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关于一次无效采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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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前言

一次无效的采访,并不是毫无成果的采访。这也许是记者生活的一个特征吧:没有什么路会让你自己走过,它总会给你留下点什么。感谢命运的安排,在我的记者生涯第二次接近尾声时,我有幸得到一次难忘的丰富体验–1986年9月我的伊春之行。

我愿和读者分享一下这次采访留下的印象和体验,虽然现在我能告诉你的至多只是我的采访记录的几十分之一。

这次采访本来完全可能不会发生。1983年冬季我初次见到王福绵,正是刚刚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采访归来。在当时的气候下,关于双鸭山的采访多半不能见报,我又有什么兴趣听这类似的故事呢?若不是他的命运后来发生了惊人的曲折,那么,他口述的和书面的有关伊春地区的种种情况,大概直到现在也还会静卧在我的档案柜里,和我的许多本采访记录以及十几个省区的来信一样,成为只能暂时“冬眠”的历史资料。

王福绵,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气概与风度和一般上访者很不相同。他不象有求于人的弱者,倒象是理直气壮地要向我索取什么;坐下来没有谈上多久,他就站立起来,慷慨陈词,打着手势,在我面前踱来踱去,似乎已忘记我的存在,而面对千百人在发表演说。他目光凌厉,气宇轩昂,全然没有一般上访者、受害者那种低声下气、满面愁容、有意无意地欲以自己的不幸打动对方,唤起同情的样子;倒似乎有意拒绝对方的怜悯,不怕把人推到一定距离以外,以便更有力地诉诸对方的良知与正义感。他还十分自信,似乎对方没有理由不把他的话听完,没有理由不和他站到一起。

他丝毫没有留意我的反应。我并不很怀疑他所陈述的一切,虽然也不敢完全信以为真。但我总是不断走神,因为被一团难以摆脱的思绪所萦绕:这是小兴安岭的事,未必比大兴安岭的事更令人惊诧吧?而大兴安岭我已经有六年想去采访而始终未能去成了。纵使我去了,写了,又有哪一家报纸能给我发表呢:“任何批评,揭露性报道,必须经上一级党委审阅、同意之后,方能发表……”

直到第二年3月,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仍然是这样一一他对伊春地区以王斐为首的一些人的抨击越是锐不可当,我心中的无力感和倦意便越是浓重。

还要过上四年到五年,我才能领悟到这个王福绵身上有一种东西在中国已经十分可贵。那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学与医学中所说的那个“气”。一个民族究竟是“气贯长虹”还是“气薄如缕”?这绝不是一件可以等闲视之的小事。

3月13日下午,我们说好还要再谈。第二天,他约好去中纪委信访局面谈伊春问题。但是翌日清晨,王福绵的妻子李华生(照例是牵着儿子,背着腿部患了骨结核的女儿)忽然神色惶惶地跑来,.告诉我:“福绵叫他们给抓走了,昨天半夜!”说罢就大哭不止。

昨日午夜,四辆从伊春开来的警车停到北京新中街旅馆门前,几名武装警察把王福绵强行架上吉普车。王福绵挣扎着和那些人说理,一个警察威胁他说:“你小子再不老老实实,不等到伊春,就把你整疯!”拘捕证上写的是:“犯有侮辱、诽谤罪。”

这个消息先是使我惊愕,继之便感到非常悲哀。我生在北洋军阀时代,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十四年的统治;还曾在日本人与国民党随时可能逮捕我的威胁下生活过数年。因而,对于逮捕,我并不陌生。此刻我无意中分析了自己的心理:这一次我为什么会这样悲哀呢?因为事情出在中国人已经理应享有人权的时代,事情几乎就在我眼前发生,而被捕者又是一个将近二十年来从未屈服于暴力的硬汉子!他炯炯的目光和朗朗的语声还就在我眼前耳边,然而他却在顷刻之间便丧失了自由。他的形象立时在我心中成为一个象征,我在心底无声地叹息;当今,社会主义的中国仍有多少人象小鸡般无力保卫自己!

