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晚清儒家与西学东渐

Share on Google+

——2009年6月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演讲

一、反传统与尊传统的共同点

上个月刚过了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什么传统问题,什么东方西方问题,又是一个讨论的热潮,但是那个讨论其实没有展开。实际上从现在看起来,五四已经过去九十年了,我觉得进行总结是非常必要的。关于五四也好,关于晚清这一段历史也好,我看现在基本上是两种声音占主流,一种声音还是像过去那样认为五四反传统是反得对的,当然比较激进的人认为反得还不够,我们现在还要继续面临传统的罪孽,我们要把五四的反传统继续下去。这里头讲的传统,一般都是讲的儒家,反传统对不对,就看你讲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就像所谓现代化对不对,就看你对现代化的定义是怎样的?另外一种声音反过来认为五四是很糟糕的,因为它把我们的传统颠覆了,我们的传统是很不错的。而且现在看起来,很多人说西方不行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到我们牛了。这些人当然对五四这种“反儒”的倾向,或者是“西化”的倾向很不感冒。

这两类人的观点好像是针尖对麦芒,但是有一点确实是两者共同的,就是他们认为西儒不两立,有些人说学习西方,就应该肃清儒家的流毒;但是有一些人就相反,认为现在应该弘扬儒学,抵制西化。

我们今天要反思这个事。我们恰恰就是要讨论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论的共同的基础,就是“西儒对立”的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到底成立不成立?当初西学引进中国的时候,谁最欢迎它,谁最反对它?西学在近代引进中国,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今天看起来是非常有必要重新思考的。

这里我首先要讲什么是儒家。就像什么是西学一样,或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一样,这是不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早就有人说过,西方号称基督教文明,但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往往要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都大。其实儒学也一样,在中国自董仲舒以来,就没有人说自己是反儒的。但是,在都号称是儒学的人那里,好多差异,恐怕要比儒与非儒都要厉害。

二、索绪尔的“差异原则”下的古儒

我相信当代语言哲学大师索绪尔讲的一个话。他说语言,当然也包括文字,只是一种象征符号,就是所谓的能指,他是用来表达一种意含的,被他表达的意含,也就是所指。这个能指是一种符号,它要表达一种什么东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有非常大的空间,用索绪尔的话来讲,就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服从所谓的“任意原则”。所谓任意原则就是从理论上讲,一套符号你可以任意解释,你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民主,也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专制;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革命,也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反革命,这两者的空间非常之大,它几乎是任意的。

可是如果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讲话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讲的话完全没有确定的意思,这个背后的意思可以随便颠来倒去。那么我们讲那个话到底能表达什么?索绪尔讲到,讲话其实还是有意思的,他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原则,但是不同的象征符号之间存在着互相抵触。互相排斥的这种关系,是使我们的语言具有确定含义的条件,也就是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服从所谓的“差异原则”,或者说又叫做排斥原则。讲得简单点,就是无论我们宣传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这些理论用索绪尔的话来讲,往往都是用一些Good

words,就是好话来构成的,不管是仁义道德也好,自由平等也好,公平正义也好,共同富裕也好,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和谐等等,都是好话。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的主张就是要欺男霸女、坑蒙拐骗、杀人放火,没有人这样讲的。但是,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取决于他要用这些他所主张的Good

words来排斥一些什么。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每个人宣传一种东西,其实都有一种针对性,就是它到底要用这个东西来打谁,用我的话来讲,他的假想敌是谁,他要用这个东西来排斥什么。他主张什么,是通过他排斥什么来体现的。

讲得简单一点,比如说一个儒者,在那里大讲仁义道德,他讲的仁义道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取决于他想针对的那种他认为是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比如有人说,西方社会是一个万恶之源,那里的人都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等等,那么,他就有了一个排斥的对象,有了一个差异的指标。同时他的仁义道德就有了一种确定的含义,也就是跟西方的那一套不同的,或者说仁义道德就是要拒绝那一套东西。

同样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长期以来,儒家的这套话语也有它的针对性。针对什么呢?大家知道,儒家的基本概念就是王道,他的对立面就是所谓的霸道。我们知道儒家的产生是在春秋战国之交,正是中国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春秋战国以前是周,以后就是秦;春秋战国之际,是所谓的周秦之变,就是周制在衰落,秦制在兴起。秦以后,大家知道那就是法家的那一套,就是毛泽东讲的“百代皆行秦政制”。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出现,本身就是代表了在周秦之变这个历史背景下,主张周制、反对秦制那些人的价值观。大家知道孔孟都是张口闭口要恢复周公的那一套:三代盛世,周公圣人。以后就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礼坏乐崩,越来越糟糕,一直糟糕到秦,那已经糟糕到无以复加了,然后就发生焚书坑儒。儒和法的斗争,当然最后是法家胜利了,建立了秦制。儒家对此是痛心疾首。后来虽然到了汉武帝时代,统治者在对儒家改造的基础上,开始了所谓的“独尊儒术”。秦汉以后,统治者就不怎么讲法家了,开始讲儒家,但是实际上他们做的还是法家,历史上有人把这种现象叫做“儒表法里”,或者叫做“阳儒阴法”。讲的简单点,就是儒家的那一套能说不能做,法家的那一套能做不能说,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只做不说的,有很多东西是只说不做的。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好象成了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儒表法里”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儒家只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往往是很难落实的。

那么,不较真也罢了,如果你要较真,那肯定就不会满意。因此,我国古代传统的儒家——当然我这里讲的传统的儒家,是真正有点追求的;那些想通过读几本儒家的书,通过科举考试弄一个官来做做,这种人就不算——真正有追求的儒家,往往是牢骚很多的,往往是对现实极度不满的,不管是批评儒家的人,还是弘扬儒家的人,恐怕对这一点都不能否认。比如说我们以前五四的时候,很多人骂儒家,就说儒家是主张复古倒退,主张复辟,是历史倒退论者,他们老是说“今不如昔”。大家知道当时的鲁迅先生是很反儒的,他就创作了一个文学典型,叫做九斤老太,来形容儒家的那种观念。儒家老认为什么东西都是三代是盛世,夏商周最好,秦以后就堕落了,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据说九斤老太就是这样,甚至连刚出生的孩子都一代比一代轻了,九斤老太经常讲,我们那个时候孩子生下来有九斤重,现在只有六、七斤重了,反正是现在什么都不如以前了。

