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在离车站不远的一家小镜框店里还能见到他，带了一付老花镜，耳朵上夹了一把小铁皮尺，有顾客登门就点头哈腰，没有人的时候就靠在一张半高椅上打个盹，上是上了点年纪，可人还挺精神，独自照料着他的生意。这个人的名字就叫陈庆生，在这个江南古城里，曾经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出生于一个平凡，本分的人家。按照当地的风俗，凡带有“生”的名字一般都叫 “官生”, “宝生”，“宏生”，”“鸿生”，“祥生”，“福生”, “富生”，“巧生”，“林生”等等含福、禄、寿的企盼，可以说跟普及欧美的男人名约翰、彼得、詹姆斯、保尔、约瑟都来自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最得意的几个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从“庆生” 这两个字的字面上看，陈庆生的父母除了庆祝他到这个世上来走一趟，别无他求。事实也正是如此，他的父亲是一所小学的门房，他的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
陈庆生12岁上就死了父亲，从此他休了学。好在小学已经毕业，认字了。13岁那年就去玩具厂当学徒，满师拿36块一月的那年才16岁，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徒弟，年纪都比他大。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叫去厂宣传科帮忙, 没想到从此就迷上了画画。从临摹宣传科的老孙画的油田工人、纺织女工、站岗的战士，到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画，一画就是一天，有时甚至连吃饭时间也忘了。老孙见了满心喜欢，觉得陈庆生的画技日趋成熟，完全可以替他分担一些每月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指标。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接下来的任务不用说，会越来越重。
可是没过多久，老孙就被调到了市里，加入全市宝像突击组。上级要求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使全市主要街道，广场充满伟大领袖招手的光辉形象，并且强调不准粗制滥造，否则将严肃处理。老孙立即想到了陈庆生。
陈庆生最初是作为借调性质到市宝像突击组去的。由于表现出色，他和老孙都被留住，人事关系转到火车站附近的装潢设计公司。从此陈庆生开始独立操作，专画宝像。环卫站的女工们可以为他作证，每天第一个出现在广场上的除了她们就是他。不论春夏秋冬他都穿着一件蓝大褂，在三四层楼高的梯子上一站就是一天。开始的时候他中午还下来吃饭，并借机伸展一下双臂，踢踢腿，跟围观的群众打打招呼。随着任务越来越多，他越来越投入，就干脆连吃饭都不下来了。他请人在他梯子的顶部、上部和中部的颜料架的边上再装上一个架子，正好装下他的饭盒和水杯。这样一来，到了吃饭的时间只要下面的人把他的饭盒放到一个特制的吊盘里，他只需拉动系在梯架上的绳子，就能把饭盒升至嘴边，可以边吃边画。据说当时有一大部分的围观群众都是冲着来看他高空吃饭的。可是，没过多久，尤其是当他完成了东方红一号广场上的那张巨幅招手宝像后，人们对他的画技表现出来的兴趣超过了看他高空进食。
平心而论，他画的宝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要知道，所有的宝像画师，包括他的启蒙恩师老孙在内都是科班出身。要在这群人当中独领风骚谈何容易。可是陈庆生的认真使他在一些细部的处理上超越了他们，尤其是一些容易被忽略掉的细部，譬如风纪扣的质感，夹烟头的手指的受光面和背光面的处理，下巴上的痣的立体感等等。这些终于得到了领导和同行的肯定，他也随之扬名沪宁线上。据说当年这一带共有大师级宝像画师两个半，其中一个半在上海，半个在南京，另外半个就是陈庆生。说他为城市增了光一点不过分。
这时的陈庆生当然就成了未婚女子们的追求目标。他每天都收到十几封求爱信，其中有的还附了照片。全给她们回信，他根本做不到；回了彩娥不回彩英，或者回了玉珍冷落了月贞更不好。因此他想了一个万全之计，在主要的公共场所贴上告示，说：“本人因工作繁忙，暂不考虑个人问题，望关心者体谅为荷。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陈庆生”
他人生的转折就发生在他出了名以后，而且，由于某些原因，发生在正好他不在广场的时候。