警察的那句威胁使我警醒:他们很可能什么都干得出来,在那漫漫四千余里的路途上,他们将怎样随心所欲地折磨王福绵,以发泄多年来对他的积怨!

我马上跑到传达室打电话,料想人犯多半还没有押解走。派出所,另一个派出所,东城区公安分局……电话很难打通;最后终于打通了一个,对方却说,这种事只能在内线电话上谈一一好大的国家机密啊!

我又托人到市公安局去打听,这方得知:车队已连夜奔赴黑龙江去了一一办事效率真高呀!

第二天早晨我往伊春市市委和市公安局打电话。星期日,无人办公。我决定把电话打到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斐(他是伊春市前任市委书记)的家里。他在。声音圆润悦耳,充满善意。我把王福绵被捕的事告诉他,“拘捕证上写的是‘侮辱,诽谤罪’,而他到北京来主要告的是你,因而希望你能设法制止警察可能对王福绵的伤害。”王斐说他不知此事,还说“文革”期间他自己也受到很多迫害,1975年才到伊春市工作的。“王福绵这个人,‘文革’中遭了很多罪,多次被捕、受刑。后来给他平了反,定了工伤,补发了四千多元工资。现在伊春的情况很复杂,有人反对市委,他可能叫一些老干部当枪使了。”

王斐至少证实了王福绵是个好人,是个受害者,我比较放心了.这些年我不断被现实教育着:你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你管得了那么多?……因而,我本来可以把这件事放到一边,不再过问了,如果不是这件事的发展再三袭扰我的话。 .

李华生带着孩子迁到《人民日报》招待所。一天外出归来,忽然发觉她的东西被搜查过,我介绍她去省医院找党委书记帮忙给她女儿治病的信,竟被搜走(后被放入省委的某个卷宗,省委书记还写了批语,认为我不应这样做)。黑龙江省的便衣公安人员就住在同一楼上。捕走王福绵时,查封了李华生及其子女的全部物品,包括水果、中药、衣服。因而,直到这年北京的姑娘都换上裙子时,王福绵的妻子儿女还不得不穿着棉裤在北京街头走来走去,向中外人士显示中国法制建设与实行人道主义的成果。

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拘留不得超过24小时,逮捕的羁押期不得超过两个月,最多不得超过三个月。然而,王福绵被羁押两个月、三个月后,还迟迟不开庭审讯。到7月10日,《人民日报》4版忽然发了一则报道,放在头条位置,标题为:《继续造反,“三种人”寻衅闹事太猖狂;克服软散,伊春市坚决查处不宽贷》。新闻导语是:“黑龙江省伊春市最近查处了一个以造反派头头王福绵为首的寻衅闹事的帮派小集团。”

我赶忙去打听,这篇稿件是怎么出来的。国内政治部的一位编辑认识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干部,稿件即该干部所写,供稿时特别申明该稿是“省委负责同志”看过并主张交由《人民日报》刊载的。来势不凡,自然照发不误。

令人疑惑的是:王福绵犯的不是“侮辱、诽谤罪”吗?怎么现在又成了政治罪犯了呢?“三种人”一说固然是夜班编辑不慎加上去的,但也是事出有因:看过那条报道所列举的罪状,不是“三种人”又是什么呢?

第二天,黑龙江省委的机关报《黑龙江日报》就急忙在第一版显要位置全文转发了《人民日报》这篇报道,连写错了的标题也不更改。《伊春日报》则在转发此文的同时,还在头版通栏发表一篇长长的评论,把王福绵当作“三种人”论处了。“出口转内销”,借中央报纸说话,威慑力倍增,表明王福绵的问题已然升级,且责任也不在省委、市委了.

