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和“制宪运动”
一个幽灵，又一个幽灵，数不清的幽灵，在北京中南海上空徘徊。这些幽灵，是民主的幽灵，也是六四和其他政治死难者的幽灵。六四30年来，这些幽灵，总与文革和文革前中国一个又一个幽灵，在北京中南海上空徘徊、游荡。这种徘徊、游荡，使在中南海的中国统治者不得安宁。六四过去已经30年了，中国至今没有民主，没有法治、至今仍然充满危机。中国怎样才能建立民主制度？怎样才能有人权保障？怎样才能国强民安？在六四30年的今天，中国愈来愈有更多的人，从六四受难者、流亡者到中国国内的民众、学者、企业家和部分当权者，在探索、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思考。
第一次新文化运动
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现象，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些现象往往发生多次。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爆发前三年，1916年1月1日，是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五年，当时的国家元首袁世凯不想再当总统，在这一天，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华帝国的皇帝，并把这一年的年号改为“洪宪元年”。在这之前，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亲自发表了“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后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正是在尊孔祭天的大环境中，袁世凯公布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由五年改为十年，连选可以连任。
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产生的。这是由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蔡元培发起的。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当了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还要复辟帝制，必须追根溯源，这个根源就是中国的旧文化、旧传统。旧文化指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言文和旧习俗。所以，这些人，就聚集在当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周围，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
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是提倡来自西方的科学、民主等思想文化。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西方思想的另一个分支，也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传入中国。外来思想在中国的成长，需要适宜的土壤。专制独裁的土壤萌发民主自由，贫富两极分化的土壤孳生共产主义。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土壤，这两种外来思想都能够生长。1919年的五四运动，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西方一些国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引起北京学生和市民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想已经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土壤，是军阀割据、官场腐败、贿选横行、日本入侵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土壤，加上二次大战前后的国际环境，共产主义思潮压到了自由民主思潮。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抗议凡尔赛条约的五四运动，成了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分界线，从此，新文化运动就分为两大营垒。一部分是自由民主派，另一部分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后来，毛泽东创造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概念，把五四后的时期，说成的中国历史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际上，这是中华民国时期。毛泽东在取得共产党的领导权后，打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通过暴力革命取得国家政权，把自由民主思潮，一步步在中国大地上加以清除。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自由民主被彻底埋葬。
邓小平时期的第二次洋务运动
世界千篇一律，旧戏一再重演。毛泽东通过暴力革命取得国家政权，与中国历史上取得胜利的农民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1949后的共和国，带有许多王朝印记，名义上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个共和国，实际上是新王朝。在毛泽东时期，最高权力始终集中在毛泽东一人手中。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在一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在1982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首脑职位“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在许多方面，也带有19世纪洋务运动的印记。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二次洋务运动。
第一次洋务运动以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第二次洋务运动因1989年六四大屠杀而变质。六四后的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官场腐败、两极分化、践踏人权、环境污染同时发生。正是在这一土壤里，去年北京重演了袁世凯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的旧戏，删除了1982年宪法对国家首脑任期的限制。
六四大屠杀压不住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愈是镇压，自由民主的要求愈是强烈，中国国内要求自由民主、实行宪政法治的呼声，标志着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习近平企图称帝时，中国到处出现了揭露批判习近平的事件。2018年2月，清华大学许章润发表文章《保卫改革开放》。王丹等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出了《关于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紧急声明》。3月前《冰点》主编李大同、学者赵小莉、杨鹏、胡佳，对修宪删除任期限制发表公开的抗议。中国女企业家王瑛公开批评习近平恢复终身制。5月，北京大学樊立勤在北大贴出大字报《中国必须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2018年7月4日，湖南株洲女孩董瑶琼，在上海陆家嘴海航大厦旁，现场视频直播向习近平巨幅画像泼墨。她直播中说，“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暴政”。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呼吁中共体面退出历史舞台。在国外，反对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的海报首先出现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广告栏里，随后蔓延到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九所大学。这就是继100年前的第一次新文化运动的新运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去年北京重演袁世凯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的旧戏，进一步推动了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六四”事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多年来，很多报道不分八九民运与六四，把八九民运称为“六四民运”。事实上，八九民运与六四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事件。六四不是民运，而是一场对手无寸铁、和平抗议的学生、工人、市民的大屠杀。八九民运是学生为主体的伟大民主运动，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封从德、周锋锁、王超华和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张伯笠等21位被中共通缉的学生领袖是这场运动的代表。【注1】八九民运掀动了整个中国，而六四事件直接引发了全球变革。六四也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变，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此走向没落，中国开始了一党专政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在这一巨变中，经济虽然迅速增长，但渗透了亿万农民工的苦难，天安门母亲失去的亲人和六四所有死难者的鲜血，也有赵紫阳和数千八九民运参加者失去自由的代价。
八九民运的发生，是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同时，社会矛盾逐渐积累、邓小平采取了“反自由化”政策，迫使胡耀邦下台的环境下发生的，直接导火索是，在民众悼念胡耀邦的过程中，人民日报4·26社论把民众的悼念活动，指责为动乱。没有4·26社论，八九民运会慢慢平息。八九民运没有提出变革中国政治制度的要求，只是要邓小平收回4·26社论指质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的错误结论.
