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公开组建民主党
对于正在艰难困苦中谋生的我来说，1998年的组党运动来的有些突兀。接到谢万军电话的时候，我正因为吃了一些残汤剩饭闹肚子、发高烧。我感到电话里声音段断断续续不是很清楚，有些字眼也难以辨识。那一年有相当多的全国性大签名，代表山东出面担当的总是谢万军、刘连军二位，我总觉得自己落伍了。电话打来的时候开场白很长，谈到王有才的捉放，谈到联合国人权特使访华等等，我想无非是一个与其他签名大同小异的签名，就很爽快地答应了。答应之后，很快刘连军也来了电话，进一步谈了这次冲击党禁的目的，我这才想起这不是一个一般的签名，即使是公开组党，即使是不挑战当下的执政党，旨在再次冲击党禁，毕竟也还是组党，这在一党专制的淫威下，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想，也只有静听坏消息或者好消息了，虽然好消息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随后我收到如下的申请书。
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
山东省民政厅：
鉴于我们完全认同和接受中国民主党宣言的各项原则，完全赞成中国民主党的纲领和宗旨，完全支持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目标和政策，更鉴于我们愿意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贡献自己的年华，我们决定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状，也考虑到中国必须在法制和秩序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实现政治和社会变革，因此，我们承诺，在中国mzd山东委员会得到批准成立后，我们将维护江泽民主席的国家元首地位，并且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时期内，承认中共的执政党地位。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将以在野党身份监督和制约执政党，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
现将注册申请书，连同《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各一份，送交贵厅，请予批准！
申请人：谢万军 电话：0538-2820226
刘连军 电话：0536-8270510
姜福祯 电话：0532-3844255
一九九八年九月六日
山东组党的消息迅速在国外媒体和网站上传播，引起极大的关注。我当时没有电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青岛“广交友，不结社”的朋友急忙把我找到了燕鹏的饭店，邢大昆、李燮林等一帮朋友已经在此等候已久了。牟传珩问明情况后，神情十分严肃，他说：你不上网，对一些情况知之甚少，这次太过于莽撞。应该说，我掌握的信息的确不多，对组党也缺少心理准备，但我也明白：一度很有影响的“不结社”价值观的平衡被打破了，这在当时令许多人错愕，包括徐文立、刘贤斌等人都向牟传珩求证是否“广交友，不结社”也参加了山东组党。当时我与“不结社”交往较多，我又是79、89民运参与者，所以备受关注。
青岛当时的情况的确很糟糕，当局正在追捕从香港归来的民主正义党特派员陈增祥，我又与谢、刘二人走上组党的前台。牟传珩怀疑民主党是否有正义党的背景，因为正义党筹委会的王炳章、王希哲也积极支持国内民主党组党，他的分析是肯定抓人，不要幻想当局会允许公开组党。这种气氛让当天的会面有些悲凉，他们显然怕我连累了“不结社”的朋友，甚至有人主张我放弃参与山东筹委会，我表示：即使很快被捕也不能退出。通常会面的时候，大家传阅一些下载的《大参考》等网络信息，这次临离开酒店的时候邢大坤“没收”了我手中的资料。出门的时候我真有一种“风萧萧兮水易寒”的感觉。幸好，张铭山8月以来就在青岛，他坚定支持我。当时，我刚离婚不久，带着年幼的女儿一起生活。我每天摆书摊维持生活，一天之中要连续到早市和夜市卖书，没有多少时间陪张铭山，一般他都自己在家里看书。出乎意料的是，山东的公开组党申请被山东民政局受理，申请者没有遭到打压。一天晚上我从夜市回来张铭山异常兴奋地告诉我：已经接到谢万军电话，山东民政局同意筹组，并且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随后，他拿出一张写在信纸上的电话记录：
条件为：1、有五万元注册资金；2、有用于固定办公的房屋；3、要求提供该党正付主席、正付秘书长简历；4、要有50人以上表示在该党批准成立后愿意加入该党的名单。