那么,批评儒家的人说,这是主张复古倒退,主张开历史倒车,儒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可是肯定儒家的人,比如说钱穆先生、余英时先生,他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也觉得儒家经常是不满现实的。但是他们说,这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良知,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应当承担一种社会批判功能,儒家的这种言论恰恰就是最可贵的,要的就是对现实不满。

但是那个时候的儒家对现实不满,是对什么不满呢?难道是对西学不满吗?明清以前有什么西学呢?当然不是的,那么明清以前的儒家,他们对什么不满呢?当然就是对霸道不满,对秦制不满,在他们看来,三代是盛世,以后就礼坏乐崩,越来越不像话,儒家的理想就是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回到三代去,重建三代的盛世,他们最不满意的就是法家搞的那一套。

三、“反法之儒”学西方并不是因为战败

在我看来,根据索绪尔的这种分析,儒与非儒并不重要,在今天的中国,是赞成还是反对儒家,其实并不是个什么重要的问题,真正大的区别,在于那是“反西之儒”,还是“反法之儒”。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之大的,如果一个人把儒定义为“反法之儒”,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儒家,而另外一个人把儒定义为“反西之儒”,在这个意义上去弘扬儒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但是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回事。就今天而言,“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的区别,要远远大于儒与非儒的区别。

尽管中国的古儒历来有反对法家的传统,然而在晚清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西学大举进入?人们对中国本土那一套产生严重的怀疑,对西方来的那一套都表现了非常高的热情,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最早导致这种现象的中国的思想流派是什么呢?这里就是我要讲的“反法之儒”。关于这里,我要提到我以前也谈到的一个问题,晚清中国人对我们自己那一套的反感,和对西方那一套的热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现在有些人说之所以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人被西方打败了。鸦片战争被西方打败,于是我们就发现人家船坚炮利,于是我们就对西方的“器物”产生了兴趣,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发展军火工业。但是,后来我们有了洋枪洋炮,有了军舰,甲午战争又被打败了,于是我们就理解到,好像我们的“制度”有问题,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要改变中国的制度。但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然被西方欺负,于是我们又感到我们的文化不行,或者说我们的国民性不行,于是有了五四,就开始从文化上,或者从国民性上去学习西方。

这样解释,其实都是建立在西方把我们打败了的基础上,我们感到西方是强者,所以我们要学强者。可是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在我国秦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上,难道以前我们没有被别人打败过吗?这里我讲的“我们”是特指中原的农耕文化政治实体,当然这现在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那个女真人算不算“我们”?如果女真人也算我们,那岳飞是不是算分裂分子,反对统一?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地讲,历史上我们讲的华夏,主要指的是中原王朝,主要指的是中原的农耕文化,周边的那些少数民族,当时都是属于外敌。满清在入关以前,当然也算外敌。他们是什么少数民族,那是今天的说法。那个时候人们从来不会这么想的,否则岳飞怎么还会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吃人家的肉,喝人家的血,你说这是同胞?说那个女真同胞也是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哪有这种观念?

农耕文明的中国汉族,在历史上并不是经常打胜仗的;历史上被打败,应该说是常有的事。而且,如果真要讲被打败,晚清的中国算什么被打败,就算鸦片战争我们败了,甲午战争我们也败了,那“我大清”不还是照样在吗?那些“夷狄”不也就拿掉了我们的一些边疆吗?虽然“夷狄”也曾经在这一段时间两度闯入北京,在我们党校附近点了一把火,烧了一点什么东西,但是很快他们就走了。不管他们是畏惧于“汉官威仪”,还是害怕所谓的“人民反抗”,总而言之,他们都没有把“我大清”给灭掉。可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汉族王朝被灭掉的难道少吗?不往前说,就看清以前的明,不就是被满清灭掉的吗?清朝人说,你们明不是我们灭的,你们明是自己族灭的,是李自成灭的;明不亡于清,而是亡于流寇。这是清朝为了标榜自己不是欺负人制造的一种说法,其实这个说法,我觉得没有多大意义,其实就算是李自成灭了明,那么清把李自成打败了,不也是把汉人打败了吗?李自成建立的顺朝不也是个汉族王朝吗?更何况大家都知道,其实李自成在打下北京的第二年就死了,那个时候南明,也就是崇祯所属的那个集团,还控制着绝大部分的中国,那么南明总不是被李自成灭掉的吧。大家知道李自成死了以后,余部都投向南明了,李自成的余部和崇祯的余部是合在一起对抗满清的,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满清给彻底打败了,而且败到什么程度呢?南明立一个皇帝,就被满清追到天涯海角,立一个杀一个,立一个杀一个,最后永历一直逃到缅甸,还被清军引渡回来绞死了。

要说被打败,是明代败得惨,还是清代败得惨,当然是明代的惨。明的遗民,其实到了后来,他们在军事上已经失去了战胜满族的自信了;当然我这么讲了以后,有人说不对,说反清复明这个愿望始终是有的。那当然有,中国那么多人口,要找出一两个什么样奇怪的人都找得出来。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康熙以后还主张反清复明的人有几个?我们讲当年反清最有名的两个民族英雄,一个是李定国,他是南明朝廷最重要的将领,退到缅甸,宁死不投降。他临死的时候对他的儿子说,你不要投降满清,你就在缅甸当遗民吧,我们就在缅甸老死算了。他也没有说我们要“反攻大陆”,他其实已经没有做这种打算了。在东南沿海的张煌言,即张苍水,大家知道也是一个民族英雄。他在失败以后,自己把他的余部给遣散了,因为他知道没戏了。当然他也不愿意去投降清朝,于是隐居起来;后来被清朝找到,强迫他投降,不从,结果就殉国了。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有民族气节的人,可是他所谓的民族气节,也就是表现在他本人不投降清朝。

