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7-18
——我所经历的广西文革
【写在前面的话】
这篇文章写于1996年，距今21了，它是对我文革中心路历程的回忆。我虽然亲历了文革中的那些事，后来又以研究史学为业，却并不是史学这一大学科中文革史这一领域的专家，我的个人回忆录与其他亲历者的回忆一样只能视为“口述史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写此文时我与当年同学、战友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当时的文革史料披露得也不多，仅凭我时过境迁后的回忆，事实不准确之处肯定难免，但是仍不失一份有价值的记录。
我知道这是“口述史料”的通常局限，因此利用口述史料治史者必须下功夫多方对证、仔细考据，对单一口述应有存疑之心。但是我既然做了史学工作者，就很难满足于只提供“口述史料”。近年来我与当年一些朋友恢复了联系，也看到了不少文革史料，本想在此文基础上重新改写。但考虑到此文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了，与其改动，不如保留原貌，另文考证以纠前误，此文就呈现给大家，请帮助我订正史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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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中文革生涯
“文革”开始的1966年夏天，我从南宁民生路小学毕业，进入南宁四中，当时还不满13岁。从那时直到1969年下乡插队，我的三年“初中”生涯都在“革命”的混乱中度过，没上正经上过一天的课。因此我的中学时代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同班同学中很多我都没有见过，因为基本没怎么在教室里待过，所谓同班只是花名册上的一个概念。
我认识的中学同班同学基本上只有三种人。一种是小学的时候就跟我同学的；一种是文革的时候跟我同一派的战友，一起搞过“革命”，甚至参加过武斗的；还有一种就是和我一起下过乡的“插友”。
1966年 学校基本瘫痪，图为连夜购买《毛选》的红卫兵
不过三年下来，作为跟在高年级后边“造反”的年纪最小的一届红卫兵成员，我无论在认识社会与人生方面，还是在编印小报、写论战文章等活动中所受的“文化训练”方面，都“收获”不小。套用当时官方的语言，也算经历了“革命锻炼”吧。与这三年中惊心动魄、血火交融的许多大事情相比，我个人的经历算是平淡无奇的，但它永远影响我的一生。
我是怀着寻找“革命”的热望踏进中学的，这一点许多小伙伴也许曾觉得奇怪。因为眼疾之故，我从小内向、喜静，但我并不冷漠。我父母作为老民盟曾积极投身于建国前的反蒋学运，这对我或许有潜在的影响。生活在学历史的知识分子家庭中，使我对“文革”前夕被批判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作品中涉及的许多历史典故似曾相识，为此在小学末期曾常有小伙伴向我“请教”，使我在得意之余更对“革命”来了兴趣。最后，小学临毕业时已兴起了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之风，我也参与了，并从中感到“革命”蛮刺激蛮好玩的。于是一进中学，就急着要投奔“革命”。
除此以外，我那时已经有了“信仰”，尤其是十岁那年炽热化的反修“公开论战”给我以强烈的感染。我至今记得全家坐在收音机前听《九评》的情景，当时我虽然似懂非懂，但夏青、齐越播音时那义正辞严的语调使我感到了“真理”的力量，并为之激动不已。
收听重要广播 金雁/插画
很长一个时期，我能对“九评”及以前的公开论战文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中的篇目倒背如流，对某些段落记忆犹新，如“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互登对方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你们敢这样做吗？好样的，就敢；心虚理亏，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呢？请回答吧！”每念及此，一股要与人辩论以捍卫真理的欲望便油然而生。