这时,伊春市中级法院才不失时机地开庭审讯王福绵。1984年9月14日判决。我看到报道时不禁又是一惊;王福绵的罪名又花样翻新,变成“扰乱社会秩序、诽谤、包庇罪”了。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事情尚未完结。虽然只给王福绵留下4天上诉期限,但他还是以“诉讼程序不合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为理由向省高级法院上诉了。案情并不复杂,可是省高法一拖就拖了将近十个月,

既不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不重新开庭另审。却于1985年6月27日忽然宣告:“本庭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上诉人王福绵思维不正常,经对其进行司法精神病医学鉴定,结论是:‘偏执狂,无责任能力’。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84)刑一字第29号刑事判决。二,王福绵不负刑事责任。”

其实还有第三条,没有写在纸上,这才是主要的:将王福绵送往黑龙江省公安厅下属精神病管治医院,终身治疗。

1985年,李华生又来到北京。《人民日报》的报道对于王福绵事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受害者家属要求报社承担责任(无论如何,王福绵还不属于“三种人”吧?)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这个要求不高,因为并未要求《人民日报》赔偿损失,但仍然未能实现。

还有什么希望呢7.伊春市在中共市委管下,黑龙江省在中共省委管下,包括省市法院在内。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体系,任何一个公民或官员,既然要服从“党的领导”,就不能反对市委和省委领导的决定。只有在省、市委之上的人,才能对改变王福绵的命运施加一点影响。

1986年8月,我在一次会议上,乘《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全都在场的情况下,郑重地提出王福绵问题。我根据两年多来从各方面进行的了解,指出王福绵一案极可能是一次政治报复性的假案。本报的错误报道起了极坏的作用,应承担责任’设法查明和纠正这一起冤案。大家一致同意,决定派人去黑龙江省实地调查。

(一)如入敌阵寸步难行

9月7日,《人民日报》记者三人一一我,曾祥平和刘国胜,抵达哈尔滨市,开始对王福绵一案的调查。

我们向省委常务书记说明来意。三年前我离开这里时,该同志还是佳木斯市的市委书记,我们合作得还算好。他严守惯例:笑容可掬,表示欢迎。我们第一个需要,当然是看王福绵的法院档案。还要见一见王福绵本人。也须清省高法的人介绍一下处理此案的经过。他含笑回答:可以办到,可以办到!

两天过去了,没有动静。后来有人传来答话,现在有了新的规定,只有上级法院、人大常委和上级党委才能查看司法档案。我向他们指出.《人民日报》就是黑龙江省委的上级党委的机关报,而我们是奉命而来进行与本报责任有关的调查,并非一般的记者采访。而王案已因他是精神病人,无责任能力而撤销,况且此案本来就无国家机密可言,为什么不可以查阅档案呢?对方答曰:容再研究研究。

至于说和王福绵见面,那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现在不知他住在哪家精神病院,还要查问一番—-我忍不住笑了:这分明是托辞。这是一个重要的犯人,还要查吗?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他就住在几十里外的哈尔滨郊区,黑龙江省公安厅的精神病管制医院里!对方置此不论。却说:和高法的人见面,自然没有问题,不过那几个经管此案的人现在都下乡了,须等一等。

如此这般,等因奉此。一一我明白了:显然,他们需要准备。设计对策尚在酝酿,严密部署有待进行。

有人向我透露:哈尔滨和北京之间正长途电话不停,这边请示,那边吩咐。已经有两位前任省委书记迁升到首都任职了。

八天以后,“下乡”的高法人员终于来了.且一下就来了三位.一位是专门作记录的。谈话中间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文书,怪了,他竟把记录的重点放在我所提的问题上!

我们向报社打了电话,请人去最高法院了解,此种案件的司法档案究竟必经何种手续方可查阅。查询的结果是:只要省委同意便可。

一天晚上,那位常务书记在电话中仍托辞什么必须请示中央方能看卷,我发火了:“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你们无非是怕。显然,我们之间对王福绵一案的看法上是有分歧的。如果你们是正确的,那么让我们了解真情不正好可以消除分歧吗?王案并不涉及任何党和国家机密,你们心里若是没有鬼,为什么不敢给我们看卷?!”对方却并不激动,仍然是曼声细语地说:并不是不给看,只是有个手续问题。

