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葛麻的1976——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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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中国的历史,常用三大块时间来表述,一块叫“十七年”,也就是文革前的十七年,1949-1966;一块叫“十年动乱”,就是毛泽东主席发动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再一块,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是前些年常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到如今。但细一想,其中却有点小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底开的,那么,十年动乱和改革开放之间的1976-1978这两年到哪儿去了呢?当然,这是个钻牛角尖的问题,时间不会消失,历史也不会断裂,它总在哪儿存在着。马虎一点,算到前面一块,算到后面一块,都行。

当有一天,我无意间碰见葛师傅――葛麻之后,忽然想到了,那两年原来在他那儿!那一段亦新亦旧,亦左亦右,躁动又空洞,热火又惶惑,暧昧不明,似是而非的岁月,大约只配属于葛麻一类人。果然,后来葛麻自己也说,要是没得老子,他们那两年么样过哟!

葛麻姓葛,是一个翻砂工,早年得过天花,破了相,破得很厉害。用刘师傅那有些刻薄的话说――麻得牵了藤。也就是说,不光是一个个孤立的点,还相互联成了线。葛师傅得了葛麻这样一个绰号,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生理缺陷,一个就是那出家喻户晓的楚剧《葛麻》。《葛麻》是个轻喜剧,讽刺一个暴发户马员外嫌贫爱富势利寡情,要退掉穷书生张大洪与自己女儿早年的定亲,赞美马家的杂役葛麻机巧聪慧幽默正直,终于保卫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纯洁爱情。只是那葛麻并不麻,且“麻”上有一草头,现在已被简化掉了。葛麻是一种很贱的多纤维植物,可用来搓绳子,打草鞋。用来为一个杂役命名,大约有这个意思在里面。《葛麻》这出戏在旧社会已风行多年,解放后,又经过修改加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增强了阶级观念,删除掉黄色成分,使其成为楚剧舞台上一朵长开不败的鲜花,直到文革才开始受到批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类民间戏文,鼓书,都是市民们语言的主要资源。所以,当初拿了《葛麻》作葛师傅的绰号,是极其顺理成章的事。很传神。是属于厂里绰号中的上品。因而使得葛师傅在全厂几千人中的名声——用《葛麻》中的台词来说: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我们刚进厂的时候,一次班前会天天聊,刘师傅说,有一年厂幼儿园的林主任到班里来,说是要请葛师傅她帮做一做孩子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葛麻问,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林主任说去了就知道了。葛麻说,我怕不行。林主任说,你肯定行。葛麻后来一想,工人阶级嘛,有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做呢,别说幼儿园,那时中学大学,都是我们工人师傅在管了。于是就去了。进到幼儿园,孩子们大班中班小班全在室外的游艺场上,花花绿绿坐了一大片,各班的老师也像岗亭一样在四周森严地立着。林主任领着葛麻进去之后,走到会场前面。那一天太阳很明媚――刘师傅读过书,还是高中,所以很会用词――将葛麻全身上下照得很明亮。孩子们的眼光一下从他们最害怕的林主任身上移到葛麻脸上,生出一阵骚动。林主任说,这是我们厂铸造车间的葛师傅大家欢迎。孩子们一起鼓起掌来。林主任说,我们的葛师傅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家里很穷,打不起针,看不起病,结果得了一种病,叫天花,后来就成了这个样。林主任说,大家怕不怕?孩子们齐声叫:怕――林主任说,你们要不要这个样?孩子们齐声叫:不要――林主任说,那今天的针打还是不打?孩子们集体哭了起来,呜呜咽咽地齐声说:打――说时迟那时快,厂医务室一群医生护士从林主任的办公室冲出来,拿了注射器便往孩子们的小胳膊上扎去。孩子们一边抽抽搭搭淌着眼泪,一边各自捋起自己的袖管。看着这场面,林主任对葛麻千恩万谢,谢谢工人师傅关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身体健康。还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

大约这个段子,刘师傅在不同场合给不同对象讲过多次,所以刘师傅刚一开口,葛师傅便讪讪苦笑地说,个把妈个把妈又来了又来了。葛师傅也不去打断他,一直讪讪苦笑着听刘师傅不紧不慢地将段子说完。说完后也跟大家一起笑。看他那个样子,似乎还喜欢听。笑完后,葛师傅说,怪物刘,你这会编故事你怎么不去当编辑呀?起码到厂革委会大批判组去混一身清爽衣服穿穿呀。

这个段子,大约的确是刘师傅编排葛师傅的,因为后来我们在别处也听见了类似版本,但和葛师傅无关。那些日子里,这一类小段子或长故事,只要一出来,便立刻传遍天下,比如今电视台的速度还快。什么《梅花党》、《一只绣花鞋》、《塔里女人》,一处有了,全国各地立刻也有了。

怪物刘是刘师傅的绰号。在厂里,几乎所有的师傅们都有绰号,一来几千个人一个厂,几百个人一个车间,张师傅王师傅李师傅刘师傅太多,一声喊去,七八个回头,很误事。起了绰号,有讲究,有来由,很传神,容易记。比如说话口吃,就叫林嘎嘎。得过火眼病,爱眨眼,就叫张眨巴。被铁屑打瞎过一只眼睛,就叫周瞎瞎,亲热一点就叫瞎瞎。还有叫大疤子、小疤子。大疤子是被火烧成的。厂里师傅抽烟,都在厂里灌汽油,用在自己的打火机上。那时火柴要票,不够用。再说每个月还可以省角把钱。大疤子用一只500cc的葡萄糖瓶灌了一满瓶汽油,揣在棉衣口袋里。那是一个冬天,每个班组都有一只汽油桶做的大铁炉,里面倒进满满一桶无烟煤,用来烤火,那炉火可以把大铁桶烧得彤红。大疤子也烤火,烤着烤着他就爆炸了,接着就烧成一团火人。后来人是救过来了,落了个大疤子的绰号。小疤子是盐酸烧的。他到电镀车间去,绊了一跤,一脸扑到盐酸盆里。因为他身上没有烧伤,面积小一些,就叫了小疤子。也有在姓名中就地取材起的,姓赖,就叫赖皮。姓胡,就叫锅巴。姓黄,就叫黄瓜。名字中有个青字,就叫青蛙。有个基字,就叫鸡子――也有叫得更粗俗的。叫浑名的时候,就是关系正常的时候,要是正儿八经叫大名了,往往是形势不妙。比如葛麻,我们是在全厂大会上宣布将他抓起来的时候,才听到叫他的大名。而平时师傅们之间,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候,就会恶狠狠地说,林利国,你跟老子听到!我们才记起这林利国就是林师傅林嘎嘎。我们这些小青工进厂之后,很快每人也都得了一个。少数没有的,常常是不招人喜欢的。师傅们懒得给他起。干部大都没有绰号,有也不当面叫。比如管食堂的行政科长,姓周,叫他周扒皮,比如宣传科那个写文章的,白白胖胖,戴付眼镜,先叫他翻译官――那是电影《小兵张嘎》中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吃嘎子的西瓜不给钱,就叫他“吃西瓜的”,后来简称西瓜。直到今天,一些老工友相遇,谈起往事,还会说,西瓜怎么怎么样了,瞎瞎怎么怎么样了。不过,我们都不叫师傅们的绰号,刚进厂,做徒弟,还没那个资格。所以我们都叫葛师傅。一叫,他就特别和气。

女工大多也没有绰号,只有那些很风流很强悍很有个性的,才会被起一个绰号。比如说磨盘(指臀部),半球(指胸部),夜叉,黄母,岔吧子(爱多嘴)……还有“大班车”“小班车”,这是指她们在男女之事上很随便,谁都可以上的意思。不过,师傅们叫这些女工的绰号时,大多并无恶意,甚至还有许多亲昵在里面。可以感觉到一种向往一种欲望。

工厂的女师傅们都很泼辣,很皮实。能应对来自男工的许多尖利的挑衅。

如果说,插队时,我们那儿的贫下中农们能把一切农活农具农作物引申到性上面去的话,那么进厂后,我们发现,工人阶级同样能把工业战线上的一切工种工具工艺过程和性相联系,比如螺栓螺帽,比如说镗孔钻眼子,比如说粗弹簧细弹簧,比如用钳台夹零件,比如用油枪往设备灌黄油……全都能即兴说出一些妙不可言的隐喻来。那种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很让人惊讶与佩服的。如果没有先前的贫下中农和后来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们这些在严格的禁欲主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到现在可能都还在黑暗中摸索。

当然,有时男师傅们的玩笑开过了头,或恰好当时女工们兴致很高,那有人就要吃亏了。比如按翻在地,脱下裤子,用红油漆在某个私秘部位狠狠地刷上几笔,待它干后,才放他起来,叫作“打火印”。那个地方很敏感,不好用汽油香蕉水洗,弄掉它很麻烦。不弄掉,回去对老婆又不好交代。所以,男师傅们别的都不太怕,就怕“打火印”。我们在乡下的时候,见过类似活动,但那些贫下中农“妇联们”最多也只是抹一点稀泥牛粪之类,没有工人阶级的巾帼英雄厉害。

我们车间没有女工,只能通过“民间媒体”――也就是口舌相传,来分享这一类快乐。如果碰到事件正在发生,全车间都会放下活计,赶往现场。前面说的怪物刘刘师傅,就是这一类“民间媒体”的大牌主持人和现场临时总指挥。

怪物刘爱说阴阳怪气话,爱做古奇八怪事,为此吃过不少亏。被组织上多次指出,思想意识不健康,有问题。比如说《参考消息》上登了,苏修那里买白糖要排队买西红柿也要排队,他便说,又不是我们这里不排,你想排还没得排的。比如说上面要求每个工人在自己的工区前树一块语录牌,自己选一条针对自己活思想的最高指示,他便用铁皮做了一块,比别人的大几倍,上面写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据说怪物刘刘师傅文革初期蹦得很高,腰里还揣过厂里的大印。军宣队进厂之后,在五不准学习班关了小半年,从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怪物刘读过高中,这在五十年代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家里穷,没有继续读了。刘师傅原来是钳工,还到厂部当了一段时间干部,从学习班出来后,当了翻砂工。这当然是一种惩罚。厂里凡不够劳改劳教的,许多都送到翻砂车间来。还有的是因为文化低,没有硬关系,或不招人喜欢。翻砂车间原来叫八车间,后来叫八连,车间主任叫连长,车间书记叫连指导员。到八连当连长连指导员的,也是这一级干部中最熄火的。熄火就是走霉运。到厂礼堂开会,八连总坐后排,八连的领导也不像其他连的领导,神气活现地在礼堂走道里走来走去,大大咧咧地说话,吼人,舞着胳膊指挥自己连的人唱歌。总之,八连上上下下要矮人一头,只有在义务劳动和拔河的时候,八连人才神气一下。怪物刘文化很高,又有过文革初期当头头的经历,在八连是很被人敬畏的,就是连里领导,也让他三分,还安排他当了排长,管三个班。是工人中行政级别最高的。所以他开别人的玩笑,有时很过分,比如在我们这些刚刚进厂的小青工面前说葛麻的段子,我们都有点替葛麻过意不去。不过后来我们知道,怪物刘在该仗义的时候还是很仗义的。葛麻大约了解他,所以不跟他翻脸。

八连清一色的男性。只有楼上办公室的一个统计员是女的。但她极少到车间来。因为来了就不知道会碰见什么,有时候是听起来很文明,其实是很黄色的笑话,有时候是一大堆狼一样的眼睛。八连的师傅许多都是半边户,就是老婆在农村。再就是光棍汉。有时还会撞见一些不雅的场面:浇铸完后,一身臭汗的师傅们会将身子剐得只剩一条小裤头。要说八连比其他连队有什么优越之处,那就是天天可以洗澡――冲天炉的冷却水,在炉子上一转,便是热腾腾的洗澡水了,那简易澡堂子的门从来不关。其实那统计员已三十好几了,长相也很一般,要在别的车间,想让别人多看她一眼还不太容易。

葛麻有一个毛病,在自己人中间,你怎么开玩笑都可以,若有其他人在场,特别是有漂亮女工在场,你要拿他的生理缺陷开玩笑,他就会恼怒,就会记恨。一次,一个外车间的女青工到班组来找他,一个师傅远远叫了一声葛麻,他立时就变脸了,冲到那人跟前,恶狠狠地说:老子麻,你过细看看,老子的底版比你正多了!恰恰那个师傅又生得不太好,被他这么一抢白,脸顿时红了起来,嘀咕说,撞到鬼了,平时叫得好生了的。

