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誉虎: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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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华盛顿邮报》惹来的麻烦

沉寂了几天,提审开始了。蔡预审来势汹汹,劈头盖脸地审问方式犹如对待刑事重犯。我非常反感,出于自身的尊严,在第二、三次提审时终于提出了抗议。蔡预审感到错愕,威胁说:“我审了上百个案子,没见一个敢在我面前叫板的!”

但是,话虽这么说,以后提审时,蔡的态度平和了许多。

出乎意料的是,不知出自何人暗中主使,我的案情竟被扩大到经济问题上来了。我开始心生恐惧。于是在政治问题上我不再据理力争,态度也开始趋于和缓。

政治问题我确实做好了蹲监坐牢的思想准备,我并不害怕和绝望,从两个层面我都坚信自已无罪:一、依照现行刑法我无罪;二、从正义和真理的角度我非但无罪反而有功。我坚信邪恶、专制必败,即使判刑,迟早也会被昭雪平反!一种为真理和正义殉难的激情充塞着我的心胸,所以面对审问,我理直气壮。可是经济问题却会让我产生莫名的恐惧。如果背上行贿、偷税、贪污的罪名,一生清名将毁于一旦,即使改朝换代也难得正名。早年发生在北大荒的那桩刑事案掩盖下的政治案带给我精神创伤,至今仍是我灵魂深处的痛。

我思忖着,那个幕后的主使确实恶毒而又高明。

尔后,通过公安局的朋友我才知道,全市有二十几个人的案情都受到原市委书记李锡铭的特别“关照”,审讯记录和卷宗都要经他过目,我也是其中之一;而案情之所以升级,是因为《华盛顿邮报》刊登一条莫须有的小道消息:万润南一行出境逃亡曾受到四通厦门子公司的资助!

审讯集中在投机倒把、偷税行贿、传单,以及万润南组织学生“凯旋在子夜”过程中段永基的表现等方面。

当时传闻,工商总局局长叫嚣:只要是以集体所有制注册的公司,私拿一分钱就算贪污!

照此说来,我何止私拿一分钱?恐怕一百万也不止,光厦门那一套在我名下的住宅就花了四万多美元。

此时,传统的投机倒把罪名在媒体上也死灰复燃。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李鹏会见美银行家时指出:绝不能把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全部变为市场经济。

八月二十八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同时要认真清理以国营、集体公司为名的私人投资企业,严格划分所有制性质。

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徒然逆转,治理整顿的走向让我忧心如焚。那时,政策与刑法往往界定不清,在私有财产的权属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李鹏为首的极左分子一手遮天,那么投机倒把和“化公为私”的罪名很可能扣在我的头上。

中国大陆的官倒有一大特色,“老革命”往往不出头露面,甚至有的压根儿不知内情,而他们的子女亲属则利用老子的威权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太子”能量的大小,往往与老子官职的高低成正比。抬轿子、拍马屁、投其所好以至行贿,是各级官员自保和升迁的法宝,也是专制社会约定俗成的潜规则,由此衍生出官官相护、沆瀣一气、相互方便的帮规。中共组织部一直遵循陈云的指示,要让喝延河水长大的一代执掌政权。

这些社会阴暗面,我看得很清楚。如果我和公司一干人全是草民百姓,那么投机取巧参加全国钢材定货会,把半计划价转成市场价牟取暴利,给安个投机倒把的罪名那是易如反掌。我机关算尽,想好了应对之策。

审讯采用了各种方式,有时一天提审三四次,甚至深更半夜也叫起来,所审的问题往往周而复始。我是“老运动员”,洞悉个中奥妙,便以不变应万变,其中编造的部分已倒背如流。

不出所料,首当其冲是投机倒把问题。我依照预定方案,首先把李鹏的留苏同学、冶金工业部戚部长的小舅子何延生这个人脉关系和盘托出,厦门市计委有关求援钢材的行文批复也据实相告;其次,我用冶金部已加价返利的事实驳斥了对我投机倒把的指控。

让我不曾料到的是,有关投机倒把和暴富问题只提审一次便戛然而止。

中国大陆的真正统治者是打江山坐江山的一代及其后人,戚部长自然属于喝延河水长大的一代,是统治阶层的一员。既如此,谁还敢在统治者头上打主意呢?!如果确是李锡铭亲自定夺,自然也会到此为止,免于追究。

偷税的问题当然存在,但是比较而言,我在厦门开元区还是利税大户。对交税的态度我是折衷的,我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愿意纳税,但也不愿做纳税模范。中国大陆的公司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不偷税的凤毛麟角,而不行贿则无法生存,差别只在多与少的不同。但是这类问题若没有熟悉内情人的举报,几乎是无从查起的。于是,我索性不承认有故意偷漏税行为。

至于行贿问题,我坦言请客送礼是常事,但绝无重金行贿问题。

平心而论,在六四之前,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并不严重。那时人的道德操守和社会风气还远不像后来那么败坏沉沦。当时最普遍的不正之风只不过是请客送礼,部分下层官员采购时会拿点儿回扣。我与冶金部做生意获利多多,但是冶金部的各级干部若以现在的标准衡量,可以说个个两袖清风。送的礼品无非是烟酒糖茶和地方特产,以及用等额的外汇券交换等额的现金,以便他们买家用电器和出国时私用,而且数额仅有千元左右。厦门的官员也如是,只是请客吃饭较为频繁。

蔡预审对我的态度极为不满,多次申斥我、威胁我。但是,他自知苦于没有证据,只好无可奈何地威胁说:“我们正准备内查外调,希望你不要心存侥幸!你若拒不坦白交待,到时你会后悔的!”

老实讲,如果警方一定要鸡蛋里挑骨头,忠实执行李鹏叫嚣的那一套,那么通过内查外调,在经济问题上抓治罪的把柄并不难。

传单问题似乎也是重点,但我断定警方手中并没有物证。于是,我把编造好的、已能倒背如流的故事反复讲给蔡预审听,并坚称对传单内容已记不大清楚。反复多次,榨不出什么油水,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至于段永基的问题,依然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在炮局的讲述。我坚守着道德底线,对已外逃的人实事求是,对未离境的则要么加以美言,要么避而不谈。直感告诉我,警方对我刻意“美化”段永基感到满意。也许四通集团毕竟属于海淀区的明星企业,万润南一行逃亡后,段永基似乎在四通已属不可或缺的人物。

除此之外,一切都不必隐晦,实事求是供述即可。在万润南组织“凯旋在子夜”的谋划中,我连个配角都算不上。

还有一次提审,蔡提出了一个似乎与案情无关的问题:“你怎么评价邓小平?”

我略微思索一下,答道:“邓小平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功不可没。”我本想接着说赵紫阳、胡耀邦是邓的左膀右臂,同样功不可没,但迟疑片刻欲说又止,转而继续说:“但是很遗憾,邓小平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如果邓小平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凭他的资历和权威是完全可做到的。如果他同样成功地进行政治改革,他就是中国的华盛顿!”蔡预审认真记录,破例地点点头露出了称许的微笑。

我对这次提审曾经有过疑问:蔡预审员不可能越权提问他本不该提问的问题,那么是谁授意他提这个问题的呢?

尽管我身陷囹圄,通过五个多月的切身感触,我既看到了黑暗、腐败和残暴,也感受到了社会在进步。今天,毕竟法治已初见端倪,与朕即国家、朕即法律的文革时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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