9月21日,即我们到达哈尔滨的13天之后,我们终于被允许去看王福绵。

我们走进王福绵所在的病房时,病人们刚刚用过午餐,全体起立迎接我们。奇怪,我怎么辨认不出哪一个是王福绵呢?只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只是向我怪模怪样地笑着,象个顽皮的孩子.仔细一看,原来他就是王福绵。他胖了,而且听说我来,他特地把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难怪我认不出来了。

我们三个人和王福绵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全部录音。他头脑冷静,思路清晰,用词准确。补充了一些材料,特别是关于精神病鉴定的过程。

我忆起他在北京时就对我说过,“文革”期间他只要一被捕,便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身体。这一次依然如此,所以健康状况强多了。

所有给他看过病的大夫和专门管这个病房的护士,都觉察不出王福绵的精神有任何异常的迹象。

我们参观了这家医院。应该承认,这家医院管理得很好。我甚至想写一篇报道赞扬它。毕竟中国还是有很多很多好人啊,他们忠于职守,又不乏人道主义精神.因而即使在一些阴毒险恶专横者魔掌遮天的某些地方,也仍然有光明.有希望在。

但,整整半个月,黑龙江省委依然不敢给我们看王福绵的案卷。这是表明他们强大的征象吗?当然不是。这种作法也并未剥夺掉我的时伺:我访问了所有了解伊春情况的人.更重要的是:两位主动前来的同志向我披露了不少那些人的内幕情况,使我眼界大开:哦,原来如此!

最后几天,又发生了几起十分有趣的事情。

刚到哈尔滨不久,便和《黑龙江日报》一位副总编,也是老朋友见了面。他主动提出可以出人帮助我们。正好一位在伊春作过记者、又和我相识的年轻同志很愿陪同协助,这就谈妥了。

事又蹊跷:待到我们要走时,此事告吹。《黑龙江日报》并没有人通知我们,但我们得知那年轻同志已被告知不准去伊春了。

省报文艺版一位老编辑,是我1979年结识的朋友,曾因写过文章为我在“《人妖之间》事件”上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鸣过不平而遭到不少委屈。他对伊春的情况比较熟悉,愿动用自己的假期去帮我们实地调查。待到他去向文艺版主任打招呼时,那人说,“你要是两天前来,我一定同意。现在不行了。”然后笑眯眯地说:“你也不必问我为什么,你能猜得出来。”

黑龙江省电视台一位年轻记者,是我1983年采写《关东奇人传》时结交的青年朋友。他也自告奋勇要同去伊春。他于9月23日傍晚来到哈尔滨站,突然又被人截住,生拉硬拽地把他弄走了.这事就发生在我们一行人眼皮底下.

一切都如此匪夷所思!

是谁在幕后指挥的呢?省委的书记、副书记都已换了新人。王斐已调离组织部去当省委书记了。部长级干部中老人儿已屈指可数。肯于出头做这些动作的人,不算已经下台却仍有影响的人士,实已寥寥可数。只要我肯拿出一点时间,就一定能查明是哪一个,即使我不去当面质问,也总有一天会披露出来。他居然不怕承担这个风险!

去伊春的列车开动了。得道多助:与我们同行的志愿协助人士反而更多了。三家不同报纸和杂志的编辑、记者,一位诗人,一名业余律师,他们无不了解省委的态度,却毅然决定同行。中国毕竟变了。

在伊春等着我们的,是另外几场戏。

(二)什么人是“偏执狂”?

去伊春之前,我曾到北安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去,了解王福绵的精神病鉴定情况。在这以前,我读过这次鉴定的司法依据。

陪同我的同志是根据黑龙江省公安厅的精神病医学鉴定标准,来鉴定精神病人的。在那本小册子里,关于偏执狂的症状有如下叙述:“偏执狂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病。这种病人自信心强,主观武断,刚愎自用。多具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较高,精明能干,但看问题片面,不接受批评。对现象主观臆断,牵强附会。其妄想具一定现实性,内容并不荒谬,早期常被误认作正常人的思想偏激。病人意志活动增强,四处奔走,.申诉上访,连篇累牍地投送控告信,不达目的不罢休。少数人夸大妄想,自命不凡,自认为要做出伟大贡献。偏执狂的特点是妄想局限,对象固定,组织严密,记忆过盛,逻辑推理性强,不存在幻觉。人格完整,始终不出现精神衰退,如不涉及其幻想,与正常人无异。”

