向极端,二是煽动无业流民作革命先锋。对这两个方面的深远危害,我们必须在此作深入的剖析和批判。毛从五个方面强调地主对贫僱农的严重剥削,把这两个阶级之间悬殊的贫富差距和对抗描述为农村的,乃至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正是抓起这条导火索,中共煽动穷人,引爆了土地革命。早在1921年出版的《共产党》(第三期)月刊上,有一篇题曰《告中国的农民》的文字就在划分出农村的四个阶级——土财主、中等农民、下级农民和穷光蛋——之后,号召“穷光蛋”从“土财主”手中抢回被抢去的土地。这种公然号召抢劫富裕农户的“革命行动”显然从上述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纲领中引入,绝非国产的观念。纵观历代的民间起兵,造反的矛头也多指向暴虐的朝廷和官府,而非以劫掠富裕的农户为务。打家劫舍,不分贫富一起抢的土匪流寇,在任何朝代随时随地都曾出现,他们是官方和民间共同的敌人,基本上都以被消灭而告终。他们在很多方面才是共产党的前世今生。共产党之所以从一开始即力挺挑起穷人斗富人的阶级斗争,就是看准了农村的贫穷人口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煽动了他们的不平之心和抢夺欲望,便可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军召集到取之不竭的兵源。该文明确指出:“你们自己快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东西,你们一起来,自然有共产主义来帮你们的忙的。”与这篇文字相呼应,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毛泽东干脆以农民运动代替国民革命,他如此武断地说:“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乃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就是同情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38 在那一场国共合唱的农运进行曲中,国民党本想通过开展农运赢得更广泛的支持,比如为挥师北伐制造声势,在北伐军进军途中获取沿途农民的帮助等等,却并未预料到群众运动爆发后可能被中共导向的乱局。中共在莫斯科的指令下鼓动农运,其目的在于开展土地革命,最终造成“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恐怖局势,好带领穷光蛋名正言顺地抢夺土财主的财产。39 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并非毛泽东所首倡,中共只是在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办事,毛不过比其他人干得更过激罢了。在稍后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上紧螺丝,加大马力,把这场革命定性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即“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严格地说,中国农村从来也没有出现欧洲那样“乡绅”与“农民”对立的(gentry vs peasantry)的阶级分化。所谓“地主”,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过就其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而定名,一旦他们失去土地,就不再是地主。而身为贫下中农者若能勤俭持家,善于经营,像毛泽东的父亲那样有所积累而购置了田产,也照样会上升为富农或地主。地主也好,贫农也好,从来都不具备西方那种阶级意义上的“身份”(status or honored position)。两者只有贫富之分,并无家世血统和社会地位上的贵贱之别。拿西方意义上的“阶级”硬套在中国农户的头上,都是共产党制造的歪帽子。因此,富裕农户与贫困农户的矛盾冲突并非中共挑拨的那么严重,对全体自耕农和佃农来说,真正严重的威胁反而是被毛泽东看好的无业游民。正因为并不存在严重的阶级矛盾,直至上世纪20年代,乡村社会仍处于相当保守的状态,穷人的数量虽远多于富人,但绝大多数穷人世代都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他们恒定的生存状态本身即构成乡村社会保守势力的稳固基础。要打破此贫富不等的农户基本上还能和谐相处的局面,发起毛泽东所呼唤的那种暴烈行动,在任何一省的乡村都绝非易事,除非有一小撮“革命先锋”跳出来带头闹事。

毛泽东从小在农村长大,见识过“吃大户”之类的骚乱事件,他深知,乡间有不少游手好闲,爱占便宜的人物,只有此类不顾脸面的无赖敢打敢冲,好聚众闹事。在乡人眼中,他们是地痞流氓,平日走在人面前多擡不起头,更翻不起浪。但一旦发生了什么动乱,这伙人便会跟风起閧,大干趁火打劫的事情。毛称他们为游民无产阶级,说他们的“人数说来吓人,大概二千万以上。”说“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因此他向国共两党建议,“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40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如果你能读到《报告》的原稿,当会从毛泽东露骨的描述中一睹他们的无赖形象。被乡人斥之为“痞子运动”的农运何以能搞得火爆?按照毛的交底,原来是“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人物登上了农运的舞台,做了革命的先锋。毛为这些被正经人唾弃的边缘人叫屈,说他们“从前为绅士们所看不起……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立足地位,完全剥夺了发言权”云云,现在他们发起“痞子运动”,带头去地主家“杀猪出穀”,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打滚撒野,终于有了耀武扬威的一天,毛因此对他们拍手叫好,赞扬他们“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最后毛毫无顾忌地总结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毛说得如此夸口,都不怕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对毛这些矫枉过正的言词,连与他一起搞农运的李维汉和陈独秀都觉得太不像话,建议毛删去。后来因考虑到维护中共的“伟光正”形象,该文收入毛选时曾做了大量的删改。41