葛麻很愿意助人为乐,谁想要翻个炉面炉齿炉封门、锅架灯座铁熨斗什么的,只要找到他,他都一口应承。那天那个女青工就是来找他做这一类事的。他专门有几个这一类的小模子,藏在他的工具柜里,别人有求时,便很当一回事地拿出来,事先做好砂型,待公家的活计干完之后,用一勺剩余的铁水,将这些小私活做了。那时候,工人师傅的许多日用品,都在厂里做。小到挖耳勺钥匙串,大到婴儿车双层床。有时候还需要几个车间不同工种之间的配合。真正做到了以厂为家。不过这类化公为私,都有个限度,如果太过分,别人是要说话的。像后来,杨主任拖了整整一车木料走,就大大超过限度了。

那次葛麻情急之下说了自己底版正的话后,我们那些小青工倒还真正看出一些眉目来,客观地说,如果不是那场天花留下的残疾,葛麻应该说算得上英俊。鼻梁高高的,脸盘方方的,眉眼也端正。只是那残疾将他破坏得太厉害,以致人们从来不去想他漂不漂亮了。看来葛麻自己对自己的容颜也是仔细研究过的。还有就是,除脸庞之外,葛麻的皮肤是很好的,有一种贵族的细腻,这一点在澡堂子里看得很清楚。关于葛麻的身世,有几种说法,一说是日本人来的那一年,一个跑反的女人生在路上,无力抚养,送给了一对无子嗣的老夫妇。一说是一个大户人家姨太太的私生子。也有的说是一个妓女所生,生父是国民党的一个军人,抗战开始后不知去向。所以,在和葛麻的语言交往中,有一句武汉人的口头禅是不可以乱用的,那口头禅便是“婊子养的”。其实,这句话在大多时候都无恶意,有时是亲切,有时是自嘲,有时是惊喜,有时是沮丧,有时甚至是说给自己的……这要看说这话时的语境语态语气语感。但你要不小心在和葛麻说话的时候,把它带了出来,往往会弄得人很尴尬,说不定葛麻会兀然回你一句:你才是个婊子养的。总之,关于葛麻的资讯,有几点是大体准确的,一是他出生在1938年前后。二是从小被一对穷夫妇收养,按阶级分析法当属劳动人民出身。三是他在七八岁时才得了那一场病,在那之前据说长得很灵醒――也就是很清秀很漂亮的意思。四是那对老夫妇在他得病不久之后双双去世,他很小就成了一个孤儿。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什么机关来记录他的相关档案,所以,关于他的身世,是永远无法廓清了。葛麻很小成为了一个孤儿,便混迹于江湖。擦皮鞋,捡垃圾,夏天卖冰棍卖菱角卖莲蓬,冬天卖烧饼卖油条卖烤红苕。不是大宗地卖,都是从人家大人那里拿一点点用小篮小筐挽了沿街叫卖。再就是去推板车――不是拉,是给人家拉板车的人帮忙推。还推黄包车。后来大一些了,便到江边挑沙挑砖。先是十块八块,后来三四十块,五六十块,练出了一副好块头,为他后来参加工作当翻砂工打下了基础。据说少年时也犯过一些小偷小摸聚众滋事调戏妇女之类的错误,这是他在后来挨批斗的时候,自我交待的。没有人去查实过。但他交待得非常详细,估计不会有多大出入。58年大跃进了,这个厂开始大规模招兵买马,并换了一个很气派的新厂名——东升机械厂。一轮红日,杲杲东升。简称东机。这个厂是1956年由许多中小机器厂、机器店、五金行拼合起来的,原来大多是一些私营企业,后来公私合营,再后来便成为国营。也就几年时间,变化很快,发展也很快。那时候,葛麻已经二十郎当岁了,再这么东游西荡有一天无一天地混很不好,便到东机厂来考工。第一次被刮了下来。一是没文化,第二就是他的容貌。当年主持考工的劳资科长后来说,第一次见到这么麻的人,莫把我们全厂的人都丢完了。问了三句话,写了几个字,便让他回去等通知。其实哪会有什么通知给他呢?葛麻回到家里等通知。一等两等不来,三等还是不来,和他一起考工的人都上了半个月班了,便去厂里探问。没想这一探问,还瞎猫碰上了死老鼠。原来工人招进来之后,都不愿意干翻砂工,你实在要他干,他就走人。那正是一个满天下要劳动力的时候。有一点技术,一进厂就拿三级四级。所以,翻砂工没有招满,影响了全厂的大跃进。见葛麻自己找上门来,就汤下面,把他留下了。做了一个翻砂工。不过,厂里一些抛头露面的大型活动,从来轮不上葛麻的,从放卫星到市里局里报喜,五一国庆上街游行,到文化大革命欢呼最新指示发表,葛麻总是留守护厂人员。

葛麻对工种并无挑剔,甚至觉得自己只配做这一类光出力气不动脑筋的工作。再说,翻砂工学徒期短,早一点出师就早一点升级。翻砂工每月还有两块钱工种津贴,对于他来说,两块钱是一个星期的饭钱。就这样,孤儿流浪儿社会青年葛麻成为了一个堂堂正正的新中国的工人阶级。他穿上崭新的工装。上班穿,下班也穿。上班穿一套脏的,下班穿一套新的,很神气。他开始洗澡,开始打扮自己。比如梳梳头,照照镜子,冬天还擦一点蛤蛎油。他买了一双皮鞋,甚至还买了一辆旧自行车――那时,自行车是很出风头的物件,上班下班,在人群中摇着铃铛,高高在上地行驶,那感觉真是很好。他开始想谈恋爱,找一些老师傅,求他们帮忙。条件不高,没有工作有些毛病都行。一些老师傅也确实给他帮忙,但只要见一次面,便不再有下文,折腾了十多次,让他感觉到又没有信心又没有面子,于是有好长时间不再想这件事。直到很晚以后,他才将这个人问题解决了。葛麻工人阶级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甚至连学徒还没有做满,就被精减掉了。他当工人的第二个年头,开始了那一场全国大饥荒,中央来了精神,要大幅度减少城里吃供应粮的人口,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都有比例,有指标,像打右派一样。农村来的回农村去,农村有人的,也回农村去,不是农村来的,农村也没有人的,也要带薪或不带薪下一部分。反正就是要减少在城里吃饭的人。想来那时候国家真的是没有什么粮食了。葛麻就成了不是农村来的农村也没有人又不带薪下去的一类。他本来想不下,熬了几个月,熬不住了。没有了收入,粮食定量从翻砂工的每月45斤,一下减到社会闲杂人员的21斤,既没有油荤又没有菜蔬,饿得受不住了,只好下去。好在他下去的地方是一个湖区,水里面生长着许多可以填肚子的东西,菱角、螺狮,鸡头米,野藕,青蛙,芦苇根,当然,还有血吸虫。反正葛麻把那几年熬过来了。葛麻最大的收获,是在那儿弄到了一个自己的女人。那个女人跟他一样,也是从小没爹没娘,放到一个亲戚家养。五大三粗,做活还行,据说脑子有点问题,所以她那亲戚家也就没嫌葛麻的长相,再说葛麻总还是一个城里人。在恋爱问题上,城里人是要加分的,就像如今中国人跟老外恋爱一样。乡下人总是固执地相信,城里人总要回城里去的。就像燕子总要飞走,尽管在你堂屋里做了窝。我们插队的时候,全村上下男女老少,没有人相信过我们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豪言壮语。只说,鬼嚼呢!

果然,葛麻在乡下待了四五年,又回厂了。三年饥荒结束,又要发展经济了。厂里想起了葛麻,通知他回来。因为当初本不应该他去的。葛麻回到厂里,厂里照顾他,给了他一级工待遇。当年和他一起进厂的,已经拿到三级,还有的四级、五级了。一级工32块钱。后来,他为老婆谋得了一份在废料场清废料的差事,一天八毛。后来涨到一块。干一天有一天。其中的生铁件清出来之后,要送到葛麻的车间,投进冲天炉化铁水。这样,葛麻和他老婆除了生活关系,又多了一层工作关系,日子过得也算幸福。他毕竟把一个乡下女人变成了一个城里女人,这是他作为一个男人非常自豪的一点。原来养父母留给他的那间棚屋,在他下乡后被房管所收走,已分配给别人居住。厂里在厂外很远的一处老房产中,拨了一间给他,十五个平方,虽然破旧一点,但也不比原来的那间棚屋差。再说那时他还没有孩子,没有多少家当。于是,人们每天便可以看到,葛麻骑了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后面载着他的老婆,春风得意地上班下班。

我们那一批知青进厂的时候,已是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厂的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当官的继续当官,做工的依然做工,恢复了秩序。工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从他们的语言中可以看出,他们说到文化大革命时,总是说“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显然,他们已经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件往事来说了。这一点,他们的看法和官方不太一样。所以,1976年以后,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怪物刘便不解地问,怎么才结束呢?不说,我们都忘了这件事。

我们进厂的时候,虽然师傅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但他们也还常常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的事,拿来作工闲时候的谈资,谁谁是造反派,谁谁是保守派,谁谁先是保守派后来又变成了造反派,谁谁那时腰里别两把盒子枪,谁谁被打得吐了血,谁谁武斗很勇敢,身上扎了三根矛子还在往前冲……师傅们讲这些,就像讲民国旧事一样。葛麻当然也逃不脱的。说文革开始后,1966年秋,工厂成立了许多革命组织,葛麻返回这个集体的时间不长,非常想和大家打成一片。多年来,他和大家无冤无仇,所以对参加哪一个组织并不挑剔。可是哪一个组织都不要他。倒不是说他有什么政治问题,依然是因为他那张脸。他找了好几个相熟的工友,都以种种借口搪塞拖延。他又找到怪物刘,那时怪物刘已经初露锋芒,在一派组织中当二号勤务员。怪物刘说,葛师傅,你是个好人,我们都知道,你出身不错,又肯吃亏,我何尝不想吸收你呢?我跟你说个实话,就是你那一场病得坏了。你想想,大辩论的时候,别人只要往你脸上一扯,你天大的道理也辩不赢别个。怪物刘的这一番坦诚之言,让葛麻既羞愧又痛苦,但人家说的是实话,你又能怎么样呢?于是,被革命冷落了的葛麻自己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取名叫“独立大队”。“独立大队”是文革前一部电影的名字。前面说了,工厂里的师傅们,语言很多都来自于一些旧评书旧戏文,比如楚剧《葛麻》,《荞麦馍赶寿》,《张先生讨学钱》,比如评书《说唐》,《说岳》,《封神演义》。后来就是电影,再往后,就是社论广播毛主席语录。是可忍孰不可忍。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不须放屁。拭目以待。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等等一类,这些话,有的至今还在用。

“独立大队”没有什么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没有什么锋利新颖的观点。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独立大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到处去抄转一些别人的大字报最新消息紧急呼吁中央动态之类。葛麻坚持业余闹革命。下班以后,便骑上他那辆哐铛哐铛的破自行车,四处去收集。有时也兴致勃勃地到街头去听大辩论,偶尔插上几句嘴,但常常被别人一句“撒泡尿把你的样子照照看”给噎住,然后在一片哄笑声中灰头灰脸落下擂台来。他这才知道怪物刘的顾虑是有道理的。葛麻在外面革命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便将一些看来的听来的,添油加醋之后拿到班组来讲。也渐渐成了一个节目。比如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将地洞挖到了毛主席的床底下,差一点就要放炸药了,幸亏周总理进来的时候,踩得脚底下空空地响。别人说,那毛主席就听不出来?葛麻说,毛主席一天要操几多心,哪顾得上这些小事?比如说,你们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是怎么发生的?是苏修偷偷在我们的天上放了一些干弹,什么叫干弹你们不知道吧?就是干旱的干,放了以后就不下雨。有人说,62年我们这里那大一场雨!差一点淹水。葛麻说,那总有打漏了的地方。尽管大家对这些话将信将疑,但毕竟给每天的日子带来许多快乐,许多的思索和刺激。所以直到我们进厂,师傅们还常常回忆起葛麻的这些往事,常常说,又有什么新闻?

