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过去已经30年了，由于在发生“六四”的这块中国土地上，“六四”至今仍然被视为“反革命暴乱”，至今没有恢复真相，所以，“六四”还没有成为历史。六四30年来，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是，1989年5月20日宣布戒严了，为什么学生不离开广场？为什么成千上万、数十万人还不离开广场？离开广场了，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大屠杀。
事实上，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广阔沙漠中，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唯一的一块“绿洲”。1989年人们不离开广场，除了学生要求改变《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指责学生运动是“动乱”外，许多人一次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是为了呼吸言论自由的空气。1949年后，中国发生了两次天安门事件，我是这两次事件的亲历者。两次都是在大镇压发生前一、二小时的时刻，离开天安门广场的。1976年3月19日，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第一个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是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敬献的。从这天开始到4月4日晚上9点多钟，我每天都到广场，在晚上9点钟还借着广场的灯光在抄写贴在纪念碑上的一首诗《告别》，这一天我停留在广场的时间超过10小时。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远比1976年多，从4月16日到6月3日晚10点钟参加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我到广场大概有十多次，有时就只是去看一看，听一听广场人们的议论。
1949年后，在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没有言论自由，只有在两次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的天安门广场，才能感觉到完全的言论自由，感觉到绝对的人身安全，因为每一个人都受到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天安门同胞的保护。近30年来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受到北京一次又一次的干涉和践踏，维多利亚公园悼念六四的集会，表现了天安门广场精神。
1989年“六四”后，我为意大利Patrizia Galli的天安门摄影集写了一篇序言，题目就是《天安门广场的精神》。“在1949年前，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小广场。毛泽东和他的继承者为了显示他们手中的无限权力，把天安门广场修建成了一个气势宏伟的、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这个广场，连同它两侧的东、西长安街，可以容纳数百万人举行盛大庆典。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预料到，当人们因一个共同原因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时，人们不再需要报纸、广播电台或电视，可以直接交换意见。在天安门广场，没有一个人会感到孤立。广场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广场！”。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为了悼念周恩来、胡耀邦自发的民众运动。因为在周恩来晚年，毛泽东苛待周恩来总理，毛泽东把人们对周恩来悼念，看作为对他本人的抗议。因为1987年，邓小平把胡耀邦从总书记位置上赶了下去，胡耀邦去世后，民众对他的悼念，邓小平也视为对他本人的抗议。两次天安门事件都以大镇压结束。但第一次镇压，只动用的警察和工人民兵，把几百人抓了起来，在纪念碑附近发生了流血，当天没有死一个人。第二次镇压，邓小平动用了数十万军队，用机枪和坦克，对和平抗议的民众进行了一次大屠杀，死伤成千上万。问题是，当军队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在大屠杀已经在北京复兴门外发生时，天安门广场还聚集着几万、几十万人，我也在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丝毫感觉不到任何危险。不是学生不懂得“政治要妥协”，几十万人不听劝阻，而是在呼吸自由空气时，没有感到丝毫危险，更没有人知道会大屠杀。
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后果，至今十分不同。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在3年后恢复了真相，就是中国当局承认，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民主运动。恢复真相，邓小平上台，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六四事件30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由于通过扼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六四至今被视为“反革命暴乱”，这对中国造成了四大变化：
第一，六四大屠杀，在强化共产党专政的同时，导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被中国人民抛弃。
第二，六四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反面，权贵资本主义压倒一切，官场腐败，两极分化，2018年删除了1982年宪法国家元首“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使中国政治制度向几千年传统的“帝制”演变。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包含着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天安门母亲、六四遇害者、受难者的血泪。
第三，中国社会风尚大变，拜金主义盛行，炫富、奢靡、迷信、追求虚荣，氾滥成灾，不讲正义、不分是非事件充斥社会。
第四，六四大屠杀的后果，不仅使共产党丧失了人民的信任，而且在人民心中普遍种下了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种子。
纪念、悼念六四30周年，广大人们的基本诉求仍然是30年前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要求收回《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说“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30年来始终没有放弃；六四后增加了一个诉求，就是要公开六四真相，“在中国大地上，要公开宣布，‘六四’不是什么暴乱，而是一场大屠杀”。
纵览中国2019.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