读罢这一段文字,我差点出了一身冷汗。很想警告一下那些“自信心强”、“智力较高”、“不接受批评”而又“自命不凡,自认为要做出伟大贡献”的人,赶快改弦更张。

我们访问了三位对王福绵进行鉴定的医生。他们看了五、六本王福绵的案卷,其中有很多是王所写的“上访材料”。一位医生说:“这个人相当能写,能言善辩.他反映的问题有些是真实的,有的脱离实际。”另一位医生说;“我的印象,这人也是个人才。”他们和王福绵谈了一个多小时,又找王福绵的父亲谈过。这二位最初都认为王福绵还够不上“偏执狂”,而是属于“人格异常”,算不上精神病,有责任能力。但是若这样定下来,就要执行对王福绵那五年徒刑的判决,王福绵的上诉就要处理,这次精神病鉴定也就失去了意义。第三位医生主张定“偏执狂”.尽管前二位是更有权威的专业精神病医生,后一位原是兽医,半路出家的,但前两位终于听从了后一位的意见。

偏执狂不同于另一些精神病症,是不能治愈的。因而入院之后,便等于终身幽禁,王福绵也就不会再去“告状”了。

省里的司法鉴定标准上明明写着“四处奔走,申诉上访”是偏执狂的一个症状,医生们也看了王福绵的大量“上访材料”,怎么偏偏对这点不予考虑呢?他们更看重王福绵为开发林区经济,解决十几万待业青年就业问题而进行的活动和提出的建议,认为王福绵提出用小兴安岭的弥猴桃制造饮料、用黑木耳制成粉剂作为防癌食品和药物外销的设想,以及王福绵自称白医师与他合作研究药物,而白医师却说“根本没那码子事”,便证明王福绵是偏执妄想了。三位医生还忽视了“鉴定标准”中极为重要的“偏执狂的特点是妄想局限,对象固定”这一条。王福绵的妄想现在已经有了两个:上访;为振兴经济而搞科研。此外,王福绵还钻研法律,义务帮助老百姓出庭辩护是出了名的(这为法庭认定“破坏社会秩序”提供了“依据”);主福绵还十分关心伊春市的市政建设:为呼吁建造公厕,他就张贴过至今伊春人还记得很牢的那“有处吃饭,无处拉屎!”的标语;为城市防火,他也提出过系统的建议.他深恶痛绝不正之风,为此在自己门上贴过这样的春联,“贪官污吏遍地,歪风邪气满城”(后来这成为他“污蔑三中全会以来大好形势”的“犯罪事实”);至于反对包庇、重用文革期间有严重罪行的人,更是他1976年以来不遗余力的活动目标。粗粗列举,王福绵的“妄想”已经很不局限,“对象”也不“固定”在一点,而至少是分散在六个方面了 。

(三)尽在不言中

在伊春车站欢迎我们的,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把我们一行人安排到市委招待所二楼住下。副部长每日三餐陪同,有说有笑。市委书记来到招待所和我们长谈。我们委托市委代约的人,大部也都来谈了话。看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

然而长期过问王福绵政策落实问题的市委副书记曹福田同志却不能和我们见面,他因病住院了。巧得很,也是长期和王福绵等人打交道、后来又直接领导王福绵专案组以及负责通缉、逮捕、法办、精神病鉴定等问题的市委组织部长赵显荣,也同时生了病,住了院,不能面谈。

为王福绵案,市委先后给省委打过多次报告.这些文件总应该给我们看看吧?不行。拿不出什么理由,但是不给看。区法院有关王福绵的案卷也一概封存。这既是省里的指示,也是市委在记者到来前举行的紧急会议决定的既定方针.

