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3日，日本到处都在张灯结彩，准备庆祝圣诞节，突然看到朋友圈内都在转发一条沉痛的消息：孟浪，走了。
虽然早就知道孟浪忙完了刘晓波纪念诗朗诵会后去香港时在空港突发了疾病，住院已经一年多，但我总是傻傻地乐观：“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是，‘敌人会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因此，仍旧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分别给朋友一一发私信去询问，结果证实这条消息是真的。这一年，包括我的“一帮一”发小在内的三位好友回归天上，都不到60岁，从现代人均平均寿命冠军日本来看，实在走得太早了。
最后一次与孟浪见面是是2016年初秋，我去台北，唐山书店老板陈隆昊先生请我们到书店附近吃火锅。孟浪掏出-个信封和几页信纸，信封内装的是我买他的书的余款，信纸上是“明细票”。我一看，乐坏了，是我们《蓝·BLUE》杂志的，我自己都没有保存了，孟浪“嘿嘿”笑“出土文物，高价拍卖”。原来，很多年前我邮寄《蓝·BLUE》给他时，他全留下了。
我于1991年寒春的尽头，东渡日本留学。由于自己喜欢写作，1997年，又回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主攻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写作。诗评家唐暁渡向我介绍了“诗歌的活化石”黄翔先生的自选诗歌作品：《黄翔，狂饮不的兽形》，在作家出版社通过了初审到终审，甚至出书的广告都做好了，但突然“上面”来了一个指令，黄翔的著作出版被取消。
由于“白洋淀–《今天》诗歌群”成为“文革”时期“新诗潮”的主流源头，因此，一般文学史研究者以为“文革”时期诗歌以食指（郭路生）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以及北岛等人的作品为主，他们的诗歌被翻译成日语。《今天》二十周年纪念会在东京举办时，日本笔会请来了北岛、芒克。
此时，黄翔、秋潇雨兰（张玲）夫妇已经事实上流亡美国。我先去贵州去找哑默、张嘉彦等人，又到九江去寻访黄翔的妹妹之后直奔纽泽西，在黄翔的“太阳屋”聊了四天四夜。去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找到了贵州的民刊《启蒙》的钢刻原本。
在波士顿车站，孟浪来接我们，放下行李之后，就带我们去了中国城内的司徒丽英公园（Mary Hoo Park）内建立的天安门事件纪念碑。他用手掌拂去方方正正的纪念碑上的残雪，我看见了隽刻在上面的英文和中文的字迹：
“仅以此公园献给中国民主运动并纪念天安门广场上为此运动献上生命的中华儿女”。下面落款人为“波士顿市长雷夫连，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日”。
通过孟浪，我认识了《倾向》的主编贝岭和当时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上海学者陈建华。
建华兄赴美之前已获得复旦大学古典文学博士学位，赴美后跟李欧梵先生到哈佛又念现代文学博士。
建华兄下厨烧了一大盘上海油爆虾款待我们。
在建华兄堆积如山的书房，他回忆起“文革”火红年代时期躲进诗歌堡垒构筑个人化“小我”的读书与写作的精神历程。
“无数条毒蛇盘缠着，含毒的舌尖耳语着可怕的情景；它们蚕食我沃腴的心田，我感到鸦食尸肉般的苦痛”（《梦后的痛苦》），这种波特莱尔式的颓废与灵柩感潜伏在他诗歌的鳄鱼腮里，与那个轰轰烈烈革命流血的大脉搏格格不入。
黄翔、陈建华的诗歌史料与口述历史丰富了文革地下文学一元化的单薄叙事，我的研究由此转向贵州，四川与上海的地下文学，2003年出版《黄翔的诗与诗想》（日本·思潮社）时，钱理群先生给拙著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序》，详细地论述了文革时期“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在波士顿，孟浪单身的被褥铺盖都卷在一个文化基金会的办公室里，那幢陈旧的矮楼房，暖气有一搭没一搭。他自己也不生火做饭，有时下午五点以后中国城里的餐馆开始折价的时候，去买几个包子之类加上白开水充饥，看得出他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
那时，他很热心与贝岭一起在办《倾向》，晚上带我们翻墙钻进贝岭的家，聊到深夜。
2001年在波士顿访问孟浪
孟浪谈到他自己在1989年写作的一系列诗歌。他还收集了不少八十年代的民间独立文学刊物，谈起他早在八、九十年代初与诗友们创办的民间诗刊《MN》、《大陆》、《海上》，以及《现代诗刊》，自己的写作和民间独立文学圈，后来，陈东东、刘漫流等上海诗人都是孟浪热心介绍的。
1999年深秋，京都大学留日学人刘晓峰、富山大学李占刚倡议，在京都岚山周恩来的诗碑前举办自作诗歌朗诵会。“人间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发觉娇妍”。周的这首1919年写的《雨中岚山》又点燃起我们这拨人八十年代慷慨激昂的理想主义火焰。会后，挤到晓峰和秦岚的小家去吃东北火锅，呼啦呼啦的腾云热气中，就说要自费办一份中日双语文学刊物，取名《蓝色》。年轻的小赵蹦一句：你们八九人拖泥带水，一个《蓝》字，不就得。于是，翌年，《蓝·BLUE》创刊（2000年-2006年）。
在《创刊词》中，我们满怀文学的殉道精神写道：《蓝》反对任何意义上的语言霸权，主张文学及其精神的全面宽容和建设；主张历经百年沧桑后，中国文学应重新找到它的美好和快乐；主张文学应该像海鸥自由穿行在天空和海洋之间一样，无拘无束、无碍无挂地飞翔于现实与梦想之间，在新世纪里，共创一个无愧于世界的“蓝色文学”。
我们这些“本世纪的生者”，八九六四已经双重死过，却带着血的戳记，又爬起来。
秦岚担任中文部分主编，我担任日文部分主编