武装反清,他们都已经不做这个打算了。可是哪怕就是败得那么惨,败到他们在军事上已经不抱战胜满族的希望了,那些遗民,有哪个因为被满清打败了,就把满族人当作先进的?有哪个因为被满族人打败了,就放弃了孔孟之道,去相信萨满教呢?有哪个被满族打败了就去认为满文写的东西才是好东西,汉文的东西都不行了的?都没有。我们的这些先人尽管军事上可以一败涂地,但是他们在文化上还是很自豪的,还是很看不起“夷狄”的,你满族人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能打仗吗?包括以前的女真人、契丹人、鲜卑人、匈奴人等等,不都是这样吗?中国人什么时候因为自己被打败了就觉得自己的文化不行呢?而晚清与明遗民相比,在军事上战胜外敌的意志,从来就没有被摧毁过。晚清追求富国强兵,战胜列强,这个愿望一直有,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没有出现像明末那种我干脆把军队都解散了,或者我们干脆跑到缅甸去当遗民算了,我们就把中国让给满清的情况。

但是晚清以来,在文化上却出现了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我们的传统不行。在晚清有好几个人说,我们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李鸿章说过这个话,其他几个人也说过。什么叫“三千年未有之变”呢?是说中原王朝三千年都没有被人打败过吗?当然不是。这三千年我们不知道败了多少次,而且中原王朝整个被人灭掉也有好几次。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就是说三千年来我们都没有发现有一个比我们更吸引人的一种文明,用我们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讲,就是一种比我们更进步的文明。那么这一点仅仅是被打败了能解释的吗?因此,这里我要讲,所谓被打败了,晚清被打败,和南明被打败,那完全是两回事,明清之际,汉人儒者对满人军事上是认输的,但是文化上仍然非常自傲,而清末民初,国人对列强是坚持抵抗的,但是文化上却出现了明显的道统失尊,西学大兴,西学大盛。到了民国期间,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那一套都是从西方来的,除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外,当时还兴盛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大家不要以为军国主义是个贬义词,晚清军国主义,乃至军国这个称呼,是一个大大的褒义词。抗日战争以后,它才变成贬义词,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中国人都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军国,这个军国的样板就是日本,而日本能够建立军国——就是我们讲的军国主义,就是因为他们学西方学成功了。

四、“反法之儒”学西方的五个特点

有人说戊戌以前那些最早对西方感兴趣的人,他们学习西方,主要是学器物,只是觉得西方的洋枪洋炮厉害,船坚炮利。是不是这样呢?那个时候主张学西方的很多人,像我这里提到的徐继畬、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张树声、薛福成,一直到康有为、谭嗣同,他们心中的西方比我们强的主要就是船坚炮利吗?显然不是这样的。

在戊戌以前,最主张学习西方的、对西方的那套最仰慕的是一些坚持古儒立场,而对秦以来的中国现实不满的那些儒家,就是我前面讲的“反法之儒”。他们认为三代的中国很伟大,到了秦以后就不行了,就是霸道战胜王道了。应该说这是儒家的一个老传统了,我前面讲过就是所谓的不满现实的传统。就是这些人,他们一看到西方就说,我们讲的三代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什么叫三代,西方那一套就是三代,仁义道德都在他们那里。总的来讲,这些人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其实是很次要的一个内容。他们学习西方有五个特点:

第一,他们学习西方主要并不是追求富国强兵,而是通过西方他们看到了一种道德理想。这个道德理想,他们是用古儒三代的那一套来表述的,就是西方就像三代。这是他们学西方的主要动力,富国强兵,功利主义,这是次要的,或者是顺带的动机,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些人学西方,普遍是从“反法之儒”的价值观出发的,他们讲起我们的传统来,最怨恨的就是所谓的秦政荀学。秦政就是秦始皇建立的那一套所谓的霸道,荀学就是法家学术,这些人就说秦政荀学使中国变得一塌糊涂,而把西方看成是三代盛世,从而设想“引西救儒”。用西方的那套来纠正秦汉以来我们的礼崩乐坏,消除霸道的那一套。霸道按照传统儒家的说法,它的表现就是家天下,家天下就是霸道:凭什么天下就是你一家的。大家知道,孔子的说法是天下为公。他们要用西方的那套把儒家的理想从法家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改变秦汉以来礼崩乐坏之弊。

第三点,正因为这样,那时候很多主张学习西方的人,都特别主张要学西体、西本。戊戌变法以后,张之洞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这里并不是说张之洞这句话有多保守,因为当时比张之洞更保守的,连“西用”都不想学的人,也大有人在。但是张之洞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他把“西体”和“中体”看成了两个东西,他认为我们的“中体”是很好的,我们学西方只要学“用”就行了。可是在戊戌以前的很多人,他们恰恰认为“西体”是最需要学的,那么至于“中体”呢,他们认为如果“中体”指的是儒学,那当然也非常好。可惜的是在我们这里,只有孔孟时代有这个东西,秦汉以后就没有了,秦汉以后的霸道当然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并不认为孔孟之道所谓的“中体”和“西体”有什么矛盾;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如果说“中体”就是孔孟之道,那么这个“中体”恰恰在西方得到贯彻;而在我们中国恰恰是秦汉以后就被抛弃了,现在最需要学的就是这一套,至于船坚炮利,他们认为是次要的,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这些人认为西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那么中国有一些什么资源可以去与西方对接呢?这些人马上想到的就是孔孟之道,尤其是孔子以后的孟子这一支。大家可能都知道,儒学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变动而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孔子的这些后学中,坚持周制、反对秦制的主要就是孟子这一支,而另外一支就是荀子为代表的这一支,后来就走向了法家。荀子的弟子韩非、李斯都是秦始皇时代的思想家,他们都已经被秦制所同化了。晚清的这些学者,在他们主张学西方的时候,最重视的传统资源恰恰就是孟子的这一支;而同时他们对荀子,对申、韩,也就是法家的这一支,可以说是深恶痛绝。这是他们对我们本土学派的一个看法。