六四对中国造成了四大变化：
第一，六四是一场大屠杀。这一场暴力镇压，在强化共产党专政的同时，导致共产主义完全被中国人民抛弃。
第二，六四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反面，政治改革完全停止，2018年修改宪法，删除了1982年宪法国家元首“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使中国政治制度向传统的“帝制”演变。在经济领域，权贵阶层以改革为名，把国有财产变成私人财产。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不是欧美现代资本主义，而是共产党专政下的“老资本主义”。对外开放使国际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包含着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六四遇害者、受难者的血泪。
第三，中国社会风尚大变，拜金主义盛行，官场普遍腐败，炫富、奢靡、迷信、追求虚荣，泛滥成灾，不讲正义、不分是非事件充斥社会。
第四，八九民运的和平抗议，中国的掌权者却动用坦克和机枪，进行了血腥镇压。六四大屠杀的后果，不仅使共产党丧失了人民的信任，而且在人民心中普遍种下了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种子。
20世纪是一个独特的世纪，20世纪的独特并不在于发生了世界大战，而在于人类第一次通过暴力革命、按共产主义乌托邦设想去全面改造社会。20世纪的共产主义或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是凭借革命暴力和国家政权，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社会的“主义”。当我们拉长时间尺度观察时，我们会看到，共产主义的出现是公元后第二千纪人类史的插曲，这是19世纪殖民主义扩展过程中，一些“欠发达国家”为抵抗殖民化和自由贸易而作出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就成了自我保护的“无形围墙”，柏林墙不过是这一围墙的可见实体。
六四大屠杀引起了全世界的谴责，20世纪下半叶的最大变革是从六四开始的。苏联和东欧的变革，有它们本身的原因，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政策的推动，但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场大旋风。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七十五万东德人涌进西德。柏林墙的倒塌，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资本跨越了以往柏林墙的障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随着经济全球化出现的是金融全球化。
制度变革的四种方式
世界历史的变革，永不停息。政治十年一大变，经济数十年、百年一大变，社会习俗、传统往往要更长期才能发生变化，而文明的变化要历时千年。国家制度是人订立的，在一个国家、地区发生制度变革，经常是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完成的。
在世界历史上，造成一个国家制度大变革，有两种力量，一是这个国家在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弊端丛生，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或者国力衰弱，引起了外国的欺凌和入侵。在国内，这种不满，又同时通过思想和观念在社会中不断传播，形成了一种推动变革的精神力量；二是促成变革的物质力量，这就是战争、政变、革命、和平抗议和民众运动。
大变革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方式：一是外国征服，二是内战，三是暴力革命，四是和平变革。
在外国征服或占领下，让被征服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接受一种不同制度，在世界上上不乏其例。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扩张到欧洲伊比利亚半岛，把西班牙大部分地区阿拉伯—伊斯兰化。13世纪十字军建立的拉丁帝国，使这些地区基督教化。二战后，美国在日本，促使日本民主化，是在最近一个世纪内的事。这些变革，是历史上很少重复的事件，可以不在这里讨论。
内战造成的制度变革，主要有两种结局，一是国家四分五裂。在中国历史上，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1949年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就是例子。二是在国家维持统一情况下，新政权局部改变了制度。内战可以造成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但为了维护政权，新的统治者，一般只能按原有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除了美国南北战争后民主制度得到保留外，大多数内战统一的结果，只能用新的专制独裁代替旧的独裁专制。
暴力革命可以造成政治制度的大变革，但不能给一个国家带来民主。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19世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和毛泽东的革命，就是实际例子。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专制制度的黑暗和腐败，是启蒙思想家思想的广泛传播，但并没有给法国带来民主，相反，暴力革命不仅处死了国王，而且导致反对专制的力量之间的残杀，导致新的独裁和后来拿破仑帝制的建立。反对专制的力量之间的残杀，是民主遭受践踏的极端形式，是暴力革命的后果之一。