尽管如此,《报告》的暴力示范依然空前绝后,在把“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改装成“革命行动”的运作上,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可谓恶力昭着,危害至深,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劣化发展的趋势。地痞流氓混入农会组织,纷纷掌权做了小头目,在当时仅猖狂于一时,为害尚其小焉,其祸及1949年中共建国后的中国社会,至今犹盘根错节,已成为改革途中难以清除的障碍。经过历次运动的冲击和清洗,从高层到基层,党政领导及其周边的积极分子多由此类“革命先锋”的人群中提拔而来,他们的党性中多少都混杂了痞子的成分。此外,诸如戴高帽子游街,非法抄家,聚众闹事的打砸抢,滥用私刑等乡村的暴民行为,经毛在《报告》中大力推荐,遂成为中共唆使群众斗群众惯用的惩罚模式,在历次运动中被不断发扬光大,至文革达到了罪恶的顶峰。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句毛式话语,则成为运动中折腾群众的指导方针。通常,若不纵容恶人无赖跳出来带头做过份之擧,群众便很难充分发动起来,而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势必造成一发而不可收的乱局。等群众搞得太过火,群众也出够了气,发尽了威,要整倒的人也整得差不多了,这时候上级出面煞一煞车,聊作个恰到好处的收场。“矫枉过正”到最后,“正”已摧残殆尽,正好为擧枉措直的实施铺平了道路。至于《报告》行文中多处喷出的粗话,什么“农会的人在场放个屁也是灵的”(见原稿);什么“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等,可谓毛泽东本人粗俗本质的自然流露,那是他挥笔舞弄之际按捺不住要一吐为快的情绪渣滓,可谓他“我是粗俗我怕谁”的不打自招之表白。这种以粗卖粗的表达方式更作为可效法的句型汎滥成灾,形成了上自官方报刊,下至群众口头的语言暴力。在中国大陆,现代汉语至今仍充斥粗俗化的表达,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其人。

在为农运所写的鼓噪文字中,毛泽东还把乡间的秘密会社与农会相提并论。比如在强调游民无产者的革命潜力时,他指出,这些人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的青帮,做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争斗的互助机关。”在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毛再次提说,“遍布南方各省的三合会、大刀会、哥老会,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红枪会等团体,先后发生,不谋而合地相继与封建的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42毛显然把那些在当时明显有反社会倾向的武装组织视为农运的同盟,言谈中有收编他们入伙,藉以壮大中共武装力量的用意。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这类无业游民的异端亚文化群体作一简略的述评。

秘密会社在清代多有反清复明的倾向,其结社的性质及其会员的成分极其复杂多样,很难一概而论。总的来说,这些组织既有反抗官府腐败,伸张其民间正义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骚扰地方治安,危害良民生命财产的一面。给他们笼统地加冕中共所谓的“农民起义”,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更不能因为他们与官方作对,就把他们定性为民间正义的代表。因为他们在对抗朝廷的同时,更游离在乡村社会之外,其江湖的血性义烈中也贲张着李逵式抡起板斧乱砍一起的残暴。乡村社会是绝大多数农户躬耕其中,无论贫富,都靠土地的出产来养家活口和纳税官府的世界,一般来说,贫富之间的对立远小于官与民、本分农民与无业游民之间的对立。孔复礼(Philip A. kuhn)在其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谈到白莲教时指出,“逃兵、私盐贩子、伪币制造者以及其他次要逃犯,是白莲教新成员的自然来源。”还说,“他们的组织扩展到了政府本身的低层组织中。”可见这些无业游民多属人群中很成问题的人物,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制度下,他们都潜在着反社会的破坏力量。即使那些带有反清性质的教派群体,也常杂有匪盗帮伙的势力,每逢饥馑之年,更汇入大量的饥民,在灾情严重的地方造成一閧而起的叛乱。43他们与官方的对立极具恶性互动的倾向,一方面是官军对匪徒血腥镇压,一方面则是叛乱者对周边地区作“忽聚忽止”的骚扰,始终靠抢劫农户维持生存。在军阀割据,社会全面失序的民国初年,此类零星的暴乱在全中国随处皆有,正是这些梁启超最担忧的“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让毛泽东精明地看在眼中,到后来不少匪帮都被零星收编进红军队伍,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

