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吴国光新著《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
摘要
本文评析了近十年来几本主要讨论资本主义、帝国、专制、民主和全球化关系的书籍，资本主义和帝国共同建构和扩张主导当下的世界体系，民主与资本主义和帝国的结合导致民主正在消亡，而中国专制国家资本主义帝国的崛起正在加速这一过程。结束当下世界体系，才可能保护目前的民主形式，全球化使民主已经不可能只在一国或数国存在，只有建立全球民主才能根本解决民主的危机，并实现民主的潜力。建立全球民主需改革目前的代议制度，实现民主内部平等，消除特权，实现经济民主；专制国家人民争取实现不同场域的民主；同时改革目前的国际体系。
关键字：民主，资本主义，帝国，专制，全球化
作者简介：邵江博士：独立学者和西敏大学民主中心访问讲师。研究兴趣：政治和媒体、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民间社会、民主、国际人权法。出版书籍包括Citizen Publications in China before the Internet （《中国在互联网之前的公民出版》）（Palgrave，2015）等。
Dr SHAO Jiang
Visiting Schola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CSD)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32-38 Wells Street, London W1T 3UW,UK
Crisis of Democracy In the Era of Global Capitalism
Dr SHAO Jiang
Abstract
The article examines several book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m, empire, authoritarianism, democracy,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past decades. Under the domination and expansion of current global capitalism and empire,, the democratic capitalism and democratic imperialism are leading to the demise of democracy, that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t empire is accelerating this process. Only by ending global capitalism and empire will protect the current types of democracy. Globalisation has made it impossible for democracy to exist in only one country or several countries. Only by establishing global democracy can fundamentally resolve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fulfill democratic potential. The global democracy requires fundamental reform of the representative system, realisation of equality within democracy, the elimination of privileges, realization of economic democracy; people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striving to achieve democracy in fields; reform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words: democracy, capitalism, empire, authoritarian, globalisation
千禧年后讨论资本主义、帝国、威权、民主和全球化著述不少，本文介绍近年来从不同角度研究与此问题最相关的四本书，《红色全球化：从史达林到赫鲁雪夫苏联冷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权力、利润和权威：美帝国扩张的历史》、《资本主义如何结束》、《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反民主的全球化》）。然后重点以《反民主的全球化》）（这本书（Wu，2017）中文版正在翻译，尚未出版，根据作者翻译的书名是《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下文简称《反民主的全球化》。本文参考作者提供这本书第一章的翻译草稿，感谢作者和译者。）为线索，讨论民主的危机和出路。
奥斯卡·桑切斯-西伯尼的《红色全球化：从史达林到赫鲁雪夫苏联冷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学》（Sanchez-Sibony，2016），主要讨论了苏联模式的全球化。苏联阵营不仅依靠意识形态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也不放弃任何贸易机会与印尼、印度和许多非洲国家以资本主义原则交易，牟取经济利益（Sanchez-Sibony，2016：215-235）。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苏联也增加了与西欧的贸易往来（Sanchez-Sibony，2016：98-101，198-92，206-7）。
最有讽刺意义的是二战后不久，美国转而扶持曾经属于轴心国阵营的西班牙佛朗哥军事政权，将其作为与苏联对抗的军事基地。60年代初，西班牙煤炭工人大罢工使佛朗哥政权面临倒台，赫鲁雪夫默许苏联阵营的波兰向西班牙出口煤炭，帮助佛朗哥政权苟延残喘维持到他生命的终结（Sanchez-Sibony，2016：2）。美苏对西班牙法西斯政权的扶持揭开冷战意识形态的迷雾，对立阵营在争取各自霸权最大化的同时，同时以资本主义的规则争夺世界。苏联自诩为工人阶级政权并支持世界工人阶级解放，实质以扩张帝国的霸权建立了红色的全球化体系。虽然本书未直接阐述冷战结束后前苏联阵营的状况，但是从逻辑上不难解释为何这些前共产党国家的许多官员都迅速转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贵。从截止当下的所有共产党国家历史轨迹而言，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建立了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世界体系，这些共产党国家以发达资本主义为赶超样本，冠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名称，建立了以国家资本主义促成快速工业化的红色帝国体制或依附于红色帝国的体制，与其他新老资本主义帝国竞争。
菲力浦·戈卢布的《权力、利润和权威：美帝国扩张的历史》，讨论了美帝国在扩张中形成了它的帝国霸权模式（Golub，2010）。从十九世纪，美国伴随英帝国的扩张，继承英帝国领土和资本扩张的模式，成为一个区域帝国。二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两个超级世界帝国，将许多国家纳入冷战对立的两个阵营，争夺全球霸权。美国将冷战结束视为重申和扩大其帝国权力和权威的历史机遇。然而，美国也不得不接受全球化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已经改变的世界格局，西方统治时代现在正在缓慢结束（Golub，2010）。