第五,当时这些热情学习西方的儒者,他们都不太注意今天不少人强调的西学的一些核心理念,比如个性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些东西都是到了戊戌以后,尤其五四的时候才兴起来的。那么在戊戌以前,他们对西方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最感兴趣的是民主、共和,天下为公。他们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称赞西方都是公天下。你看他们的国王从来不把天下当做是他的,从来都是让老百姓说了算,而不是他自己说了算,从来都是尊重老百姓的意志等等。你可以说这种看法不如我们后来的人对西学的认识更为深刻,可是很有意思的是,虽然那个时候的人们不太讲个性解放,但是中国近代的个性解放,恰恰是从那时候萌芽的。到了五四以后,虽然个性解放成了一个大潮流,但是五四的个性解放,不久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个解放大量地把个人从家庭、家族这些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解放出来了以后,却让他们成了大共同体的奴婢。典型的是,大家知道关于五四青年讲的最多的就是他们往往都是要摆脱家庭的束缚,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但是他们一旦加入了组织,往往就接受了组织上的包办婚姻。大家看过《激情燃烧的岁月》,看过最近热播的《潜伏》,讲的都是这种故事,组织上就可以包办他们的婚姻,这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五、“反法之儒”的一些具体言论

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看他们当初是怎么说的。当时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西方之所以值得学,主要不是因为他们船坚炮利,而是因为西方比“我大清”更加仁义道德。当然这里讲的是他们内部要比我们内部更仁义道德,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西方侵略我们,欺负我们,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这些主张学西方的人,其实也是坚决反侵略的,他们抵抗列强的侵略,这一点没有问题。可是,你看看西方内部,西方的国家对他们的老百姓,和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老百姓,那简直是天差地别。一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讲道理,什么叫做仁义道德,什么叫做三代盛世。因此,他们很多人都持这种说法,说西方就像三代。我们中国三代的时候不错,但是秦汉以后就不行了。

像郭嵩焘就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三代的时候中国的确是礼仪之邦,是世界最好的,但是“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尤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他说现在西方就像三代,而我们中国成了夷狄了,到处都是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现象,仁义、道德都在人家那里。这是郭嵩焘的看法。

谭嗣同说得更厉害,他说,三代中国本来是很辉煌的一个文明,可是秦以后的两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说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变得和土番一样了。孔孟时代中国何等辉煌,现在已经简直是很不像话了。大家要注意,他并不是讲清朝或者晚清不像话,他是说秦以来就不行了。

徐继畬说,三代圣贤主张的天下为公,现在在中国看不到了,在什么地方看得到呢?在美国。华盛顿,那么大的功劳,他不搞世袭制,搞民主选举,这是什么?“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意”。说这就是三代的东西,而我们已经没有了。

薛福成说,三代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民主的,只不过后来我们中国的统治者“私心自用,窃居天下,君权大盛,民权大衰”,以至于把我们搞得越来越乌烟瘴气。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薛福成说孟子讲的道理,在今天的英国、意大利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不是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西方好就好在共和民主,而这个共和民主据说以前曾经是我们的传统,但是秦汉以后,就被法家,就被那些讲霸道的人,被那些家天下的人给颠覆了。

五四以后反儒的中国人,经常夸奖秦汉法家搞的那些改革,比如我们直到现在还经常讲商鞅变法很伟大。可是,戊戌前后的那些先进的儒者,他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最讨厌、最痛恨的恰恰就是这些法家,他们感到中国当时真是礼崩乐坏。这不是西学造成的,而是法家造成的,也就是说,从秦汉以后,就礼崩乐坏了。

谭嗣同说的话是最典型的,他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两千年以来,中国搞的就不是孔孟的那一套,而是焚书坑儒的那一套;两千年以来,中国的学问就不是孔孟的学问,而是荀子韩非的学问。这个学问是什么呢?是乡愿。读过《孟子》就会知道,在《孟子》这本书里头,把乡愿骂了个狗血淋头。乡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那些趋炎附势、不讲原则,谁的权力大我跟谁的那号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这种人就是墙头草两面倒,上面左他也左,上面右他也右,没有自己的观点。这种人,孟子是非常瞧不起的,说这种人是蠹虫。那么,儒家讲的与乡愿相反的一种人是什么人?那就是乡绅。民国以来,我们对乡绅有一个定义,说乡绅就是地主,什么叫乡绅呢?就是乡村中有土地的人,土豪劣绅就是这样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在古汉语中,乡绅是一个儒家特有的概念。不是说你有土地就是乡绅,这个所谓的“绅”指的是儒服,就是当时儒家的士子特有的一种服装。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有了功名以后才可以穿,如果没有功名,是不能穿的,哪怕有万贯家产。就像我们今天所谓的硕士服、博士服,那是要有一定的学问才能穿的。因此,所谓乡绅,和有没有财产、土地并没有关系,乡绅的定义是乡村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士大夫,或者是儒家知识分子。而乡绅的特点是什么呢?古儒,就是在孔孟那个时代,人们认为乡绅的特点就是他是要捍卫道统的,是不把权势放在眼里的。用那个时候的话来讲,叫做“从道不从君”。“从道不从君”,这是乡绅的一个特点。但是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中国被秦制搞了两千年,已经没有乡绅了;我们这里现在只有乡愿了。谭嗣同讲过一句话,说我们是“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孔教安得不亡”,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儒家,四万万的人都是墙头草,儒家怎么可能不遇到危机呢?我们现在如果不学习西方,能复兴儒家吗?