葛麻在各派组织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他的那些没有观点偏向,抄来抄去的文字渐渐没人看了。那一段时间,倒是把葛麻的毛笔字给练得有了点架子,错别字也少了许多。因为常常有一些文化高的人,就在他的大字报上,直接用笔圈圈点点,标出他的累累错字白字或谁也不认得的字。等于给他上了一段时间的文化补习课。这给他在76年刷大标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葛麻一个人孤独地革命的时候,厂里的几派正打得很火热。那时厂里的干部分两帮,一帮以老厂长杨厂长――也就是日后的厂革委杨主任牵头,这一帮大多是56年合厂时的老班底。一帮以厂党委书记梁书记牵头,梁书记是“四清”时调来的,带来了几个人,又培养了几个人。两帮各占据了厂里的一些部门,一直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分分合合。文革开始以后,以保卫科许科长为首的红卫军,保杨倒梁,以怪物刘为首的红革军呢,保梁倒杨。还有一些山头,既倒杨又倒梁,或既保杨又保梁,或者什么捞什子都不管,杀向社会去了。刚开始,红卫军很威风,后年把,红革军掌了权,党的九大以后,红卫军又翻了过来,把怪物刘打成坏头头,把梁书记打成黑高参,从此结束七国争雄,天下一统。我们进厂头几年,师傅们说古一样说这些往事。我们也听得如三国演义一般。听来听去,发现我们厂的革命斗争路线斗争并不像电影中样板戏中那样明了那样纯洁,似乎就是那几个人的斗争,这里说的那几个人,主要是指许科长,怪物刘等等一批五十年代进厂的小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说他们是小知识分子,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的企业里,他们那几个高中毕业或高中肄业的人,该算是知识分子了,后来又分来几个真正的正牌大学生,所以他们又只能叫做小知识分子。进厂后,他们大多各怀抱负,不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岁月就这么交代给车床和钳台,于是各自找了自己的靠山。有的找了杨,有的找了梁,占据了厂里的一些中层职务,各自成为杨梁手下的王朝马汉。最终是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其实,要说革命本钱,不论出身,资历,学识,人望,杨那一派并不比梁那一派厚实。但杨那一派是在武汉这个大码头上摸爬滚打出来的,战略战术都要高出一筹。

还是说葛麻。葛麻的“独立大队”坚持斗争了几个月,给以后的岁月留下了一些笑料之后,便自行解散,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老婆怀了孕。这对葛麻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他一直想要看看,一个没有破相的“小葛麻”是什么样的。他相信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那便是他葛麻本原的模样。他要让所有讥笑过他的人,侮辱过他的人,同情过他的人,看一看,这才是真正的葛麻。他要让自己的老婆吃好养好,好好把这个儿子生下来。那个时候,虽然三年饥荒已经过去,但供应依然很紧,刚刚够吃饱,想要多一点营养是很难的。一个月一斤肉票半斤蛋票四两油票,只够他老婆怀孕后两天的消耗。有的女人怀孕,还有一段妊娠反应期,在那期间不想吃不想喝只想往外吐。可葛麻的老婆一天反应都没有过,而且胃口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好。用葛麻自己的话说,吃起来恨不得用桶装。当然,葛麻说这话时是很高兴很自豪的,尽管他脸上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知道,能吃就能生。刚好那一段时间工厂瘫痪了,两派的人都投入到你死我活的武斗中去,今天围剿这里,明天攻打那里,后天又被别人打得像燕子飞。于是,葛麻便到郊外的一些堰塘里去捞鱼捞虾捞蚌壳捞螺狮,反正只要是带肉的,他都尽力弄回家来。他还操起年轻时的老本行,到江边去挑砖挑沙。这些活都要夜间去做,被人发现了,是要作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济主义黑风批斗的。这一类事其实谁都不知道,也是葛麻后来自己交待的。他还交待了在挑沙的时候,偷看一艘民船上的妇女抹澡。

厂里成立新生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时候,葛麻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果然是一个男孩,8斤9两,白白胖胖,英俊无比,让平时很少沾酒的葛麻喝醉了。满厂见人就拉扯着说,走,去看老子的儿子……去看,举世无双,老子的儿子……葛麻将儿子取名葛伟——与革委谐音,算是献给新生革命政权的一份厚礼。小名九斤。他不知道九斤这个词儿在那个年代是犯忌讳的。后来批斗他的时候,说他当年在新生革命政权诞生的时候,给儿子起名,大名革委,小名九斤,用心何其险恶。他为这个罪名苦苦思索不得其解,一次偷偷问我,我说,九斤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一个老太太,她总嫌这世道一代不如一代。葛麻听后,指天发誓说,鲁迅我知道,但他的那个九斤我天地良心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一年之后,第二个儿子出生,叫葛九大,庆祝党的那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将林副统帅写进党章的大会。同时也和老大九斤有了一种手足同胞的联系。过了两三年,不小心又生出了第三个儿子。葛麻一边嘴上讲他是前世积德,一边心中暗暗叫饶。这三个儿子将他彻底整服了。几年间,人都瘦脱了形,脸上的残疾更加深重,腰都被那三个儿子压驼了。那时候,葛麻依然32块钱,他老婆本来也拿二十大几,因为是临时工,生产期间就没有了收入。想想看,32块钱养一家5口,而且大的不断在怀孕,小的不断在成长,都马虎不得。葛麻狠狠心,把自己去劁掉了。然后说,放心了放心了,白天夜里都少一些事。所以,葛麻是很节俭的,他自己几乎不花钱,除了三顿饭。那是真正的三顿饭,下饭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分钱一块的豆腐乳,两分钱一碟的酸豆角,三分钱一盘的老包菜,再就是到食堂抓一把大蒜头,顺便要一点酱油,往那只广口玻璃瓶里一泡,不买菜,也可以对付一顿。葛麻的营养主要来自于加班。那时厂里加班没有加班费,加完班,发一张夜餐券,到食堂吃面。葛麻有一只他自备的饭盆,像斯文女性的洗脚盆那么大,每次到食堂窗口,葛麻先满脸堆笑递进餐券,然后又满脸堆笑地递进那只著名的饭盆,讨人怜爱地说,伙计,多搞点多搞点……食堂的师傅们都知道葛麻的处境,大多会给他一些照顾,碰上来吃的人不多了,锅里又剩下不少,还会给他堆起来一满盆。怪物刘说,莫看那大一盆,他还没有走出食堂就没有了。好几次,有人见他端了一只空盆从食堂出来,以为卖完了。所以,葛麻后来还有一个绰号,叫“卖完了”。一般只用在去来食堂的路上。葛麻听见,总大度一笑,说,个把妈吃得是个么坏事情?

葛麻是一个渺小的人,一个卑微的人,一个对人民没有多大作用的人,有时还是个低级趣味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菜,就是让人下饭喝酒的小菜。

工作辛苦,生活单调,又大多是半边户单身汉,八连人都爱喝点酒。喝不起好酒,常年喝那种四角钱五角钱一斤的粮食酒。三年饥荒,那种四角钱五角钱一斤的酒也没有了,就到医务室搞酒精,兑一些水,当酒喝。医生说,要喝坏人的。翻砂工们说,我们的五脏六腑砂子磨,烟子熏,铁水烤,哪还怕这一点点酒精呢?还可以消毒吧?果然,喝下去,啥事没有。只是口感不好,烧喉咙。翻砂工喝酒,有自己的行酒令,让我们知道了葛麻说他是个菜是什么意思。那行酒令是这样唱的:一堆沙呃,沙一堆呃,两瓢水(铁水)呃,水两瓢呃,不睡觉呃,三班倒呃,四季豆呃,武(五)昌鱼呃――你是我的菜呃,吃你的肉(六)呃――唱到此处,会恶狠狠地生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气势,如果那一把恰好嬴了,便停下喝酒――与别处不同,在八连,是嬴了的喝酒。于是喝酒人端起缸子,又恶狠狠地说一句,吃你的肉呃,便喝一口。

葛麻对我们这群新工人很厚道,有时甚至过分殷勤。进厂后,我们每个人都分得了一个师傅,教授我们一些生产技能。这种师徒关系,带有很多旧时味道,比如师傅将徒弟带回家吃饭,比如徒弟年节中提了糕点烟酒去拜望师傅,比如师傅可以向徒弟讨烟抽,比如徒弟可以让师傅帮忙撒谎请假。反正就是一家人的父子关系那样。称呼别人的师傅是要带上姓的,张师傅王师傅李师傅刘师傅,称呼自己的师傅则无须带姓,宛如孙悟空叫唐僧那样。有技术的师傅往往也只私下教给自己的徒弟。葛麻没有自己的徒弟,但他对所有的新工人都很好,很关心。要浇铸了,发现谁没有戴手套系护脚,没有穿那种大头翻毛靴,便会上去说,伙计,干我们这行怕不得麻烦,穿起来穿起来。要是别人忘了带来或丢失了,他会从自己的柜子里去拿一副给你。谁浇铸的姿势不对,他会放下自己的活,跑到你跟前,手把手教你。这类举动,有时让那些新工人自己的师傅多少生出一些醋意。葛麻还喜欢和我们聊乡下的事。可以看得出来,葛麻对那一段田园时光还是很怀念的。他说他现在每年都要回乡一两次,老亲爷老亲娘在那里。虽然不是嫡亲的,但毕竟还是他们带大的。

葛麻不适应和陌生女性交往,特别是年轻漂亮的,有时,一块进厂的女生来找我们,葛麻马上就会避开。我想,当初他愿意干翻砂工这一行,大约也有这个原因。

说了这么多细细碎碎的往事,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葛麻的1976――1978,那么葛麻的一生应该是极其平凡极其暗淡的,这一类人成千上万,蝼蚁一般,出生、成长、工作、衰老、死去。然后再没有谁说起他来。但葛麻突然间就成了一个风云人物。我估计,东升厂的厂史,要如实书写的话,那么葛麻是应该入史的。

1976年是龙年。民间说,龙年多灾。果然,那一年从年头到年尾都没有安生过。先是周总理逝世,接着是朱老总,再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当中还夹杂了一个天安门事件一个唐山大地震。刚把伟大领袖的追悼会开完,英明领袖上台,又传来京城抓了四人帮――其中还有一个是伟大领袖的遗孀。这些事放在往年,一件都足够重大了,你看,硬是龙年狠吧,能把这些事堆到一起办了。怪物刘是这样说的。

龙年开始的时候,葛麻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人生中一场重大的变化也将开始了。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他那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子身上。一个8岁,一个7岁,一个5岁,一群小狼一般。他依然32块钱,他老婆依然在废料场清破铜烂铁,一天一块钱。那时,厂里为一些职工家属成立了一个新车间,叫“五七连”,就是毛泽东主席“五七指示”的五七连。五七连的活计要轻松一些,待遇要好一些――比如正式职工过年过节分鱼分肉分大米,五七连的也有一份,稍少一点。但临时工没有。五七连还可以学技术,还可以升级,甚至还可以转成正式工。葛麻想让自己的老婆也进五七连,向组织上反映了好长时间,没有下文。师傅们说,算了,进五七连的,都凭关系,你凭什么呢?一个个清点下来,果然都有关系。葛麻觉得很窝火,他把自己前前后后一想,把家里老老小小一看,第一次感到生活对他太不公平。快四十的人了,连个老婆的工作都搞不定,一群儿子养得如猪狗一般。而且,怪物刘还告诉他,当年根本不该精减他葛麻的,他葛麻根本不属于当年的精减对象。文革那阵子,抢厂里黑材料时,见到当年的精减名单,上面本原没有他葛麻,而是另一个农村来的,后来把那人的名字划了,换上他葛麻的名字。结果那人现在当了干部,工资比葛麻高出一截,农村的老婆也早已调来当上了正式工。葛麻一股气冲上来,跑到厂革委去说理。厂革委会说,此事找厂劳资科反映。葛麻找到厂劳资科,科长还是那个老科长,科员便是那个当年本在精减名单上的人。科长说,葛麻,你要算老账呢还是算新账?葛麻一改多年的萎琐,将少年时那一股子江湖气翻腾了出来,一拍桌子吼道,老子老账新账一起算!劳资科长阴阴地说,好,你要算老账,你就先回你的乡下去,拿了证据来,说当年把你下放下错了,我们给你平反,给你落实政策,该提的提,该补的补。你要算新账呢,先让你的老婆回家去,够临时工是临时工,够五七连就五七连,写个报告,我转交厂革委会讨论。当年精减也好,现在五七连也好,都是通过组织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点道理,我懂,你也懂。像当年造反那样是不行了的。葛麻哪里去找什么证据呢,又哪里会去打个什么报告呢,便开始拉横,瞪直了眼睛说,今天是行也行不行也行,你跟老子办了,不然的话――话说到此,葛麻不知道不然的话再该怎么办了,只好恶狠狠地哼了一声将话打住。正在这时,厂革委杨主任进来,他后面还跟来几个人,不知是来看热闹还是帮忙压阵。杨主任斯斯文文的,说话拖腔拖调,除了文革头一两年吃了一点亏,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中总是坐稳了他那第一把交椅,是个真正的不倒翁。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光荣退休,退休前出了一趟国,安排了一个接班人,给几个孩子各弄了一套房。这已是后话。杨主任亲切中透着威严,说,葛麻,怎么样了嘛?蛮平和的一个人,今天像吃错了药?葛麻说,我就是太平和了,被你们欺负这多年。杨主任说,你说我们欺负你,这就太言重了,有点伤感情。你要说我们对你考虑不周全,我们还好接受一些。你想想,我们费尽周折,把你从农村要回来,又把你爱人安排在厂里做工,你收入少,小孩多,家里紧,我们也知道,你说哪一次困难补助没有你?做人要凭良心嘛!杨主任一番话,恩威并重,差一点就让葛麻泄了气,可这次他不知怎么,横了肠子铁了心一样,非要达到个什么目的。葛麻收敛了一点口气说,我情愿不要补助,我要我该得的那个级别,我要我老婆进五七连。别个进得,她也进得。杨主任脸平了下来,丢下一句话——那你就等着吧。走人了。