美帝国的经济扩张和发展掠夺（Golub，2010：12-5），延续着英帝国针对占领民族或弱国的奴役。通过帝国强制和武力对土着人民灭绝，同时美国也以等级和不平等建构着新的世界秩序，正如十九世纪英法政治哲学家约翰·密尔和托克维尔为帝国殖民、暴政和专制所作的辩护，自十九世纪时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欧洲“文明人”，实施对世界其他五分之四“野蛮人”的奴役（Mill，1859）。因此，民主帝国以暴力、暴政和专制扩张和殖民（Golub，2010：29-31）。欧洲向海外殖民输出的是帝国的绝对权力，而美国内生暴政，不断扩展到大部分国内管辖空间，固有的定居殖民规划是以种族和文化差异为原则的扩张（Golub，2010）。这也解释根植于美国内部的种族不平等，对外扶持其他国家亲美帝国的专制政府，或将其他弱国作为自己的附庸。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的《资本主义如何结束》，主要从美国和欧盟资本主义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趋势（Streeck，2016）。施特雷克强调在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之后，没有任何政治机制能够逆转市场自由化，其后果是自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强制结合正在破裂。资本主义正经历五个方面的危机：增长减少、寡头统治、公共领域萎缩、体制腐败和国际秩序混乱。从历史上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只有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可以相比，这些弊端不会治癒.资本主义的自由赌注直到最终灭亡（Streeck，2016：72，233）。
施特雷克讨论了民主资本主义作为政治经济体为了保持正常运作，需要有规则的经济政策，保护市场规则和财产权利，这些权利体在宪法中有所保障，并设置政治任期限制；而与此同时独立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免受选举压力；如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委员会、欧洲法院等机构，在这些机构任职人员不必担心定期选举对这些机制的影响。民主资本主义中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构成了两个相互冲突的原则，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与公共利益、经过确认的民主政治权利以及在共同体中多数决定原则相互冲突（Streeck，2016：75，83，85，143）。自二战后，民主和资本主义大约彼此融洽了二十年，从1970年以后一直处于紧张和冲突中（Streeck，2016：93-4）。
与上面三本书角度不同，吴国光的《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反民主的全球化》），始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其影响，探究更普遍的全球资本主义、民主、威权之间的关联（Wu，2017）。（《反民主的全球化》使用authoritarian 威权或authoritarianism 威权主义，政治学对专制和独裁有不同的分类，absolutism，authoritarianism，autocracy，despotism，dictatorship，totalitarianism（Heywood，2015）。本文有时也将authoritarian 翻译为专制。）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中国专制制度经济政治的崛起对民主的威胁是本书的重要线索。（《反民主的全球化》特别注意到千禧年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后，中国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影响，施特雷克未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反民主的全球化》成书过程见作者接收的采访（吴国光，2017）。）这本书提出了与此相关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福山将冷战结束的时代定义为历史终结，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解释为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双重胜利（Wu，2017：57，278），其后果是放弃抵制资本主义主要特征自由市场，抵制市场自由的终结被解释为抵制民主的结束（Fukuyama，1989）。在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后，《反民主的全球化》反驳了“历史的终结”的结论，认为当下时代仅仅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而不是民主的胜利，相反恰恰是民主的衰退和专制回潮或上升（Wu，2017：57-9）。作者将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归纳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将冷战之后我们所处的时代定义为资本主义胜利的全球化（Wu，2017：3）。
其二，《反民主的全球化》也反驳了专制国家的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这种流行观点，全球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发展，不必然带来专制国家的民主化。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阻碍了专制向民主的转化，民主国家的继续民主化也被全球资本主义胜利所蚕食（Wu，2017：278）。全球资本主义通过投资和资本流动，所有国家更将重视效率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唯一衡量标准，民主国家因此也越来越忽视公民权利和公共福祉（Wu，2017：282）。
其三，冷战时期共产党政权以指令经济模式反对市场模式，冷战结束的全球资本主义，没有一个国家，未垮台的共产党政权中国和越南自然在其列，连北韩和古巴也都不反对市场.全球资本和霸权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发展中威权国家，这些国家以国族主义抵御西方霸权，同时以这种意识形态抵抗民主（Wu，2017：62-8，285）。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抵御民主，主要依靠的不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对全球资本主义施加影响，以此为杠杠影响民主国家。
其四，国家和市场的结合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胜利的主要特征，这导致了政治威权主义能够更有效驾驭流动的全球资本。民主国家在政治和制度上却反而向经济化和公司化转变，更加依赖资本主义，同时民主制度的本地化，不能逾越自己主权边境的限制。这种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制度听命于全球资本，全球资本听命于强大的专制国家，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下的逆向依赖关系（Wu，2017：16）。