依他们的看法,中国现在到处都是乡愿,乡绅已经很难见到,那么乡绅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认为,乡绅都在西方。当初这些人把西方的议会翻译成什么呢?最早的翻译,就是“乡绅房”,说这个所谓议会,就是一帮乡绅在那里“从道不从君”,在那里替天行道,为民请命,不把皇帝当一回事,只为老百姓说话。像这样的观念,并不是晚清才有的,大家知道,明亡以后的黄宗羲,那一代大儒,也有类似的痛感。我前面已经讲过,真正的儒者历来是不满现实的,我们可以说这种现象是复辟倒退,是九斤老太;也可以说这是社会批判,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不管褒也好,贬也好,不满现实的事实得承认。当年孔子就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说我们现在的中国没指望了,礼崩乐坏了,我要坐船到外国去当遗民了。朱熹也曾经说过,“尧舜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个社会不是一个我们喜欢的社会。

但是,那个时代的儒者,这样讲其实也很无奈,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讲的三代那一套,在世界上什么地方还有。如果你真要讲有,那就是陶渊明讲的桃花源,但是那个东西不现实。晚清的儒者与他们不同的,就在于他们找到了一个仁义的地方,那就是西方。用徐继畬的话来讲,就是“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意”。他们也并不真正明白西方的自由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凭直觉,从儒家的观点看,他们就感到那是个比我大清更讲道理的礼仪之邦。

早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王韬作为最早称赞西方的人之一,就说西洋是“以礼仪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郭嵩焘后来到了英国,写了很多东西,船坚炮利他也提到,但是提得很少。大量的都是讲什么呢?都是“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大家知道郭嵩焘后来因为这些话讲得多了,皇上不高兴,就把他给罢官了;郭嵩焘后来很不得志。由于他挨了整,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去附和他,因此,有人曾经说郭嵩焘的这种想法,其实当时是很少见的,只是很少的个案,并不具有代表性。这里我要讲,像郭嵩焘那样说出来的,的确很少,因为当时的中国虽然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是也不能说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还是有些忌讳的。敢于像郭嵩焘那样明言的,的确不多。但是,当郭嵩焘讲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他讲得很对,只不过这些人自己不说而已。

薛福成后来曾经提到,他说,郭嵩焘当年这样讲的时候,他自己听了觉得有点半信半疑,说西方果真这么好吗?然后他就去问,问他的一些同事,什么人呢?一个是“陈荔秋中丞”,就是陈宝箴,也就是有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爷爷,后来他成了戊戌时代很重要的维新派,湖南巡抚。另一个是“黎莼斋观察”,就是黎庶昌,也是戊戌时期一个很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这两个人都说郭嵩焘说得对,“皆谓其说不误”。薛福成和黎庶昌是曾国藩系统的知识分子中的两个代表人物,当时有曾门四弟子,他们就是其中两位。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维新派,但是在郭嵩焘这样说的时候,他们虽然内心也是认同的,但是当时都保持了沉默。郭嵩焘挨整,他们虽然没有站出来为郭嵩焘辩护,但是心里头其实是相信这一套的。

另外一拨人是李鸿章的系统。李鸿章的系统我们可以以张树声作为一个例子。张树声和郭嵩焘就不一样了,他应该说就像一个乡愿。这个人是老于世故的官僚,从来不讲那些前卫的、比较冒险的话。他本人也不是很有学问,只是李鸿章淮军时候的副手,相当于是淮军的副司令。然后李鸿章当了大官,他也跟着上升,曾经担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总而言之都是在东南这一带当官。他当官的地方都是和西方打交道比较多的,用今天的话来讲,都是所谓的东南沿海改革开放前沿地带。而他的幕僚中,也有一些像薛福成这样的人。所以张树声虽然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嘴上什么都不说。他是一个很会当官的人,是个太平官,一直当到老死,仕途上一帆风顺。

可是,临到终老,1884年,他重病的时候,给皇帝上了一个遗折。这是他明知道自己要死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说几句老实话。他就在里头讲了,西人“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说这是西学的本质,我们现在讲什么轮船、大炮、铁路、电线,此其用也。大家知道他也讲体用,但是和张之洞相反,他讲的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恰恰主张,我们要学就学“西体”,光学“西用”那是没用的。他说如果我们“遗其体而求体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你学也学不到,你学到了也没有用,“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1884年,那个时候离戊戌变法还有14年,离甲午战争还有11年。11年以后,果不其然,已经有了军舰,中国还是一败涂地。张树声在他的遗折中提出的主张就是“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我们只有学到了西体,船坚炮利才真正能够造福国人。

我刚才讲的郭嵩焘,那就说得更系统。他是中国最早的驻外大使,他到西方去一看(他在英国待过,法国也待过)觉得那里真是礼仪之邦。相形之下,中国简直是礼崩乐坏到了不堪入眼。而这个郭嵩焘是个什么人?郭嵩焘的经历,和曾国藩其实很相近,翰林出身,理学名儒;而且郭嵩焘出国的时候,已经是个58岁的老人,给他写传的人说,其时他的价值观已经定型,也不太可能有什么脱胎换骨所谓的文化转型。但是,他到了西方去以后,讲了很多西方的所谓立国之本。大家知道这些人,都认为学西方要学本,其次才是学末;要学体,其次才是学用。那么什么是本呢?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这里大家要注意,不仅船坚炮利在这些儒者看来是末,甚至连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应该学西方人的就是他们会办公司、会做生意、会搞市场经济,可在郭嵩焘看来,这也是末。这个倒很容易理解,因为传统儒家有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倾向,不太看得起做生意的。