在靠天吃饭的中国农村,全体农户都面对着自然灾害的威胁,官府的救助能力通常都很有限,所谓饥寒生盗贼,毛泽东乐道的“吃大户”和彭铁匠率众抢粮之类的骚乱事件即发生在这样的荒年。是不是天下的富裕农户都像毛所重点扩大的那样见死不救,囤积居奇呢?不可否认,农村中为富不仁者各地皆有,但更应强调的是,乐善好施者也为数不少。孟子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备荒救灾举措自古以来,世代相续,一直都在维持乡间的社会稳定上发挥着积极作用。比如像明代名臣祁彪佳组织的地方护粮团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他的方案可谓将饥馑救助和民兵防护合情合理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他让那些需要食物的人得到救济,另一方面,又让受济者作为回报来参与保护施舍者财产的行动。44由此可见,生存的境况自然会驱使富人与穷人做出良性互动的选择,自发的社会秩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形成。对仍有一些粮食的人来说,救人也等于救己,村社的全体成员能够团结一致,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所谓“团防”,即由地方上的农户有钱粮的出钱粮,有人力的出人力,大家不分贫富,共同组成团结防护的武力,以防御外来匪盗的侵犯。这种民办的地方武装力量与官办的保甲制度平行存在,但不受官方的直接管辖。官方控制的保甲制除了防御盗贼,还有监视当地民众的机制,像保长这类为官府当跑腿人的职务,正经人多避之唯恐不及,有兴趣包揽那种差事的也多是地痞型的人物。人群中的势利之徒是世代相传的,正是此类人物在中共掌权后最善于积极表现,都纷纷填充了乡村基层的权力机构。与之相反,团练的组织者则体现了村社群体中刚强正气的崛起,在一定的程度上发挥了地方势力突破官方控制的作用。据王先明的研究统计,团练的财政多由地方绅士捐赠,它的进一步发展则由地方捐税中抽取。由当地绅士统领的团练(也称团防、民团或团局)于是与保甲交错存在,以至渐趋融合,到了清代晚期,地方治安基本上控制在当地绅士的手中。45

团练是一种“寓兵于民/农”的组织,号称“乡勇”的成员皆出自本土,他们高举“保卫桑梓”的义旗,除了防御盗贼,更与官府维持一种比较良性的互动作用,在缴纳赋税的事务上,那些颇有影响力的绅士都会对胥吏的寻租举动——他们美其名曰“羡余”——作力所能及的抵制,尽量维护本地农户的利益。在湖南组建团练的地方官员中,尤以胡林翼(字润之)著称,他著有《读史兵略》,在平定太平天国及其他多起叛乱上立有大功。据说毛泽东求学时期曾通读胡的著作,因慕胡之为人,也给自己取字“润之”。不知此传闻是否可靠,但就毛润之此后走上与匪徒为伍的不归路来看,胡林翼的书若不是让他白读,就是反读了很多。