一个晴朗的秋日的午后，二十五岁的陈庆生正坐在他装潢设计公司打烊间的高椅上小睡。当然，即便在这时候，他的心还牵系着东方红二号广场那张没有最后完工的招手宝像上。嘴里念念有词：“那一笔不够深. . .移梯子 . . . . 对，就靠在红袖章的边上. . . . .” 突然间感到有人在他背上拍了一巴掌，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就听到有人在耳边大叫他已经被捕了。陈庆生吓了一跳，要不是常年累月的高空作业练就了一身平衡本领，他一定会从高椅上摔下来，像猴子似的滚到图板架下面去的。在以后的十分钟里，他还是确定不了他是不是在做梦，不过他终于镇静下来，不使自己在坐在门口的长椅上的、两个同样饱受惊吓、抱成一团的年轻女同事面前丢丑。搜完身，他就被推上了一辆面包车，里面已经有五个人，带着手铐，沿两侧的长椅坐着。他还没有在一个老头的身边坐稳，车就一下子开了。老头的手腕太细，所以猛然的颠簸使得他上的手铐剧烈地晃动。迷糊中，他听见司机问警长：“下面去哪里？”
“今天就这些了，”警长说，“回看守所。”
一路上，陈庆生思量着他们为什么要抓他。终于记起他前两天曾私自处理掉两张自己不满意的小样。一定有人从垃圾桶里把它们给翻了出来，检举了他。
“车一停我就得跟他们说清楚，”他想。这时面包车一拐弯就在看守所的大门口停了下来，陈庆生和另外五人被依次押下。阳光照得他睁不开眼，但是他还是看清了对面大墙上的那张宝像正出自他手。
“我冤枉啊，” 他对着命令他把口袋里所有东西拿出来的所长说。
“你冤枉？那我们为什么要抓你？”所长说。
不久，陈庆生发现自己坐在一个号子的里角，边上就是尿桶。号子里除了他，还有七个犯人靠墙端坐着，个个双眼微闭，双手交叉于胸前。头一晚他无法入睡，第二天一早就开始绝食抗议。所长给他上了肌肉铐，说，“想通了我们再谈。”
不到傍晚他就屈服了。不仅仅因为他看出来这样做毫无用处，更要命的是手铐已经深深嵌进肉里，疼痛难熬。所长开铐时对他说，“还好你弯子绕得快，再晚一点就会把你的抗拒行为加进去一起考虑，最起码加两年，” 一边开铐，所长对他说。“这次就当成一个教训吧，今后能认罪伏法就算没白挨。”
由于一天多没吃东西，陈庆生的胃开始隐隐作痛。无奈下午放风时间已过，所长和班长都不会来监视孔观察它们了。
正当同号的犯人们竖起耳朵，听外面送粥桶的声音，号子门却悄悄地开了。接着，所长的橄榄形脑袋就探了进来。他命令陈庆生出去，说，“今晚你搬116号去住。” 所有的犯人都惊讶得咧开了嘴，因为116号是死囚号子。所长看出来陈庆生有点怕，就告诉他不是要他去死，而是去执行一项任务。
“我会马上派人给你送双份的晚餐，作为你看人的酬劳。我知道你一天多没吃东西，肯定饿得不行了吧？”所长说，一边从腰间解下一串钥匙。打开116号门以前，所长叮嘱陈庆生，“警觉点，有情况，就大喊，值夜班的看守会赶来的。”说完，所长就在他的背上推了一把，陈庆生一个趔趄就跌进了死囚号子。门在他的身后哐啷一声锁上。
由于外面的强光照射的缘故，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能适应号子里的黑暗。当他能看清楚四周的时候，却发现死囚号子比他原来光的号子干净得多，也没有腐臭味。而且，瞧那犯人，端坐在光光的水泥地上，眼光向下，停留在戴铐的双手。与其说他危险，倒不如说他显得可怜巴巴的。死囚抬起头给了陈庆生一个礼节性的微笑，然后就闭上眼睛，嘴角的笑容随之凝固。陈庆生在他的对面墙角坐下。他们谁也不说一句话，就这样一直到狱卒给他们送来了晚餐，每人双份，各盛在一个盘子里：两碗粥，两碗土豆肉片汤。由于戴着手铐，死囚拿不动他的那一盘。见状，陈庆生赶紧上前帮他拿住，放到他身前的水泥地上。
“我能行，”死囚开口了，用合并着的双手将他的盘子朝身边拉了拉。陈庆生不一会就喝光了两碗粥，正当他把他的土豆肉汤端到嘴边，却发现死囚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的汤碗。于是陈庆生停住，并把他的汤碗递给了他的邻居。“想喝就拿去喝了吧，”陈庆生说。
死囚很瘦，脸上更是皮包骨。他的眼睛，鼻子，眉毛，嘴巴都笼罩在一盏昏暗的灯泡投下的阴影之中。灯泡是裸着的，悬挂在一根黑色的电线上。他看上去有三十上下。
被人观察，死囚的脸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快。
“你是新来的吧？我以前没有看到过你，”他说。
“对，”陈庆生回答。
“为什么是进来的？”
“他们说我反革命，可你是为什么被判了死刑呢？”陈庆生反问他。
死囚忽略了他的问题，说, “ 你还年轻，有朝一日可以和女人成家，生一个儿子。”
不等陈庆生说话，他又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最后的一顿又给双份了吗？”
陈庆生摇了摇头。
“自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临死前吃双份的规矩就给当成四旧给破了。可是，我的前任死囚原来是沧浪区大石头巷的派出所长沈全根。连这你都不知道?
