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信:黑色的“一带一路”和中国特色的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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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山东大学“学伴制”的讨论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热点,但其实并非新鲜话题,上世纪80,90年代就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北京政论家白信却注意到,贯穿其中的、未变的、中国特色的种族主义,在“伟大中华复兴”的民族主义狂热中泛滥,然后自我颠覆着中国政权的“一带一路”战略。

“结合革命时代和近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才是民众对非洲的歧视根源”

(德国之声中文网)人们都说夏天无新闻,中国的夏天也如此。虽然难免季节性的洪灾、台风,虽然各地不时发生一些惊悚的社会新闻,但是刚刚过了大阪G20峰会后,中南海继续不断召开党建会议掩盖经济问题和政策分歧,北戴河会议召开在即却总是密不透风,公众也无从得知香港不久前的大规模抗议在北京高层引发的持久争论将如何发酵。如此背景下,山东大学的“学伴制”突然刷屏了中国社交媒体,一时风雨欲来之势,打破了夏日里的茶杯。

按说,所谓学伴制虽然在中国大学算得上一个新鲜事物,但是就像山东大学在大学生志愿服务下倡导的学伴制,或者当下中国几乎任何一个中小学都在推行的社区志愿服务,往往都流于形式主义,不会有多少人真正在意,可是其中的“涉黑”和校方的各种“利诱”手段一经曝光,就引起轩然大波。围绕颇具中国特色的“种族主义”情感,在过去的几天,中国公众愤怒地声讨山东大学校方给予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抨击校方引诱山大女生“结交异性留学生”。公众的愤怒情绪还扩散到对中国校园越来越多的“黑人留学生”和“垃圾留学生”的不满、和对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下吸引留学生的“习跃进”教育政策的不满。

如果留意去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社会内部各种不满情绪的上升,那么这次貌似种族主义的一次舆论冲突将如何发展,便十分的引入注目。相比1980年代大学校园里发生的不多几次冲突——1979年上海纺织大学、1986年天津南开大学和1988年底、1989年初南京河海大学分别发生的汉族学生与黑人学生发生的冲突,有关起因的优待留学生政策、非洲裔学生的肤色和这些学生与汉族女性的交往等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喧嚣的领域从校园转移到了互联网社交媒体,最为积极的似乎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更多的是过去几十年毕业的老学生。然而,1980年代的那三次冲突无一例外地都分别奇怪地与当年更大范围的学潮有关,甚至担当了导火索,尽管这种运动上的动员关系至今仍是个谜,却让人禁不住对山东大学的“学伴门”事件浮想联翩,譬如这一“非政治性事件”是否可能转化为政治性事件甚至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这本来也是习近平年初在政法工作会议讲话上最为担心的所谓政治安全问题。

当然,在中国政府的严密控制和宣传调门的精确调整下,公众的不满或不至于很快转为类似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不过,贯穿其中的、未变的、中国特色的种族主义,却在“伟大中华复兴”的民族主义狂热中泛滥,然后自我颠覆着中国政权的“一带一路”战略。这也是山大事件所折射的中国政治社会当中最为吊诡和讽刺的地方。毕竟,不久前中国教育部留学中心领导、前驻徳教育参赞刘京辉在一次正式讲话中,表明这些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大跃进”式的扩招和校方优待系出政治目的,有着跟西方国家争夺亚非拉学生、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亲华势力的政治意图。这一意图还在今年五月初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被再次确认。而且事实上,按照中国教育部2019年初的统计数据,虽然截止目前,在华约50万留学生的来源国前十五位均无非洲国家,但是属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泰国和巴基斯坦仅次于最大来源国韩国,位居二、三,取代了几年前韩、泰、美的格局,非洲生源则超过8万人,占16.57%.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利用丰厚的政府奖学金和校方所提供的优惠待遇来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试图与西方高教体系争夺亚非拉的生源。

传统上,选择到西方国家特别是英、法等传统殖民宗主国学习,是大多数前殖民地的亚非拉国家保持其精英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也是维护与前宗主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国官方留学政策传统倾向到欧美学习科技,大多数自费留学生也以欧美发达国家作为第一选择。1990年代期间中国政府甚至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合作开设了中共干部进修项目,学习美国的政府管理,刘鹤副总理即受益于此。于此同时,自1960年代开设的吸收海外留学生却以亚非拉尤其是非洲学生和东南亚华人为主,配合著中国在安哥拉、扎伊尔、坦桑尼亚、赞比亚等东西非国家和东南亚的革命输出,包括曼德拉在内的许多非国大领导也曾到过中国接受培训。不过,从一开始就给予这些留学生的专门和隔离性的优惠待遇似乎就激起了不少非洲学生的不满,其中一些激进的学生愤然退学,抗议这种工具化、隔离化的逆向歧视,这种做法也埋下了1980年代中国本地学生不满的导火索,甚而也是今天中国对待“一带一路”学生的倾斜政策根源,更被各校团委以极尽谄媚方式加持为“三伴一”的学伴制。