自古以来,国家的财政汲取遍及所有的农户,朝廷与大地主的利害冲突甚至更甚于千千万个小农户,从史书上的记载可以看出,历朝政府都有贬抑豪强的政策。从“豪强”这个就朝廷这方面来说似乎带有贬义的称呼即可看出,以早期的世族和后来的士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始终对官府都保持着应有的抗衡,在天高皇帝远的乡间,官府也莫奈他何。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推测,“土豪劣绅”这个在国民革命时期让毛泽东和很多侈谈革命者叫滥了的“毒化语言”,就是从他们所反对的封建统治者口中化用过来的恶名。毛泽东自从作为中共的跨党成员坐进国民党的办公室,就不再像几年前那样热衷湖南的自治运动了,地方自治的原有格局及其乡土自卫的势力,随后都成了他的眼中钉。他已将立场转向无业游民,在借用那些无赖语言说话的同时,也顺便吐出他自己一肚子的坏水。那伙人对自己贫穷的处境和低下的地位总是心怀怨恨,最喜欢趁动乱之机赤膊上阵,好去支配和淩辱比他们日子过得更好的农户。他们对耕田而食的劳苦生活并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就是杀人放火,把别人的财富抢夺过来,据为己有。农运也好,土地革命也好,都是中共在运动群众,利用穷人的不平之心,再加上异端亚文化群体的破坏力量,最终将支撑乡村社会稳定的台柱——富裕农户和残存的绅士阶层——彻底打倒,把历代朝廷无力做成的事情做到不留丝毫余地的地步。

正如官吏中有清官循吏也有贪官污吏,平民中有良民也有莠民,在众多的地主和绅士中,自然也不乏称霸一方,包揽讼词的顽劣之辈。但毛泽东一再宣扬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则是以偏概全,执意要把既定的敌对一方全部抹黑,一棍子打死。如此专横的断语,显然是乡间地痞口中流传已久的黑话,如今正好让毛泽东急用时抓到了手中。善于向“群众”学习的毛于是把它高喊成口号,扩散为暴力行动的指令。张国焘有一次就此谰言质疑毛说:“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什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46通过这一幕生动的对话情景,张再次暴露了毛泽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态度。随着科举废除,传统绅士阶层日渐没落,乡村的文化生态趋于荒芜,新知识青年越来越多地主导了社会舆论。原有的地方势力难免与新政发生冲突,他们要竭力维护既有的秩序,于是就被笼统戴上了“土豪劣绅”的帽子。在此众口铄金的形势下,绅士阶层整个地陷入“失语”状态,诚如王先明所说,“与‘劣绅’相对应的‘正绅’的‘历史记忆’也就几乎处于‘失忆’境况”了。47直到近年来,我发现某些学术刊物上仍不断有相关论文发表,一再论证土豪劣绅的存在及其成因,在看似很学院的文字操作下为毛泽东的谰言喋喋背书。

与那些热衷为毛谰言背书的应声虫相反,四川学者谢幼田对失语状态的乡村保守主义实践一往情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专著,征引详实地追忆了很多被中共官方“失忆”掉的史实。上述的团练或团防,在毛式话语中一律被称为“地主武装”,谢幼田列举众多的史料,令人信服地证实:“没有脱离土地的农民是和地主站在一方,另一方是跟随张献忠的流民。流民中的许多人虽来自农村,曾经是农民,但是他们在头目的带领下长期打家劫舍为生,新的职业已经是土匪、流民、暴民,他们和并未离开土地的农民利益是冲突的。”48由此可见,自古以来,除了在朝廷征收赋税的过程中,贪官污吏从中盘剥,对全体农户造成危害外,另一个苦难就是由灾荒、贫穷和暴政滋生的匪盗对乡村社会造成的威胁,这股势力在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上远远超过苛政和官吏的腐败。正因为有胥吏敲诈,更有匪盗骚扰,他们的双向作恶迫使全体农户结成“守望相助”的团体。地主不管对佃户有多么严重的剥削,二者的关系都处于共生状态。特别是同族内贫富不同的农户,其间的亲缘关系远强于所谓的阶级意识,对他们来说,只有官府的腐败与匪盗的骚扰才是乡村社会最严重的灾难,因而也成为他们必须团结一致去抵御的对头。因此我们可以总结说,在整个的前代中国以及国民革命时期,农村社会的根本矛盾不是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而是全体农户与官府的抗衡以及对匪盗的防御。在这种谋生求存,保卫桑梓的奋争中,富裕的农户和有影响的绅士(须知,绅士并不都是地主!)总是担负重责,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毛泽东用“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大帽子以偏概全,其居心用意和措辞的逻辑不能不让人得出他与衙役胥吏以及流寇盗贼一个鼻孔出气的结论。

1926年可谓毛泽东跨党工作最忙碌,也干得最出色的一年。他奔走于广州和湖南之间,在开展农运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先是在2月,他入选农运委员会委员,接着又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领月薪180元,高达北大图书馆打工时的22.5倍。48杨开慧又带上孩子来广州小住,毛泽东常去拜访住在附近的同乡谭延闓.