他说,我们学西方主要不是学船坚炮利,也不是学做生意,那学什么呢?那就是学所谓的朝廷政教。他说西方社会的法制很昌明,所以“公理日伸”;说基督教“劝人之善”;说他们那里有很多乡绅——实际上讲的就是议员,说这些“乡绅公议政事,国王尊以崇礼”;说他们那里还有一种机构叫巴力门(parliament),也就是议会,还有买阿尔(mayor),就是市长,这都是民选的,他们都要顺从民愿;说这些国家“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他们的国王都是天下为公的,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财产。说他们的民主选举很好,“所用必皆贤能,朝廷之爱憎无所施”,不是有权有势的人想用谁就可以用谁的;“臣民一有不惬,则不得安其位”,老百姓不高兴,你这个官就当不下去,说他们这个国家有朝野两党,“推究辩驳以定是非,各以其所见相持争胜,而因济之以平”,这也不错,两党相争,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应该都是公平的。说他们言论自由,说这些国家“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人上书,皆与酬答”,老百姓也有言论的权力。郭嵩焘讲了很多,结果越讲越起劲,最后有点走火入魔了,说英国是“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富强之基,非苟然也”。说这是个礼仪之邦,他们能够富强,不是偶然的,你看就是有这样的文明做基础的。他甚至还说,英国那个时候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殖民地,也是因为他们“仁爱之至,环海归心”。我们知道英国的势力遍及世界,其实还是要靠炮舰打下来,并不是靠仁义道德给感化下来的。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郭嵩焘认为这个国家真是个礼仪之邦。很奇怪的是,郭嵩焘对英国的印象非常好,但是和五四时候的人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没有说儒家的一个不字,他没有去批评儒家。恰恰相反,他认为中国秦汉以后搞得很糟糕,就是因为没有照儒家的做,他认为西方是一个儒者向往的礼仪之邦。

显然,他也看到英国人打仗很厉害。郭嵩焘是最早倡议中国派人到英国去学海军的,而且他到了英国去以后,曾经为中国的海军留学生太少而感觉痛心疾首。他曾经写过奏疏,让朝廷不要省这几个钱,说你看我们现在学海军的人还没有日本的多,将来我们要被日本超过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也是最早发出这种担忧的,因此,不能说他不知道英国的船坚炮利值得学。但是,在他访问英国写的这些东西里,船坚炮利提得很少,大量讲的都是“国政民风”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他认为英国最值得学的也是这些东西。

比郭嵩焘更早,在1844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才四年,徐继畬就写了《瀛环志略》。前几年茅海建就已经提到,说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知道西方船坚炮利,然后甲午以后,我们就知道要学西方的制度了;而他认为可能不是这样,他说鸦片战争以后,其实当时中国人没有几个人认为英国真有什么我们值得学习的船坚炮利。大家知道鸦片战争中国打败以后,绝大多数人是怎么总结经验的吗?他们并不是认为英国船坚炮利,他们老认为鸦片战争之所以打败了,是因为出了汉奸。他们老认为如果英军堂堂正正从海上打过来,我们是不会打败的。但是由于闽粤的刁民带领英军来抄了我们的后路,因此我们就被打败了。还有一些人说,因为朝廷有了像琦善这样的汉奸,把林则徐大人给免职了,所以我们打败了;如果林则徐没有被免职,我们肯定必胜无疑。当时的人都是这么总结经验的。

因此,实际上没有什么人对船坚炮利感兴趣。中国人真正对船坚炮利感兴趣是什么时候呢?是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而且还不是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船坚炮利把官军打败了,而是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些洋人当了清政府的军事顾问。华尔、戈登,他们用船坚炮利打败了乱党,也就是太平天国。在打内战的过程中,朝廷知道了船坚炮利的确是非常了得,那些反贼被船坚炮利打得屁滚尿流。于是这帮人觉得原来船坚炮利杀刁民很厉害,还是很值得一学的,于是就在那里办兵工厂什么的。大家知道当时的英法联军,在北方打败了僧格林沁;在南方,洋人当了湘军、淮军的同盟,打败了太平天国。但是真正学习洋务军工的,是在南方打内战的那些湘、淮系的官僚,而不是北方像僧格林沁这样和英法联军直接交手的满蒙贵族。

但是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很早的时候,像徐继畬这样的人,就已经对西方的所谓“人文制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茅海建先生说,《瀛环志略》这本书,“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也就是评价很高。但是茅海建认为,徐继畬的观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并没有认为徐继畬有什么值得肯定。为什么呢?因为徐继畬没有大骂孔孟之道。他认为夸奖西方的人文制度还不够高明,真正高明应该一边夸西方,一边大骂孔孟之道,像五四时那样,这才是高明的。郭嵩焘也好,徐继畬也好,虽然夸奖了民主共和,天下为公,但是没有大骂孔孟,也没有大捧秦始皇,因此,他认为这还是很落后的。

徐继畬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写的《瀛环志略》也对英国说了很多好话,但是他说好话最多的并不是英国,而是美国。他对美国最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共和制,也就是他讲美利坚这个国家“合众国以为国”,今天美国的全称“美利坚合众国”这“合众国”这三个字,就是徐继畬首先译的,就是United States。他说,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说这个国家不搞世袭制,公共事务由大家说了算,“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西方最伟大的人物就是华盛顿,他创造的这一套就是“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说这就是古代圣贤之所为。

可是大家知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美国是一个军事强国吗?并不是的。在1844年的时候,美国军事上应该说还谈不上是强国,打败中国的是英国,美国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跟中国打仗。而且,徐继畬夸奖美国的时候还有一句话,老实说今天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可笑,他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好,好在什么地方?叫做“崇让善俗,不尚武功”,说美国这个国家是靠道德立国的,是不尚武功的。其实我们今天听起来不是这么回事,美国还是很尚武功的。当时徐继畬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武功很盛,而对美国发生兴趣;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人认为西方值得学习,就是因为所谓的政教风俗,用儒家的话来说这些国家是礼仪之邦,至于船坚炮利也许有,但是这些人主要的着眼点并不是在这儿。美国是不是不尚武功,当然不是,美国很尚武功,但是徐继畬要学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国要尚武功,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对后来影响很大,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认为共和要比君主强,甚至到了晚清主张立宪的时候,人们也认为虚君立宪要比实君立宪强。大家知道,戊戌变法以后,曾经有过一段保守,但是,庚子之变以后,清朝到了晚年又开始搞宪政,就是要搞立宪。