2001年的第4·5期合刊的日文部分，我翻译了孟浪的《连朝霞也是陈腐的》、《南京路，两匹奔马》，《语言的共同墓地》、《历史的步伐与历史的本身》、《无题：一个孩子在天上》、《一个梦》、《我们身体》七首诗歌和黄梁的诗歌评论《泥泞中的清醒与选择》，并写了一篇关于孟浪诗歌的介绍做为《孟浪诗歌专辑》；2005年总第20期的日文部分为《不死的流亡者-中国流亡作家专辑》，译介高行健、刘再复、陈建华、贝岭、雪迪、马德升、杨练、黄翔、康正果、胡平、万之等人的诗歌和小说、评论，佐藤普美子教授翻译了孟浪的四首《无题：一个孩子在天上》、《祖国》、《纪念为（六四）十三周年而作》、《这一阵乌鸦刮过来》。
以后的数期中，中文和日文部分都介绍了国内外流亡文学与流亡作家，因为孟浪的介绍，我们又知道了不少香港、台湾的作家以及独立刊物，因此除了日本文学，当代论坛等专栏之外，流亡文学和地下文学，香港文学、台湾文学是《蓝·BLUE》的重要特征。
2001年的一个晚上，孟浪打来电话，说参与创办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任自由写作项目的召集人，又发来传真说明笔会创设的宗旨，希望我加入笔会。我回答《蓝·BLUE》的文学价值观与独立笔会有很多重合，我们相互交叉而又独立，我是独立于‘独立笔会’之外的一个人的游击队。2006年《蓝·BLUE》休刊之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或者“OO圈”。
有一天黄翔先生惊喜地告诉我，香港的学者·诗人杜家祁也在研究地下文学，独立文学，不久，家祁同孟浪喜结良缘。我们都非常高兴，从此，孟浪不必到处漂泊，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再不久，家祁和孟浪来京都、大阪旅行，我们在居酒屋设小宴庆祝，夫妇两人还在我当时兼课的“亚细亚图书馆”举办了一场讲座。
以后，我们在香港、台北多次见面。我对城市的整齐划一的楼景不感兴趣，尤其不喜欢被封闭在密不透风的飞机舱内。出门的目的之一，就是当孟浪的跟屁虫逛书店。一身黑皮夹克的孟浪，背负的行囊中总是沉甸甸的书—他自己的、他朋友的、他编辑的、他推荐的。他不仅当向导，解说，还当背夫，每当我的眼睛里阴云密布：“太重了，买不买呢”，孟浪总是在旁边说：买吧，日本的中文读物少，爱书人回去会后悔，我帮你提回旅馆，或者直接送到空港”。
2004年在香港旺角。
在咖啡馆的一角，我们东南海北地聊。但聊得最多的还是言论与流亡。他谈到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又有谁因言获罪，不“忍看朋辈成新囚”。2013年那次，一见面，孟浪就急切地告诉我，晨钟书屋七十多岁的姚文田老板在深圳被捕了。他希望我在日本为这些狱中的师友发出呼吁，“如果有国际压力，他们可能被提早释放或者在狱中的条件有所改善”。我也努力地发出些微弱的声音，然而，夹在中美俄大国之间的岛国日本，由于中日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环境，经济利益与民族国土为重，他们总是左顾右盼，对中国的人权与自由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或干脆装聋作哑，侧过脸去。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后，宫泽内阁最先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并利用天皇访华为信号，为四面楚歌的中国政府解围，搅了一锅胡辣汤。而且，日本政府认为，越是在中国受到国际孤立时，日本越应该为中国大哥站台，支援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发展了，会成为推动民主化的基础。这也是孕育今天强国成为“畸形儿”的重要原因。
2004年，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时，孟浪带我穿街走巷，在香港林林立立的写字楼找到了“黄雀行动”的重要参与者、人称“六哥”的陈先生，此外，他的朋友麦燕庭记者带我去柴湾浸会朱耀明牧师等恩，直到九十年代后期以支联会为主的“黄雀行动”曾经帮助数百名的天安门学生、知识人、市民经香港流亡他国。
那一年，建华兄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加上北岛、也斯，还有本地的很多艺术家、诗人，我们在一起举办了一场烛光诗歌朗诵会。
照片：2005年，五七书社的武宜三先生、孟浪、 燕子、 《开放》杂志的金钟主编、蔡咏梅大姐。
这些年来，我除教书之外，闷头写作、翻译、研究。孟浪主编《六四诗选》、《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我出版了日文的《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我没有敌人的思想》、《刘晓波传》（原作：余杰）刘晓波诗集：《只身面对大海》、刘霞诗集：《毒药》、（含合译·著），最近为纪念1959年六十周年与1989年三十周年，出版旦真宗智的诗文集《一个人一支侦查队》、《用零八宪章学习教养汉语》（与日本学者及川淳子合力）等书。与孟浪的耕耘的心有灵犀，遥相呼应。
孟浪是我们同时代的真正的诗人。一个诗人，只要他（她）还不是一具僵“尸人”，一只吸血鬼的“虱人”，那么，无疑：
诗人，无疑
他是这个时代最初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梦中的喊不出声。
他喊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心中的泣不成声。
他哭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人山人海中传来一阵阵空寂。
他是那唯一的声音。
一个名叫孟浪的诗人在天上，他在那里“守望橡皮的残碑，铅笔的幼林”，我们终归都要回家。
孟浪，谢谢你曾在地上，我们能同行一程，吹同样的风，淋同样的雨。
好孩子，在天上再见。
写此文时，音乐流淌着朴树唱的“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文君此去几十还，来时莫徘徊”，祈念。
2019年6月3日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June 25,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