赛珍珠是一位对中国社会深有了解的美国作家,我读完她的小说《大地》(Good Earth),最沉重的感受就是农村中广泛存在的贫乏与无业,少数的富裕农户艰难地幸存在贫困人口的汪洋大海中,随时都会被游民的暴乱抢光,复归于贫穷。所以孙中山常说中国人只是大贫与小贫之分,中国的问题是“患贫,不是患不均。”正是有鉴于济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久以来,乡村社会中都有以“义田”为基础的救助措施。关于义田,谢幼田书中有翔实的描述:义田是宋代开始出现的由私人捐置的一种土地形式,……[它]从官捐日益扩展到民捐、诸生捐、僧捐。义田的赡助范围从同族内的平均分摊发展到重点赡助贫困节义之人,或投资于家族内以至家族外的各种事业,因此,义田就不仅是家族或族田的一部分,而是包括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以血缘和以地缘为纽带的乡族,甚至还有以业缘为纽带的行业集团等基层社会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一经济基础的存在和稳定的保持,保证了诸如家族、乡族或行业集团得以发挥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

此外,谢还列举各地县志中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义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几个范例。比如在四川富顺县,为促进教育设有劝学所,置学田621亩,作为资助本地学子的基金。为救济特贫户,设有义仓,置义仓田356亩。为抚育无人养育的儿童,设有育婴堂,置田173亩。另有广仁堂,养育孤贫,置田39亩。沱江流经富顺,在江边特设免费摆渡的义渡,置田186亩。此外尚有其他慈善公共福利设施,多从义田的出产中提取资助的款项。为防御匪盗劫掠,富顺的富人更捐资修建砦堡73座。全县共有大小寺院和各类祠庙二百多所,起到维持信仰和表彰贤良的教化作用。49以上所载情况,在富顺县范围内从清代一直沿袭到民国,可想而知,在全中国其他地方,也会有类似的自助性举措。这类事务都由地方绅士牵头督办,召集当地富户捐赠钱粮,把他们的部分收入转让给急需粮食的贫困户,实行了乡土社会富有人情味的收入再分配。

这种备荒济贫,发展教育和劝导慈善的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补救了私有制度下贫富不均的弊病。这也正是国民党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与中共产生分歧之所在:前者反对暴力分田,主张和平进行社会改造。居正在《民生主义土改纲领》中便指出:“中国为一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地主阶级在中国现实势下,为较有教养之社会中坚,亦为文化技术智慧积累之所寄托,若不能善为引导,使各得其所,各尽其能,以为国家建设之助,即能以暴力加以毁灭,亦为国家建设进步之一重大损失。”

51但毛泽东倡导土地革命,目的却是要毁灭富裕农户。后来中共实行土改,各类公田全作为地主的土地而尽行没收,分给穷人,破坏了义田或公田这个维系农户共同利益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鼓动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时间扩大了他在国共两党内的影响,针对党内外的反对声音,他在《报告》内强词夺理,硬说这场“痞子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即使搞过了头,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谈到农民擅自处死“土豪劣绅”的暴行,毛泽东甚至以纵容的口气列举各处乱杀人的盛况。在他描述的处决案例中,有的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有的是他们“强迫县长同意从狱中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有的是“农民直接打死的”。他最后总结说:“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52

这是1926年毛泽东初次发动农民运动时所说的话,他鼓动暴民大开杀戒,并向各地农会下达应杀人数的指标,给此后历次运动中动辄声言百分之几的杀人限额开了效尤的先例。在毛的号召下,各地出现了暴力狂潮,包括国共两党成员中不少人——特别是北伐军中的军官——的家属在内,都受到羞辱、殴打、逮捕,甚至杀害。53

所有这一切,都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由中共跨党成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支持农会干出来的。只是在引起军方的反弹后,各界批评农运的声音四起,武汉政府成为讨伐浪潮中的孤岛,鲍罗廷这才出面对“过火”行动灭火,说什么“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太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和哥老会而不是我们。”毛泽东也顺着鲍罗廷的遁辞推诿责任,当唐生智问毛农会为什么要祸害军人家属,毛答复说:因为农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54毛完全在做掩耳盗铃的敷衍,难道他写文章发表讲话,多次主张把哥老会作为同盟吸收进革命队伍,唐生智从不知晓?