今天我们知道,清朝的立宪,慈禧和极少的几个满族亲贵讲的是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天皇是没有权力的,他们搞立宪是要扩大天皇的权力。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就像我国的先秦,诸侯林立,周天子——也就是日本天皇,是虚位而已,是不掌权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好像就经历了一场周秦之变,天皇开始集权了。日本的宪政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天皇是有实权的。而当时慈禧和中国的一些满族亲贵,想学的就是日本式的宪政。可是当时中国所谓的立宪派,不管是汉族官僚,还是民间的立宪派人士,他们讲的宪政和立宪,都是英国式的,而且他们明确反对在中国搞日本式的立宪。我们的近代史,把所谓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的界限划得很深,我们的历史教材以前经常讲立宪派是很保守的,是很不好的,只有孙中山这样的革命派才是很好的。而真实的历史是当时在中国,立宪派和革命派差距很小,因为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立宪不是像日本那样的,而是像英国那样的,皇上必须交出权力,权力必须在议会。也就是说,立宪派的主张,实际上和革命派的主张差别并不大,都是一种典型的宪政民主制度。他们两家的区别,无非就是立宪派不主张用暴力革命,而革命派认为清朝肯定是不会让步的,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所以,后来到清朝真的表现出不太让步的时候,很多立宪派就投身了革命。辛亥革命,其实就是立宪派和革命派一起搞的,并没有什么立宪派和革命派两个派别对立。

当时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斗争,主要是在海外,而海外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斗争,实际上不是什么观念上的斗争,讲的俗一点,就是争夺华侨的捐款。政治侨民中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不光中国人是这样。政治侨民到了国外,第一是没有多少正事可干,因为他们离开了本土,没有时机。第二,在那些国家也没有什么听众,这些人在国内都是名人,但是到了国外,谁知道你是谁,而且西方人也不需要你去给他们宣传自由主义。这些人就会很无聊,在那种国家资源又非常有限,无论是捐款还是别的就那么三瓜两枣的,你有了我就没有。因此,往往政治侨民的行为,很快都会庸俗化。当年俄国的民粹派的流亡者、白俄流亡者,甚至我们中国当年的孙中山、梁启超这些人,他们在海外都打得你死我活。但是在国内他们的同志是可以合作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内有好多事大家可以一起干,而在国外,就有很多无聊的事情,这也不能怪他们水平不高。有人把这个叫“政治侨民现象”,政治侨民容易陷入那些无聊的斗争,这个世界各国的政治侨民都一样。有人说孙中山和梁启超的论战多么具有思想性,其实现在看起来,他们争的根本不是什么思想。应该讲立宪派和革命派没有多少思想分歧,要有一点,也无非是对清朝愿不愿意让步的一个判断。他们所谓的共和比帝制好,如果要搞宪政,那么虚君宪政比实君宪政好,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个弥漫性的思想。怎么会有这样一种想法?我觉得看看徐继畬就明白了。徐继畬为什么会说美国比英国更好,好就好在美国比英国更偏向天下为公,连国王都没有,就是这样一种观念。

到这里,我并不是要讲我们的儒家自古以来就有了什么共和的理想,我也不想把什么先进的东西都往儒家那里拉。我要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中国很难说有什么共和的传统,但是中国更加没有虚君制的传统。中国人崇敬皇帝,其实背后就是崇拜权力,皇帝一旦没有权力,没有几个人会对他尊敬。国外有尊敬虚君的传统,中国没有。所以,中国的皇帝都知道,只要大权旁落,很有可能就是杀身之祸,哪怕是旁落到儿子、弟弟、女婿,亲人手里,都是不许可的,落到陌生人手里就更不行。有人说辛亥革命太激进了,当时如果能搞成立宪,可能中国以后的道路就要顺得多,在这一点上,我倒是认为,在中国基本不太可能,因为很多国人的势利眼,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势利,你没有了权力,谁还认你?

中国式的王朝更迭,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的,尽管英语中也有dynasty这个词,尽管在英国历史上也有所谓这个王朝,那个王朝的说法,什么金雀花王朝、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等等。此王朝,非彼王朝,他们的王朝跟我们的王朝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所谓的王朝,其实往往就是换一个徽章,或者是我这一支没有后嗣,另外找一支,和我们的所谓改朝换代完全是两个概念。英国从1066年诺曼征服以来,号称是有九个王朝,实际上这九个王朝的血统是一脉相承,不是男系就是女系总可以追到1066年的征服者威廉。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英国最近一次改朝换代是在什么时候?是在1901年,就是汉诺威王朝换成了温莎王朝,可是这个所谓的改朝换代到底有什么内容呢?什么内容也没有,流血了吗?也没有流,我看甚至连不少英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已经改朝换代了。和我们这种一旦改朝换代就要死掉一大半人的现象比,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搞君主立宪,恐怕比搞共和更难。中国是一个崇拜权力的国家,谁有权崇拜谁,这导致搞民主也不那么容易。

六、追求“富国强兵”要有前提

当时的这些人有很明确的观念:我们学西方,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要有一个仁义道德的体制。而中国自秦始皇以来,法家的那套,就只有霸道,而没有王道,太不仁义道德了,我们不能忍受。在这样的想法下,这些人很自然地就没有把富国强兵,尤其是强兵作为最主要的诉求。当然他们也是要追求强兵的,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中国人要自立,不强兵当然也不行。但是,要学习西方,要改革,主要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公平的、道德的、正义的制度,郭嵩焘就明确讲,“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有些人说改革就是为了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够把洋人打得屁滚尿流,这当然也不错。但是,前提首先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去追求强国的目标,这是不行的,“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他说西方的富强就是老百姓的富强,不是国库的富强。

郭嵩焘这样讲,谭嗣同讲得就更走火入魔,谭嗣同甚至说,如果这个国家不民主,强大还不如不强大。他说如果你是个专制国家,你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到底有什么好处,“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说如果“海军如英法,陆军如德俄”,那反而坏了,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如果有这么强大的军队,“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大家知道,清初的准噶尔是新疆的第一大民族,在清初的平准战争中,被全族屠灭,鸡犬不留,全部杀光,现在维吾尔成了第一大民族,但是以前并不是这样的。谭嗣同就说,如果中国仍然是这样一个专制国家,他的军队强大有什么好处,他说幸亏“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这番话如果在网上放出来,不讲作者,我想很多人认为大概是汪精卫说的,其实汪精卫都没有说过这种话。当然,我认为谭嗣同讲这个话,也是有点太极端,或者说太走火入魔,他甚至认为东西各国压制中国,都是上天“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因为中国太专制,所以必须要压一压。还有什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等等,这些话我就不用讲了。谭嗣同讲的这些话,我觉得应该理解为他是恨专制恨得走火入魔了。