石破天惊。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很快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约有500家报纸、电视、广播进行了详细报道，已引起各国政府、议会、各国际组织和全世界华侨的极大关注。即使在98年全国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小阳春”背景下，山东民政局允许公开筹组的开明态度还是出人意料，于是一场轰轰烈烈地民主党组党活动在全国拉开帷幕，这是很令人欣慰的。本来王有才等浙江朋友的组党尝试已经完结，可以这样说，山东民主党的公开筹备，是一个枢纽性事件，没有这次尝试，或许就没有全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两个月左右全国有24省、市、自治区向国务院递交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
二、六四兄弟再次“出山”
张铭山在身边， 筹备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当晚，我与张铭山商量的主要内容有几点：1、谢、刘二人与我们此前没有打交道，朋友圈也没有重叠。他们对山东和青岛的情况不会了解，我们也不了解他们，因此我们的筹备具有实际意义。2、形式大于内容，我们的筹备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公开组党，不搞秘密组党，不成立党部。公开组党只是一个干部框架，无须大肆宣传，只是按照民政局所述的范围进行即可，我们这边无论是否有风险最后责任有我们两人负责。3、鉴于“广交友不结社”价值观的打破，组党活动主要在我们熟悉的一帮六四狱友之间展开，审时度势逐渐向外辐射。4、与谢、刘互动，大体了解，但是不询问他们的具体情况。适当时候邀请他们到青岛，同时劝说牟传珩商讨公开组党事宜。上述几点我曾委婉转告谢万军、刘连军，他们也没有疑义。
张铭山和我马上商讨如何开始行动。除了夜市还去，白天我用助力摩托车驮着张铭山满青岛大街小巷地转悠。我们把组党宣言发给每一个朋友，并向每一个朋友宣讲公开组党的意义，并且声明只是筹组，各位不会因为身份问题出现风险，一但有风险出事的只是我们几个挑头的。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或者兴奋、或者怀疑、或者不置可否，或者公开拒绝，态度虽然不一，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实际选择没有谁是可以责怪的，我和张铭山很清楚这一点。
记得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
我们先到了王在京寄居的胶州路住处，王在京看了组党宣言，听了我们的简单叙述，没有任何疑义，表示100个赞成。他说：他正与一些朋友酝酿成立一个自由党，这样的话，他愿意加入我们正在组建的民主党，他还以参与组建为荣，让我和张铭山在他那份组党宣言上签名留念。我表示：召集朋友那是后边的事情，他先不要动用朋友资源，只是他自己参加筹备会就可以了。
随后我们在海上皇宫附近的外贸机械大楼大门的过道里，找到了正在看大门的牛天民。牛天民有些怀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讲了我与政保和派出所打交道的过程，告知他们也没有明确反对的态度后，他答应尽可能参加会议，并对参会者是否鱼龙混杂提出自己看法。显然，他怕有人卧底，或者筹组人被官方追究挺不住出卖同仁。他在青海建设兵团的时候就经历过被出卖，心有余悸。
从牛天民哪儿出来，传呼机响了，是国保的，我们决定暂时不理，站在海边，凭栏远眺，心中确实没有底。潮起潮落、人来人往，我却有一种孤独感。还好，有张铭山义无反顾地站在我的身边。
中午了吧，我们来到四方山东路附近陈延忠的建筑材料商店的时候：他正在招呼着卸车，把我们让进屋子之后，我们留下组党宣言，大概说着王在京什么的。记得他一言不发，既无态度、也无评价，他的生意搭档也一直和他说着什么。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就告辞了。
我们知道姜春元也不会卷入，还是打算试一试。到了姜春元家，说明情况，对于整体事件他不做评价，就个人而言，他态度鲜明。他认为：六四的时候他出于义愤然站了出来，全国10几亿人，判刑的比例很少，也算是凤毛麟角了，他已经出来一次无愧于时代，不想再出来一次了。听了他的话，我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任何理由再说什么？我们闲聊了一会就退了出来。其他人也各有各的情况，史小东基本持反对态度，吴旭升态度暧昧，但是没有拒绝参会。张本先表示自己对政治一窍不通，但是我和张铭山当时与他交往最多，铭山还一度住在他家，虽然我劝他不要来了，聚餐那天他还是来了。
其实，聚餐开会只是个形式， 大家对事情都有所了解，对未来也都无法预见，我也不鼓励大家发展成员，大家只是参加了一次筹备。会上王在京和史小东还是有些争论，以至王在京私下跟我说：宁缺毋滥，不能什么人都参加。吴旭升去的时候用火柴盒盛着一个银元，他让我看看是否真的，价格几何？（当时我也是古钱币爱好者），他和张本先算是“骑墙派”吧。大家边吃边聊，边谈一些狱中往事，老牛有事先走一步，在京也先走了，随后陆续散去。当时的情况很象是一次“同城饭醉”，这是青岛这帮六四难兄难弟人数相聚最多的一次。不久， 京津地区成立党部，形势迅速发展，按照既定的思路，我也再没有就组党问题找过他们。
为了叙述方便我把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用小插曲的形式扼要说一下。
吴旭升找上门来问我是否看见他的银元，他那天把银元丢了。我很诧异：是落在我家哪个角落或者谁会拿他的银元？我先是满屋子找了找，后来我分别问了史小东和张铭山，张铭山的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张说：他不会丢什么银元，你也不用找了，他这是金蝉脱壳之计。是呀，我怎么没想到！