面对中共的纵容,唐生智不得不采取行动了。他部下的许克祥乃一名穷苦农民出身的国民党军官,讽刺的是,就是他率部千余人,在1927年5月21日,对工农纠察队企图在长沙“大暴动”的行动采取了果断的回击。这就是发生在长沙的马日事变。随后在湖南各地事变迭起,红色恐怖招致的白色恐怖更加恐怖,仗着军队的后盾,地方团防展开凶残的报复,毛所谓“其势如暴风骤雨”的农运转眼间在血腥的屠杀下人头落地,血肉模糊。梁启超越来越看清“革命复产革命”的祸害,就在那年5月5日,他写信给他女儿,痛议时势动荡中的革命逆流:

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

共产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原来在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共产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55

蔡和森当初怂恿毛泽东“无恶不可为”的做法终于以革命的名义大行其道,毛坦然走上了这条恶路,因为他心里早就有底,坚信他们不管怎样作恶,“恶在究竟,仍不为恶”。事态已发展到这步田地,莫斯科犹不放弃榨取国民党这个几近搾乾的柠檬,他们还想让中共跨党人员继续在国民党内部活动下去。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易自作聪明,径自劝说汪精卫按照国际的指令自毁其党,汪读到罗易出示给他的克里姆林宫密电,终于明白了国共合作的实质。汪精卫就是再左,也不会左到自残自弃的地步,他所主持的武汉政府在7月16日正式宣布“分共”。至此,中共的跨党人员再也无法在国共合作的掩护下干他们颠覆国民革命的事情。

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以新的形式重演起从前官府与民间叛乱之间的恶性互动,与从前官军与匪帮的互相仇杀有所不同的是,中共这支乱暴势力始终有苏俄的支持和掌控,在莫斯科的指挥下,他们押准了土地革命这块寳,非要从贫苦农民与富裕农户杀戮的血债中养出他们的武装力量。直到群聚武汉的中共人士潜逃的前夕,在他们的八七会议上仍为制定地主的标准和没收什么人的土地而争论不休。毛泽东坚持把拥有五十亩以上田地的家庭划为大、中地主,田产统统没收。对于小地主,他也强调不能轻易放过,因为很多地方都找不出大、中地主来,不揪住小地主,农会将无事可做。毛这几点意见都记在《毛泽东年谱》中,但有关妥善包容匪帮的一条建议被完全略去。现根据Pontsov的毛泽东新传补述如下:毛在会议上为哥老会说话,他认为会党分子人数庞大,应该策略地对待他们。他建议不要像孙中山那样把他们仅作为利用的对象,而应把他们当兄弟看待,促使他们献身土地革命。56

就在中共内部就土地问题争持不休之日,已经脱离共产党的陈公博与持论激进的谭平山曾有过一次谈话。陈对谭说,国民党主张以政治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非要以农民暴动没收不可,这是国共两党不可调和的分歧。他进而向谭平山列举他的调查结果说:“我居住江西三月——江西当然可以代表长江的农业区,据我调查,满千亩的地主全省不过十家,满五百亩者平均每县不满三家,满一百至五百亩者平均每县不满五家。此所谓一家的人口,平均皆有十人至二十人。如果说到纯粹的没收,即此种人家自己分配,每人也不满十亩。如果说到有土地的皆有大罪,则暴动起来没收土地,也不过移转私人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土地国有,还是离题很远。”陈公博参加中共一大后旋即赴美攻读经济学硕士,当时他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不久。他和周佛海都是在国外研究了经济学,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然后才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的。陈因此向谭平山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他说:“我以为在长江以南解决土地问题,只有待革命完成。第一,将过剩人口移送于北方;其次,则速行建设国营企业,消纳无土地的农民。否则甲攘乙夺,暴动将无穷期,而革命政权将亦随暴动而失落。”然而谭始终坚持暴动到底的立场,陈问谭为什么非要如此,谭说:“这是莫斯科的理论。”57陈与谭争持不下,两人不欢而散。中共在退出武汉的国民党阵营后,果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指令,立即在四处发起武装暴动。

