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华盛顿邮报》惹来的麻烦
沉寂了几天，提审开始了。蔡预审来势汹汹，劈头盖脸地审问方式犹如对待刑事重犯。我非常反感，出于自身的尊严，在第二、三次提审时终于提出了抗议。蔡预审感到错愕，威胁说：“我审了上百个案子，没见一个敢在我面前叫板的！”
但是，话虽这么说，以后提审时，蔡的态度平和了许多。
出乎意料的是，不知出自何人暗中主使，我的案情竟被扩大到经济问题上来了。我开始心生恐惧。于是在政治问题上我不再据理力争，态度也开始趋于和缓。
政治问题我确实做好了蹲监坐牢的思想准备，我并不害怕和绝望，从两个层面我都坚信自已无罪：一、依照现行刑法我无罪；二、从正义和真理的角度我非但无罪反而有功。我坚信邪恶、专制必败，即使判刑，迟早也会被昭雪平反！一种为真理和正义殉难的激情充塞着我的心胸，所以面对审问，我理直气壮。可是经济问题却会让我产生莫名的恐惧。如果背上行贿、偷税、贪污的罪名，一生清名将毁于一旦，即使改朝换代也难得正名。早年发生在北大荒的那桩刑事案掩盖下的政治案带给我精神创伤，至今仍是我灵魂深处的痛。
我思忖着，那个幕后的主使确实恶毒而又高明。
尔后，通过公安局的朋友我才知道，全市有二十几个人的案情都受到原市委书记李锡铭的特别“关照”，审讯记录和卷宗都要经他过目，我也是其中之一；而案情之所以升级，是因为《华盛顿邮报》刊登一条莫须有的小道消息：万润南一行出境逃亡曾受到四通厦门子公司的资助！
审讯集中在投机倒把、偷税行贿、传单，以及万润南组织学生“凯旋在子夜”过程中段永基的表现等方面。
当时传闻，工商总局局长叫嚣：只要是以集体所有制注册的公司，私拿一分钱就算贪污！
照此说来，我何止私拿一分钱？恐怕一百万也不止，光厦门那一套在我名下的住宅就花了四万多美元。
此时，传统的投机倒把罪名在媒体上也死灰复燃。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李鹏会见美银行家时指出：绝不能把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全部变为市场经济。
八月二十八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同时要认真清理以国营、集体公司为名的私人投资企业，严格划分所有制性质。
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徒然逆转，治理整顿的走向让我忧心如焚。那时，政策与刑法往往界定不清，在私有财产的权属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李鹏为首的极左分子一手遮天，那么投机倒把和“化公为私”的罪名很可能扣在我的头上。
中国大陆的官倒有一大特色，“老革命”往往不出头露面，甚至有的压根儿不知内情，而他们的子女亲属则利用老子的威权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太子”能量的大小，往往与老子官职的高低成正比。抬轿子、拍马屁、投其所好以至行贿，是各级官员自保和升迁的法宝，也是专制社会约定俗成的潜规则，由此衍生出官官相护、沆瀣一气、相互方便的帮规。中共组织部一直遵循陈云的指示，要让喝延河水长大的一代执掌政权。
这些社会阴暗面，我看得很清楚。如果我和公司一干人全是草民百姓，那么投机取巧参加全国钢材定货会，把半计划价转成市场价牟取暴利，给安个投机倒把的罪名那是易如反掌。我机关算尽，想好了应对之策。
审讯采用了各种方式，有时一天提审三四次，甚至深更半夜也叫起来，所审的问题往往周而复始。我是“老运动员”，洞悉个中奥妙，便以不变应万变，其中编造的部分已倒背如流。
不出所料，首当其冲是投机倒把问题。我依照预定方案，首先把李鹏的留苏同学、冶金工业部戚部长的小舅子何延生这个人脉关系和盘托出，厦门市计委有关求援钢材的行文批复也据实相告；其次，我用冶金部已加价返利的事实驳斥了对我投机倒把的指控。
让我不曾料到的是，有关投机倒把和暴富问题只提审一次便戛然而止。
中国大陆的真正统治者是打江山坐江山的一代及其后人，戚部长自然属于喝延河水长大的一代，是统治阶层的一员。既如此，谁还敢在统治者头上打主意呢？！如果确是李锡铭亲自定夺，自然也会到此为止，免于追究。
偷税的问题当然存在，但是比较而言，我在厦门开元区还是利税大户。对交税的态度我是折衷的，我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愿意纳税，但也不愿做纳税模范。中国大陆的公司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不偷税的凤毛麟角，而不行贿则无法生存，差别只在多与少的不同。但是这类问题若没有熟悉内情人的举报，几乎是无从查起的。于是，我索性不承认有故意偷漏税行为。
至于行贿问题，我坦言请客送礼是常事，但绝无重金行贿问题。
平心而论，在六四之前，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并不严重。那时人的道德操守和社会风气还远不像后来那么败坏沉沦。当时最普遍的不正之风只不过是请客送礼，部分下层官员采购时会拿点儿回扣。我与冶金部做生意获利多多，但是冶金部的各级干部若以现在的标准衡量，可以说个个两袖清风。送的礼品无非是烟酒糖茶和地方特产，以及用等额的外汇券交换等额的现金，以便他们买家用电器和出国时私用，而且数额仅有千元左右。厦门的官员也如是，只是请客吃饭较为频繁。
蔡预审对我的态度极为不满，多次申斥我、威胁我。但是，他自知苦于没有证据，只好无可奈何地威胁说：“我们正准备内查外调，希望你不要心存侥幸！你若拒不坦白交待，到时你会后悔的！”
老实讲，如果警方一定要鸡蛋里挑骨头，忠实执行李鹏叫嚣的那一套，那么通过内查外调，在经济问题上抓治罪的把柄并不难。
传单问题似乎也是重点，但我断定警方手中并没有物证。于是，我把编造好的、已能倒背如流的故事反复讲给蔡预审听，并坚称对传单内容已记不大清楚。反复多次，榨不出什么油水，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至于段永基的问题，依然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在炮局的讲述。我坚守着道德底线，对已外逃的人实事求是，对未离境的则要么加以美言，要么避而不谈。直感告诉我，警方对我刻意“美化”段永基感到满意。也许四通集团毕竟属于海淀区的明星企业，万润南一行逃亡后，段永基似乎在四通已属不可或缺的人物。
除此之外，一切都不必隐晦，实事求是供述即可。在万润南组织“凯旋在子夜”的谋划中，我连个配角都算不上。
还有一次提审，蔡提出了一个似乎与案情无关的问题：“你怎么评价邓小平？”
我略微思索一下，答道：“邓小平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功不可没。”我本想接着说赵紫阳、胡耀邦是邓的左膀右臂，同样功不可没，但迟疑片刻欲说又止，转而继续说：“但是很遗憾，邓小平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如果邓小平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凭他的资历和权威是完全可做到的。如果他同样成功地进行政治改革，他就是中国的华盛顿！”蔡预审认真记录，破例地点点头露出了称许的微笑。
我对这次提审曾经有过疑问：蔡预审员不可能越权提问他本不该提问的问题，那么是谁授意他提这个问题的呢？
尽管我身陷囹圄，通过五个多月的切身感触，我既看到了黑暗、腐败和残暴，也感受到了社会在进步。今天，毕竟法治已初见端倪，与朕即国家、朕即法律的文革时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