基于以上四个特征，《反民主的全球化》提出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三重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民主的危机，更是全球治理的危机。这本书主要分析了导致这些危机的三个因素：全球资本主义胜利使国家和市场的关系重组，全球资本主义要素重组以及加剧不平等和社会分层，民主与专制以及帝国和资本主义连袂，其中包括中华帝国的崛起与全球专制资本主义的关系。基于对《反民主的全球化》三个因素的分析，本文评析了《反民主的全球化》解决民主危机的方法，提出了解决当下民主困境的不同路径，即建立全球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可能。
在评析《反民主的全球化》之前，首先对描述世界/全球体系的两种语境和范式，即华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世界资本主义和吴国光的全球资本主义辨析如下。就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中追求资本积累的最大酬报（Skocpol，1977），华勒斯坦在冷战期间总结的世界资本主义于冷战结束后全球资本主义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但是，全球资本主义是在苏联阵营共产主义的垮台以及同类经济类型模式如中国指令经济转型后发生的，而其对立的西方国家从二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后到冷战后期大致实施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市场转化为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就国家于市场的连袂而言没有差别。因此全球资本主义比华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所描述生产和市场跨越国家边界更加有效。全球帝国和专制掘起为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提供了全方位扩张，形成了市场对几乎全部国家的占领（wu，2017：11）. 华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主要研究对象是西方帝国和它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世界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描述的重点区别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阶段。华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基本忽略政治制度不同将世界从经济分为为核心、半边陲和边陲地区，资本主义动态发展导致这些区域的变动在世界体系的变动（Skocpol，1977）；而全球资本主义不仅仅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而且导致于之相联系的政治制度之间相互重塑，同时将劳动力塑造为“经济人”，改变其身份认同、文化归属和社会结构（Wu，2017：18-9）。
全球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市场关系
《反民主的全球化》第二章全书的理论部分讨论了全球资本主义在制度的四个特征：所有国家都使用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全球资本主义与民主国家制度间的分裂、国家层面的混合经济与治理不善的全球市场，前两个特征决定了后两个特征。作者回顾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实践，演化为当前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国家的部分实践（Wu，2017：10）。
冷战期间，西方国家和华约阵营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角色不同。华约和中国，政府为经济下达指令，市场由政府控制，而西方阵营更倾向政府部分计划于市场调节结合的经济模式。冷战结束后，对立双方都采用市场与国家结合的政策，这成为无论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在经济上的共同特征。前共产党国家也摒弃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市场对立的实践（Wu，2017：39-41）。在民主国家中，从1970年代末，典型的模式是英国通过对公共企业的私有化，由此主导发展。1970年代开始民主化的国家，也多使用这种模式。按照新自由主义释义这种市场的胜利，并不意味国家的退却。从这个意义而言，新自由主义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和国家的结合。国家角色转化为市场的仆人，国家围绕市场组织生产，是市场的合作者。包括新自由主义宣导的私有化至少在理论上是追逐物质利益而不是汇集于公共利益（Wu，2017：6，38，50）。
那么是否存在不受国家控制的纯粹市场经济？或者按照哈耶克的理论完全依靠价格市场自动调节，减少国家干预或完全不干预的市场模式？《反民主的全球化》评论哈耶克的主张是市场乌托邦，其原因是全球资本的运行远远超出哈耶克论证价格对市场的调节（Wu，2017：214）。
哈耶克的市场乌托邦和其后的新自由主义推广衡量制度成功的标准：既不在乎制度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只在乎制度的经济表现。全球资本主义下，无论专制还是与民主国家，都实施新自由主义重经济表现的政策，既不同程度地放松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塑造经济国家，国家在不同程度的企业化，对内强调权威、等级、纪律、甚至以镇压保障这种国家机制的运转；对外这种经济国家更受到全球性竞争的驱动，牺牲各国劳工权利，无视全球公共利益（Wu，2017：53，64-8）。不过《反民主的全球化》未进一步说明哈耶克主张的市场乌托邦与民主的关系，这种市场带来的自由是谁的自由和谁被奴役。
对哈耶克而言，自由市场可以保障自由。无视保护自由市场之上的所谓的看不见之手实际是财团、权力或两者的结合。在民主体制下，这种权财联姻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威权体制对这种权财结合缺乏制约，导致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完全缺失。哈耶克进而提出了保护市场自由需要限制民主程序，实施标准的律法统治代替民主，（律法统治代替民主与威权话语有不少重叠（Selwyn，2015）。律法统治代替民主（Hayek，1979：3，38-40，65）（demarchy instead of democracy）。哈耶克的律法统治对公民选举和被选举资格有严格的限制，只有45岁以上才有这些权利（Hayek，1979：112-4）。）他主张将私有产权作为自由的最高要素，取消工人自组织（工会），哈耶克所称的自由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是保障资本流动的自由，是垄断或寡头的自由，中央银行更是隔绝于选举的压力以及同级机制的制约（Streeck，2016：74-5），同时缺乏透明度和对其问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体现不仅仅是避免资本家，尤其是金融业者的压力，还更透明，独立性不是拒绝同级同级机制的制约（包括代议制度有效制约）。目前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问题恰恰是财团和大企业对中央银行有更大的影响，同时缺乏透明，这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最体现中央银行的问题，中央银行为大企业（许多是私有公司）纾困（bailout），纾困将大企业的钜额债务延后或转嫁，更加剧民主的危机和社会正义的缺失，同时将经济置于衰退和更大危机之间徘徊。参考Streeck （2016）。）于是独裁者皮诺切特时期智利的经济发展和市场成为哈耶克视的现实楷模（Selwyn，2015）。自由市场从未必然通向所有人的自由。哈耶克主张国家权力退出市场，在专制尤其是极权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民主体制下，国家权力也无法阻止垄断或寡头的形成，最终这种市场形成束缚和强制，既损害制约机制，又减损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
