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2-01

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一改过去冯式电影打上王朔烙印的喜剧风格,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河南大饥荒为题材,沉重而悲怆。电影上映后,有人在微博上写道:“一九四二年侥幸活下来的,一九六二年终于饿死了,然后,他们在二零一二年,被平坟了。”实际上,电影《一九四二》对历史的叙述是不真实的,比如那个时代有新闻报道的自由,农民也有外出逃荒的自由——这些自由在毛泽东时代都被一笔勾销。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文字狱的阴影下,最擅长“影射史学”,如履薄冰的冯小刚再三强调观众不要“过度阐释”,他害怕人们由“一九四二”联想到“一九六二”——而这恰恰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价值所在。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哪个导演敢拍摄《一九六二》:与一九四二相比,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延续三年的大饥荒,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祸”。

二零零五年,我在中国的大学里所作的最后一场公开演讲,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当时,有学生问及毛泽东和“五四”的关系,我当即指出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三千万无辜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一个残酷的暴君。有学生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我说:“你说三千万人饿死,你有什么证据?南京大屠杀死难三十万人,后来发现好多万人坑;但你说饿死三千万人,怎么没有发现一个万人坑?你是公然说谎!”后来,左派学者杨帆向校方告密,致使邀请我的学生社团受到查处。如今,这本只能在海外出版的《人相食的年代》,就是对那些对大饥荒的质疑的掷地有声的回答——这本论文集收入二零一二年春由传统基金会和劳改基金会在华盛顿联合举办的“大饥荒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重要论文近二十篇,与会者或是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或是大饥荒的亲历者,从各个侧面论述了大饥荒的起源、发生、经过及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暴君毛泽东的缺席审判。有一天,这本书必定会成为中国大学通识课程的一本重要参考书。

“3D版”的当代流民图

北宋时候,地方官郑侠画成《流民图》,与上书一起送达朝廷。其流民图描述百姓在旱灾中扶老携幼,疲夫羸老塞道,忧愁困苦,身无完衣的情形。“神宗反复览图,长吁数次,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翌日,下令开封府发放免行钱,司农发放常平仓粮,停止王安石的新法,又下《责躬诏》。民间欢呼相贺。

而《人相食的年代》堪称一幅“3D版”的中国当代流民图。所谓“3D版”,就是立体的、让人身临其境的画面。在这本论文集中,既有对大饥荒发生根源的宏观分析,也有对大饥荒重点灾区的局部研究,更有大饥荒幸存者个体化的、让人身临其境证词。在德国,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无人敢公开否定,否定大屠杀不属于受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乃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而在中国,大饥荒的历史仍然是官方媒体和教科书的禁区,否定大饥荒的左派常常大言不惭、指鹿为马,研究大饥荒反倒要冒巨大风险、承受诸多非难和辱骂。在此背景下,《人相食的年代》是一本了解那段被遮蔽的历史的最佳入门读物。

历史学者是客观、冷静、严谨的,他们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习惯用证据说话,以推理服人。学者宋永毅多年来研究“文革”、“反右”、“大饥荒”等课题,在搜集原始史料方面贡献甚大,甚至为此付出入狱的代价。本书收入宋永毅的论文《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现象之一瞥》,作者指出:“现在的网络上,常常有一些善良的年轻人不相信当年有过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人祸’。看了本文所列举的‘人相食’的案例,应当开始直面这一由白骨和尸体构筑的血淋淋的史实了。设想一下:如果在一个共‘82户491口’的生产队里(四川省崇庆县东阳公社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如果在一个大队——‘安徽省太和县宫集区赵寺大队29个自然村中,有26个(约占89.6%)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如果在一个公社的一年中(四川省石柱县桥头公社)就发生详细记录在案的16起‘人相食’的事件;如果仅一个省(安徽省)就有过因饥饿造成的高达1189起‘人相食’的特殊案件;我们便不难想象当时整个的中国农村已经成了一个怎样的人间地狱,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绝对不是随意杜撰出来的‘天方夜谭’!”在这里,宋永毅所引用的,均是官方统计材料中的数据,而不是所谓“海外反华势力”的“造谣污蔑”。对于这样的铁证,那些强词夺理地否认大饥荒的毛派们还有什么话说呢?鲁迅以“吃人”一词隐喻中国文化和制度的专制本质,即便他“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评估专制之恶,但他做梦也想不到,在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在和平时期,“吃人”居然由一个象征变成血淋淋的事实。

毛泽东是“形而上学的杀人者”

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有言:奥斯维辛“不仅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且是一个文化事实”,是“非理性的蔑视与仇恨的顶点”。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入狱之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为杨继绳的《墓碑》一书所写的《毛泽东怎样杀人》的书评。刘晓波写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首要祸魁毛泽东之所以不受追究,‘三面红旗’之所以不倒,不仅在于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和封锁灾难信息,更在于当时中国的主流民意认同‘赶英超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样的主流民意之下,饿死再多的人,与大跃进所要实现的伟大理想相比,也不算什么。如果没有主流民意对共产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纵使毛泽东长出三头六臂,也无力把他的绝对权力维持到自然死亡。”半个多世纪之前,毛通过全面洗脑的宣传教育和深入到每个村庄的专政机器,使得数千万人饿死而社会大致保持稳定;如今,薄熙来在短短数年之内就在重庆掀起“小型文革”,胡锦涛以“反日”为幌子唆使民众在全国数十个城市上演了义和团和红卫兵式的打砸抢闹剧,中共当局“以意识形态杀人”的统治术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毛时代并没有真正划上句号。