在政治制度变革的四种方式中，唯有和平革命可以使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走向民主。和平革命形式多样，包括不流血的政变，17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在英格兰土地上没有流血，是一场和平革命。
争取民主的失败导致民主的践踏
一般来说，制度变革总是一个时期内的现象。这种制度变革要稳定下来，需要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一是推行新制度的力量要有维持一国内部政治稳定的能力，二是有一种主流的思想观念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同、所接受。没有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只有一种力量，制度变革的前途就是失败。
法国大革命是用暴力争取民主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失败，是革命没有形成第一种力量，在法国大革命200年后，中国发生的争取民主的和平抗议运动，之所以失败，也是没有形成第一种力量。
在世界历史上，争取民主的失败，有一个普遍后果，就是民主，作为一种观念，遭到无情的践踏。这种践踏，不只是专制独裁者对民主的践踏、许多人遭到杀害、迫害、监禁，而且还要加上社会舆论对参与争取民主人士的攻击。
看一看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吧。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发表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伯克不反对变革，但他认为启蒙运动中的极端的理性主义，导致人们相信可以依靠暴力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政治体制，必然走向失败。伯克最先预言了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几十年中，埃德蒙·伯克的思想传遍欧洲，成了欧洲社会发展轨道的“扳道工”，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主义被丢到一边，崇尚情感的浪漫主义从艺术扩展到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加上帝制和旧王朝的复辟，在这一时期，人们像邓小平后中国一样，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笔下的《人间喜剧》，高老头那样的人物在中国层出不穷。在伏尔泰、孟德斯鸠消失的19世纪上半叶，许多诗人、作家、音乐家一反启蒙时代崇尚理性的潮流，诉诸感情，用充满激情的语言、用想象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以艺术和文学表达自己对启蒙时代理性主义扬弃。在六四后的中国，文学艺术哲学远离政治，追求“转瞬即逝的美好”，可以发现无数现代浪漫主义的影子。这是一种在民主遭受失败时对专制主义的抵抗。
中国辛亥革命是民主的胜利。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在这一时期，民主与共和观念都遭到了践踏。为了给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当时任中华民国参政院参政、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杨度给袁世凯呈送了《君宪救国论》。杨度写道：“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一个人只要在中国宣扬民主、宣扬宪政，就会遭到开除、拘捕、判刑不同程度的威胁和迫害。六四后30年中，仅仅组党、《零八宪章》、维权人士的全部刑期就超过了中国历史5000年。
18世纪的法国革命和17世纪英国革命，都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大革命。但两者有许多不同。英国革命伴随着议会军队和国王军队之间的内战，内战的胜利者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议会军。法国大革命不是两支军队之间的内战，而是一次由广大民众参加的诉诸暴力的革命。克伦威尔能够在英国凭借手中的军权建立起个人的专制统治，而法国革命的胜利者，却遇到议会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反对，于是，法国大革命以激进的民主派起来残杀保守的、温和的民主派，最后以激进的民主派被送上断头台而告终。在法国大革命后的一个世纪里，在复辟和新帝制的大环境中，在国家政权支持下对民主的否定和攻击，就司空见惯了。
托克维尔是一位反对帝制的共和主义者，他曾参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1851）宪法的起草，在路易·波拿巴担任总统期间，他在短期内担任法国外交部长，但因与总统路易·波拿巴的理念不合而辞职。当路易·波拿巴为了当皇帝而发动政变下令解散国民议会时，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一同在巴黎聚集以对抗政变，但却被路易·波拿巴以“叛国罪”为名逮捕。在遭拘禁后不久，托克维尔被释放。《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他在退出政坛后写的，出版于1856年法国路易·波拿巴当上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后4年。这是法国经济高速发展而民主遭到疯狂践踏的时代。这样一本不大为人重视的书，在出版了一个半世纪后，引起了与习近平共掌中国最高权力的王岐山的注意，王岐山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注2】当习近平宣布自己开辟了新时代时，王岐山认为是中国的制度是会引起“大革命”的“旧制度”。