几天后周总理去世。大家都很悲痛。葛麻也很悲痛。跟大家一起扎花圈,设灵堂,带黑纱,听广播。看新闻片的时候,葛麻还哭了。遇上这么惨痛的大事,葛麻也不好马上去追问要让他等多久。接着又是春节。春节期间,好容易一年一次的喜庆,葛麻觉得也不太好去闹自己的待遇。节后上班,钱也用完了,葛麻等着发补助,结果补助名单上没有他。一问,说是某某某春节家中失火,某某某孩子出了车祸,某某某老婆生重病开刀抢救。问题都比他严重,困难都比他大。葛麻这才知道,要他等着的就是这样的结果。据说以上情况属实,再说,他葛麻自己也说了,不要补助。葛麻一下像被霜打了。班组的师傅们也都很同情他。怪物刘说,跟你说了,搞不赢他们的。有的说,抱个小面,底下找他们认个错。搞不好,你老婆的临时工都做不成。葛麻咬牙切齿地说,老子再不求他们了。老子挑沙卖血也不求他们了。

葛麻有生以来第一次为自己利益而斗争,就这么失败了。

但他并没有气馁,从此走上一条义无反顾韧性战斗的道路。他开始上上下下地跑。跑上级机关,跑报馆,跑居委会,找他当年一起被精减的同志。他不给厂里留下话柄,工作一天都不耽误。厂里休息礼拜三,他就用礼拜三去跑那些休息礼拜天的单位。他歪歪斜斜错字连篇地写材料,递到那些他认为可以为他仗义直言的单位去。他甚至还给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写了信。一天,他在上班路上碰见保卫科的许科长。许科长说,伙计,那些东西莫写了,都打到我这里来,害得我抽屉都装不下了。据当时在场的师傅们说,那一刻,葛麻的脸立时涨红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许科长说,现在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你再这样搞,就不仅仅是经济主义,还是翻案风呢!往轻里说,也是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葛麻缓过神来,说,你抽屉装不下,你把得我,我再把它寄出去!我就不信这个邪,有理的变成无理的。许科长说,到了我这里,就是我的东西了,说不定哪天用得着呢。这话果然被许科长言中。后来批斗葛麻的时候,其中“敬爱的江青同志并转敬爱的中央文革我厂走资派杨某某”这类话,就是从葛麻的亲笔信中摘录出来的,铁证如山。见葛麻气呼呼地离去,许科长又远远地很关切地喊了一声:算了――麻子呃――这是为你好!这一声关切让葛麻五脏六腑都羞得痛起来。他转过身,想回击一句,但见那许科长已跟几个人勾肩搭背边说边笑地远去了。他平生第一次拼尽全力骂出了那句话:你这个小婊子养的!

在师傅们眼里,那许科长是一个盛气凌人又心狠手辣的人。一般人都躲着他。据说他从五十年代起就搞保卫搞专案。从他手上送出去劳改劳教的,差不多一个排。还有在厂里办五不准学习班的,把帽子拿在群众手上的,开除公职的,留厂察看的,就更是不计其数。他自己都说,我这个人,将来要不得好死的。我得罪的人太多。有什么办法呢?这种事总要人来做。我是一个革命的刽子手。据说有几次,许科长都可以提厂革委副主任了,可是他竟不要。他说,我还是干我老本行算了,总是一个得罪人了。所以,别看他是科长,比那几个副主任都狠,杨主任有时还寒他三分,可以说是半人之下,千人之上。我们进厂后,就知道有两个人死在他脚下。一个是个转业军人,还在车间当了个支部委员。他老婆不在身边,年轻气盛的,常有按耐不住的时候。一次在公共汽车上,很拥挤,前面是一个女人,不知怎么就把别人的裙子弄湿了,被车上人作为流氓抓到了公安局。公安局要厂保卫科去领人。许科长一去,那个转业军人就给许科长跪下了,说救救他。回厂的路上,那转业军人又给许科长跪下,央求千万不要在厂里公开此事,他今生今世来生来世都给他作牛作马。他说他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还有一个茹苦含辛在乡下操持的妻子。在厂里,他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年年都是厂先进厂标兵,脸上实在拿不下。如果说出去,他只有死路一条。那一段时间,厂里出了好几起风化案,偷窥女澡堂,在男女厕所隔墙下的便沟里放镜子,夜里趁别人男人上夜班,摸进人家来探亲家属的屋里……这些案子都没有破,全厂上下说得纷纷扬扬津津有味,让许科长觉得很没面子。逮住了这个人,是侦破这些系列案的一大线索。不知道许科长对那个转业军人说了一些什么,那个转业军人承认那些坏事全是他干的。写了材料,摁了手印。几天后,突然宣布要开那人的全厂批斗会。那人知道后出奇地平静,只说累了几天,没吃好没睡好,想出去吃点东西。许科长见他态度一直很好,也很配合,便让两个监管人员陪他出去吃东西。吃完东西,回到保卫科,离批斗会也没多长时间了,那转业军人从口袋里掏出一瓶敌敌畏,咕噜咕噜就灌进了喉咙,然后凄楚地说,姓许的,你记住,我是死在你手上的。说完便倒在许科长脚下。等把他拖到医务室,灌肠洗胃打强心针,已经没救了。另一个是个历史反革命,在国民党的军械厂做过技工,戴过上尉军衔,据说还参加过一个什么组织。解放后坐过牢,文革中又被专过政,脱了几层皮。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人已经老实得像一根枯木头,从来不说话。一天,他那四十多岁才生得的一个宝贝儿子和邻居的孩子吵架,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箭,愈来愈激烈。后来,邻居的孩子便扯到他那反革命爸爸上去了。邻居的孩子说,你爸爸是个老反革命。他孩子说,你爸爸是个小反革命。邻居的孩子说,你爸爸吃泥巴。他的孩子说,你爸爸吃巴巴。邻居的孩子说,我要毛主席把你爸爸枪毙它!他的孩子说,我要我爸爸把毛主席枪毙它。那是一个傍晚时分,许多下班无事的大人正围着看这两个孩子的热闹。那个老反革命的孩子最后一句话一出口,大家便目瞪口呆了,胆小一点的就默默走开,剩下的也不知该如何是好。那孩子见大家都不说话,还以为自己吵嬴了,并没有意识到已闯下弥天大祸,很得意地玩别的去了。当晚,许科长一行人把那老反革命小反革命还有那个吓得浑身哆嗦的女人带到厂里去,带到那个著名的二号院。当时那孩子大约就六七岁。许科长说,这么一点小伢,是说不出这么反动的话来的。他虽然出生在一个反革命家庭,但他毕竟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长大的,毕竟受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件事其实很清楚了。再说,如果这话真是他自己说出来的,那他这一辈子也就完了。那个老反革命脸色苍白,眼神都散了。他想了很久,说,这话是他教给孩子说的,孩子小,还什么都不懂,希望组织上能挽救孩子。当晚,那老反革命写下一摞交代材料,一直写到下半夜,然后将汗衫撕成布条,在那间小屋的窗栏杆上吊死了。当时那窗户还很矮,系了吊绳,只有半人高,不知那老反革命怎么就硬把自己吊死了。他老婆孩子就在他脚下两尺远的地方睡觉。他动作又轻巧又精细,连门口打盹的看守都没有惊动。

下面顺便说说那个二号小院,因为不久之后葛麻就要住进去了。

我们的厂区是个不规则的长方形,西北角有一块向外突出的地方,那儿有一个厂中院,驻扎着厂部各首脑机关,人称一号院。在一号院与北墙交界处,还有另一个院中院,门就开在高大的厂墙下,一排槐树丛中,不细看,不易发现。老师傅们说,那个小院原来在厂外,解放初那家人家的男人被镇压了,家属赶了出去,厂里便把院墙打开做了办公的地方。办什么公,谁在那儿办公,大多数人不甚了了。平时谁也不到那儿去。有人说,从五十年代起,那个地方就是个关人的地方。从原来那个老厂三反五反打老虎,肃反审干打右派,直到新厂反右倾,拔白旗,四清,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清查“5·16”,以及平常岁月中的政治案经济案生活作风案,都在那儿处理。在里面工作过的人自称“契卡楼”,那是从苏联学来的一个洋名。工人们则直称“厂号子”。反正那儿是我们厂集公安,检察,司法,监管于一体的一个强力专政机构。好人不进去,出来没好人,大家都躲它远远的。葛麻在厂里前前后后待了十多年,一九七七年进去的时候,也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但直到出来,也没有将其中的布局、型制、构造完全搞清楚。

葛麻在外面奔波,所见所闻渐渐多起来,于是,班前会上天天聊时,大家又记起了多年前的那句老话:葛麻,有么新闻?一天,当大家又这样问的时候,葛麻又神秘又激动地说,毛主席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指示,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说话的口气紧张又神秘,宛如美蒋特务混进了八连一般。葛麻说,你们看,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资产阶级,原来躲在共产党内!我看,我们厂那几个家伙,就像躲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大家一听都笑起来,只把它当作当年地洞干弹一类的胡扯。葛麻一见众人全不当事的样子,急了,这不是随便说的,是相当一级的人亲口告诉我的。大家又笑。那笑的意思是说,你葛麻哪里碰得上相当一级的人。但怪物刘这次没有笑,他让众人静下来听葛麻说。葛麻见大家多少严肃了一些,又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说,那些人官当大了,钱拿多了,有小汽车,有小保姆,有小洋房,还开后门,和咱们劳动人民不一条心了,就变成了党内的资产阶级。众人见葛麻这次说得这么有条理,有水平,便有些将信将疑。纷纷说起那些人的资产阶级证据来。有的说,厂里那些好位子,都是那些当官的少爷小姐在坐。有的说,春节分肉,厂革委的人除了在厂里拿了人头的那一份,周扒皮又给他们每人送了一大堆卤肉。夜里送去的,有人看见了。有人说,厂工会主席要三连用战备不锈钢给他做渔竿。林嘎嘎结结巴巴地说,还有件事你们不知道吧?春节放假的时候,杨主任让木工班给他剖了一卡车木方木板拖走了,好几个立方都不止。林嘎嘎的这一条信息份量是最重的。在那个年代,木头比粮食还要紧缺。连结婚,也只发得一两张家具票,买了桌子买不成柜子,买了床架买不了绷子,所以谁家要有木头,媳妇过门都会痛快些。许多人家孩子大了,要分床,只得托人去山里买几张竹片床回来,用角铁焊个架子,夏天光着睡,冬天垫床棉絮睡。说着说着,众人的情绪激动起来,葛麻说,这些狗日的,跟我们说起来头头是道,自己做起来又是一套。老子这次非要把这件事搞清楚。林嘎嘎有些虚,愈发结巴地说,你不要说是从我这里听来的。

关于葛麻秘密传达的最新指示,不久果然得到证实。那天召开全厂大会,动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会议气氛很紧张,是厂革委杨主任亲自主持的。他足足讲了一个下午。葛麻说的那段话,杨主任也说到了,但大家听着听着,发现杨主任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只是说邓小平那些人,和他杨主任是没有关系的。杨主任又说,这种右倾翻案风啊,在我们厂也有苗头。今天我不点名,这个人很有特点,名声很大,不点名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人不光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前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案,他都想翻。可以说是翻老帐了。我在这里严正告诉他,我们对他所作的一切,都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依据的。下面我给大家念一条最高指示——最高指示:“发动群众,厉行精减,把多余的劳动力尽可能抽出来,下放到农村去。”

杨主任说到不点名的时候,便有人开始笑了,坐在前面的就回过头来看葛麻。说到最高指示的时候,大家收起笑脸,心就绷紧了。知内情的,明白这是针对葛麻,不知内情的,便惶惶然以为厂里又要搞精减了。葛麻这才知道了那杨某人的厉害。难怪这些日子怪物刘一直泼他的冷水,他一副曾经沧海的样子对葛麻说,算了,你搞不赢他们,理也在他们手里,权也在他们手里,怎么说都是他们对。师傅们的这类感觉,怪物刘的这类说法,大约是有道理的,相当于日后一些学者们说的话语权的问题。