当时的背景是全国各地已经捉人，高层也在媒体放过风。
几年后，陈延忠肝癌弥留之际， 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把我叫到医院：进行了几点交政治交代，他表示认可当时的公开组党活动，也表示自己对六四不能平反耿耿于怀，如果那天到来，我一定告诉他。
由于我和张铭山都主张筹组和尝试，也就没有公开表示进一步参与，更主要的是我们互相之间没有通报名单，谢万军对这些一无所知，他以为参与组党的肯定是当时参与一些签名活动的青岛朋友。99年夏，谢万军经俄罗斯逃亡到美国之后公开了一个山东民主党员的名单，其中多数都是青岛“广交友，不结社”的朋友们。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政保大队和不结社都在第一时间找到我，让我说明白怎么回事。官方问了一下，似乎对我的回答没有怀疑，只是一个确认。随后燕鹏和牟传珩分别来到我在桑梓路花鸟市场内的小书屋，再我讲明情况后，牟传珩还是不放心，他说：你仔细想想 是否说过，他可能有录音。我说： 有录音的话，你就让他放好了。牟说：这样，你要亲自发一个声明，我们发了一个了，他还坚持。我说：好，晚上我回去就发。他说：那太迟， 不用了，我来写吧。随后，他和燕鹏就走了。可见，这件事情火烧眉毛，十分紧急。
虽然，这个声明是谢万军的“ 滑铁卢”，但是我也只能这样，我必须尊重事实，对不结社和六四狱友的朋友们负责。
三、张铭山、燕鹏、王金波等人的组党活动
张铭山一直是公开组党的最积极促进派，他要不在身边，山东组党可能就会是另外的局面。
当时在我家聚谈之后，我们和谢万军、刘连军之间有些电话联系，海内外也有一些朋友打电话来鼓励和询问。几天内我们两人就公开组党问题进行了若干深入探讨，张铭山以对话形式记录下来，我们的组党理念和看法基本都在里边了。按民政局的要求，由于几十人的合法构架不能短时间组成，谢、刘又几乎都是独往独来，我与张铭山商量，由他到潍坊邀刘连军到青岛，希望促成牟传珩等“广交友，不结社”朋友加盟民主党组党筹备活动。张铭山见到刘连军之后把这篇文章交给了刘连军。不久，政保人员来到刘连军家，询问了解情况之后离去。此后刘连军被潍坊市警方严密监视，文章也被收缴。张铭山回到临朐不久，也被公安局软禁在临朐大观园酒店数天，潍坊和临朐的公开组党也被阻断。青岛警方此时已经约见我几次，第一次我的兴奋还没有退潮，到了约定的地方后，我还将公开组党宣言送给做笔录的警察，并且告诉他：我们完全是和平、理性、公开组党，也欢迎他参与。他将资料放到一边，不温不火，也没有说什么。
此时，我和谢万军、刘连军、张铭山虽然没有失去自由，但被严密监控，公开组党实际上被当局否定。特别是十一月初，徐文立宣布成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工作小组，并成立了京津地区党部之后，公开组党的空间也面临威胁。
燕鹏是“广交友、不结社”参与山东公开组党活动唯一的行动派，他的角色定位也就比较模糊。一方面，他要看守“广交友不结社”的价值观，一方面他答应给予山东公开组党活动积极支持。燕鹏是山东民运朋友中很有经商能力的一个人，是牟传珩的同事和坚定的粉丝，当时他正经营一个酒店，于是酒店成了埠内外民运朋友的聚会点。燕鹏满面春风，很有亲和力，估计没有谁与燕鹏沟通会有困难，更主要的在电脑上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燕鹏也是青岛地区民运信息的集散地，把握着对信息的筛选和传播。燕鹏当时热情很高，在我与他商讨公开组党要件中的经费的时候他欣然答应出一部分钱。出钱之外燕鹏还到潍坊、临朐与刘连军、张铭山见面，特别是在我的邀请下刘连军来青岛与“广交友，不结社”的朋友会面，在刚刚进入酒店尚未坐稳的时候，青岛政保和辖区派出所迅速进入，欲将刘连军带走，我们据理力争，燕鹏奋力阻挡，拉扯，与派出所警察发生肢体摩擦。事后，燕鹏受到过断电断水，不续签合同等“经济制裁”，生意难以为继。后来燕鹏在赴越南旅游途中被被羁押判刑，出狱后不久又勇敢泅渡到到台湾。为此，我曾为燕鹏的身份问题发动全国190多名民运朋友签名，由我执笔给陈水扁总统、吕秀莲副总统写信，要求台湾在政治庇护方面突破现有法律瓶颈，与国际社会呼应。最近，得知燕鹏、陈荣利等当年滞留台湾的民运人士身份问题已经解决，我由衷高兴！
王金波是山东组党的重要一员，我与王金波虽然通过电话，但公开组党初期没能见面。他到青岛见过燕鹏，他与谢万军、刘连军都有过几次接触。9月12日他就与谢万军联系，10月8日被第一次传讯，1999年他曾三下浙江考察浙江民主党，其中两次都被临沂公安局押回，为此吃了很多苦头。王金波“孤军”奋战，却是卓有成效，他建立了与浙江朋友的广泛联系，他还与牟国华、李宗尚、杜学胜等省内外同仁建立了联系。他本人的组党宣传广泛而深入，先后向老师、同学、校友、朋友66人发送公开组党信息。（详细内容参见王金波《跋涉：组党》）
此外，车宏年和其他一些还不便披露的朋友也一定程度参与山东组党， 因我本人知之甚少，就不说了。
2014年7月8日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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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