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过去已经30年了,由于在发生“六四”的这块中国土地上,“六四”至今仍然被视为“反革命暴乱”,至今没有恢复真相,所以,“六四”还没有成为历史。六四30年来,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是,1989年5月20日宣布戒严了,为什么学生不离开广场?为什么成千上万、数十万人还不离开广场?离开广场了,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大屠杀。
事实上,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广阔沙漠中,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唯一的一块“绿洲”。1989年人们不离开广场,除了学生要求改变《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指责学生运动是“动乱”外,许多人一次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是为了呼吸言论自由的空气。1949年后,中国发生了两次天安门事件,我是这两次事件的亲历者。两次都是在大镇压发生前一、二小时的时刻,离开天安门广场的。1976年3月19日,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第一个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是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敬献的。从这天开始到4月4日晚上9点多钟,我每天都到广场,在晚上9点钟还借着广场的灯光在抄写贴在纪念碑上的一首诗《告别》,这一天我停留在广场的时间超过10小时。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远比1976年多,从4月16日到6月3日晚10点钟参加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我到广场大概有十多次,有时就只是去看一看,听一听广场人们的议论。
1949年后,在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没有言论自由,只有在两次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的天安门广场,才能感觉到完全的言论自由,感觉到绝对的人身安全,因为每一个人都受到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天安门同胞的保护。近30年来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受到北京一次又一次的干涉和践踏,维多利亚公园悼念六四的集会,表现了天安门广场精神。
1989年“六四”后,我为意大利Patrizia Galli的天安门摄影集写了一篇序言,题目就是《天安门广场的精神》。“在1949年前,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小广场。毛泽东和他的继承者为了显示他们手中的无限权力,把天安门广场修建成了一个气势宏伟的、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这个广场,连同它两侧的东、西长安街,可以容纳数百万人举行盛大庆典。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预料到,当人们因一个共同原因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时,人们不再需要报纸、广播电台或电视,可以直接交换意见。在天安门广场,没有一个人会感到孤立。广场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广场!”。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为了悼念周恩来、胡耀邦自发的民众运动。因为在周恩来晚年,毛泽东苛待周恩来总理,毛泽东把人们对周恩来悼念,看作为对他本人的抗议。因为1987年,邓小平把胡耀邦从总书记位置上赶了下去,胡耀邦去世后,民众对他的悼念,邓小平也视为对他本人的抗议。两次天安门事件都以大镇压结束。但第一次镇压,只动用的警察和工人民兵,把几百人抓了起来,在纪念碑附近发生了流血,当天没有死一个人。第二次镇压,邓小平动用了数十万军队,用机枪和坦克,对和平抗议的民众进行了一次大屠杀,死伤成千上万。问题是,当军队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在大屠杀已经在北京复兴门外发生时,天安门广场还聚集着几万、几十万人,我也在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丝毫感觉不到任何危险。不是学生不懂得“政治要妥协”,几十万人不听劝阻,而是在呼吸自由空气时,没有感到丝毫危险,更没有人知道会大屠杀。
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后果,至今十分不同。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在3年后恢复了真相,就是中国当局承认,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民主运动。恢复真相,邓小平上台,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六四事件30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由于通过扼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六四至今被视为“反革命暴乱”,这对中国造成了四大变化:
第一,六四大屠杀,在强化共产党专政的同时,导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被中国人民抛弃。
第二,六四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反面,权贵资本主义压倒一切,官场腐败,两极分化,2018年删除了1982年宪法国家元首“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使中国政治制度向几千年传统的“帝制”演变。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包含着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天安门母亲、六四遇害者、受难者的血泪。
第三,中国社会风尚大变,拜金主义盛行,炫富、奢靡、迷信、追求虚荣,氾滥成灾,不讲正义、不分是非事件充斥社会。
第四,六四大屠杀的后果,不仅使共产党丧失了人民的信任,而且在人民心中普遍种下了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种子。
纪念、悼念六四30周年,广大人们的基本诉求仍然是30年前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要求收回《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说“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30年来始终没有放弃;六四后增加了一个诉求,就是要公开六四真相,“在中国大地上,要公开宣布,‘六四’不是什么暴乱,而是一场大屠杀”。
纵览中国2019.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