陈独秀因被指责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下台,由瞿秋白接任中央领导。瞿在八七会议后派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则表示不想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只愿到农村搞土地革命,还说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上山”落草的打算,毛已说过不止一次,此前不久,在讨论抗拒蒋介石的策略时,毛就提议“上山可造就军事实力的基础”。后来更具体规划说:“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领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州而应上山。”58毛泽东在会上说得振振有词,他那个“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著名说法,与其说是他的独创,不如说是精炼地表达了莫斯科的布置下来的任务。要说抓枪杆子,周恩来等人比毛抓得更早,他们于8月1日,已按莫斯科的指示在南昌暴动,从国民革命军中拉走了一批兵力。毛本来是要从湖南带兵去会合南昌那股大军的,因为错失了时机,才留在湖南,草草发动了秋收暴动。

毛如此倾心带军队上山,看来与他几年来的经历不无关系。自1921年参加中共革命以来,他既见外于党内有实权有影响的人物,又受排挤于国民党右派的势力,本指望靠他的笔杆子坐稳办公室的位置,到头来还是多次碰壁,进不了决策中心。绊绊磕磕的行进中,难免他会动起“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脑子。现在对他来说,还是尽快脱离共产国际代表周围的中央圈子,趁参与秋收暴动的机会,尽快把枪杆子抓到手,好给自己拉一班人马,哪怕是很杂牌的军队。

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与新任省委书记的彭公达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同时准备秋收暴动。但原定的全省农民暴动根本就没发动起来,毛泽东先是取消了直下湘南的暴动,接着又停止了对长沙的进攻。9月10日,毛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带领三支武装力量发起暴动。在此后的十天中,由国民党叛军组成的第一团首先失利,此后由安源失业矿工组成的第二团和蹩脚农民军组成的第三团也连续败绩,等到三股兵力在浏阳文家市会合,仅余一千五百余人。那时候获胜的大势已去,只剩下走为上策。毛泽东心中的指南针不再是指向湘南,而是偏向赣南,向着他并不十分明了其存在的井冈山方向败退而去。逃亡的路上,兵员继续有伤亡和逃逸,等逃到永新县的三湾村,只剩下不足千人。也许是毛泽东存心已久的落草念头鬼使神差,碰巧打通了现实中的通道,在三湾没待多久,他就联络到井冈山上的匪首袁文才和王佐,然后带领他的工农革命军在土匪的地盘上安营紮寨。毛终于歪打正着,上山结交了绿林朋友。不管怎么说,他手下现在毕竟掌控有自己的兵马,暂不必与那些拿着莫斯科的令箭乱指挥的党头憋气周旋了。唯一不幸的是,一个多月后,他受到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给予他的处分。决议指责毛泽东“公然违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动看做一种单纯的军事行动,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导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以致暴动开始除安源工人很积极参加斗争外,各地农民实在没有一点行动。”决议认为,以上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责任”,毛因此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59

各地农民毫无行动确为事实,但并不是湖南省委和毛泽东不想发动农民,而是他们无论如何也发动不起农民来了。不久前的痞子运动已閙得各地农民厌弃国共,农户中无论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对两党任何一方的革命都避之唯恐不及。但革命的逆流已冲破堤防而势不可挡,湘赣闽粤的边区地带从此再无宁日,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的反复廝杀把往日平静的田园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2013年4月20日

1玆录该诗如下:“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从师万里外,访友人文渊。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澜。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潭州蔚人望,洞庭证源泉。”

2 见萧瑜:《我和毛泽东行乞记》,明窗出版社,1988,页68-69.

3见《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页10-11.

4同上,页16-17.

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页15-16.

6李璜的回忆文字为《学钝室回忆录》,原载《传记文学》1970年总97—100期。以下转述和引文均出自该文。

7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广西大学出版社,2007,页48.

8参看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

9《加拉罕宣言》是指苏俄外交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对中国的外交宣言,历史上共有三次,分别发布于1919年7月5日、1920年9月27日和1023年12月。其中许诺归还帝俄所掠夺中国领土等慷慨陈词完全是对中国政府的愚弄,后来不但未兑现任何许诺,斯大林还以法文译本误译为辞而否认宣言中的诸多许诺。

10转述改写自署名得瑟的文章:《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其实罗仁早在1967年于华盛顿采访克伦斯基的一篇报导中已详尽讲述了有关事实。见“博讯网”中“析世鉴”,《俄国“十月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http://blog.boxun.com/hero/xsj5/2_2.shtml)

11以上转述可参看张玲:《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页11-15.