改变历史进程轨道的“扳道工”
从20世纪初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一是民国时期，二是1949年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专政时期。这是政治制度绝然不同的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制度稳定，依靠了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共同作用。在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疯狂的个人崇拜，使共产主义成了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共同推进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局部非毛化、局部非共化的思想观念变革。
民国时期的主流思想观念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1949年后，共产主义成了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六四”是一条历史分界线，尽管共产党口头上不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六四后实际上被中国人民抛弃了。然而，六四后的中国大陆，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衰亡的同时，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不仅没有抬头，而且在舆论上遭到了歪曲和践踏。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利益和希望得到的利益”，韦伯又说：“由思想创造的思想观念经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火车头所推动的行动轨道。”【注3】马克斯·韦伯说的“扳道工”，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种影响历史发展方向的思想和观念。1911年、1949年和“六四”是中国两个历史时期内，主流思想观念改变的三条分界线。1911年的中国的“扳道工”是民主共和思想观念，1949年的“扳道工”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观念，1989年的“扳道工”是八十年代微弱的自由民主思想观念和六四大屠杀和对这种思想观念的暴力摧残。
在中国，从孔老夫子时代起，儒家文化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儒家文化的牢固统治地位，使中国长期没有产生马克斯·韦伯说的“扳道工”。在中国，只有两个时期，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是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世纪几百年中，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受到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冲击。二是19世纪后期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印度佛教的冲击，最后不仅佛教中国化了，而且被吸收进了儒家文化中，形成了新儒家——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统治中国时期，统治欧洲的是提倡教义至上的宗教蒙昧主义。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前，笼罩法国的是天主教的宗教蒙昧，启蒙运动就是要冲击这种宗教蒙昧主义，用理性来判断是非。而中国儒家，宋明理学，却在几个世纪中一直借假理性，抑制中国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把政治自由扼杀在萌芽之中，以维护中国君主专制的统治。外来佛教文化的冲击和宋明理学，在中国都没有起到马克斯·韦伯说的“扳道工”的作用。中国社会君主专制的统治，无论是农民起义、王朝更迭，从秦始皇以来一直延续着而没有改变。
在欧洲，改变历史进程的“扳道工”不是外来的，而是从本土产生的。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就是“扳道工”。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这场革命是依靠暴力来实现启蒙主义的社会理想。
在19世纪后期到1989年八九民运爆发前，冲击近代中国的西方文化，有两大潮流，一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二是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孙中山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概括成三民主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历史的进程改变了方向，传统的专制王朝灭亡了，中国进入了共和主义的新时代。中华民国，是亚洲建立的第一个共和国。
儒家文明的精华和糟粕
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没有重蹈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覆辙，除了袁世凯短暂的复辟外，中国君主政治这一旧制度的复辟，是辛亥革命后国共内战、共产党获得胜利后实现的。中国的旧制度，就是有二千多年历史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在名义上保留了共和国，最高权力的终身制实际上没有从根本上铲除。