他为了和情妇做长久夫妻把自己的结发娘子给杀了。我们这里的所长和沈全根是老朋友，所以就给他临死前吃了双份，几天前的事。那他吃了双份我就不能吃单份，是不是？我们这儿的所长人还是不错的。你不惹麻烦，他就不会找你，”死囚说。
上半夜就这样过去了。陈庆生想闭一会眼。可刚过半夜，死囚就开始哭泣，用模糊不清的语言诉说着什么。哭声越来越大。陈庆生想安慰他。但是死囚说一个还有活路的人是不会明白一个面临死亡人的心。
直到黎明的第一道光从高窗射入号子，死囚才止住哭声，茫然注视着高窗。6点半死囚就被拖了出去。刚完，所长就让陈庆生回原来的号子去了。由于又是一夜没睡，陈庆生倒地便呼声大作，一只手摸到了尿桶都没有感觉。可就在他睡得香的时候，所长再次进来，用脚踢醒了他。这一次，他被带到了审判长那里。问过常规问题后，审判长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要破坏毛主席的光辉形象。
“我是冤枉的，”陈庆生说。
“你有没有把宝像团了扔进垃圾桶？”
“这仅仅是意外，我决不是故意的。”
“你在把宝像团成一团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审判长问。
“我没有想任何事情啊，”陈庆生说。
“这不可能，”审判长说。“好好考虑一下，休息后再告诉我。”
休庭期间陈庆生获准到外面的小院子里走走。院子里有一个花台和一条石凳，上面坐着所长。见陈庆生出来，所长迎上来说他承不承认他的罪恶根源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这话怎讲？”陈庆生问。
“你的案子已经结了。”
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再回到法庭上陈庆生就爽快地认了罪，说他撕宝像的时候对领袖抱有恶感。法庭随即宣告结案，陈庆生拿到了判决书说他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而判有期徒刑五年。判决书下面的一行小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个典型的从宽处理的例子。经调查，该罪犯在关押期间对其罪行有深刻的悔意，并有赎罪的表现。“赎罪的表现，”陈庆生想，“也许就是指我跟死囚度过的一夜。”
判了刑以后，陈庆生在号子里关了两天。第一天还算好，他静静地躺在水泥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闭目养神。到了第二天天一亮，他就觉得自己的嘴巴在念念叨叨地说着什么，脑子里一会儿出现了老孙那张被香烟熏得灰灰的脸，一会儿是死囚，向她求爱的姑娘们的照片；东方红二号广场上的那张招手现在怎么样了？没有他亲自出马，老孙会不会马虎了事，把那些细部草草收场。那样一来，人们会明显看出东方红一号广场和二号广场的不同。最后他又想到了他的母亲，怎么向她老人家做一个交代呢？
陈庆生被押到太湖小岛上的十五劳改队。一路上喃喃自语，毫不理会押送他们的班长的命令，为此他挨了几枪柄。终于到了入监中队。组长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陈庆生对他说他就是驰名沪宁线上两个半宝像画师中的半个。组长就没再理他，可是到了第二天一早排队唱歌，准备出工的时候，劳改队的第一把手亲临现场把陈庆生叫了去。
“听说你专画宝像？”政委问他。
“是的。”
“能不能把我们这儿的大墙上都画上？”
一听到这里，陈庆生兴奋无比。“能，当然能，”他说。
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又爬上了高梯，开始了他的高空作业。他望着蓝蓝的天空，做了几个深呼吸，就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可怕的恶梦。不过还好，醒来还在画宝像。丝毫没有改变。他当晚就给他母亲写了封信。
陈庆生在劳改队里画了三年零四个月的宝像，往后就再也没有接到任务。上面考虑到他的贡献，决定提前释放他。
回到了家他才感觉出世道变了。大街广场上那些他从前花了多少心血画成的招手宝像大多已经给饮料广告或奶粉广告盖住了，剩下的几张也已经面目全非。不用说，他失了业。
有一天他在路上走的时候撞上了老孙，此刻正赶着去装修一个歌厅。老孙见他昔日的搭档落魄到如此境地，觉得不忍，就叫他加入了他的装修队。老孙后来死了，他又换了几个老板，都干不长。最后想想，觉得自己这辈子不会再成家了，谁会看上他呢？就用他娶媳妇的钱盘了一家镜框店。
陈庆生就这样又支撑了几年，最后就失了踪。
本文 “The Treasured Portrait Painter” 最先发表在 “The Double take,” (Duke University) 1998, Second Issue. 译文稍有改动。作者授权天益首发中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