人们常说,“麻犟麻犟”。这次大约真的把葛麻搞犟了。就在杨主任做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报告的第二天,人们一上班,便看见厂区的墙上地上刷满了大标语:走资派,还在走,杨火生,偷木头!杨火生是杨主任的大名,许多年来,除了文革那两年,其余时间,是没有谁敢直呼其名的。因此,初初一看,还有些眼生。大标语的落款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革命司令部葛赴海。葛赴海就是葛麻的大名,很多人是打听之后,才知道就是葛麻。这名字起得很大气,起码比杨火生要文雅得多,没有一点修养的人起不出这样的名字,这叫人更愿意相信葛麻的来历不凡。厂里多少年没有大标语大字报了,见了这满墙满地的字迹,人们一下兴奋起来。见一个蝼蚁般的葛麻,居然把自己的大名和一个如此威严的机构连在一起,居然把那个人见人怕的杨主任抹得满墙满地,一个个都在那里或高谈阔论或交头接耳或目瞪口呆,围着那些字迹久久不愿散去。我相信那天全厂各个角落直至最高机构,都在说这个话题。

大约头天夜里工作得太晚,葛麻是踏着上班铃冲进车间的,他一进车间,便有人大呼,葛司令到——“葛司令到——”也是源于电影中一句很有名的台词,立刻又有人大呼——立正!这次葛麻没有随大家一起讪笑,绷着脸径直走到工具柜前换衣服。于是大家也不再笑闹。毕竟这是一件很严重甚至很悲壮的事。大家不知道会有什么在等待着葛麻。倒是厂里的态度——包括从来就刚愎自用的杨主任的态度,出奇地暧昧,就连前些天还调戏过葛麻的许科长,也没有说派人来把那些大标语处理了。

葛麻换好衣服,坐在沙箱上等第一炉铁水出来。师傅们也都围坐在附近。瞎瞎递他一支烟说,你这一耙子挖得蛮恶呐!怪物刘紧接着给葛麻点上火,说,麻子,我劝你一句,收手――听我的。其他人远远近近看着葛麻。大伙都面色凝重,气氛也很凝重。只听得冲天炉的鼓风机呼呼呼呼地格外响。葛麻有点外强中干地说,老子怕么事,有毛主席给老子撑腰,他们还敢说毛主席错了不成?怪物刘说,你呀麻犟麻犟,这么多年,你还没有醒,毛主席错不错不是我们的事,他们要说你错了,你就错了。你说精减的事,他们不是拿出毛主席的话来了么?有权的就有理。葛麻说,他们能把我么样,把我啃它?老子就这一百多斤。

厂里就这么让葛麻的大标语横在墙上,躺在路上,好些天过去没什么动静。这让葛麻有些惶然,也让厂里人有些疑惑。不久,厂里便开始正正经经地按中央部署搞运动了。念报纸,传达文件,追查“总理遗言”政治谣言,声讨天安门暴徒,出了很多墙报,挂了很多标语,渐渐地把葛麻那些文字遮盖了起来,没有遮盖住的,那字迹也渐渐淡泊了。对于葛麻的唯一应对,是在那次庆祝平息天安门事件的全厂大会上,由厂革委一个副主任顺便说到的,他说,现在厂里有个别职工,对厂领导提出了一点意见,这个事情是有,但不像他说的那样,到一定时候,我们会给全体革命群众作出解释,请大家相信我们。如果其他人还有什么别的意见,我们也很欢迎。很低调。弄得大家心里疙疙瘩瘩。葛麻也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觉得事情大约不像怪物刘说的那么严峻。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老婆依然在废料场作临时工,补助也断断续续在发,日子还是非常清苦。葛麻一旦把自己的事上升到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的高度,就很被动了,既不好扯自己的级别,又不好扯老婆的工作,便是福利补助,不发给他就不发给他。一个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的人,怎么好言一己私利呢?

不久,德高望重的朱老总朱德委员长逝世。又不久,唐山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大约是有史以来一瞬间死人最多的一次。把一个大城市给震没了,也把民众的心给震得空空落落惶惶不可终日。四处散布着又要发生地震的流言飞语。紧接着,中国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殒落了。一时间,中华民族像是走到了尽头。毛主席死了的消息,像浓重的乌云,通过日夜不停的哀乐和讣告,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开追悼会那天,葛麻哭得很厉害,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恸哭。看一个这么狰狞的汉子肆无忌惮地孩子一般嚎哭,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葛麻边哭边诉说,毛主席,你家走了,谁来管那些党内的资产阶级哟——在伟大领袖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库中,让葛麻记住了并刻骨铭心的就那几句话。那几句话,让他真正和自己的大救星贴了心。他在后来的交待中说,原来说热爱毛主席,那是跟着大家一起哄,没有从心里过,自从听到毛主席说了那几句话,才真正开始热爱他老人家了。说明自己比别人热爱得晚得多,说明自己比别人热爱得差得多,这是自己走上反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根源。

那一段日子,中国的政治舞台,让老百姓看花了眼。伟大领袖逝世。英明领袖上台。不久,以英明领袖为首的党中央一举抓了四人帮——其中还有伟大领袖的夫人,她也是党中央的,那几个人也是党中央的。后来又说他们骗了伟大领袖,伟大领袖年纪大了,有时有些糊涂,由他那个侄儿欺上瞒下……那么,那英明领袖手里捏着的那张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还算不算数?还有,这几个祸国殃民的抓了,那这些年来,在他们领导下干了许多坏事的下面人还抓不抓?比如像杨主任,许科长这一类?这就让师傅们很糊涂了。上班后,总含含糊糊遮遮掩掩表达出各类疑惑。当然,谁也不会回答的。时局还不很明朗。但大家都隐隐感觉这世道正发生着一次重大变化。那些天,厂食堂的菜里,肉格外多。杨主任许科长见了工人也笑得格外好,甚至还到车间走走,见了谁都拍拍肩膀。厂里组织人热热闹闹画了大幅漫画,写了大幅标语,每人发一面小旗,让大家集合起来去游行。这类大游行十年来有过许多次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成了新生革命政权,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庆祝九大胜利召开,欢送职工子弟上山下乡……一说游行,师傅们就放下活计就走。一段时间,隔三岔五就有,最新指示一来,不管天寒地冻夜半三更,大喇叭一响,跳下床来,敲锣打鼓就上街。最新指示说的什么也没听清楚。九大那次最热闹,街上的鞭炮,炸了半尺厚。每一次,都会打倒一些人。这一次,游行队伍中,扎了那四个妖魔鬼怪的纸像,用竹竿挑着,在欢乐的人群上空荡来荡去,让人想起刚下乡时,每一个村口,都跪着一对男女,用泥做的,裸着身子,把女的乳房和男的阳具塑得极其夸张,有的村一看自己的没别村大,回来又进行修改,乐此不疲。过一段时间,还要派专人维修一次,记工分。村子里大人上工,孩子放学,都会在此留步,碰上邪劲大的,去摸一把,捏一把,还说,看你还搞不搞资本主义。我认为,在所有的文革环境艺术中,这一类是人们兴头最大的,真正投入了激情。

欢腾了几天,日子又回到平常。厂里的头头脑脑,也没见有什么变故。依然坐办公室,依然作报告,依然在他们那个常人很少进去的厂会议室开会。工人们也依然上着班。尽管报纸上广播里报告会上给了人们许多的鼓舞,多少年建成多少个大庆,多少年建成多少个大寨,但用怪物刘的话来说,兑现算数,58年还说要超英赶美呢,还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不过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奖金了,文革批刘少奇,工人最下不了手的,就是他的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谁不喜欢那个东西呢,师傅们都说,你不要钱,粮店里要钱,么办?于是,所有的加班葛麻都积极申请参加,有时轮不上他,他便和那些不愿加班或住得远,交通不便的小青工打商量,由他顶替。这样,葛麻几乎一天要上两个班。师傅们劝他,葛麻,钱赚不完的。葛麻笑笑说,屋里几张嘴,等着吃。从这方面来说,葛麻是一个乐观的人,一个豁达的人,一个随遇而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自己精减的事没个交待,老婆五七连也没个下文,写了满墙满地的字,那排笔还是自己掏钱买的,也没个什么着落。就这样,他一边加班,一边还哼戏。每次那个统计员来发加班费的时候,那脸上的满足与幸福简直让人感动。

葛麻的厄运是突然降临的。他没有料到,大家也没有料到。

把那四个人捉了以后,葛麻和许多人都在想,往下,该收拾那些十年以来,在下面干尽坏事的人了吧?既然说了,十年都是那四个人在操纵,架空了伟大领袖,等于是佞臣当道,下面亦步亦趋的,也该同罪。等了很久,没有动静,那些人倒是越来越活跃起来,依然是他们作报告。一天,开全厂大会,横幅是深入开展揭批查动员大会。前面说了一些什么,大家都没太注意,突然,只听得杨主任一声喊:把四人帮在我厂的代理人,帮派骨干分子葛赴海带上台来!葛麻当时正在和别人低头聊天,再说他已对自己的大名很陌生了,直到许多人回过头来看他,并有两个肩枪的基干民兵走到他跟前,他才知道刚才杨主任那一声喊与自己有关。见葛麻没有反应,杨主任将刚才的话又严肃又清晰地喊了一遍。这次全厂都听清楚了。葛麻也听清楚了。他的脸“刷”地一下白了。他想往外走,但动作不太协调,在一溜人和一溜椅背之间磕手绊脚地,于是两个民兵叫人让开,把葛麻从里面拖了出来。一路跌跌撞撞,葛麻被带上台角。身后一边站了一个民兵。顿时又狼狈又猥琐。这种情势下站在那儿,是很不好看的。就是国家主席也会威风扫地。何况他葛麻。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坏人。电影中总这样,将那些匪团长匪司令的,好好的脸上点一些墨点。杨主任很原则地但很有力地宣布了葛麻的几条罪行,每一条都很厉害。直接与四人帮阴谋联系,捏造罪名诬陷攻击革命老干部,散布反革命政治谣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英明领袖,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翻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案,刮经济主义黑风,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经过周密调查,证据确凿,报上级批准,从现在起,对葛赴海实行隔离审查。

副主任接着念了关于对四人帮骨干分子葛赴海隔离审查的一份正式文件。再接着,许科长以揭批查专案组的名义宣读了一份关于四人帮骨干分子的详细材料。念完之后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深入,随着广大革命职工的进一步揭发,随着对葛赴海的进一步审查,我们相信,还有更多葛赴海的罪行,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再一个发言的,让我们吃了一惊,也让葛麻吃了一惊——是我们班的,和我们一起进厂的一个青工。他从口袋掏出一张纸,说了几句开头语之后,又掏出一个小本本,逐条逐条地罗列起来,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葛赴海说什么什么,当时有某某某,某某某在场。他所罗列的话,大多是事实,我们也都有些印象,但我们没有想到,当时听听就过去了的那些话,被摘出来,在这千人大会上一念,竟是这样恶毒,这样可怕。此人平也很随和。人家笑,他也笑。人家说,他也说。只是我们都记不起来,他都说过一些什么。此人的发言,让我们每个人汗毛都竖起来,背脊发寒。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嘴里会蹦出自己的名字和自己说过的可怕又恶毒的话来。大会的气氛,到此进入了慑人心魄的境界。在列举了葛麻种种反动言行之后,此人略顿了几秒钟,突然提高音调说,现行反革命分子葛赴海不光卖身投靠万恶的四人帮,打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还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猖狂攻击伟大领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我们的英明领袖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观看伟大领袖追悼会纪录片的悲痛时刻,葛赴海这个反动分子居然丧心病狂地诬蔑我们的英明领袖“目无定珠”!葛赴海说这句反动言论的时候,某某某,某某某在他旁边,时间是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某时。

如果说,前面有的指控,在一些人看来,还有点似是而非的话,此言一出,大家知道,葛麻彻底完了。

此人说的,也是事实。那天全厂看伟大领袖追悼会的新闻片。英明领袖主持,默哀的时候,见他眼珠子在四下瞟动,大约在暗中观察什么,似乎并未完全沉浸于巨大的悲恸之中。中国老百姓大多恋旧主,对新主常有不恭,加之葛麻那一段岁月对伟大领袖爱之弥深,因此,对英明领袖的这种表现很有些不满,便脱口而出地说,别人都低头,他瞟来瞟去,目无定珠的。当时的人们,对一个刚刚上台的领袖,那种神圣感尚未培养出来,听了也就听了,谁也没把它当一回事。现在,当此人在台上将此言用另一种方式复述一遍时,才发现此言是如此地恶毒如此地可怕。

此人让我想起电影中常见的一种情节,故事高潮之中,生死攸关时刻,一地下工作者掏出枪来,摔掉头上的国民党大沿帽,扯下两边的领章,顶着敌人的胸口,字字千钧地说,我代表党,代表人民,执行对你的死刑!