中国的旧制度，是从秦始皇在二千多年前建立的专制君主制度和反反复复的王朝循环。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三个人，对打断王朝循环作出过贡献，一是孙中山，二是蒋经国，三是邓小平。孙中山的努力，加上蒋经国的明智，今天在台湾结出了果实，没有人能够终身执政。邓小平在1982年，通过新宪法，废除国家首脑人物的终身制，但做得不彻底，不到四十年，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首脑“限任制”的努力，就被废除。
中国旧制度的复辟，与中国旧观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清理有密切关系。中国的旧观念，就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糟粕的一部分。
一百年前提出“打倒孔家店”，有助于当时扫除旧礼教、旧习俗，有助于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但这一口号，全面否定儒家思想，是错误的。传统儒家思想中既存在糟粕，也包含精华。
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根本性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华文明。文明与国家、民族相比，是一个外延更大的概念。一个文明是形成一个人有“归属感”的最大文化圈。美国和英国都属于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圈，对印度尼西亚和中东的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文明高于他们的祖国。中华文明是文明两字的一种广义用法，是以儒家为基础、包含佛教和中国化的其他宗教在内的文明。亚洲一些国家也推崇儒家，这些国家的一些地区，也包含在儒家文化圈中，但不能说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维基百科关于儒家是这样说的，儒家“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轻徭薄赋，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保国安民，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
人类社会存在多种文明，是一种自然现象。每一种文明有它自己特有的形成、发展过程。文明也会变化，但需要有百年、千年才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一些文明也会消亡。宗教伦理是构成文明的重要因素，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建立在宗教基础上不同，儒家文明不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
纽约时间2019年4月14日，是北京时间4月15日，30年前的这一天，胡耀邦总书记在北京逝世，引发了震撼中国和世界的八九民主运动，最后以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告终。在30年后，纽约召开了《纪念胡耀邦逝世和八九民主运动30周年研讨会》上，王丹、王军涛、李进进、严家祺共同发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宣言》指出：儒家文明有三大精华：
一是儒家富有理性精神。儒家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人际关系思想，这就是孔子提倡的“仁爱”思想。儒家不信奉怪力乱神，重视现世生活，不求来世。儒家的天，不是神，而是一种对人、包括对帝王有巨大威威慑力的一种力量。
二是儒家富有包容精神。陈寅恪说：“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正因为儒家不是宗教，信奉儒家的人能友好地与各种宗教教徒相处。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欧洲那样的宗教战争，没有几百年经院哲学的繁琐争论。儒家有能力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地改进自身，使儒家学说适应于时代需要。在未来，当中国走向民主后，儒家文明可以成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和平友好的桥梁。
三是儒家富有全人类共同精神。儒家崇尚真善美，倡导诚信、仁爱、和而不同、“己所勿欲，勿施于人”等。这些精神与全人类的共同精神、与普世价值是相通的，是普世价值的中文表述。
儒家文明有这三大精华，可以说，第一次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错误的。儒家文明不是有神论文明，从孔老夫子起就相信存在一个“仁爱的人际关系”的理想境界，儒家学说就是要在人间实现这种理想的“人际关系”。孟子提出“仁政”，着意把孔子思想运用到君王和民众的关系中，这是孟子与孔子的区别。经过汉朝的董仲舒，和孔子后1600年的宋朝的朱熹，以及1900年后的明朝的王阳明，大大修正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为秦始皇以来的专制政治制造了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朱熹提出的“理学”和王阳明提出的“心学”，是中国专制政治扼杀人权的“理学”和“心学”。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实际上是针对统治中国700年的“宋明理学”，打倒孔家店，是为了清除“宋明理学”的束缚。在儒家的历史上，正是“宋明理学”的两个代表人物，朱熹和王阳明，把儒家思想塑造成一种为巩固专制统治的学说。