《人相食的年代》一书收入学者杨继绳的《执政者怎样应对危机——大饥荒期间中国领导人的作为》一文。作者指出,大饥荒的根源并不是“自然灾害”,实际上那几年是“风调雨顺”。这场大饥荒也不是因为粮食匮乏,就在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之时,政府的粮仓中堆满了粮食,而且,中共当局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出口粮食,甚至无偿援助那些“小兄弟”们。换言之,这场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百分之百是源于“人祸”而非“天灾”。毛将中国当作他的私人实验室,亿万国民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其试验品。《毛泽东的大饥荒》的作者、荷兰历史学家冯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实验的最终结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杀戮,至少四千五百万人因工致死、饿死或被打死。”古代的皇帝听闻民间灾荒的消息,尚且心痛自责、夜不能寐;而毛却无耻地宣称,粮食不够吃,饿死一半的人,其他人就够吃了。

中央有一个毛泽东,地方上则有千千万万个小毛泽东。在本书中,有多篇文章论述四川、河南、贵州、安徽等大饥荒“重灾区”的情况。每个重灾区,必定有一个缩小版的“毛式土皇帝”。他们对毛忠心耿耿,对下级和农民则心狠手辣。大饥荒过后,不仅毛泽东纹丝不动,这些执行毛政策的大小官员也都安然过关。比如,主政四川的李井泉实行激进政策,导致四川一省死亡超过一千万人。面对遍野饿殍,李井泉无动于衷,心如铁石,照样打麻将、玩桥牌到深夜;还跳舞、看旧戏,看内部电影,特别喜欢看香港电影;出门必带私人护士同行。“文革”中李井泉受到冲击,儿子被打死,妻子在狱中自杀,川人对其恨之入骨,咒之为报应。“文革”结束后,李井泉却因与邓小平的密切关系,复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并未受到法律制裁。

呈现真相才能“去毛”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战争之王”,他一辈子都处于战争状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在击败了国民党以及党内的竞争对手之后,毛又将矛头对准那些对他俯首贴耳的、并未威胁其统治的农民阶层,用学者高王凌的话来说:“大跃进是一场‘战争’,是建政后农民和政府间的最为惨烈的一场恶战——一方有着全副武装,从武装力量到意识形态,一方则几乎一无所有。”这是一场结局早已确定的战争,当然是毛大获全胜,而农民被饿死数千万之多。

在这个意义上,毛的邪恶超过了希特勒的斯大林。但是,不同于在全世界早已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和斯大林,毛在中国依然是左派膜拜的符号,在西方仍然是一个中性的甚至带有几许浪漫色彩的符号:在波普艺术中,毛的头像被使用的频率仅次于格瓦拉;毛家菜馆在许多西方城市的唐人街中都可以看到;在尼克松图书馆中,毛的铜像也与其他民主国家的领袖们放置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的情况呢?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大饥荒等惨剧的历史真相仍被深深掩埋,或被人们故意视而不见。《人相食的年代》这本论文集中引起我最大兴趣的,不是贝克和冯客等少数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的文章,而是司马言(Arieh Smith)所写的《民主抑或独裁: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这篇长文以西方人对延安时期的共产党根据地和大跃进时期的中国的报道及评论为重点,探讨了这种“镜花缘”的现象是如何形成的。作者指出,美国和欧洲的学者、记者和政治人物们一直将中共的意图看得比其本来面目更为仁慈,而将他们行动的结果的破坏性看得比实际情况要低。原因更多地是对已有的信息视而不见,而不是信息的缺乏。“中国共产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党,毛泽东不是原教旨主义的斯大林”,在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想像之下,杀人如麻的毛泽东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东方哲学家和诗人。让我惊奇的是,引经据典、思维敏锐的司马言是一名刚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年仅二十多岁的美国年轻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九十岁的基辛格和傅高义们依然在为中共的屠杀和暴政辩护,并美其名曰“客观”和“公正”。

对大饥荒的呈现和研究,是恢复中国当代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去毛化”的第一步。而“去毛化”则是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中共开明派元老李锐所憧憬的“宪政大开张”的起点。中共不会主动“去毛”,十八大开幕式上首先就是为毛等“先驱”默哀,胡锦涛的讲话多次提及毛泽东思想对共产党统治的重要性。对十八大“去毛”充满憧憬的人们不得不失望了。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在讲话中频频引用毛的言论和诗词,并将毛统治的三十年和后毛时代的三十年紧紧捆绑在一起,以此维护党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作为缺乏反思能力的以知情生涯为荣的一代人,在精神传承的意义上,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儿子。在此背景下,“去毛”有赖于民间水滴石穿的努力,比如每一位见证者勇敢地讲出真相,每一位历史学家严肃地陈述历史。

中国人已经觉醒,从“八九”民运期间墨染天安门上毛像的三勇士,到如今撕毁毛像的四青年,人们追求真相、真理和正义的斗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二零一二年十月,河南郑州四位青年公开撕毁毛泽东画像,他们是蔺其磊、姬来松、文刀以及曹小东。他们被人肉搜索后收到恐吓电话,甚至有人威胁要杀死他们全家。但有更多网民表示,毛泽东是独裁者,撕毛像是一种言论自由的表达方式,称赞四名青年“有勇气、够胆识”。网民“我爱飞翔”说,将在近日发起大规模的撕毛像活动反击左派,并以此为主题拍摄一部纪录片。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堪称八零后、九零后年轻人精神觉醒的信号。而在不久的将来,像《人相食的年代》这样的书籍能够在中国出版、被中国国内的读者购买和阅读的时候,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必将不攻自破。

杨继绳等《人相食的年代》,台湾八旗文化出版,2013年。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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