在全球资本主义下，哈耶克的主张使掌握巨大资源的专制政府成为市场的有效看门人，而无论专制还是民主制度，都在经济上保障全球资本流动中有实力的本国大企业或寡头，包括不受社会监督和制约的银行系统。民主国家为保障在国际经济上有竞争能力，使基本的民主原则停摆，政治上对平民压制，使民主对资本限制最小（Wu，2017：71-2）。因此哈耶克的自由市场乌托邦是企业或寡头自由剥削，市场被资本和国家左右，同时压制民主的实践或蚕食已有的民主，大部分公民的自由也被压制。
全球资本主义下，新自由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占上风（Wu，2017：297-8）。哈耶克和其后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始于撒切尔（Thatcher）时代英国的主要经济政策，其后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模式，公共物品私有化的趋势遍布全球。而将公共物品私有化的市值计算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作为这种经济政策的成果。公共物品的经营成为私有公司或名义为国营公司的专利。这些部门也包括银行系统，无论经济增长、停滞、衰退，它们都获利，加之投机商业使银行、金融不断增加负债，信用部门失信。在金融危机时，国家帮助挽救金融、银行业和大企业免于破产，转嫁为全民买单，而这些行业继续控制经济，与此相关的精英继续获利。
《反民主的全球化》也讨论了在威权国家资本主义贪得无厌的利润攫取和无法约束的资本积累，求助于国家干预，从而导致了威权更全面集权（Wu，2017：26）。凯恩斯和哈耶克试图在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争论之间是否国家应该干预市场，在放任和管制之间摇摆，着眼点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有效性，而不管或无视这种经济模式是否减损民主。
全球资本主义要素重组以及加剧社会分层的不平等
讨论了全球资本主义胜利的国家和市场结合后，《反民主的全球化》从第三到五章分别讨论全球资本主义和在国家和市场结合重塑构成资本主义的主要三个要素资本、劳动力和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生产/销售与消费之间，也包括资本与资本之间、劳动力与劳动力之间、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第六章讨论了全球资本主义中国家和市场的结合以及要素重组的后果，如何既加剧不平等又增加社会分化。
全球资本主义包括主要三个要素资本、劳动力和消费，《反民主的全球化》论证了在全球资本的运动，形成资本日益集中和协调，劳动力分散和分割，消费者标准化和原子化；全球资本越来越庞大成为巨人而得到国家的背书，形成对劳动力和消费的支配作用，资本与劳动力和消费者形成了不均衡的权力关系，劳动力分散和分割以及消费者的原子化使集体行动更加困难。国家与市场的结合主导了消费者，资本在塑造和限制消费世界有决定性的力量（Wu，2017，19，200-1，232-3，239-40，297-8），同时进一步由消费市场的全球延展和消费主义的全球兴盛把人类变成了“经济人”。
而资本形成垄断，更强化了资本的主导作用。资本与资本之间全球竞争并未阻止资本形成垄断，垄断已经变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常态（Wu，2017：17，84）。这种垄断不论是以垄断、双头垄断、还是寡头垄断的形式出现其主要原因是适用于全球化的市场规模（Wu，2017：135）。全球资本主义和生产冲破了地缘政治的界限和国境（Wu，2017：82）。同时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则通过组织、网路和技术更新而得到加强（Wu，2017：84）。
与寡头和垄断的资本主义对照的是，劳动力或工人阶级的碎片化，从而固化了劳动力在全球化结构中被压迫的地位。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民主国家，这种迁徙导致他们原来具有的社会资本的流失以及政治能力的下降，这些迁徙工人既更缺乏保护，也更困难进行集体抗争（Wu，2017：159-60）。像中国境内存在大量迁徙工人，他们的处境也类似国际迁徙工人的状况。同时，由于资本的流动和垄断化，也导致了工业化民主国家本地工人处境的下降。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些民主国家的工人和其他第三等级赢得的政治权利，既莱因哈德·本迪克斯总结的“出卖劳动力的穷人变成了公民和在政治过程中被承认的参与者（Wu，2017：19），但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下，这些已经被承认的参与者的参与的能力以及参与范围正在缩小。现在马克思资本论工资关系背后隐藏的资本剥削更不容易看到。大量的零工时合同、”灵活“工作职位和虚假的自营职业，导致工人阶级经一步散沙化，他们更容易被雇主和猎头公司盘剥。（社会契约的物质主义化需要两个条件，通过国家与国家和市场连袂、以及政治压制使全球化市场机制下（这类）雇工方式的实现（Wu，2017：284；Burton-Cartledge，2018）。）这种盘剥如拖欠工资、超工时不支付或少付工资、拒绝支付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被任意解雇，即使在民主国家的零工时合同工人也越来越困难得到赔偿。（雇主一般都可以请得起有经验的律师，雇工即使耗费时间自学或获得免费的公民谘询，与雇主的律师难以匹敌，而雇工愈来愈困难获得法律援助，如果是通过猎头公司的雇工处境更加脆弱（O’Connell，2017）。）
《反民主的全球化》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重组资本、劳动力、消费的后果，社会分化加大，财富分配继续严重失衡，全球范围缺乏经济正义和不平等的增加挑战民主。这本书提出资本的垄断导致小企业萎缩对消弱劳工的权利和对工人的贫困的作用更大，而专制国家政权操控资本造成更为集中的垄断，导致贫富差异更大（Wu，2017：165-8）。资本垄断的后果使民主国家在财富分配也出现与专制国家类似的现象，贫富差距加大，相对贫困化人数增加，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社会阶层不平等增大，其结果损害了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尤其消弱了下层和贫困阶层的参与能力。全球资本主义阻碍了威权政体的民主化（Wu，2017：217-7，297-8）。
从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分层，包括垄断或控制国家权力以及拥有资本操控市场，《反民主的全球化》将全球社会阶层划分的三个世界，第一个世界包括民主国家经济精英和专制国家的统治阶层，全球北方世界公民属于第二个世界，第三个全球南方的人民（Wu，2017：273-6）。
