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以赛亚·伯林逝世的时候，我刚在北大完成本科学业，准备读研究生。中国的学术媒体上发表了几篇轻飘飘的评述文章，而作为学术重镇的北大几乎没有什么反应。由此可见，表面上热闹的中国当代自由主义思潮，是何等空洞和浅薄。似乎中国问题也从未进入伯林的视野——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应一位中国学者之邀撰文介绍自己的著作，他为自己的作品能在共产中国出版而感到高兴，这大概是他与中国之间唯一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不过，伯林一生批判的对象，即造成二十世纪祸害的两种乌托邦思想，都与中国息息相关，一种是希特勒的，一种是斯大林的，两者都拒绝承认人类的共同性这个观念——让中国生灵涂炭的毛主义，正是这两者的杂交、变种和升级版。所以，中国知识界特别要读一读伯林。
伯林是一位奇特的知识分子，他以一己之力让此前在西方学界不具有“合法性”的思想史成为一门久盛不衰的显学。在二十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里，就影响力而言，大概惟有哈耶克和波普能与之匹敌，三人都著作等身，但伯林一生没有写过一部符合“学术规范”的“专著”。他的才干在于综合，而不在于做学问；在于写随笔散文，而不在于写专著；他关注的读者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专家。在他的每一部著作里，都涉及到“内心的痛苦，个人的困境，以及人类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等科学不能解决的议题。在这个“科学万能”和“专业化”的时代里，伯林始终坚信：“科学永远难以抵达的领域——社会、道德、政治、精神世界，这一切都不能被任何一门科学整理、描述和预测，因为在这些世界里，‘淹没的’、无法检测的生活占据了太高的比例。”他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麦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所著之《伯林传》，是一本经典的伯林传记。作者在伯林生前曾与之有过长时间的对谈，被伯林当作一名值得信赖的朋友，伯林向他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心里话，他也渐渐深入伯林的内心世界。比如，表面上看，在那一个层级的知识分子当中，伯林是少有的非常快乐的人，但伊格纳蒂夫发现，“幸存者的内疚心情始终使他的幸福蒙有阴影”。伯林怎能忘记那黑暗的年代？这黑暗年代也造成了他自己的精神煎熬时期。由于对无辜者的生活的恣意摧毁，由于伪装成理性行为的谋杀狂行为，伯林认为“这个世纪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世纪”。而珍视这种身处黑暗年代的感觉，使他的最佳作品有一种严峻的说服力，也使他赋有尽知识分子天职的热情。在这本传记结束的地方，作者如此写道：“他向世人说明：智者的一生，应该是怀疑的、嘲讽的，并且是自由的。”
暴力永远不是通往自由的途径
伯林出生于拉脱维亚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在他的童年时代，亲眼目睹俄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革命的残暴与无序。伯林家的居所和工厂遭到契卡查抄，他父亲将钻石藏在花盆中——这个细节很像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清算。伯林的父亲厌恶列宁政权，不只是因为物质上的匮乏，更是因为“那种被监禁的感觉，和外界断绝联系，到处受到监视，突然遭到逮捕和面对自称布尔什维克的流氓的横行霸道，感到孤立无助”。
伯林十一岁时，他们全家逃离了俄国。伯林没有像纳博科夫那样描写过离开的旅程，但对流氓政权“打砸抢”极不愉快的回忆，让他终身对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想具有免疫力。当同龄人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迷惑时，一九一七年发生的往事还在伯林身上发挥作用，“增强了他对肉体暴力的恐惧和对政治实验的怀疑，使他毕生倾向于所有意在调和的妥协，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以免出现恐怖统治”。
伯林的故乡、波罗的海的小国拉脱维亚，在二十世纪命运凄惨，被德国和俄国轮番侵略和蹂躏。而拉脱维亚的犹太人群体，更是跌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在二战期间，纳粹将居住在拉脱维亚的全部犹太人都送进集中营，留下来的伯林的外祖父和祖父家族被屠杀殆尽。
不过，伯林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纳粹的统治，所以令他产生最强烈回应的，是斯大林的罪行，而不是希特勒的罪行。除了童年的那些回忆，他以英国外交官的身份多次访问苏俄，与那些被斯大林的暴政伤害和凌辱的俄国知识分子结为莫逆之交。伯林甚至与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产生了一种超乎于爱情之上的亲密感情。他们的交往让阿赫玛托娃的处境变得更糟，斯大林亲自对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说：“我们的修女正在和英国间谍勾结，是吗？”然而，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阿赫玛托娃也像天鹅一样昂首向天，她告诉伯林，有不知名的人把鲜花放在她家门口，“人们会忘记有权有势者，但不会忘记受苦受难者”。
在一九五二年的犹太医生案件中，伯林的叔叔列奥被捕，受到严刑拷打，企图自杀，最后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英国间谍。斯大林死后，列奥被释放，但身体虚弱、营养不良。一次走在莫斯科大街上，正好碰到一个拷打过他的人在他面前横穿马路，就心脏病突发，孤独地死在积雪的街头。这个情节，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的结尾还要悲怆。
所以，虽然本人没有受过暴力和暴政的伤害，但伯林比任何人都更加痛恨人类对同类施加的暴力和暴政。即便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那些支持暴力的派别，他亦严厉批评。伯林向来彬彬有礼，对暴力的支持者却不假辞色。有一次，他在伦敦大卫王饭店的电梯里遇见犹太复国主义者武装组织的头领比金，他拒绝与之握手。因为就是比金的手下在一九四六年炸毁这家饭店，造成九十人丧生。即便对那些在纸面上欣赏暴力的知识分子，他也与之绝交。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赞赏暴力革命的学者多伊彻申请一所大学政治学系的教职，伯林恰好是学术顾问委员，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校方，此人是“唯一我无法从道德上容忍在同一个学术团体中共事的人”。伯林的反对让多伊彻未能获得此教职，左派将伯林妖魔化为侵犯学术自由的刽子手。但伯林不为所动，一生倡导宽容的他，亦有绝对不能宽容的东西。