从此,一向快乐,粗俗,口无遮拦的八连人,再也没谁敢乱说乱动了。一来不知道大家当中还有谁是此类人,二来害怕那些平日说说很好玩的话,拿到台上会变成什么样子。生产时间,那鼓风机便显得格外喧嚣。

此人发言之后,便径直去专案组上班了。从此再没有回过八连。不久正式提干。八十年代初期调走,从此不知去向。有人说,如今好像在哪个大机关当处长了。

那天葛麻在台上的表情很怪,不断痛苦地挤着脸,挤着眼睛,像孩子哭的样子,既无声音又无眼泪,看着很怕人。前几排有人说见他裤子湿了,脚下还淌了一滩水。反正那天葛麻肯定吓坏了。那种恐惧不光来自政治威严,还来自一种巨大的羞耻。全场一片肃穆,许多年来,开会没有这么静过。喊口号的时候,又全场一片激昂,甚至还有点失控般的疯狂,有人为台上是葛麻而不是自己庆幸,也有人为不知自己是否也会上台而惊骇,还有人从来就是这样,能表态的时候便纵情地表态。反正后来厂里的简报上说,全厂上下一片群情激愤,誓与四人帮极其在我厂的代理人斗争到底。

那天的大会开得很成功。葛麻顿时土崩瓦解。进驻二号院的当天晚上,他就承认了一切对他的指控。确实给江青和中央文革写过信,那信就在专案组手里,(葛麻后来说,个把妈江青只怕摸都没有摸到老子这封信。)同样内容的信给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都写了,是用印蓝纸复写的,怕都在他们手上。确实找过一个四人帮在我市的代理人,可那时他是市领导,他同时还找过其他的领导,可能专案组也都知道,反正其中任何一个领导出了问题,他葛麻就有问题。他确实说过走资派还在走,直到现在,墙上还隐隐约约看得到字迹,虽然杨主任也说过走资派还在走,但他是有文件的,有文件的就由上级负责,他葛麻哪拿得出上级给他的文件呢?他确实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那天早上,有多少人因为看他的大标语迟了到,到了生产第一线还久久不开工还津津有味地议论他葛麻。由于对杨主任的恶毒攻击,影响了领导干部的正常工作。他确实是在闹经济主义,说一千,道一万,犯罪的起因不就是为了那耽误的一两级工资么?说什么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把话说大了。葛麻还交待出许多专案组并未掌握的材料。比如13岁推黄包车时借机摸了人家女客的屁股,在乡下时,偷过队里用来肥田的豆饼吃,老婆在废料场捡到过5元钱没有上交,最要命的是,他也交待了八连一些师傅,特别是怪物刘公开私下和他说的一些话。葛麻认为,专案组连江青的信都搞到了手,他们还有什么不知道呢,再说,还在自己的眼皮子下面安插了地下工作者。至于恶毒攻击英明领袖,更是铁板钉钉证据确凿的。于是便遵照专案组的意思,竹筒倒豆子脱裤子割尾巴洗澡下楼把脸撕下来塞到裤裆里,稀里哗啦全都认了。

三五天过去,葛麻以为说完了就完了,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许科长笑笑,说,想回家了?带了枕头来没有?“带了枕头来没有?”是《葛麻》中的一句台词,是葛麻讥笑那个马员外的穷女婿的,穷女婿问,带枕头来做么事?葛麻说,把头垫得高高的,好痴心妄想呀!这句话在厂里已成为作美梦的隐语,葛麻当然是听得懂的,便怔怔地望着许科长。许科长亲言细语地说,把得从前,你这个案子是可以枪毙的。如今,政策宽松了,不过,坐牢是逃不脱了。四人帮那狠的人,说抓还不就抓了?葛麻听罢,脸立时就平了,半天没有动静,突然就真正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絮叨,我那几个伢么办啦……并开始把头往墙上撞。

前面说过,葛麻老婆的脑子有些问题。她记住的事不能超过两桩,比如在废料场清废料,说清角铁就清角铁,然后堆放到甲处。如果同时还要她清圆钢,放到乙处,她便会出错,再要她顺便把铜件放到丙处,一切都会乱套。她这样的人做那种单一的工作是非常优秀的,哼哧哼哧从早干到晚既不嫌单调也不嫌累。所以,在家里要洗衣被便洗衣被,要捏煤球就捏煤球,要给孩子洗澡就一个个洗得发白。家务的全局,是要葛麻来安排调度的。一样一样给她做。你要一口气给她说了三件事,她便会站在原地不动。在班前会天天聊时,葛麻说起他老婆,又生气又怜爱。如今葛麻不能现场指挥,家里的混乱和窘迫是可想而知的。葛麻被关的当天晚上,怪物刘赶到葛麻家,果然,葛麻的老婆直统统站在一片混乱之中,三个孩子在床上床下开战,枕头在地上,扫帚在床上,厨房里冷锅冷灶脏碗脏勺一片狼藉。怪物刘赶忙回去将自己的老婆叫来,还带上一些食粮菜肴,才算把这一个晚上对付过去。第二天,班前会上,怪物刘说,葛麻犯了错误,他屋里老婆伢没有犯错误,能够帮他的,都帮一把,有钱出点钱,有力出点力。大家都说是是。怪物刘便将几个住得近的师傅分配了一下,一家一天,帮忙操持一下家务。我们这些青工帮不上多少忙,一人出了几块钱。怪物刘说,这些事算我们大家各自做的,也别声张,谁要说出去,他就不是个人。怪物刘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凶,还把每个人都扫了一眼。

几天后,据说葛麻情绪极不稳定,有了轻生念头。专案组让车间派人24小时全天候看守。怕那些老师傅与葛麻交往多年,划不清界限,不利于葛麻清理自己的罪行,便从我们这群青工中挑了六个身强力壮的,两人一班,一天三班,寸步不离。葛麻不睡觉,你也不睡觉,葛麻睡觉,你也不能睡觉。报偿是每天有六毛钱的生活补贴,一周一结。算下来,相当于长了两级工资。于是,我就有了一段与葛麻朝夕相处的日子。

葛麻被关押的屋子,在“二号院”中朝北的一个套间,东南西三个方向的房间都可以观察到这个套间的动静。里间放了三张床,两张我们看守睡,另一张葛麻睡。还有一张条桌,葛麻写材料用的。除此以外,别无它物。一个灯泡,高高的,直接装在天花板上。一天24小时不灭。一扇小窗,也高高的,开在离天花板很近的墙上,换上了指头粗的钢筋条。自从那个老反革命自杀之后,窗户就往上移了,移到不容易上吊的高度。这就是葛麻活动的地方。他如果要大小便,先要报告,然后由两个看守陪他去小院一角的茅厕。一边一个,看着他完成全部过程。不可因为厌恶某种气息某种动作有任何懈怠。许科长说,许多事情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外间是看守的办公室,有两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还有几把椅子,我们每天都要详细记录葛麻的全部情况,几点几分干什么,说什么,写什么,有什么表情。下班的时候,向接班人交接,不可有空缺,如同航海日志一样。

葛麻刚见到我们时,神情很漠然。大约把我们也当作那个发言的青工一类。有时又很卑谦,直说自己是一个戴罪之人。我们说什么他都点头哈腰言必称是。弄得我们很尴尬。后来我们偷偷对他说,我们啥都不是,唯一的任务是不让你寻短见,你只要不死,就是帮了我们最大的忙。说了这话,葛麻依然有好几天保持警惕,后来才慢慢松懈下来。一些天不见葛麻,像换了一个人,四十不到,已显得很苍老,头发竟花白了,胡茬子也花白了,一头乱乱蓬蓬。脸色是灰的,那上面的斑斑驳驳,如年久的黑锈。眼神无光,望着你,如同望着一个虚无。连动作都显出老态,晃晃悠悠,鞋底在地上磨蹭,手里拿着的东西,笔呀纸呀茶缸呀,不知怎么就掉落了。葛麻白天写东西,夜里在床上反侧,一下一下发出又响又长的叹气声,那声音像一种什么野兽。那叹气声已不是某种心情,而是一种固定了的生理活动,像胃病嗳气一样,很有节律,几分钟一次,弄得我们也想这么来一下才舒服。深夜里,我们要迷迷糊糊打个盹时,一声这样的嗳气会让我们在恐怖中警醒过来。

那段日子,葛麻的任务就是逐年逐月逐日交待问题。我发现这是一个很便捷的办案方式。我想专案组其实并没有掌握多少材料,让葛麻自己这么逐年逐月逐日地说,逐年逐月逐日地写,几乎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了。唯一要审问的,就是那些还没有交待的时间干什么去了?我们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对于葛麻这样毫无斗争经验的人,只会说得多出来。再说,葛麻不是那种以写字为乐趣的人,让他一天趴那儿不停地写,他大约宁愿胡编乱造而求得早日解脱。我刚去的那几天,葛麻正在与纸笔作着极其痛苦的搏斗。如果说,当初他拿起笔,写大字报写上告信,还有一股战斗的豪情激励着他,还有一个实际的利益引诱着他,那如今写这种罪己诏的文字,便是一种折磨了。他一边苦苦思索苦苦回忆,一边如同刻版画一般将那一个个文字弄到材料纸上去,那笔尖都被他摁劈了岔。看着他整天趴在那一堆纸中不堪其累的模样,让人不忍。有一次,我对许科长说,能不能他说,我们记录?许科长说,他又不是不会写,连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都写了,还有么事写不出来?

据说二号院从来不用刑讯,这在许多同类机构中是很优秀的。对这一点,许科长也很自豪,说,我们不打人,打人那算么本事!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写作,持续了好几个月,对于葛麻来说,无异于一次漫长的苦役。后来,我读到许多名人文化人大人物的文字,对当初写材料写检讨写自我批判稿的日子,无不刻骨铭心。我想,这大约是几十年来,中国发明的最残酷的一种刑罚。

开始一段日子,许科长及专案组成员一天要来好几次,一待就时间很长。日志翻查得也很勤。后来便渐渐稀淡了。也就是那一段时间,中国恢复高考。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跳出工厂跳出翻砂车间的唯一机会。我们掌握了他们的规律,便把复习书籍带来,偷偷用功。前前后后,等于进了一年多的考前自修补习班。我们六个看守,有三个后来能考取大学,是应该衷心感谢葛麻的。

对于葛麻的审查在几个月后暂告一段落。接下来是大批判。大批判因有了许多新鲜的材料,在全厂召开了三次批斗会,然后,开始在各车间巡回批斗。巡回批斗的程序大体是这样,轮值车间提前一个小时收工,在本车间寻一块大一点的场地,将横幅和各种标语口号布置好,将桌椅板凳摆好,师傅们洗了头脸洗了手,换了下班衣物,排排坐好,像等待一次车间的文艺演出。然后,专案组便带了葛麻到场。葛麻一出现,先是喊口号,头一两场喊口号,葛麻还有些惊恐,后来也跟着一起喊。然后由专案组发言,揭批葛麻的种种罪行,接着由轮值车间代表发言,这其中即有结合本车间阶级斗争实际的,也有结合本人曾犯错误的惨痛教训的,最后由葛麻自我批判。这一个节目是整场批斗会的高潮和精华。葛麻的自我批判稿是“西瓜”等一批厂秀才写的,然后由葛麻一字一句照抄一遍,将它背熟。就像现在那些巡回报告团一样。葛麻的自我批判文采斐然,故事生动,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特别是那些模黄包车女客的屁股,偷看民船上女人洗澡之类的情节,经西瓜等秀才们的加工,变得格外好听,加之这类话又是由葛麻这样一个半人半鬼的来讲,常常博得满场哄笑。让人一下怀念起往日戏台上的那个葛麻。以致许多车间都翘首盼望葛麻批斗团早日到来。

巡回批斗团这种方式被上级领导和其他单位知悉后,受到充分的肯定与赞扬,一些兄弟单位——特别是那些没有大礼堂的单位,还来我厂取过经,坐在现场,听完全过程,类似于上公开课一样。