第一世界包括民主国家经济精英和专制国家的统治阶层，全球资本主义胜利导致民主国家这些精英在全球的牟利，忽视民主国家内部居民的基本偏好，经济精英利用财富、权力和特权赢得全球市场和空间牟取自己的利益，反对建立机制内部民主机制透明，在更坏的例子是他们以金融权力劫持民主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如同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国家的政府沦为大公司的代理人（Wu，2017：272）。作者分析的第二个世界是北方国家的公民，他们是第一个世界制定的游戏规则中的失败者。第三世界是南方国家人口众多的劳工，身受本地政治和商业精英以及国际资本的双重压迫（Wu，2017：273-6）。作者也说明第二个世界北方国家的公民也有第三世界劳工的类似处境，只是程度不同，虽然第二个世界的工人行使公民、政治、经济权利比第三世界劳工有更多的保障。第二个世界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工人不得不努力用他们的生存换取更好物质生活的可能，这种努力迫使他们成为“经济化人”（Wu，2017，233-4），而未工业化国家的劳工出卖劳动力只是挣扎于是否可以维持最低的生存。
《反民主的全球化》在劳动力的讨论中，说明迁徙工人和女工处境更恶劣（Wu，2017：162），这是作者尝试对他的全球三个世界分层的细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发达国家中的迁徙工人和南方国家工人接近全球社会结构的穀底，而南方国家少数族裔的女性处于穀底。除此而外，全球资本主义的种族歧视和宗教问题与阶级压迫形成更为复杂的现象。
北方国家的工人从1990年代后期很少关注南方国家工人或来自南方国家迁徙工人的状况，或认为这些工人是对自己工作和福利的威胁。（工会优先代表本国工人，个别情况选择地代表移民工人，多数情况无视他们（Alho，2013；Eurofind. 2007；Connolly，2012）。）这也解释了英美老工业区白人工人多数倾向投票支持支持限制移民。全球化中有更复杂的社会分层，北方国家压制和或与资方合作限制集体谈判和工会，使工人运动碎片化，许多白人工人在右翼政党中排斥移民的言论中发现他们利益受损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不乏法西斯或新纳粹，而追随者和代言人互动强化这些民主国家内部的法西斯倾向。（大不列颠优先组织英国独立党的言行，参看乔·考克斯谋杀案和其他针对移民的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和极右翼组织的类似言行。欧美其他民主国家都存在类似现象。）多数右派排斥移民工人与大量左派保护本国工人忽视迁徙工人权利不谋而合。一些原南方国家已经归化为北方国家国籍的公民也支持限制新移民工人，阶级问题和种族问题交织强化了全球的阶级压迫，尤其是对底层的压迫。（在代议民主的北方国家中，老工业区资本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南方发展中国家，这些代议民主老工业区资本产业工人大量失业，生活水准下降。代议政党无论左右都主张对移民工人阶级的限制获得了北方民主国家老工业区工人的大量支持。在英国脱欧公投和之后的主要议题转为限制移民，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将选票投给种族主义代言人川普。凸显白人工人阶级反对移民工人阶级。阶级或阶层与种族交织是使工人阶级内部差异加大。）同时，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宗教团体了更使工人分化增加。（以贝尔法斯特工人阶级分化为例（Munck，1985）。）这也解释了为何全球工人联合争取解放的障碍如此巨大，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发达国家工人阶级运动的衰落，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碎片化，国际工人运动的土崩瓦解。
《反民主的全球化》援引1965年的资料显示，说明增加的贫富悬殊以及加剧不平等的社会分层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基本特征（Wu，2017：247），解释民主机制失灵源于中产阶级数量的缩减是主要原因，中产阶级数量的缩减进而导致民主机制的失灵。虽然作者引用种族弱势阶层参与政治的能力以美国非洲后裔为（Wu，2017：274），但是没有进一步解释阶级、种族、性别、宗教构成非常复杂的社会分层如何在扩张的全球资本主义下，世界工人阶级的分裂和工人运动消退与代议民主的功能下降几乎同时发生。民主依赖一个人口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基本假设，他们是支持代议民主模式的主要阶层，中产阶级被动的选票成为防止阶级冲突的缓冲地带（Wu，2017：274-5）。（另一个说法是在专制社会中产阶级增多，具备民主转型的基础，但像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是专制的附庸，其他专制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中产阶级增加不必然导致民主转型，许多情况，民主可能带来中产阶级丧失在专制下对底层的特权，或民主转型的动荡，都使中产阶级沦为专制的维护者。左右的划分也见Bobbio，Bobbio认为极左和极右都会导致专制，前者是共产主义极权，后者是是法西斯，只有中左和中右是民主的（Bobbio，1996）。这大约是中产阶级理论和中间道路盛行的另一个来源。历史上中左和中右反对民主不少见，在二战后，民主国家许多时间中左如Tony Blair和中右如Margaret Hilda Thatcher上台，但是他们是国族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违反民主的基本原则，保留代议民主中对特权的制度安排、发动帝国战争。）
民主资本主义的模式从二战后的二十年内以福利社会和增加工人工资作为缓冲阶级冲突的方案，并未消除阶级不平等、压迫和特权问题。使用中产阶级的语意看似缓解了阶级冲突，而并未解决阶级之间不平等和特权问题。中产阶级其人数在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并未在本质上未改变民主资本主义中特权和阶级压迫结构，而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对民主中的特权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的不平等有根本性的质疑。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扩张与专制结合更加重阶级压迫和种族歧视，并固化了性别不平等。
民主、专制分别与资本主义和帝国连袂
冷战后所有共产党国家如中共党国专制的经济模式从单一国家指令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主导与市场混合的资本主义。（史达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国的特征是国家资本主义（Dunayevskaya，Raya，and Eugene Gogol. 2017）。也见对这个时代共产党经济政治制度的争论Corrigan，Philip，Ramsay and Sayer，1981）。
资本主义与政治上截然不同的政体民主和威权结合，构成不同的两种政治经济模式，民主资本主义和专制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使民主功能萎缩，同时使威权扩张。当民主资本主义与帝国的结合，争夺全球霸权，实质与专制帝国的扩张逻辑相同。民主其对立的资本主义和帝国的结合，最终使民主濒临死亡。
在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框架时，《反民主的全球化》辨别了四种反民主特征：国家市场关系的形成，经济国家的崛起，全球资本主义与在国家内部的民主脱节，全球自由市场与国家的混合经济之间的分裂（Wu，2017：10，80-1）。这四种减损民主原则使全球资本顺利扩张，既压制了民主国家的民主机制（Wu，2017：278，293），又阻碍了威权国家的民主化。同时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连袂的公司模式采用自上而下威权、剥夺自下而上的民主，建立强大的全球公司、连锁店、零售业巨头，如同沃尔玛和资讯技术制造业的巨型跨国企业（Wu，2017：61）。不过这些跨国公司与跨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相比还是略输一筹，尤其是大量迅速进入全球两千强的中国党国企业。《反民主的全球化》论证了全球的政治威权方式更加有效的执行市场力量，政治压制使金融扩张更有效（Wu，2017：93-4，284-5）。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政府控制的银行与在地国家金融公司或银行的合作，成为重塑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兽。