《“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指出，儒家除了精华一面外，还存在糟粕。西汉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南宋大儒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心学”，是明显的糟粕。问题是许多糟粕，在专制主义中国的大环境中，今天还被当作精华广为宣扬。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说，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精华与糟粕，是非混肴、黑白颠倒。这些糟粕，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是在提倡“仁义”“道德”时，没有“权力限制、权利保障”观念。儒家并没有否定一切权利，但缺乏“权力限制、权利保障”思想，儒家提倡在人与人相互关系中要讲仁义时，这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道德限制，而否定了“每个人有一个不容官方或他人进入的、不容侵犯的权利领域”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还说，一个人还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有人愿意遵循孔子这些教诲，是他的权利，但当君王和官方用这些话来约束民众、并形成社会风尚时，每一个人拥有的言论自由和其他自由势必受到侵犯，甚至剥夺。王阳明所谓的“心学”，假借“良知”，把“良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涉及政治，判断对与错的标准就是维护专制秩序。儒家发展到近代阶段，这种糟粕使假仁假义在中国大地上泛滥成灾。
二是在提倡“德治”“仁政”时，缺乏“法治”“宪政”观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冯友兰一九四七年在美国写的《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只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君王。”冯友兰还说：“孟子认为，国君如果言行举止不配做一个国君，按孔子‘正名’的主张，他在道德上就已不再是国君，而变成了一个‘独夫’”，“杀掉国君，只是杀一个不义之人，不算‘弑君’。”【注5】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儒家政治理想是君王要实行仁政，这是孟子从孔子的“仁学”中发展而来的，是孟子学说中的“民本”、“王道”、“性善论”等政治理想之一。所以，儒家把“国”看作“家”的放大，主张君王要实行德治和仁政，王道就是圣王之道。儒家这种“德治”“仁政”“王道”思想，长期以来被当成了儒家的精华，实际上是儒家的糟粕。翻开中国的全部历史，只有个别君王在一段时间内实行了接近儒家理想的德治、仁政，绝大多数君王都做不到，当暴政横行时，中国就发生农民起义或军事政变。改朝换代的结果，中国仍然是君主政治，不能走出王朝循环。法治是法的统治，是宪法至上，君王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也就是君王也要受法的统治，而儒家完全没有这种法治观念。所以，儒家“德治”“仁政”“王道”思想是维护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几千年不能摆脱王朝循环的思想根源。
三是看不到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区别，用儒家“家天下”思想处理国际关系。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儒家经常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用到治理国家和处理国际关系中。“国”不是“家”的放大，国际关系也不是人际关系，只有极少数政治家在发挥个人魅力时，儒家的人际关系思想可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儒家还把全世界看作“天下”，儒家的国际关系观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国力上升时，会狂妄自大，产生“天朝大国”、“万国衣冠会长安”的妄想；国力衰退时，会遭受屈辱，导致清王朝和北洋大臣在与外国谈判时的萎靡状态。一百年前，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看一看中国在谈判时的外交姿态，就可以看到在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儒家烙印。全部人类史表明，国际关系不是人际关系，国家的决策中心并不是固定一个人的大脑，而是由统治者或首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驱动的。今日中国，还陶醉在“天朝大国”、“万国朝圣”的梦幻中。
第一次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延续了科学民主多元包容思想，认识到了“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片面性，分清了中国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认识到了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给中国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冲击。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佛教、道家的文化，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是无神论文明，佛教是无神论宗教。儒家文化是一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学说.
