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的农民问题说复杂非常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农民的数量要减少，农民的权利要提高，它的核心就是农民集体谈判能力的问题。
农民合作组织缺位，农民缺少提出诉求的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需求的问题。过去我们在给农村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有很大欠缺，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称为“公共物品覆盖农村”。从向农村汲取资源，到反哺农村，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这3397亿元怎么分配好呢？
在韩国、日本，还有中国的台湾，农民都有发达的自治组织，国家援助可以与这些自治性组织进行对接，由他们承担农民自身建设的问题。而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缺位，大笔的财政支农资金如果不是平均分配，就是由各个政府部门掌握分配，要他们凭着良心给农民办一些事情。所以有人说，这3397亿元，搞不好就是一场“部门分肥大餐”。如何才能避免“部门分肥”情况出现？实际就是农民在承接国家支持这个过程中如何组织的问题。于是“组织农民”的呼声开始高涨。
在新农村建设中，中央制订惠农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农民缺少提出诉求的机制。而目前所谓“农民的诉求”，往往不是由农民提出来的，而是由当官的提出来，这样利益取向当然会有分歧。因此农民亟需具备集体诉求、集体谈判、集体博弈的能力。
任何合作都要解决好“群己权界”问题
从人类历史可知，人其实是一种合作的动物。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就是以群体形式生活的。因此合作是人的一种本能，只要有合作的需求，就可以创造不同的合作形式。传统的共同体与现代共同体的界线，在于是否能够划分严复所说的“群己权界”。共同体的权力是有边界的，它不能侵犯属于个人的权利。传统的教会可以搞宗教审判，搞异端迫害，现在的教会是不能搞这些的；过去的行会欺行霸市，现在的行会却不能这样。“群己权界”的原则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共同体都是适用的，即公共权力对于个人权利的干预，在现代社会必须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是通过社会的宪制和民主化来决定的。
只要解决了“群己权界”的问题，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其他民族，不缺乏组织资源，也不缺乏合作意识。
博客中国2006年10月08日14时5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