在全球资本主义下，民主资本主义体制中以资本为主导使民主原则被架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缺乏约束全球资本主义的全球政治框架，以经济表现和吸引资本衡量政绩，（民主国家议会辩论也常见这类问题。也参看《反民主的全球化》（Wu，276-7）。）导致了民主制度内部制约机制包括问责制和选票逐渐失去约束力，同时也强化了资本市场力操控民主。其次，由于缺乏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制约，民主和专制两种制度分别与全球资本主义结合，代议民主国家的有限民主被止于边境，而威权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基本不受阻碍在全球畅通无阻，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下的专制优势和民主劣势（Wu，2017：59，282-6）。再次，由于代议民主资本主义上层官僚机制和特权阶层缺乏对社会（尤其是中下层）的透明，更不用说对上层官僚和特权阶层的制约，这导致民众参与度下降（Streeck，2017）。这种民主资本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下不仅不能消除特权问题，反而使不平等加剧，同时加剧现有民主制度下与阶级压迫，以及与之交织的固有问题的恶化，如种族主义上升和宗教不容忍的增加，这导致在更多方面忽视公共利益，并减损人权和保护社会正义的机制。（英美种族主义上升和宗教不容忍增加（Taylor，Matthew and Hugh Muir，2014；Levin，2018），全球种族主义复苏（UN experts. 2018）。
《反民主的全球化》也提出了民主面临的种族问题（Wu，2017：279，281-2，287，297-8，315）。）
全球资本主义与威权机制的日益密切结合和扩张使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原则更加无能。从1960 – 70年，发达民主资本主义向拉丁美洲扩张资本主义，与当地的威权结合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周边发展威权资本主义（Wu，2017：77-8），对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形成阻碍。由于这些拉丁美洲国家经济规模小、一体化弱，各自对发达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性较强，因而这些威权体制对发达民主国家影响较小（Wu，2017：76-7）。但是中国帝国的扩张规模直接进入所有发达民主资本主义的金融和经济系统，与这些国家利益均沾精英阶层合作，间接或直接损害这些国家的政治自由和压缩社会场域。（中国在经济、政治、学术、媒体增加全球影响（Feng，2017；Campbell，Peter，Charles Clover and Patrick McGee，2018，Sahlins，2018；Carrico，2018；Graham-Harrison，2016；China Watch，2018）。中国政府以观察中国和研究中国发展为名在境外资助了许多机构，这些机构对中国政府的宣传不做鉴别，在智识上缺乏批判或直接背书中国政府的宣传，实际帮助中国政府扩大影响。）
全球资本主义反民主不仅体现在民主国家对威权体制的吸引力减弱，而且使许多发达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精英阶层广泛欣赏和实施威权主义原则，以此建立资源集中和管理高效率跨国公司，赢得全球竞争（Wu，2017：278）。
威权国家政府，尤其是中国经历不短时间的集权制度的的国家（比一般威权体制更全面有效控制内部社会、政治和经济），利用集中、垄断和操控资本、资源和市场，更有效在短时间创造这类威权跨国公司。而在代议民主国家的特权阶层劫持民主制度为己牟利，建立或强化保证各国精英均沾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G7、G8和G20沦为各成员国富人的代言人（Wu，2017：272）。）中共进入这种全球资本主义并成为其赢家，使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许多精英被网罗为中共党国跨国公司的利益链结建构的全球体系。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共党国体制比过以往所有反对发达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制国家或国家集团，对民主更有挑战（Wu，2017：272）。从2011年开始，中国加快对这些国家投资或收购这些国家大型企业甚至金融银行业，（近十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快速增加（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17；Weinland，2018）。）同时中国全球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每年都有高额贸易顺差，长远而言弱化这些国家的竞争能力。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向中国借贷，既加深自身的危机，更增加对中国党国体制的依赖。
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从1980年代以来面临更为严重的经济崩溃，一般很少注意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期以来一直疲于应付不断飙升的公共债务危机（Streeck，2017）。后冷战国家与市场的结合的经济国家特性，使全球政治威权更加有效的执行市场力量，以政治压制保障金融资本获利（Wu，2017：284-5），保障威权制度中和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精英获利最大。民主国家、全球资本和威权制度之间形成逆向依赖关系（Wu，2017：76-8）。规模较小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对威权国家的依赖，事实上，它们不仅尤其是对规模庞大极权国家依赖，而且也被全球霸权帝国所操控。
现有民主在民主资本主义体制的威权原则所蚕食。威权国家也从意识形态和宣传上更主动抵制民主（Wu，2017：287）。威权的意识形态宣扬权利只包含吃饭权和食物权，威权带来繁荣，这种意识被界定特殊价值和特色，如亚洲价值或中国特色，有了这种特殊价值和特色，其它价值都可以妥协或放弃（Wu，2017：279-80）。同时，由于专制国家的人民只得到自己国家被审查的资讯，而得到民主国家的新闻总是坏消息，于是结论是实际情况比坏消息还坏。反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动员是威权最有效的方法，于是民主被标示为西方价值，是虚伪欺骗人民的工具。尤其反对全球化的文化效应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普遍渗透（Wu，2017：288）。以此说明专制制度优越，成为抵抗民主的不容公开辩驳的教条和戒律。（中共对媒体、教育控制和塑造，见“七不讲”和“教育控制在党的手中”）