按照旅美学者程映红在其新著《种族论争和中国的崛起》的观察和解释,这个始于1960年代的问题、在21世纪初因为广东非洲移民增加和恐怖主义上升所引发的在草根与民族国家两个层级、在互联网和知识分子领域都存在的“反黑主义”,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昆仑奴传统和清末以来中国融入全球社会遭遇的种族焦虑。而且,这一种族焦虑从严复对进化论的翻译引介开始,构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有关亡国亡种的民族主义竞争,这是五四运动的主题,也融入中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此基础上,中共的阶级论和进化论乃至全球观进行了奇妙的混合,也从一开始就内在地产生了自我否定的紧张:一方面,中国在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上将亚非拉尤其是黑非洲划分为较低的第三世界,而以“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主义观则持续强化了民众对黑非洲或者所有“动乱地区”的“落后”印象,和这种刻板印象在其鼓吹的带着很强夷夏之别烙印的中华文明体系中的等级位置。某种意义上,这种结合革命时代和近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才是民众对非洲的歧视根源。

另一方面,革命时代的“非洲神话”却是中国官方机构对非洲留学生施以“特别”照顾的心理根源,也就是中国社会普遍相信的毛时代中国外交官口述之“中国进入联合国是非洲兄弟抬进去的”。尽管如程映红新著中所分析的,另一历史见证者熊向晖曾经大力反驳这一神话,指出过在76个投赞成票的联合国成员国当中只有20个黑非洲国家,但是,这一对输出革命时代非洲角色的“去魅”似乎并没有多少影响今天中国领导人在面临国际格局变动时的地缘政治考量,他们似乎努力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将冷战时代中国曾经投入的东南亚和黑非洲重新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以便在未来的多极化实则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分别控制的世界体系中分一杯羹。

具体来说,在中国视角的全球化体系中,改革开放后向第一世界的融合努力已经在过去四十年为民众塑造了一个等级性的全球认知,也就是在中国所努力追赶的无论是1950年代的赶英超美还是今天的“G2”神话与面向亚非拉的低端全球化之间的鸿沟并行地存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和生产体系中,习近平上任后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鸿沟的有意弥补,即在“制造2025”和转移过剩落后产能之间寻找一条纽带,拥有丰富原料和作为巨大新兴市场的非洲无疑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美国海军工程学院在十余年前就已发现,在一份关于中国海军的战略研究报告中做出结论,中国海军的扩张并无能力在太平洋全面抗衡美军,而意在保护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如同郑和下西洋的现代版。

或许因此之故,无论民众的一般印象,还是山东大学和学校团委的特别努力,或者许多城市特别是中国南方广州所聚集的数十万非洲居民,甚至充斥中国媒体的美国影视剧中的非洲裔形象,等等,到中国经济连续增长迈向一个“强国”之际,中国官方操纵的竞争性的民族主义正在、也最终转化为大众对黑非洲的排斥,而且当这一排斥遭遇山东大学对非洲学生学伴制的性优惠联想时,便重复着1988年圣诞节平安夜发生在河海大学的一幕。事后,超过140名非洲学生慌忙逃向北京各使馆寻求救助,而中国大学生们也以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反对这种“特权”制的留学生待遇和支持这一特权的共产主义政权。中国今天的民族主义政权似乎也因此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中国公众正在以民族主义——带有性别民族主义和反黑民族主义的认知方式怀疑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当前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反黑种族主义情绪视作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场极右的或排外的民粹主义运动的话,那么,这场几乎就是由中国官方意识形态自己塑造出来的一场运动在未来将如何发展并且挑战中国政权,譬如,是否会有极右翼组织以例如中国茶党的名义涌现出来,这些反黑诉求是否将牵制中国政府的反美意图,甚至,中国女大学生的父母们是否会组织起来以“救救孩子”的名义公开反对中国现行教育制度并且呼吁更多的教育资源公平化等等,都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和值得观察的问题。

白信为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

德国之声15.0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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