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科隆中国民运大会资料之十一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叫做《关于中国秩序重建的思考》。关于中国秩序的重建，随着中共政权总危机的日益临近，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国秩序的重建问题。以下，我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粗浅思考，提出来就教于在座的各位。
我一共说三点，第一，是“中国已经到了秩序重建的历史关头了”，第二，是“我们准备好了吗？”，第三，是“中国秩序重建的前景”。
首先说第一点。
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特征，就是整个民族进入政治焦虑、经济焦虑、信仰焦虑、生存焦虑等等全面焦虑期，上至政治领导人、各类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缺乏安全感。
六四以来，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成长，没有能够建立获得全民族认同的精神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丧失精神凝聚力的背景上，丧失了基本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
于是，所有的权力、财富和荣誉都失去了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都经不起法律和伦理的拷问与推敲，因而全部失去了安全感。
1， 政治焦虑；2，经济焦虑；3，社会焦虑。
这种全社会的整体性的焦虑，实质上就是社会总危机的临近。中共统治这个国家七十年了，现在清楚的表明，现存的国家秩序已经不可持续。尽管中共把它的政治安全，也就是巩固政权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所有的施政都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来进行。但是极权制度对历史的天然反动性，是现有秩序不可克服的制度缺陷。今天中国走到这一步，没有人能够阻挡历史的前进，没有人能够维持红色帝国的千秋万代。
所以，这里的说的秩序重建，就是国家制度的重新构建。
接着说第二点：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这里说的准备，不是说大家在中国制度革新的时候准备回去接管政权。当然，在座的各位如果风云际会，历史赋予这个机遇，能够回国参与秩序的重建，这当然最好。上溯一个世纪，当中国发生制度变革的时候，很多留学欧美日的国家精英纷纷回国参与国家的重建。
我这里着重要说的是，我们在未来国家的秩序重建的时候，我们在思想上是否准备好了。也就是，我们对即将发生的国家制度的变革，以及向何处变革，是否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是否有了最大的共识。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各位，我相信有一个最大的共识，那就是推进中国的民主转型。也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理想，一个愿景，那就是实现中国民主化。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怎么才叫做实现中国民主化？或者说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是什么？我相信这是一个足以引起意见纷争的问题。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不仅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那么简单的一场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一场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我们今天来纪念运动100周年，我们应该思考这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涉及到中国知识界的新文化运动，给予了我们什么启迪？
我个人的体会是，首先，所谓的“思想解放”，就是因为禁锢得太厉害了，政治环境一旦宽松，社会思想随之活跃。北洋时期的政治环境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社会条件，所以才出现了各种思潮相互碰撞、争奇斗胜这样的一个思想文化现象。中国所谓几千年的文明，值得我们怀念的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时期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和北洋政府时期。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时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削弱了，新社会正在酝酿之中。就拿北洋时期来说，结束了二千年的大一统帝制，新的政治体制有待建立。辛亥革命以来所形成的地方政府自治的政治现状，社会呈现空前的宽松自由。也就是那么短暂的北洋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有史以来思想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那时候人民享有自由办报，著书立说，组党结社，集会游行这样的政治权利。到了北伐之后，威权政治建立起来了，人民的这些权利逐步丧失了。中共建政之后，就不用说了。总结100年的历史，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必然扼杀和禁锢思想，必然把言论自由视为敌人，一定不会有言论自由。