前文已经有讨论民主资本主义和专制资本主义两种模式，而这两种制度分别与帝国结合，形成民主资本主义帝国和专制资本主义帝国。撒切尔声称建立自由经济的强大国家，追溯的资本主义帝国是从工业革命到20世纪前主要欧洲帝国。（民主帝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Keane，2009）。）当代的民主帝国是美英模式，专制资本主义的帝国模式是中国和俄国模式。
《反民主的全球化》中对全球资本主义分别与两种政治制度民主和专制结合有不少论述，也论及民主帝国模式和在全球化的民主和帝国的关系，当民主有效对帝国有制约，当帝国成为主宰，民主无效（Wu，2017：308-9）。从根本而言，帝国正如资本主义一样与民主原则冲突。民主帝国的建构，在国家内部实施民主，在外部实施帝国，这种民主帝国的双重标准以及被霸权主导，在与专制国家或部分专制帝国的竞争中，对外的霸权标准与专制帝国并无两样，帝国和资本的利益优先，开始对内强化社会控制和压制，其历史久远的帝国模式与现代员警国家传统结合的民主帝国，与专制帝国在社会控制方面维护特权阶层和特定的社会分层逻辑一致。（从立法到情治部门实施对公民监控在英美等都有实例，麦卡锡、越战监控Edward Joseph Snowden 棱镜计划。直接对公民隐私、资讯自由权和示威自由权的限制增加（Doward and Townsend，2009；MacAskill，2016；Dearden，2018）。）
帝国体制的民主被窄化为特定领域和地域而不是普适。首先民主窄化为选票，而不是其他领域的民主化，强化内部所有非民主领域的威权，对外经济、军事、外交、情治、官僚制度，帝国霸权成为这些领域的主导原则。代议民主也成为帝国的猎物。其次，帝国原则整合殖民地或使其他国家经济作为帝国的附属市场，以劳动和资源掠夺建立帝国霸权的秩序。古老的帝国霸权与现代资本主义紧密结合。在内部，刺激帝国内部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优越和宣扬对帝国的忠诚，强化员警国家并减损公民权利，甚至民主帝国内部工人和工会组织也要求分享帝国霸权的巨大利润。（帝国内部工人阶级对帝国和内部本阶级和忠诚并存，但不意味着帝国内部工人阶级或工会支持帝国前殖民国和被帝国侵略国家的工人阶级反抗帝国或帝国公司争取权利的斗争（Petras and Veltmeyer，2012）。）再次，代议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经常是以人道干预、民主输出的名义对外扩张和争夺霸权，而对外战争的资讯和程式缺乏透明，战争造成的灾难和危机导致对帝国失望转为对民主的幻灭。
民主帝国被帝国霸权主宰，民主沦为帝国的猎物和遮羞布，如同社会主义和人民成为中共帝国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民主帝国与类似中国这样的专制帝国以解放和现代化为名的扩张和对其他弱小民族的压制和奴役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唯一不同是目前中共构建的中华帝国在文字上和地缘上与古老帝国有连续性，在宣传上自称临近地区自古就属于中国。
中共党国体制的中华帝国的轨迹相似混合了英帝国、苏俄帝国和美帝国十九世纪的扩张并实施殖民和暴政统治。从1949年到1980年，中共建构的中华帝国将占领的民族视为野蛮或落后民族，使用苏联帝国和美帝国类似的殖民同化模式，从文化灭绝到大规模杀戮。（最近两年中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建立大规模教育改造集中营，对他们实施经一步的汉化。1949年后，中国对内蒙古、西藏和东突厥斯坦的占领和殖民（俄尼斯？朝格图，2017；Seymour，2000，Beckwith，2011）。中共建构中华帝国视弱小民族或群体野蛮或落后，以“解放”之名占领和殖民。就扩张的中华帝国而言，一带一路有两种宣传功能，对内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对外是以共同可持续发展名义的殖民扩张（Stacey，2017）。参看中国一带一路官方网站和发展报告。
使这些被占领民族沦为在他们自己家园沦为少数民族。（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区人口统计数据。）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新一轮竞争中，中华帝国主要是利用全球资本和贸易流量挑战老牌帝国，尤其北京奥运会和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华帝国的投资和金融扩张模式。（近二十年中华帝国扩展可对比美国帝国的扩张（Golub，2010：138-142）。）几个世纪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帝国使人类付出政治、经济、权利、生态的巨大代价。
中共自我标榜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了民主国家的左翼；民主国家右翼在中共的市场经济或自由贸易又发现了自我，于是民主国家的左翼和右翼都把中共视为自己的属类，以此假想与中共党国为同道。当发生冲突时又直接诉诸国家利益解决冲突，争夺资本市场、贸易规则和霸权，帝国之间在多数时间以媾合处理分歧，在帝国逻辑中寻找共识，在少数时间诉诸武力解决，由于帝国都握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目前拥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其他四个国家，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北韩（UK Foreign Council. 2010），这些国家要么从属目前帝国体系的重要地缘政治国家，要么正在建构新的帝国。）人类的生存被帝国之间的博弈劫持，民主和基本权利更进一步被吞噬。
专制资本主义帝国和民主资本主义帝国竞争，国家资本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不是专制和民主之间的竞争，而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间摇摆，专制帝国和民主帝国的竞争更是帝国霸权之间的竞争。代议民主未能驯化资本和帝国，反而被专制与资本主义蚕食。在颠覆民主问题上，民主帝国和专制帝国殊途同归。
全球化时代的民主
《反民主的全球化》探索了在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超越国家与市场两极意识形态的全球治理方式（Wu，2017：315）。这本书认为民主帝国主义不能作为全球治理的模式，而只会在全球化中使冲突加剧，而不是解决冲突，同时加深民主和全球治理的危机（Wu，2017：308-9）。作者也同意政府间组织（包括联合国）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认为这些组织有明显和根本性的局限，同时这些机构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使基本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些国际机制在当前或更理想的状态都无法与全球资本主义在政治和治理领域相匹配（Wu，2017：306-7）。不过与全球资本主义最相匹配的制度是全球威权和裙带资本主义，这与《反民主的全球化》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同时保留相关民主的原则相矛盾。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与更新民主实践的内容和范围有关，具体而言是改变企业、公司结构、社会组织和国际机制的结构。
《反民主的全球化》提出了将民主嵌入资本主义消费和市场环节。方案是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消费者在购买消费产品的同时也购买生产厂商的股票，消费者持有这些股票可以从底层参与生产厂商的决策过程，由于普通消费者参与可以改变资本主导，预期可以制衡全球资本主义的金融力量。同时，消费者持有的生产厂商的股票超出现有专门保护消费者的团体，与劳工运动形成共同遏制资本主义的平台，普通消费者的民主决策嵌入了市场（Wu，2017：320-3）。