我们这些年轻看守的任务,是保证巡回批斗团的工作顺利进行。首先是稳定葛麻的情绪,让他配合好整个批斗工作。不许他趁机说出一些规定之外的反动言论,更要防止他有任何暴力行为,包括自残。因此,在第一次巡回批斗前,允许我们和葛麻聊家常。递烟他抽。给他去食堂打一点好饭菜。并提前作好思想工作,不论车间的工人群众说什么严厉的话难听的话,只能听,不能反驳。不许哭闹。只有经过了这样水里煮油里炸煮掉一身垢炸掉一层皮的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痛苦改造,才有希望重新回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葛麻听完后点头,说,我不会把你们为难的。我屋里还有三个伢。确实,葛麻真正牵肠挂肚的,就是他那三个孩子。可以说,十年来,在他那个糟糠之家里,葛麻是一个爹加半个妈,见过他和孩子在一起的人,都很感动。说,这么糟痞的一个人,对他那几个伢们就像个好姆妈。轻手轻脚,轻言轻语,任那几个小王爷在身上打碾滚。那时候,人们冬天洗澡很难,厂里的澡堂一周一次,对家属开放,便常常可以看到葛麻用大网兜装了换洗衣物,怀里抱一个,手里牵一个,后面跟一个,浩浩荡荡走进澡堂,一个一个给他们脱衣脱鞋,然后一个个按进大池子里,再一个个又是搓又是擦,耐心耐烦。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调皮,刚刚抹完肥皂,便鱼一般溜进水里,逮住这一个,又跑掉那一个,跑到墙角去尿尿,跑到莲蓬头下去冲水,葛麻裸着个身子,池里池外追逐,好容易逮住,小坏蛋身上滑腻,一扭又钻到一堆大腿丛中。师傅们爱看这类恶作剧,都为孩子喝彩,有时候还故意将他们藏到自己胯下。见大人们喝彩,孩子们更起劲。一次,在师傅们的教唆下,跑到了对面的女澡堂,葛麻光着身子,追到门帘前,立住,对着过道那边一声声唤。师傅们便对葛麻说,阿米尔,冲——去把那个小崽子逮过来!女澡堂那边则传来一声声喊,葛麻——你屋里一个带把的跑来了,赶快过来领回去,要不然我们跟他剪了的——

葛麻似乎从来不对孩子发狠,最多无奈地笑笑说,小狗日的,你们害老子。

几天过后,葛麻戒心稍减,偷偷问我们,看到我的几个伢没有?我们说,看到了,天天看到。于是我们将怪物刘的安排给他说了。葛麻听后,眨巴眨巴眼,要哭的样子,悔痛地说,为赌一口气,把几个伢们害了。又说,你们跟师傅们说,只要我能出来,我一个个上门向他们磕头拜谢。

那天夜里,葛麻的情绪竟比平日好许多,给我们说了好些他伢们的往事。于是,我们便在工作日志上写了:葛今夜情绪有所稳定。

巡回批斗团的最后一站是我们八连,我们八连是全厂车间序列的排尾,葛麻又是八连的人,所以放在最后。但尽管如此,厂里对这一次巡回批斗还是相当重视,提前几天,连指导员、连长就开始吹风,要咱们八连全体职工充分认识到这是我们一次深揭猛批四人帮结合实际肃流毒提高认识受教育的难得机会,一定要以葛麻为鉴,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增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识别力,指导员说,没有这样的觉悟,没有这样的识别力,你不晓得么时候就会犯个天大的错误,葛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然后又在车间精心安排了几个人作批判发言。被安排的人诚惶诚恐,都推辞说,怕说不好,给八连丢脸,自己也犯错误。于是连领导向厂领导汇报,厂领导便安排专案组和宣传科派专人前来辅导,先开座谈会,找特点,找材料,充分讨论以后,发言者放一天假,回去先写一稿,然后交宣传科审查修改。领到任务的人,一个个愁眉苦脸,挨了打似的回到班组,一个个在那儿骂,狗日的葛麻,几害人……怪物刘也是领到任务者之一,他的性质有些特殊,既要批判葛麻,还要批判自己。他现在是那种拉一拉就过来了,推一推就过去的人。怪物刘倒不那么为难,他说,我们这些人的巴巴油,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只管朝坏里说,说过头又不扣钱。于是,只有他一人,高高兴兴回家去了,白得了一天假。

不管怎么说,葛麻巡回批斗团到八连来的那一天,气氛还是有一点悲凉。毕竟葛麻是咱八连的人,毕竟葛麻和八连的师傅们烟里火里滚了一二十年,毕竟葛麻还算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勤劳的人,一个与人无害的人,一个给大家带来许多欢乐的人。再说他的那些事,在八连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无非是想讨回一点公道。要说作恶,那些如今神气五六扬的人,那些把他像猴一样牵来牵去耍把戏的人,是远在葛麻之上的。只是不知怎么,道理总被他们说去了。

那一天早早地熄了炉火清了场地,早早地将所有能找到的椅子凳子木板沙箱一排排摆好,挂了横幅,贴了标语,早早地将全车间的人弄来坐好。几个要发言的人,各自找了个角落,一边来回打转转,一边在那儿结结巴巴默台词。那时已是深冬,平日红炉铁水,白雾蓝烟,一个个穿了单衣还出汗,现在一坐下来,直觉得寒气浸骨。一向闲不住手脚也闲不住嘴的八连人,那天特别沉寂,只有一些人夸张地打着寒噤,让牙齿磕得哒哒哒哒响。指导员和连长也无多的话可说,交代了几条纪律后,便将手捅进袖管里在一旁踱步。终于,批斗团来了!一行人刚踏入车间大门,紧张至极的指导员便兀然领呼——打倒葛赴海!也许是众人尚无准备,也许是大家注意力都转向多日不见的葛麻身上,一时间竟没有几个人随呼,倒是轻车熟路的葛麻很响亮地跟了一声——打倒葛赴海!众人一下愣住,开始有一两个人笑,紧接着三五个,七八个,终于,憋不住,众人火山爆发似的哄笑起来。好半天,收不住。于是,八连在一种欢乐的气氛中,开始了对葛麻的批斗。据说那天许科长很恼火,私下里说,活该那些狗日的们翻一辈子砂!笑完之后,大家看着葛麻一副落拓模样,想着他家里那一堆妻儿老小,心里又有些恻隐,那恻隐之情,从众人看葛麻的眼神中是可以觉察出来的。葛麻显然也看见了这种眼神。再说这里是他的娘家。是他多年交往的工友。于是涌出了许多委屈,几次都要哭。使劲夹着眼睛,将泪水憋了回去。就是在葛麻的自我批斗中,那些很出彩的段子,在八连也没有什么现场效果。八连人知道,平日葛麻带给他们的欢乐比这多得多。倒是怪物刘的批判发言让气氛又活跃起来,从他发言听来,今天如同是开他怪物刘的批斗会。直到最后,怪物刘才不知所云地说,我所以犯下如此多的错误,是和葛麻分不开的。紧接着独自一人喊了一声——打倒葛麻!弄得大家又想笑了。

事后怪物刘对人说,你只管喊打倒。那么多人都被喊打倒过,不又爬起来了?怪物刘说这话的时候,正是被打倒了三次又三次爬起来的邓公复出之际

对葛麻的巡回批斗,从八连之后告一段落。葛麻依然回到他那间里屋写认识。我们的差事相对闲散了。一九七八年的春节已经临近。那一段时间,葛麻又遇到两件让他伤心的事。一次是全厂职工加工资。一次是见到他那三个朝思暮想的儿子。

新朝新政,多年来,一心革命没涨工资的工人阶级们,要加钱了。这无疑成为十几年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事。怪物刘说,这还不上街游行?八连人说,这比么事都合我们工人阶级的心意。这次加工资是见人一级,皆大欢喜,不像从前,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总有人喝药上吊下跪满地打滚。但像怪物刘这样,文革初期犯了错误的,缓加。像葛麻这样的,想都不想。

加工资的事,葛麻是很晚才知道的,那时人们的钱已经拿到了手上。那天几个专案组的兴高采烈得意忘形之际,一下脱口说出了此事。葛麻听说后死活要见许科长,他们只好将许科长叫来。许科长来了,葛麻问,这次涨工资有没有他。许科长看着葛麻,笑了起来,说,又忘了带枕头吧?你眼下的这几个钱保不保得住,还得打个问号。等你的案子一结,到劳改队加去。说完便扬长而去。

许科长刚一离去,葛麻便大哭起来。那是一种真正的痛苦。葛麻一声一声地嚎着,老子背时啊――老子背了一辈子时啊――

葛麻整整哭了一个下午,将嗓子都哭得沙哑了。我们怎么劝也无济于事。葛麻说,让我好好哭一哭,哭出来舒服。打那之后几天,葛麻不吃不喝,又像开始那阵子一样大声嗳气了。我们慌了,跑去给许科长报告。许科长说,这些人是这样的,你打他反革命,他不怕。你不涨他工资,就抽了他的筋,挖了他的祖坟。然后说,看紧点,这个时候最容易出事。

回去之后,我们只有好言相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说,也要为几个伢着想。有个爹总比没爹强。等三个儿子长大了,还愁那几个钱?为了不让葛麻生出意外,那几天我们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好容易让葛麻从恍恍惚惚中渐渐苏醒过来。

腊月二十八,全厂放假。刚刚加了工资的人们,准备快快活活过一个幸福的春节。这一年的年货也分得特别厚重。猪肉、牛肉、鸡蛋、皮蛋、鱼,每人都几十斤。师傅们一个个满面春色往家拿。见了面,又把《葛麻》中的台词搬出来说了:七包饼子八包茶,你提不动我来帮你拿。葛麻当然还是没有。怪物刘便和车间的师傅们打商量,各自多多少少捐献一点,也算让葛麻家有了一点年货。

大年三十那天早上,葛麻突然说,要过年了,能不能把伢们带到厂里来洗个澡?伢们大了,又都是男伢,我老婆带他们也不方便……葛麻的意思,我们当然一听就懂,他想见见孩子,再给他们洗个干净澡,好过年。他已经大半年没见到几个儿子了。我们便去找许科长,说了葛麻的请求。又说,为了安定葛麻的情绪,保障春节期间的看守工作顺利进行,让他带儿子洗个澡,有利于他的改造。许科长说,你们先回去,这件事我们要研究一下。下午的时候,许科长要人带信来说,厂革委经过慎重讨论,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同意葛麻和他的几个孩子一起洗个澡,时间安排在夜里,澡堂子人少的时候。要加强看守,到时增加两个人,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然后就洗澡的问题作了周密的部署,先由两个看守将葛麻带进澡堂,脱光衣服,这样不容易跑。然后另两位看守将他三个孩子带进来,洗完后,孩子先穿衣服先回家,再押葛麻回二号院。不能让他见到老婆,要不然,两人一碰,干柴烈火,不知会出什么问题的。不许葛麻和别人交谈。也不许别人和葛麻交谈。

我们立刻就对葛麻说了。葛麻千恩万谢之后,便神不守舍地等待那一次洗澡的到来。

夜里,估计人们都吃年饭了,我和另一位看守先带了葛麻去澡堂。没想到澡堂子里依然熙熙攘攘人声喧哗,许多人甚至带了衣物被褥到澡堂来洗。见了葛麻进来,大家都静了下来,让开一条道,赤条条两排,如接受检阅一般。那眼光都很复杂。见没有专案组的人相伴,胆大一点的便开始打招呼,叫了一声葛麻。葛麻听见这般呼叫,很感动,很久以来,没人叫他葛麻了,所有的人都直呼其名——葛赴海!这一声葛麻,让他回到了同志们的怀抱。见有人狐疑地看我们两个看守,葛麻便低声说,照护我的,人蛮好。于是,叫葛麻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还凑近去聊上几句,也有人不说什么话,走过去拍拍葛麻的光脊梁又走开。我见葛麻又羞愧又激动,松弛的腮帮子直哆嗦,便让他趁伢们没来之前,自己先好好洗洗。在众人关注之下,葛麻的澡洗得很尴尬,洗得没有一点章法,东抹一把,西搽一下,很不自在。幸亏他几个孩子到了。两个看守把他那三个黑乎乎的儿子带进来的时候,老子和儿子都很平静,似乎没有那大半年的分离。葛麻说,来,伢们,都过来。于是,三个黑乎乎的伢们都过来。葛麻已经半个身子泡在了水里,三个伢们便也一个个泡了进去。尽管有八连师傅们的轮班照顾,但是洗澡一类事,总是很难周全的,便是自家的孩子,粗心一点,也极容易脏。那个时候,没有谁家有热水器淋浴房之类,最多用个木盆,倒点热水,或站或蹲或坐,撩水冲冲,就算洗澡了。所以,当三个孩子拢到葛麻跟前的时候,他才发现,孩子的脸面和其他地方的色彩反差是那样大,几乎是穿了一身灰黑色的潜水服。耳朵根,脖梗圈,隔肢窝,脚后跟这些隐蔽处,已积起一层厚厚的异物,要用刀才刮得下来了。葛麻说,先都给我好好泡到!三个孩子便蹴溜到水里泡着,只留下一张脸在水面。葛麻问,今天吃的么事?大的说,饭。葛麻问,吃的么菜?二的说,白菜干子。葛麻问,哪个做的?大的说,林师娘。林师娘就是林嘎嘎的老婆。葛麻问,你们妈呢?在女的那边洗澡。葛麻问,你们妈平时给不给你们洗澡?二的说,洗脸,洗脚。小的说,有时候洗,有时候不洗。有时候别个跟我们洗。大的说,我都自己洗。爷四个就这样淡淡地对着话。