其次，100年前的中国知识精英，在面临国家制度革旧鼎新的历史时刻，没有做好准备，恰恰是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径，把全民族引入万劫不复的灾难。回想当年，在关于国家政体的建设方面的思想论争，主要有这么两大流派。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联邦主义，在地方自治，分权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国家；一派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主张建立强大的政党，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最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中央集权主义战胜了联邦分权主义，中国先是建立起了国民党的党国政体，后又建立起了共产党的极权政体。当然，这其中有苏俄介入的因素，也有孙中山出于个人政治私欲而投靠苏俄引狼入室的历史责任。但不管怎么样，在100年前，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接受了苏联模式，这应该是一个无法推卸的历史错误。之所以如此，除了政治短视之外，我想，大一统的国家模式深入到这些知识精英的骨髓里面，是一个思想的根源。
接下来说说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秩序重建的愿景。
既然要重建中国的国家秩序，那就一定要先打破现有的秩序。我们现在无法预测中国现有的国家秩序是如何被打破的。可能是一场社会总危机的爆发之后，也可能是由某个局部危机引发社会连续震荡造成现有秩序的破坏，也有可能是权力斗争引发一场宫廷政变，或者是台海危机、南海危机等引发的边患促成现有秩序的崩塌。总之，中国这个刚性的社会，任何一场危机都会引起现有秩序的崩溃。这是一个朝野共识。共产党人因为具有危机意识，才把维稳作为头等大事，才强调政治安全，政权安全。我们也知道危机随时爆发，就不知道这个A日在哪一天到来。
在现有秩序破坏之后，中国有可能会建立什么样的秩序呢？
如果军事政变的话，一种可能是建立起军事独裁政权，由某个军事强人对国家实行准军事管制，再缓慢过渡到文人政权。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中共对武装力量的指挥系统不可能出现军事强人。
宫廷政变的话，最可能的结果是“粉碎四人帮”的模式，迅速解决危机，政权由新的执政集团取代，维持社会基本稳定，缓和社会矛盾，重建原有的国家秩序，这种可能性很大。
从根本上打破现有秩序，只有在危机到来之时，民间力量和政权力量形成交汇，中央权力出现停摆，地方各级政权系统失序，这才是中国秩序重建的历史机遇。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苏联解体的模式，只是苏联解体没有经历过全民的参与和动员，以至于现在的俄罗斯其政治体制是一种后威权时代，可能还需要进行一场民主化的补课。
三国演义开宗明义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底是分好还是合好？检验的标准是国民的幸福指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说，统一是中国的历史趋势。但是有人说，分裂才是中国的历史趋势。因为自治自主才符合人性。但是长久的大一统国家思想的灌输，形成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的思维定势，总以为是国家越大越好，权力越是集中越好。国家疆域的大小与人民的幸福尊严画上等号。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把人类建立国家的目的忘记了。尤其是在当代，国家大小跟安全无关，跟人民的福祉无关。国民只有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享有做人的尊严，享有平等和正义，国家才有存在的意义。
未来的中国国家秩序重建，很可能是不会在现有的国家格局的基础上的重建。当现有秩序被打破之后，现有的疆域领土将不复存在。几百年来，边疆少数族都是在帝国开疆拓土的历史中被强有力的纳入中国版图的，现在边疆少数族所具有的强烈的分离意识，说明了几百年的统治并没有获得他们的国家认同，缺乏国家凝聚力。根据自愿的原则，他们一定会在未来中国秩序重建中分离出去。这不是谁主张国家分裂，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归宿，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接受这种结果。
最为理想的国家政体是汉民族为主体的联邦国家的建立。这种基本上由单一民族组建的国家共同体，符合汉民族数千年的共同历史，又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历史所形成的文化风俗的差异的现状，具有强大的国际凝聚力。在政治体制的构建上，各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享有合理充分的自治自主，实行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保证国家政治的长治久安。
前些年在海外的一些朋友也设计过未来国家的政体，也都不约而同的提出过实行联邦国家的政体。我觉得这是基于对中国百年历史的总结和反思的出来的结论。我基本上是赞同的，只是这些构想把港台澳蒙新藏也纳入大中华联邦之内，我则觉得不太可能。用强大的帝国力量整合的中华帝国，一旦帝国解体，反作用力同样也是巨大的。能够和平分手，避免战争已属上善。
国家的建立，应该是先有地方基层的政权，然后才有更大的省一级的政府，最后联合各省组成一个联邦国家，这是出于发展、安全的利益需要，是符合所有国民意愿的自愿组合。但是中国的国家建立，自秦开始，就是武力征伐，开疆拓土，然后统一天下，皇帝登基，建立中央集权统治，裂天下分而治之，委派各地官员，代皇帝管理天下黎民。所以两千年来无论谁家做皇帝，戏码没有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皇帝家的私产。到了现代，皇帝换成了某党，一姓变成了多姓，不过是变态的皇朝。只有建立联邦的国家政体，才根本改变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公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我想，中国秩序的重建，根本就在于此。
文章来源：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网站
2019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