《反民主的全球化》同时也认为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方案是驾驭市场，而不是取消在工作场合的威权。但是作者这个消费者持有生产厂商的股票的模式只有建立在全球收入相对平等和没有政治经济寡头的条件下，弱势族群、被压迫的阶级和性别人群的众多消费者才可能持有跨国公司的股票，对公司内部事务知情和参与决策，成为跨越国境关注全球公共利益的团体。但是，在现有全球资本主义情况下，大部分财富仍然集中在全球政治经济寡头手中，社会下层分散的消费者即使购买了生产厂商的股票也无法与掌握巨大财富的政治经济寡头抗衡，由于普通消费者众多但碎片化，他们的收入绝大部分不得不购买食物等生存必需品，这不仅不能制衡全球政治经济的资本金融寡头结构，也不能直接控制人类新行业如人工智能和再生能源使之服务于全球公共利益，反而使普通消费者（主要是劳工阶层）更容易被控制，贫富差距将继续加大，社会中下层更加无力和相对贫困。
《反民主的全球化》反对公司内部工作场所的民主主要原因是认为这会导致资本主义失灵，资本主义失灵不是由于民主而是由自身运作造成的，不断的危机导致自我衰败（Streeck，2016）。资本主义失灵恰恰导致普遍倾向于威权主义（Wu，2017：314），正是民主需要吐故纳新，尤其民主恰恰应从微观工作场所的经济民主入手，以此改变全球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结构。
经济民主的经济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主资本主义中民主和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问题，使经济制度与政治民主一致。这样才能从公司内部控制威权，抑制全球资本主义操控市场。而全球的政治制度也只能建立在经济民主和经济正义之上的全球民主制度。目前工人在他们工作场所仅仅是出卖劳动力的雇工，被雇主和资本压制和剥削。在工作场所的经济民主，雇工直接参与政治和经济决策并分享经济所有权，逐渐转移公司的所有权为不同形式的公有形式，涉及公共利益的运营必须透明，同时公司所在社区有参与相关决策的权利。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反民主的全球化》提出的普通消费者持股关注公共利益的目标才可能实现。（劳工参与经营有效保护劳工权益，企业内部更平等和民主，这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条件。社区参与经营也是保障社区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劳工或社区代表参与公司的经营，使他们不是自利的追求者，而是他们至少追求保护内部弱势阶层或地域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不限于某一个阶层或地域/国家或特定人的利益，公共利益不能为使一部分人获利，而减损弱势者权利，不能损害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也不能排斥无权者的参与决策。公共利益不能只由政府决定，公众必须有效参与讨论和决定的权利。政府所标示的公共利益往往是模糊的，在专制国家政府所宣称的公共利益是专制者利益，即使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对外贸易、对外战争涉及到精英集团的利益范围也标示为公共利益，在这一点上，专制国家和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是一致的，往往以保密为藉口拒绝公众要求透明。
公共利益不能减损弱势者权利，于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密切相关的实例如下。一国将自己环境废料运输到其他国家/地区，损害这个这个国家/地区的公共利益，这是祸害转移。中英政府安排香港主权回归，八十年代后期排斥香港人民参与决定权利和普选权利，这是损害香港人民的公共利益。发达国家企业去专制国家投资，限制当地工人权利和集体谈判，结果是更便宜的产品回销侵占发达国家市场，击垮本国行业，导致本地工人失业，这些企业既损害专制国家工人的利益，又损害本国工人的利益。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只代表本地工人，排斥移民工人权利，使移民工人缺乏保障，降低劳工标准，最终本地工人的权益也受到损害。）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割。二战后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在资本、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狭缝中局部反击，不能形成对经济制度全域改革。而民主国家的实践基本延续政党代议制，民主扩大的实践仍无法突破政党代议制的局限。工作场所的民主是直接突破代议的局限的一个重要方法。挪威从战后实施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必须是雇工选出的代表，这是经济民主的最低标准，这样才能保障这个国家在战后的贫富差距增长最小，同时挪威也是全世界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经济民主是保持劳工运动的动能和扩大社区参与的必要条件，同时才可能建立对企业额外的透明机制和监督机制。
社会组织包括跨国组织也需要实施类似的工作场所民主，使民间社会参与广泛的政治、经济、外交、环境的领域的决策。以联合国为例，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埃尼加·雷迪对这个跨国政府之间的组织最主要的贡献是将反对种族隔离议程引入联合国，保障族裔平等（Jerónimo and Pinto，2015：200），同时在联合国开辟非政府组织平台。但是这个平台上的非政府组织不是女权运动、工人运动和争取族群平等的运动本身，没有创造民间社会约束政府的平台和机制，尤其是的专制国家，联合国从本质上是一个以国家实力为基础跨不同政权国家的较量平台。联合国最基本改革是下面两个方向：保留联合国的联络平台，但将权力转移给世界所有民主国家和全球民间社会联盟，取消常任理事国；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纳入民主联合国手中，征收托宾税，将其税收的主要部分投入低发展国家的贫困人口，关闭避税天堂；同时对流入和流出专制国家的资金实施特殊监管，保障不减损专制国家底层民众的基本利益。
从人类已经实践的制度历史而言，民主优于各种独裁体制，一些部族、城邦、民族国家、联邦或邦联实行过最低要求的民主程序包括普选各级政府、限制政府权力、多数决定或多数授权统治、保护少数、法治保障多元族群和个人的表达、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在记载的历史中，与各种长期、连续的专制制度相比，民主是短暂和间断的。现代民主的诞生不过两百多年，它仍没有完成其必要的承诺，包括共同体内部平等，人人平等全面参与公共事务。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时代，现代民主正在频临死亡。民主是否存活已经不是一国的问题，退回一国的民主不可能独存，全球时代的民主必须是世界性民主。全球时代的民主生存需要完成它的必然承诺，结束等级、取消特权，结束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由民主主导全球时代，其途径是民主国家改革代议制、扩大民主，实现经济民主和改变国际组织的结构，同时专制国家人民争取不同场域的民主，全球民主共同体才能保障人人平等、自主以及公共福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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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5/29/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