那次会议整整开了五天。先在“小招”,即我们此时居住的市委招待所开,后又移到物资局招待所继续开。我们来到后,市委竟没有一个人出来介绍案情。这就很不正常了。因为从伊春市市委1983年成立王福绵专案组算起,大批人马内查外调,四十几人因与王福绵有牵连而被“反省”,三名“同案犯”先是追捕归案,二人判刑,后又改为三人劳教。对一个曾经如此惊师动众的大案,如今为何对上级党报专访记者亦三缄其口?

气氛很不对劲。很多人曾长时期盼着北京来人,现在来了人,他们又不敢来找了。找上门的人也有,但总好象有个第三者在场,说起话来吞吞吐吐。

一位当地作家来找我谈他的一篇作品。我随便问起他家住哪里,顺手写在一个录音带纸盒上。又问起他办公室的电话,也记上去了。这一来,谈话就疙疙瘩瘩很不顺畅了。他的一双眼睛专盯着那个纸盒。“刘老师,还是把那个电话号涂掉吧。”我涂掉了.他仍然盯着那个盒子。“把那几个字也涂掉吧。”我又涂掉了,其实只有三个字,是一个区的名称,居民不下数万人。为何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对王福绵案情有所了解并有些同情的一位法院的干部,在我的客厅沙发上坐了下来。我斟上一杯茶,递过一支烟。他闷闷不语,大口喝茶,大口吸烟。我等着他开口,自然着急,但见他那痛苦的样子,也不忍逼他。就这样,他接连吸了三支烟,喝了五杯茶,竟一句话也没说,走了。

与我们同行的那位女诗人的朋友来找她,被招待所服务台前的一个什么人拦住了,说:“楼上的记者们说过,不见来客。”有人向我们透露:招待所楼下门前经常有两个人专门监督来找我们的人。晚餐桌上,我们说起此事,市委的副部长赶忙否认:绝无监视和阻拦的事!论据之一是:“这两天31个人来找你们,不都见着了吗!”

31个?我们都未计算过。数字如此毫不含糊。可见不仅一一记录在案,而且早有通报在心了。

副部长“智者千虑”,未料刚好露了马脚。

不过,尽管如此,每天仍然有不少人来和我们谈话。晚间,我和国胜则常常出去夜访那些只有夭黑之后才敢和我们会面的人。很像当年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时的样子。

本来我们是应该有机会采访王福绵一案的“同案犯”的。梁玉明、王福仁和张道荣在王福绵被捕后也纷纷落网。伊春市中级法院对梁玉明和王福仁已分别判刑,但省高法认为证据不足,推翻了原判决。这就该释放了吧?放是放了,但后来又觉不妥,于是又抓起来了。这回是“劳动教养”,把张道荣也送进去了。三个人还被分别送到三个不同的劳教所。和王福绵被送往精神病院未曾通知家属一样,这三位的家属也长时间不知丈夫去向。执法者当然知道,此属严重违法行为。

尽管障碍重重,三名记者和五位志愿协助者在哈尔滨、北安、伊春市区及下属几个林区的广泛调查仍然达到了目的。查明王福绵一案前前后后的真相,证实了王福绵所揭发的问题基本属实,但还远远未穷尽伊春地区的严重问题.每一个参加调查的人都大大开阔了眼界。 .

《人民日报》记者向省委书记孙维本详细介绍了王福绵案真相和伊春市前市委书记王斐等人的种种恶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继之,又以书面形式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建议派出更有权威的调查组去伊春进行调查。

三名记者准备在《人民日报》发出三篇报道。但11月15刚刚刚发出第一篇,立即遭到黑龙江省纪委指控为“严重失实”,而省纪委书记王斐便是这篇报道批评的对象。后两篇文章便发不出去了。

不久,发生一月风波,本文作者的记者生涯再度中断。同时,所有我们原计划中的这一类报道已不合时宜,于是王福绵一案便沉入海底。

(四)皆大欢喜?