四周的师傅们一边洗,一边静静地,有意无意听他们说话。泡了一会儿,葛麻对老大说,你自己洗,多打肥皂多用力搓。说罢将小的拉出水面,放到池沿上,上上下下,角角落落,细细地打肥皂,细细地搓。他那双粗糙的大手,在小的黑乎乎的身子上,渐渐搓出一些嫩白来。葛麻搓着搓着,就呜呜咽咽哭起来,手却不曾停下。众人不做声,几个伢们也不做声,各自洗各自的,那呜呜咽咽的哭声和回声,让这个平日永远一片嘈杂的澡堂变得很怪异。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任他哭。哭了一阵子,葛麻不哭了,用湿手抹一把脸,回复了平静,继续给伢们洗。洗了小的,又洗老二,再把老大补洗了一遍,几个伢,一洗干净,身上白汪汪,脸上红扑扑,原来乱鸡窝似的头发也伏贴了,黑亮亮的,往下滴着水珠,竟很好看。葛麻拧干毛巾,一个个给他们擦,擦干后,带到更衣室给他们换上干净衣服,然后就要告别了。按程序,伢们先走,伢们出发前,葛麻从口袋里掏出三张五毛钱,一人发了一张,说,过年了,买点鞭放。然后看着孩子们捏着钱兴高采烈地离去了。

打那以后,葛麻不再交待问题,也不再写字。只一天天坐着,或躺着。不太讲话。有时,葛麻见我们成天读书,便问,读么事?我说,高中的书。葛麻说,读书好,我那时要读了书,就不会精减我了。

春节过后,专案组的人来得更少了。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专案组不来,人又不放,必定凶多吉少。该坦白的坦白了,该揭发的揭发了,该批斗批斗了,下一步便是结案。厂里人都说,多年来,许科长办案稳准狠,谁劳教,谁劳改,谁几年,和后来判的结果大都八九不离十。所以那天许科长说葛麻要到劳改队去加工资的话,那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就凭葛麻恶毒攻击英明领袖的那一句话,就足够。

一次厂里干部开会,有人提出,车间劳力很紧,如果清查告一段落,是不是把葛麻放到车间去监督劳动?这样还可以将六名看守也解放出来。许科长一笑,说,你们只看到那么几个劳动力,小算盘。你们要懂得,只要二号院有人在里面,全厂劳动力的积极性,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二号院要是没有人了,一些人就会懒散起来,好像天下太平了一样。这叫么事?这就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个“灵”字,用得几好!许科长是一个有大智慧大谋略大眼光的人,他在我们厂的那一份从不掩饰的自得自信,就来自于此。我想,他的前半生是过得非常满足非常充实的。那满足那充实不是因了他的地位他的财富——这一点,和后来的许多权贵者不一样——而是来自于他对时局与现实永远的把握,对治下臣民的举重若轻的控制与调教。

春节之后,每次去专案组办公室,都见他们在写材料,打材料,上上下下送材料,总觉得公安局第二天就要将葛麻带走。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依然没有什么动静。春天过去了,夏天来到了,夏天过去了,秋天也来到了,还是没有什么动静。葛麻像一头关久了的野兽,开始躁动起来,开始在私下嘀咕,个把妈,没得完没得了了,坐牢还有个刑期呢,钉子总得回个脚呀!一旦专案组来人,他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低声下气地问,我的事,么样了?那眼神充满了哀怜与乞求。专案组说,急么事?是不是想早点去?专案组的几位成员,都很崇拜许科长,因此,他们都努力模仿许科长的语气。学得好的,几可乱真。后来,葛麻越来越沉不住气,一次,竟朝着小院对面的专案组办公室大吼,哎——究竟是么回事?要关要杀,总得有个了结啊!眼看着他的那个麻犟脾气又上来了,怕他吃亏,我们赶紧相劝,说,拖长一点,说不定是个好事呢,这么长时间都过了,还熬不过这最后几天?奇怪的是,专案组对葛麻的反常之举,并没有作出强硬反应,我们总觉得这其中暗藏杀机,大约让他跳跳,给他最后一击。所以心里都为葛麻捏着一把汗。葛麻自己吼完,也很后悔,恨恨说,老子这个丑脾气,害老子一生。

在葛麻落难的那一段时间,中国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邓小平复出,右派改正,文化大革命结束,天安门事件平反,一大批各个时期的倒台干部重新上台,甚至风传连地主富农也要摘帽了。有了许多可以看的书,有了许多复映的老片子,还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进口片。甚至连邓丽君那样的靡靡之音也可以听到了。从前,只有电影中国民党开舞会时,才会飘出来那么断断续续几句。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事,当然就是恢复高考,当我们带着葛麻四处巡回的时候,第一批幸运儿的双脚,已经踏入了大学校门。

当然,这些变化,在小屋中的葛麻是不大清楚的,即便清楚,他也不会明白这一切对他是祸是福。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日子就这么很暧昧地向前挨着。只是八连的师傅们,继续在怪物刘的暗中组织下,尽力地照顾着葛麻的妻儿,使他们不至于衣食无着。

葛麻的1976——1978,是突然终结的,但没有一点高潮。

1978年最后一天,许科长把我们全体看守叫到厂会议室开会,表扬了我们忠于职守,认真负责,胜利完成了厂革委交给的任务。元旦过后,回车间报到上班。厂里将根据我们在此期间的表现,给予嘉奖。我们问,那葛麻呢?许科长说,进入下一步处理阶段。我想,葛麻终于要走了,心里多少有些堵。会开完,回到二号院取东西,与葛麻道别,都无言语。葛麻最后叹了一口气,说,烦劳你们这些时。说完将头垂了下去。

元旦一过,我们上班,本想给师傅们说说葛麻,没想葛麻就坐在他们中间。我问葛麻,怎么回事,葛麻也一脸木然,说,我也不知道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中央刚刚开了一个会,说再不搞阶级斗争了。那些天我们一心擂功,居然把那重要一个会错过了。那个会,就是日后被屡屡提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后来私下问过葛麻,那你的反革命帽子呢?我是见过那个盖了厂革委大印的红头文件的。文件名称是《关于把葛赴海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决定》。葛麻说,那哪个晓得,还捏在他们手上吧?狗日的,把老子一级工资搞掉了……

后来,我们几个都参加了高考,再后来,我们便去读书。从此离开东升厂。葛麻和其他许多师傅们也渐渐远去。记得离厂前,我们几个上学的人提了烟和酒,专门去看望了葛麻一次。我们诚挚地说,葛师傅,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事隔二十多年,所以又记起葛麻并为他写下这许多文字,是因为不久前,我和葛麻有过一次巧遇。那天夜里,我去火车站送一位外地朋友,那趟车很晚,送完朋友出来,站前广场已很清冷,只有一些三轮车夫靠在路边各自的车座上打鼾,或大声聊天。等候下一班旅客。见我走过,一个人在车影里喊了一声——老板坐车!我都走过去了,发现那声音很熟,便立住朝他看看。他忙跳出车来,殷勤将我往车里让——到哪里?我脱口而出——葛麻!这是我第一次当他面叫他葛麻,那一瞬间我忘了他的大名。葛麻也认出了我,一把抓住我的两臂,用力摇晃,一连声说——伙计!伙计!伙计!多年不见,葛麻竟比当年精神了一些,穿一件如今很时兴官员夹克,脸上也详和多了,不如当年那么显眼,连头发都黑回去了一些。我们立在原地寒暄了几句,葛麻说,到哪里?我送你,边走边扯,不耽误你的时间。我说,我住得很远。葛麻说,海角天涯,送你到家,坐我的车,你放心。今天反正是你坐也得坐,不坐也得坐。我说了地址,问多少钱?葛麻说,你来了,还收钱?这不是日我先人?于是,把我拉上他的车。

葛麻的车,是我们武汉人说的那种“电麻木”,有发动机,嘟嘟嘟嘟响的。我问他,干这一行多长时间了。葛麻说,五六年了。工厂垮台多年,发不出工资,出来贩过鱼,卖过裤头汗衫,修过自行车,最后还是干了这往年的老本行。往年在后头推,如今在前面骑。往年用脚蹬,如今机器跑。葛麻驾着车,在空旷的大街上纵情驰骋,有一种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浪子重返江湖的自得自在。葛麻说了他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和我知道的许多中国工人阶级的经历大致一样。我问每天能挣多少钱?葛麻说,好就三五十,不好一二十。混个饭钱,比许科长那些狗日的们强。他们拿不下面子,怕摆地摊踩三轮丢人。由此扯到许科长,葛麻说,那姓许的前些年得了一种怪病,浑身上下的毛都掉光了,连眼睫毛都掉光了,像一个剥了皮的煮鸡蛋,皮子打皱,还是那种虎皮蛋,比老子还丑。现在一天到晚躲在家里不出来见人。他自己原来说过,他这个人会不得好死的,现如今果然遭了报应。葛麻说,不过,说个公道话,姓许的只坏不贪。不像姓杨的,又坏又贪,后来姓许的也和姓杨的闹翻了,还把姓杨的告了上去,结果没有扳动人家,自己反倒被提前退了休,跟我们一样,每个月到财务科摆队,求求巴巴等那几百块钱,有时还拿不到……问到杨主任。葛麻说,莫谈莫谈,捞足捞饱了,把厂子掰垮了,才放放心心回家养老去了。现在一看,当年那一车木料算得了么事?两餐饭钱。那几年,他们光卖厂里的地皮,就不知道搞了几多?这些都是一些真正的坏人,等你晓得他是真正的坏人,你已经治不住他们了。你看看这些年来的贪官!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英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么办?毛主席死了。

在一个十字街口,葛麻说,前面有个“屁眼痒”。“屁眼痒――紧擦”,是一些武汉司机对警察的称呼。这个称呼是旧社会就有的,当年葛麻讲他儿时经历时,曾听他说过。没想到,半个世纪之后,又被翻拣出来用了。葛麻说着,利索地拐进一条小巷。葛麻说他的车是黑车,没有证,只能晚上出来撮。我问他老婆孩子。葛麻说,老婆这些年反倒清白了一些,在家门口摆了个烟摊,每个月也可以搞几个钱。两老的钱,都贴了伢们。伢们都没有读到书,找不到个正经工作。缺钱了,就回来跟老的要。前世欠了他们的。又问起八连那些师傅们。葛麻也一一细说了一通。有混得好的,不多。也有很惨的。葛麻说这些,还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同情之意。问起怪物刘,葛麻说,死了,头几个月刚死,跟我同年,六十才出头。我问怎么就死了?葛麻说,肺上的毛病,我看我们八连的人,以后都要走这条路。葛麻说,冬季觉得胸口疼,打开一看,半肺袋子沙,都结成了块块。春季就死了。那是个好人。然后又说谁谁死了,谁谁死了,报出一串名字。

从火车站到我家整整开了四十多分钟,葛麻就一路不停地说了四十多分钟。快到家的时候,我问他,那桩反革命的事后来怎么样了?葛麻说,老子一直没有管它,未必他们现在还敢说老子是反革命?我们做工的,出力,拿钱,吃饭,到哪里都只有这一个命。葛麻后来又说,我后来想明白了,那几年,他们把弄我出来搞,把大家都闹糊涂了,他们自己就躲了过去。葛麻说,下次再搞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是以前那个样子了。我问会是个什么样子,葛麻说,我们那些踩麻木的都说,那还不把他们往死里搞?就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那时候,还有哪个去保他们?姓许的都不得会去保他们了。

到了家,我让他上去坐坐。葛麻抬头望了望,说,太晚了,认了个门,隔日再来拜望。但一直没有来。关于我这些年,他一句都没有问,也没有留个联系方式。

读书之后,成了知识分子,陷入一个又一个宏大话题,卷入一个又一个宏大事件,已很少关注师傅们的生活,也很少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那天夜里葛麻的一席话,联想起他的前半辈子,他的1976——1978,让我震动了好几天。不久,又渐渐淡漠。怕再往后遗忘干净,匆匆写下这些文字,作一记录。

2000年10月28日 于武昌关东

爱思想2008-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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