我那时对这些论战文章谈不上有什么深刻了解，但“九评”中关于“特权阶层”的说法我是听得懂的，我想全国许多人也是如此。当“文革”开始时，包括我在内的人们立即把“特权阶层”与“走资派”的概念等而为一，而“九评”中列举的苏联“特权阶层”种种欺民恶行也立即被人拿来对照现实。
今天看来，“九评”所列举的那些恶行不仅确有其事，而且比那更严重得多的恶行在苏联也有的是。然而所谓“特权阶层”究竟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何关系？“特权阶层”者，权贵也。权贵欺民，古已有之，何待乎“资本主义”？而欺民之权贵所忌所惧者，不正是那时的人们所急于“撕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吗？“撕掉”了这一中国本来就未必有过的“遮羞布”，又继之以“限制”公平竞争的市民权利，再把本来就对权贵未必有多少约束力的儒家仁爱之说也给“彻底决裂”掉，唯有“法、术、势”独尊于神州，权贵不就可以畅其所欲、肆无忌惮了吗？
然而今天看来如此浅显的道理，那时的人们却似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了。今天想来这恐怕也不光是“奉旨造反”的问题，甚至不光是特定意识形态的问题。君不见就连华侨出身身经百战的孙中山先生也曾经认为中国之弊在于“自由太多”了吗？今天有论者把“文革”中之造反（而不是“保皇”）比之于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可能就极个别的人而言这一比较有些道理（但我在造反派队伍中未遇到这样的人），然而就整个“运动”而言，这个比较未免不伦不类。
这倒不是因为“文革”中的造反本就打着反修防变的旗号，而东欧的异见分子却是“修”、“变”的产物，也不全因为“奉旨造反”（与当年的义和团一样，“文革”中的造反并不全是“奉旨”行事，“抗旨”之举也是有的，我所在的广西“四·二二”就有不少这类行为）。“文革”时期那种把“特权阶层”当作“走资”之过来反的造反运动，不管是否出于“奉旨”，不都有越反修越集权的趋势吗？
这是今天的看法了，当时我自然不会这么想。然而我进校不久便遇上了“不准革命”的苦恼。当1966年8月末红卫兵在南宁兴起之时，四中基本上是以革干子弟为主体的“南宁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俗称“盾牌兵”，以其徽记为一有五角星的盾牌故也）的一统天下。当时这一组织奉行“成分”至上原则，只有“红五类子弟”才可加入，不红不黑的只能经过成分高贵者挑选后吸收进附庸组织“红外围”，而“黑五类子弟”则是“狗崽子”，求为“外围”而不可得。
我父母虽因40年代反蒋而被列为“离休”干部，但那时民盟反蒋不被认为是“革命”，盟员身份反招来了麻烦，更兼身涉“教育黑线”，只待“下放”了。我因此不但不得列入“革干”出身，险些连忝居不红不黑也玄乎，就凭这一点，我当时对“盾牌兵”就没有好感。这也是我后来一直倾向“造反派”而反感“保皇派”的原因之一。
当时我们这些“不准革命”的低年级新生被学校安排去接待住校的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队员。这些北京来的“小将”中有个家住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某大院，名叫“赤烽”的高中红卫兵与我很谈得来。作为北京派来专门“煽风点火”的使者，他对“盾牌兵”也颇为不满，鼓励我们参加造反。
我记忆中的“赤烽” 金雁/插画
不久发生“九·九”事件，在自治区党委门前静坐绝食的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与围攻静坐者的“保皇派”（“盾牌兵”、“赤卫队”等）发生冲突，南宁街头到处为此事进行辩论。我也带着支持静坐者的倾向前往凑热闹。不久静坐者受到压制，参与此事的南下串联队头头被“保皇派”通缉捉拿。而这个人恰是我父母单位一位老干部阿姨在京读书的儿子，我是同情他的。
随后数月之内形势大变，“造反”之潮滚滚而来，“盾牌兵”逐渐失势，南宁市数不清的红卫兵组织在四中招兵买马，校园内一时山头林立。但是影响最大、进校发展最早的一些组织尽管是“造反派”，也未能脱“成分论”之俗，总是优先拉成分好的入伙，而且在年龄上又是尽可能找高年级学生，对我们这些只能当“啦啦队”的初一“小朋友”不大在意。