左倾幼稚病：欧洲沉沦的根源
伯林对欧陆知识分子充满怀疑。当二十世纪下半叶法国知识分子的声望在全球如日中天时，他反问说：“法国知识分子究竟知道什么呢？”他唯一尊重的法国学者是雷蒙·阿隆，雷蒙·阿隆与伯林一样——既是自由主义者，又反共，而且是犹太人。
伯林更看不惯德国哲学传统那种故弄玄虚的晦涩，而且当这种哲学传统卑贱地为法西斯服务时，这种看不惯就变成了蔑视。他厌恶海德格尔对于与纳粹统治的共谋关系的辩解。当一名所谓的哲人拜倒在希特勒脚下时，他的智慧、道德和信誉便统统破产了。
当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出版后，反对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成为西方知识界的共识。继续为苏联辩护的人，要么智力低下，要么丧失人性。但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由欧洲都偏向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大背景下，伯林将共产极权主义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相提并论，就显得惊世骇俗了。伯林毫不含糊地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和战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成了二十世纪同一种理性主义幻想的牺牲品，这种理想主义的幻想就是，通过充分有效的社会管理，可以消除人类的弊病。”他是最早发现“欧洲病”的先知之一，如今的欧盟仍然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造成政治和经济问题堆积如山、沉疴难愈。
在冷战时代，许多自诩为独立的西方知识分子，对美苏两大超级强权左右开弓，以标榜“政治正确”。伯林偏偏选择“政治不正确”，他毫不犹豫地表示，美国代表善的一边，苏联代表恶的一边，将善恶煮成一锅粥，固然痛快淋漓，却危险之至。他强调：“评判一个人时，不应看他是否愿意冒生命危险，而应看他能否在別人都昏头转向时，仍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保持清醒。”五十年代，西方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核运动，历史学家汤因比希望伯林参与签名，伯林却回答说：“如果你不准备在某一关键点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威胁（这威胁不仅是针对你的，也是针对任何人的），都坚持和任何占优势的恶势力战斗，那么，所有原则都可以变通，所有法规都將取消，我们为之而生活的所有目标本身就都將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混淆了善恶的界限，你就变成一个没有原则的道德相对主义者。
是英国人，亦是美国人：流亡是一条康庄大道
伯林是流亡者，但与一般的流亡者不同。別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俄国流亡思想家，生活困苦，衣食有忧；伯林一家则过着上层社会的优渥生活，他进最好的私立学校，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离谋生手段最远的科目。伊格纳蒂夫写道：“对于伯林，流亡生活坚定了他的超脱态度。身为外国人，他可以看人家表演，但他不能扮演角色。”富裕的家境强化了他的超脱态度，“他把努力取悦別人看作万恶之首”。而不取悦任何人，正是思想家最可贵的品质。
伯林受牛津教育，后半生一直任教、居住于牛津，他甚至成为牛津的学术象征。圣约翰学院的哈克博士回忆说：“伯林论政治思想史的演讲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传奇。他在牛津大学最大的讲堂做演讲，那里总是被渴望求知的大学生挤得水泄不通。他侃侃而谈，不用笔记，向我们妙趣横生地介绍欧洲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的全貌，那声音响彻讲堂，一出伟大的思想戏剧呈现在我们眼前，并不时被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姿态、热情而充满活力的语言所加强。”
伯林在英国找到了归属，在讲台和书桌上找到了归属。没有哪个流亡者像他那样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索尔仁尼琴从未喜欢过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米沃什对波兰的乡愁甚至驱使他写一本厚厚的“词典”。但当伊格纳蒂夫询问伯林对于故乡里嘉和彼得堡的情感时，伯林断然否定有思乡情感，他说：“根本不想，过新的生活，我要重新开始。”
另一方面，尽管伯林的身上保持了犹太文化的诸多特性，却从未有过对以色列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同样是犹太人的牛津学者马格利特称之为“流亡者之王”——伯林从未考虑过移居以色列，即便以色列的国父魏茲曼是他的好友，并亲自邀请他到以色列政府担任高官。
伯林比大部分英国人更加热爱英国，他终其一生都把自由主义的所有要旨归因于英国性：对他人适当的尊重和对异见者的宽容，优于傲慢和民族使命感；对于珍视自由的人来说，多元和无序优于将包罗一切的制度强加于人。难怪伯林逝世之后，牛津大学教授沃尔德格雷夫指出：“如果你要我说明，我所说的英国特性的理想是什么意思，我就会带你去见以赛亚？伯林。”
伯林对美国也有一种特殊感情，美国保存了英国的信仰和制度传统，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伯林曾旅居美国，讲学于美国多所一流大学。一九四九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和美国的处境》的演讲，伊格纳蒂夫甚至认为这篇演讲充满“英裔美国人忠诚感”。伯林指出，英国必须认识到，它的根本利益既不在大英帝国，也不在欧洲，而是在美国。这篇演讲激怒了英国的左右两派，却准确地预见到美国的历史使命和当之无愧的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
流亡不是失败，更不是悲剧。伯林将流亡者的生涯过得多姿多彩，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对自由孜孜以求的眷恋。伊格纳蒂夫指出：“许多人在流亡生活的条件下，就是靠压抑某一部分身份要素才生存下来的。可是伯林什么也不抑制，让内心的所有诉求都得到回应，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禀赋，这种禀赋也许像他的著作一样，是一种重要的遗产。”所以，这本关于伯林的传记，堪称所有流亡者的“野外生存手册”。智慧在此，快乐亦在此。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