我本来要写的一篇报告文学,自然也便“人工流产”。

有趣的是;1987年秋季,当王斐同志以“十三大”代表的身份光荣步入人民大会堂时,王福绵也恢复了自由。

王福绵的“自由”是有条件的。据黑龙江省传来的可靠消息,省精神病管治医院虽然邀请本省精神病学两位权威和全院医师对王福绵进行了会诊,确认他不是偏执狂,因而有责任能力,却并未恢复1985年伊春市中级法院对他的判决.但出院之前,王福绵的父亲必须具保,儿子由他监护,不得上访告状,不得杀人放火,不得与“狐朋狗友”来往,不得对人诉说过去抓错了。否则,隨时可以重新关入精神病院。

既然抓也抓得对,判也没判错,精神病也没正式推翻(现在放也放得对),王福绵自然也不会得到什么经济补偿。他有几千元债务在身,买不起一辆自行车,因而必须每天背着残疾女儿从家里走到学校,再从学校走回家里。1984年3月以来,他在伊春市就被派定充任为“反面教员”,但已有四年多时间人们未能亲睹他的真实面目。现在,伊春人可以见到这个活生生的“反面教员”在街头自由地“巡回展览”了;他形容憔悴,头上冒着虚汗,身穿一件破旧大衣,步履艰难地走在伊春街上,现身说法地告诫众人:这就是逞强不屈、上访告状的好下场!

但人们也会想起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二十年前,他们也见到王福绵走在这条街上,那是他被军管下的造反派押着游街示众的时候。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他光头赤足跋涉在冰天雪地之中,竟毫无畏色。

他在“文革”中最早被打倒,受害最深。“文革”开始后,他坚决反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林业部部长罗玉川以及伊春特委书记曲常川。为此,他被明令全国通缉,先后四次被捕,多次受刑,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后改为“戴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文革”结束后,王福绵一度被安置到伊春市“清查”办公室。他主张认真追查“三种人”和有严重打砸抢罪行者,由于建议不能被采纳,他自动退出“清查”工作以示抗议。但他并没停止斗争,继续调查,向市委提出建议和揭发党政领导机构中有严重问题,应予追查的人,并张贴当时尚属合法的大小字报。市委组织部管干部的副部长,就是由于王福绵当众揭发后被调离工作的。

此外,“文革”中造反并有打砸抢等严重问题的不少人都已转千和升任要职,而王福绵等“文革”中长期遭受迫害者的“以工代干”或多年代课教师的转正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他们要求市委进一步落实政策。为此,市委书记.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也曾约王福绵及“文革”中一起受害的张道荣、王福仁、梁玉明等人到市委谈话,征询他们的要求。还曾委托王福绵了解这些人的能力和愿望给市委“荐贤”,以便做适当安排(这些事后来却变成了王福绵阴谋成立“第二市委”的罪状)。1984年初,伊春市委领导曾企图通过两位老干部向王福绵传话,“只要不到北京揭发伊春市的问题,可以给王福绵一个科长当,让张道荣当厂长。”然而事隔一年,1985年3月15日,王福绵在北京上访中被伊春市派人逮捕的前一天,即3月14日,伊春全市突然层层传达市委关于王福绵问题的决定,罪名是王福绵一伙“政治集团”(后称“帮派小集团”)反对市委,阴谋成立“第二市委”,.是“新的三种人”,必须惩办。随后,许多单位中与王福绵有过联系或仅有一面之识的数十人,都作为王福绵“集团”的成员,被勒令“反省”,停止工作,隔离或半隔离审查。

这一幕幕怪诞的故事,在伊春市区八十万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伊春市“文革”明间两派组织并未发生武斗,却有六百多人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余人伤残,然而十年来在当地并未查出一个属于“三种人”者,没有查出一个凶手或严重打砸抢分子。活生生的现实给伊春市八十万人民留下了一个个涂抹不掉的大问号:为什么“文革”中为保护老干部而身陷囹圄、“文革”结束后又勇于揭发坏人的人却成了“三种人”?为什么被错判为“偏执狂”的人, 如今仍然没有完全自由?

王福绵不告状已经四年半了。他将默默地目睹他曾极力企图干预的生活,如何按其固有逻辑发展下去……

1988年10月7日于哈佛

(选自《人民文学》1988年第12期)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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