而一些后起的、影响较小的二三流组织即俗称“杂牌军”红卫兵因进入学校较晚，成分好的、高年级的学生大都已各有其主，于是才不得不注意发展我们这些“没有斗争经验”的“低年级学生”。这样约在1966年11月间我便成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四中分部的成员，如愿以偿地戴起了红袖章。
成为“红卫兵” 金雁/插画
“主义兵”是由位于南宁老市区（贫民区）的七中的一批高中生搞起来的，进入我们这个位于机关区的四中比较晚，它在当时属二流组织，不像一些“大户”那样有独门独院的“总部”。“主义兵”的总部与其他一批“杂牌军”一起设在南宁市中心一座专门拨出的“朝阳三号楼”（“文革”期间一直叫“红卫兵大楼”）内。
而我们四中“分部”就只有我们一起进入四中的几个小学同学，倒也没有“官兵”之分。虽属“杂牌军”，毕竟也是一个山头，校方照例拨给我们“办公”用房、油印机及纸张油墨等物，还有少量经费。我们这几个毛孩子第一次主了事，半点也没有叨陪末座“陪衬”角色定位，甚至比高中生更加狂热地投身到的政治斗争中去，那“革命热情”甭提有多高了。
那些日子我们日夜都泡在“分部”里，虽然家离学校不远，几天不归都是常有的事。成天价衣服上弄的是浆糊、墨汁或油墨，感觉到自己像《红岩》中印“挺进报”一样神圣。上街时只往大字报棚跟前凑，摘录抄写大字报中重点要点，努力去理解把握“革命脉搏”。
贴大字报 金雁/插画
那种“大辩论”文体对我们这些实际上只读过小学的人了解“论说文”是有影响的，而“记述文”也是如此。文革期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所谓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于那些毛泽东想抛出来的人而言，他们的什么“丑事”（事实的和编造、夸张的）都可以公布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内情披露”，例如“刘修外传”、“邓修外传”，就是丑化刘少奇、邓小平的传记，还有讲王光美的“扒手外传”，这些东西当时也是“脍炙人口”。
尽管实际上这并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领袖发动的诽谤你不许自辩，而领袖划定的禁区文网照样森严甚至更加严酷，更不用说还有按“阳谋”逻辑对“放”出来的言论进行“秋后算账”的，因言获罪乃至因言丧命在那个年代都达到了高峰。但毋庸讳言，这种“四大”也披露了体制的不少阴暗面，党内斗争的恐怖和残酷，大人物道貌岸然下的男盗女娼，庶民的苦难和大饥荒的悲惨，当时都有所暴露。从这个角度讲，没有文-革确实难有后来的改革。而这个时期的阅读对我们这一代也是领袖灌输的“狼奶”和领袖始料不及的启蒙皆有的。
那时总部的活动不多，“勤务员”们（即今所谓常委，当时都声称是“人民的勤务员”，故名。）主要关注“主义兵”势力较大、高年级成员较多的学校，对我们这个“初一新生”组成的分部不甚在意。然而我们却不甘寂寞，当时不管市里运动中出了什么“事件”，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都要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未经总部的指示就发表意见，写成文章以大字报或传单、小报的形式公诸于世。到后来居然出了一份“主义兵四中分部”的“机关报”——“伏虎战报”，每期印上数百份，沿街张贴，或夹在校际交换资料中散发各校。
一次总部看到这份“战报”上对好几件事情都赫然发表了不同于总部的观点，大为震惊，立即召开了勤务员与各分部的联席会议。头头们一方面称赞了我们的积极性，认为在总部尚没有报纸的情况下，几个不起眼的初一“小屁孩”组成的分部便弄起了一个“伏虎战报编辑部”，扩大了本组织的影响，并号召各分部向四中分部学习。
另一方面也批评我们自行其是，不与总部商量便乱发表意见，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擅自表态。我虽然在会上作了检讨，心里还是有些小得意。这是我们第一次就国家大事抒发己见，也是除小学作文之外第一次自办报纸，从写时评、写大批判纵论文章到刻蜡板、油墨印刷，再去街头散发，看到行人阅读我们的报纸并加以议论，顿时有一种“革命大风大浪”中的锻炼“成长”的感觉。现在想来，当时既有半大孩子第一次主事的亢奋，又有初涉运动懵懂无畏的新鲜感，虽受到批评，投身革命的积极性依旧高涨昂扬。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