其实,谭嗣同自己真的认为民主国家的“仁义之师”可以为我们解决专制的问题吗?当然不是的。谭嗣同后来讲的一番话,就把他真实的想法讲出来了,他说我们中国人既不要对皇上有幻想,也不要对外国人有幻想,皇上把天下当做私产,他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皇上不是我们的代表,但问题是西方人又怎么样呢?西方人对他们自己人当然是民主自由,这个没有问题。西方国家对他们的老百姓要比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老百姓要好太多,但是那是对他们自己人;对别的国家其实也一样是自私的,“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谭嗣同说,当时有很多西方的媒体说,“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听起来就有点像美国出兵伊拉克时候的理由一样——萨达姆很专制,我们出兵伊拉克,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但是谭嗣同就说了,其实民主国家的人也一样自私,他们出兵其实还是“皆将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

可是这里我们要知道,谭嗣同说民主国家搞民主,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民好,并不是为了要拯救别国人民,这一点他并没有说错。但是,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有些人从这个现象得出的结论是:既然西方国家的外交是自私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和他们对着干,他们主张民主,我们就反民主,他们主张自由,我们就反自由。当然,他们的自由民主我们反不掉,他们的人权我们也没法剥夺,但是我们可以剥夺我们自己人的,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人的民主自由给取消掉,这就表现了我们反帝、反殖民了,这就表现我们有地位了。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只要一见皇帝就跪,那就说明我们站起来了;如果我们见到皇帝敢于顶撞,那说明中国人中了西方的毒,就成了西方的奴才了。这种主张的人也号称是爱国者,慈禧周围这种爱国者很多。谭嗣同就是另外一种爱国者,他认为正是因为民主有利于本国人民,而不是有利于外国人,因此,中国人要自救,那就是要自己搞民主,这件事“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实现民主化,那么要么我们就受专制者的欺负;要么外国以实行民主为由,来出兵我国,我们就受外国人的欺负。而且由于我们是专制国家,好象他们还有道德的制高点,我们才是夷狄,而他们才是文明国家。我们国力本就不强大,如果道义的优势再被他们占去,那不就更糟糕了。宪政民主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中国人自己不搞,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是谭嗣同真正的主张。

七、如何评价“反法之儒”

讲完这些话以后,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今天我们怎么判断,怎样去评价他们的这些言论呢?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有一种批评,说他们对西方并不是真正了解,西方还有很多阴暗面他们没有看到。例如郭嵩焘他到英国只是在贵族阶层中转了转,他如果到贫民窟去看看,也许他就会看到西方的另外一面等等。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我觉得不能说没有道理,这正如在西方走出中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非常之高一样。伏尔泰这些人,当时都说中国是个理性的国度,说他们欧洲中世纪,由于教会的权威,搞得非常迷信,非常愚昧,所以要启蒙。启蒙要向谁学?要向中国学,你看中国没有那么强大的教会,中国人都是非常理性的,所以向中国学习就是要淡化神学,振兴科学等等。那么伏尔泰这些人,他们对中国的这种评价,符合不符合事实呢?伏尔泰了解不了解中国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讲,伏尔泰对中国的了解,其实也很肤浅,正如郭嵩焘、徐继畬这些人对西方的了解也很肤浅一样。

但是我要说,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不管是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还是向中国学习的西方人,其实他们面对的都是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我前面讲的,关键是要看“差异原则”,他们要针对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伏尔泰并不了解中国,但是我们不能说伏尔泰不了解欧洲,不了解他们自己。中国人是不是像他讲的那么理性,这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欧洲中世纪的确很蒙昧,的确应该启蒙,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那么,反过来讲,像刚才讲的这些人,从徐继畬一直到谭嗣同,西方社会是不是像他们设想的那样,礼仪之邦,三代盛世,是不是这样呢?当然未必,西方社会可能就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他们没有看到。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当时的确是礼崩乐坏,不仁不义到了极点,有霸道而无王道,让这些真儒、纯儒痛心疾首到了极点。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在他们看到西方之前,已经对中国的现实非常不满,这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到,传统儒家是有不满现实的传统的。

现在有些人说,歌功颂德的就是儒家,批评现实的就是全盘西化,我觉得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历代真正的大儒都是不满现实的,只懂得歌功颂德的,那就是孟子讲的乡愿,那恰恰是儒家的敌人。真正的大儒,早在他们讲西方的好话之前,他们对中国的现实已经批评得很厉害。徐继畬在鸦片战争以前,1830年代,他曾经上过奏疏,说现在简直是无官不贪,“几不知人间有清白吏”。郭嵩焘在出国之前也讲过很多这一类的话,说现在国家“吏治不修、民生凋敝、无所控诉,吾不知其终极也”,讲得简单点,就是说,这么败坏下去,不知道我们要堕落到什么程度。那么,你可以说他不了解西方,但是你能说他不了解中国吗?

我们今天又到了一个宣传国学、宣传儒家的盛世,我觉得宣传是应该的。可是,我们今天提倡国学,提倡儒学,就必须回答徐继畬、郭嵩焘他们当时面临的问题。我们讲了两千多年的儒学,为什么儒家的理想一直不能实现?我们不要以为今天的国学大师要比他们高明,郭嵩焘这些人,都是翰林出身,都是理学名儒,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无疑超过我们;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当时中国现实的了解,更是超过我们这些一百多年后的人。因此,我们今天如果不能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那么所谓的国学、儒学的前途就非常可疑。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3年第3/4期合编本

阅读次数:5,776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