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和新制宪会议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种时代精神或主流思想观念，这种时代精神或主流思想观念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风尚各个领域。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注6】五族共和四个字，包含着中国既要消除王朝，又要防止国家的分裂的思想观念，成为民国建立时期的官方思想。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在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微弱的自由民主思想观念进行了暴力摧残后，中国的当权者为了确立一个能够帮助它维持社会长期稳定的思想体系，找来找去，还只是找到了“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存在两大缺陷：一是与中国现实完全不符，是对近四十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完全不真实的描写；二没有民族团结、民主共和思想。
世界各国历史各不相同，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经历各不相同一样，但还是有一些人、一些国家多少有一些类同。近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不像俄国、不像日本、不像英国，而有些像法国。就是因为这种类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是《走向未来》编委的王岐山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作为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走向未来》的主编包遵信就是在六四后被捕入狱并为六四献出了生命的人。【注7】
中国的现实是，存在严重两极分化的、摧残人权的、一党专政下的资本主义。在六四“扳道工”作用下，已经把中国引向了今天的道路，各种矛盾、各种冲突、各种灾难，反复出现，现在到了中国大变革、大转型的前夕。在2012年，当王岐山向社会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王岐山就有些像十分了解法国腐败和美国民主的托克维尔。在法国1848年的6月大暴动中，托克维尔选择支持卡芬雅克（Louis Eugène Cavaignac）将军所领导的镇暴行动。【注8】在王岐山心目中，中国今天的制度，就是托克维尔书中的“旧制度”。
中国大变革的出路在何方？在旧制度行将灭亡时，看一看全部人类史上制度变革的四种方式，可以找到一个有愈来愈多的人赞同和支持的变革方式。中国的大变革，不可能依靠战争和外国征服，不应当求助于会造成民众苦难的暴力革命，这场大变革、大转型的最好方式就是推进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而大变革、大转型的关键是，在民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召开一次划时代的“新制宪会议”。
政治、经济、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速度，各不相同。大致说来，政治十年一大变，经济几十年到百年一大变，意识形态的主流每一个世纪不尽相同，这种不同，还因地区而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有自己的节律。五四100年来，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的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现在的中国社会，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是一党专政下的两极分化的“老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事实上被中国人民所抛弃，中国社会思想形成了一个大空隙，传统儒家思潮趁机在中国复兴。今天中国儒家复兴中最大危机是，儒家糟粕，沉渣泛起，又使中国社会中弥漫在皇权崇拜中，这是儒家糟粕对普世价值的最后一次抵抗。
在五四100周年、六四30周年之际，中国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正在进一步兴起。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面临一次伟大的革新，这就是保存儒家三大精华、剔除儒家三大糟粕，在吸收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把儒家精神发扬光大。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中，要通过互联网、各种媒体、各种方式传播“宪政”、“民主”、“法治”、“人权”、“权力限制、权利保障”思想、废除选举中的“官方候选人制度”、降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主席团”的权力、废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划分小组”不能自由发言的制度、严禁动用军队、警察力量威胁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为自由发言、自由选举、自由投票的场所。由于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也应该废除选举中的“官方候选人制度”、降低各级党代表大会中“主席团”的权力、废除各级党代表大会中“划分小组”不能自由发言的制度，严禁动用军队、警察力量威胁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各级党代表大会成为自由发言、自由选举、自由投票的场所，使一切企图突破两届任期限制的、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首脑人物无法连任。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年复一年坚持持久的进行，必将导致中国把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把制定一部全新宪法提上议事日程。在今天，无法预测这一新宪法，是大陆的新宪法，还是两岸共同的新宪法。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需要的不是修宪，而是制宪，确立宪法至上的原则。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大环境中，召开一次不受一党控制的、新的制宪会议，在中国大陆或统一的中国建立名副其实的宪政。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几千年来，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有两大弊端，一是专制独裁，二是中央集权。一个多世纪前的辛亥革命，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延续几千年的王朝历史终于打断了。然而，在今天看过去，我们发现，中国政治传统是那么根深蒂固，那么顽强，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部分土地上，仍然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中央集权的情况更为严重。