12张囯焘回忆说,“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叫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见张着《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80,页135.

13《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春秋出版社,1967,页126.

14包括以上所引谢觉哉日记及此处引文,均出自顾则徐:《当毛泽东出现在梁启超视野时》。见“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2122373496.html )

15王奇生在其《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华文出版社,2011)一书中说:“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中小知识分子人数最多而境遇最差。……他们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焦虑。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容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孕育发生。……因此,真正积极主动投入革命党怀抱者,大多是那些‘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青年。”页36-39.毛泽东及其同伙在当时正属于此类“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青年。

16 See Alexander V. Pantsov with Steven I. Levine,Mao:the Real Story (Simon & Schuster,2012 ),p.116. 该书p.135-136 对中共成员接受莫斯科卢布津贴和陈独秀、李大钊写信索要经费的细节更有详尽的敍述,那些最初不屑“僱佣革命”的人后来也都不自觉地被僱佣了。

17 参看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6-9.

18毛泽东对斯诺说:“那年(1922)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来想参加,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西行漫记》页150)毛的记忆显然有误,他说的会期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据《毛泽东年谱》所载,那年7月他并未离湖南。

19参看《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式》,页353.

20同注12,页319.

21 沈云龙:《中国共产党之来源》第一卷,见“自由人”网站(http://freeman2.com/cchb01.htm#[1:4] )此外,可同时参阅金沖及主编《毛泽东传,19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94-95.

22同注16,p.137.

23见斯诺:《西行漫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150.

24同注17,页11.

25毛泽东告诉斯诺:“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人接济,他们开始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又觉得村民的方法也不对。”见《西行漫记》,页125.

26同注12,页294.

27张焕卿在其《中共早期的“土地革命”》一文中指出:“列宁对农民的关注,却是完全基于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用价值’,并不是要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换言之,列宁只把农民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政治工具,而不是以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目的,他说:‘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需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见“博讯网”(http://blog.boxun.com/hero/2006/xsj5/4_1.shtml )

28 See Mao:the Real Story,p.150.

29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页462.致约·魏德迈信见旧版选集第四卷(1972),页332.

30《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页21-22.

31 原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见日本版《毛泽东集》,第一卷,一山图书供应,1976,页162.

32参看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学术出版社,1980,页247.

34同注30,页164.

35参看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事业下的民国政治》,社会文献出版社,2009,页78-83.

36同注21.

37杨奎松:《四份相关的材料:与外蒙古有关》,见“万维读者网”(http://bbs.creaders.net/history/bbsviewer.php?trd_id=426811)。

38参看康正果:《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见所著《百年中国的谱系敍述》一书,联经出版社,2011,页119-237.

39同注31,页167.

40参看《变奏》一书页56-57:斯大林指令中共在各省开展土地革命,“一切权力归农会和村委会”:“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坚决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联共(布)中央致电要求汪精卫“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建议汪从“下面农民运动首领中”找人帮助政府工作。

41同上,页158-159.

42同注31,页158,202.

43孔复礼:《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时英出版社,2004,页72、167-171.

44同上,页57.

45参看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页98-107.

46同注12,页215-216.

47参看王先明:《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48参看谢幼田:《乡村社会的毁灭——毛泽东暴民政治代价》(明镜出版社,2010),页79.

49参看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修订版,联经出版社,2001,页210.

50同注48,页122、130.

51同上,页173.

52同注31,页229.

53湖南大名士叶德辉因一幅嘲讽农会的对联而遭抢毙,唐生智的父亲被抓遭罚款,何健的父亲被戴高帽游街,谭延闿的女婿被批斗,连李立三的父亲都受到了冲击(张国焘和龚楚均说李父被农会处死,但李立三传记的作者指出此说系谣传,李父抗战时犹在世。)。

54参看叶明曙:《中国1927:谁主沉浮》,花城出版社,2010,页267.

55梁启超:《与令娴女士等书》,见《梁启超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

56同注16,p. 193.

57陈公博:《我与共产党》,见《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页74-76.

58《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页205、209.

59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一卷,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印行,1978,页351-353.

【《纵览中国》】时间:11/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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