高度的中央集权，使幅员辽阔的中国，每一个地区都难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无论是对待香港、澳门，还是对待西藏、新疆，中国当权者的态度，都渗透着专制独裁和中央集权的顽固观念。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各地的经济联系愈来愈密切，人口跨地区流动规模也愈来愈大，100年前的军阀割据不可能再出现。香港、澳门、西藏、新疆、内蒙和所有地区自主发展的社会要求，21世纪中国的前途，不仅是政治民主化，而且要消除从秦始皇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联邦中国。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在近期中，是为了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在中国大陆实行宪政民主，从长远来看，是为了打断中国两大循环——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的千年传统。1949年以来，两岸始终处在敌对状态。两岸敌对状态并不发生在两岸人民之间，也不发生在两岸政党之间，而是在两岸两个政府之间。结束敌对状态的关键是两岸两个政府承认对方在“事实上的存在”。这种“承认”，完全不同于“国际承认”，而是在同一中国土地上，两个处于敌对状态政权的相互“承认”。这种承认，将为两岸签订和平协定、为未来的联邦中国开辟道路。只有在中国大陆那块土地上六四真相得到恢复时、在中国大陆开始迈向民主时，一个民主化的台湾，与香港、澳门、新疆、西藏、内蒙和其他地区共同组成联邦，才能最终打断两大循环。
2005年，台湾中研院院士于宗先、林毓生、胡佛、张玉法、劳思光、黄彰健、杨国枢发表了《两岸和平论述——和平中国运动的起点》声明，设想通过台海两岸对等谈判，以达成中国统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个“最终解决方案”是“两岸中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国号称谓，共同建立统一的第三共和国——中华共和国，英文名称为Republic of China.统一后的中国实行‘一国两区’制，即统一国家内并存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按照于宗先等人的说法，“一国两区”是在“两岸中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国号称谓”后的一种“状态”。这是一个有可行性的思想。【注9】
两岸和平统一，需要两岸共同召开不受一党控制的新制宪会议，制定中国的新宪法。这部新宪法，可以称为“第三共和宪法”。唐宋元明清是专制王朝，辛亥革命开始了中国共和时代，中华民国，是中国的“第一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家天下”变为“党天下”，既可以称为“红色王朝”，也可以勉强地归入“第二共和”。两岸统一后的中国，以制宪会议通过“第三共和宪法”为标志，将进入中国历史的“第三共和”时期。第三共和国，就是“中华共和国”，或简称中国。政治世界没有乌托邦，就是“第三共和”时代，还会带有不少旧时代政治的残余。
中国的前途就是联邦制的“第三共和”，走向“第三共和”的道路就是推进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与召开不受一党控制的、新制宪会议。（201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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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989年6月21日，中国官方发出通缉令，缉捕21位学运领袖。这21位学生领袖是：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禄、张铭、熊炜、熊焱。
【注2】《王岐山为什么推荐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检察日报》2012年12月18日。
【注3】马克斯·韦伯的话，参阅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导论，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注4】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权力是一个人使另一个人按其吩咐行为的能力。也可以说，权力是一个人引起他人或团体采取与原来不同的行为的力量。在中国，人们往往把权力与权利都简称为“权”。实际上，权力与权利互相联系，但有明显不同。“权利”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权利”（right ）就是“要求权”（claim rights）。广义的“权利”包括多种“权利”，如要求权（claim rights）、特权（privilege）、自由（liberty）、豁免权（immunity rights）等。
【注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76-77页，香港三联书店，2005
【注6】《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3页，中华书局，1985
【注7】《走向未来》丛书是1985年由包遵信主编，金观涛、唐若昕副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印行的一套丛书。编委有丁学良、王焱、王小鲁、王小强、王岐山、王军阶、尹蓝天、包遵信、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刘东、刘溢、刘青峰、严家其、何维凌、张钢、阮芳赋、陈子伶、林和生、陈越光、易小治、金观涛、唐若昕、贾新民、秦小鹰、夏小万、翁永曦、陶德荣、黄江南、萧功秦、董秀玉、谢选骏、樊洪业、蔡大成、戴士和。
【注8】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1802－1857）在1848年法国革命中，他被选入法国的立法议会。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任陆军部长。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他进行残酷镇压，6月28日卡芬雅克被制宪议会批准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首脑”（最高行政官）。1848年11月21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颁布，12月10日举行总统选举，路易·波拿巴以75 % 选票战胜卡芬雅克当选总统。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军事政变，卡芬雅克和其他反对派成员被逮捕。
【注9】参见《台中研院七士联署，推动两岸和平合作》，《台湾中评网》2005年10月23日。又可参见严家祺：《第三共和——未来中国的选择》，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Suite 1 B，1060 Main Street River Edge NJ 07661 USA）1992年6月。
本文是作者2019-5-19在中国民主运动的价值更新与路径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稿（华人民主书院和香港支联会在台北2019-5-18至2019-5-20台北举办）
纵览中国2019.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