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8-24
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在低潮之中，国内武装斗争革命者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工人群众有组织的活动减少，与此同时地下革命政党的恐怖活动、暗杀行为骤增。
从下列罢工人数和恐怖行为的对比数字就能反映出当时的形势：1905年有275万工人参加了罢工，1906年减少到100万，1907年只有75万，1908年立刻下降到17？4万人，1909年减少到六四万人，这其中还包括了重复罢工人员。而恐怖活动则逐年上升，1905年233人被暗杀，1906年768人被暗杀，1907年有1231人被暗杀，全国各地到处出现“恐袭”下的“没收的洪流”——武装抢劫银行、财库和其他储金机构的数字却大幅上升。
从1905-1907年，仅外高加索一地就发生各种恐怖行为1000多起，虽然这些恐怖行为并不只是一家组织所为，但无疑布-尔什维克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列宁就曾倡议说：“我们建议我们党所有的大量的战斗小组不再无所作为，要采取一系列游击活动”。鉴于沙皇颁布的《十月十七日法令》中首肯了宪政改革的部分内容，沙皇政府表示要发展普选法原则，“赐予”人民公民自由：人生不可侵犯，信仰、集会、和结社自由，任何“非恐怖主义的政党”都可以通过选举在国家杜马中公开活动。
于是参加杜马选举这个新议题被俄国社会民主党提上议事日程，党内温和派孟什维克急于摘掉“恐怖组织”的帽子，在杜马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认为“要尽可能地为合法活动形式提供帮助”，使俄社民党作为一个合法的、得到承认的党、为走上宽广的“德国道路”而做准备，尤其在杜马选举的关键时刻，杜马外的活动要服从杜马党团的利益，消除革命政党因“恐怖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事关重要。
1906年4月10-25日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否决了某些布-尔什维克要毫无保留的维护“游击行动”的观点，责成布-尔什维克解散“对党来说是非法‘小集团’”的列-宁、克拉辛、波格丹诺夫领导的专门从事“剥夺”行为的组织，并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这种“剥夺行为”的“游击活动”，解散那些为筹措经费而组建的“特殊战斗队”，还社民党一个“清白”之身。
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禁止“游击活动”决议的部分内容
1、由于沙皇制度的残暴政策，无产阶级中有部分人表现出以“游击活动”形式进行斗争的倾向，几个人或集体发动袭击，杀害政府的代理人和资产阶级代表。
2、并在此基础上，剥夺国家财产和私有财产的时间和规模在扩大，次数在增多。
3、政府以“游击活动”和剥夺财产事件作为借口，对守法人民加强了镇压措施。这些活动也为“黑色百人团”在广大民众当中、尤其是在军队中进行煽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4、社民党员卷入这种活动，妨碍了党为反对工人阶级中无政府主义倾向所作的努力，也损害了党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还使党的队伍内部陷于混乱。
大会决定：1、党组织必须展开一场反对游击活动和剥夺财产的运动。2、党员绝对不得从事或参加这样的游击活动或剥夺财产活动，违者开除。
列-宁在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时带去了一个支持“游击活动”的草案。在这份草案中说，“游击活动”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必然继续，是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的准备工作，“剥夺财产”具有“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和筹建革命政府的必要性”，但是“没收资金活动”必须要在“党的控制下”进行。
由于在布派内部对这种主张存在着不同看法，这个支持“游击活动”的草案最终没能拿到桌面上来。孟-什维克“禁止游击活动”的决议，在20票弃权的情况下以64：4票的绝对多数获得到通过。据说投票的时候列-宁不在场。决议同时规定只有在某一地区已经建立起革命机构的情况下才允许夺取国家财产。
后来斯大林说，孟什维克的这个决议能够通过完全处于偶然。因为这一次布-尔什维克不想应战，确切地说，我们不想把战斗进行到底，纯粹出于一个愿望：“就让孟什维克同志高兴一次吧”。对此说法托洛茨基评论道：“这种慈悲为怀的关切态度在列宁的政治习惯中是看不见的”。
但真正的原因是在会议上他们不仅遭到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代表的反对，而且受到他们的盟友波兰代表的反对，此外，布派内部在“没收”问题上也存在尖锐的分歧，很多人对这种“民意党式”的恐怖行径也不赞同。
列-宁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以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名义写了一封《告全党同胞书》，对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作了尖锐的批评。列-宁认为“关于没收问题”的讨论“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他公开说：“我们不要让自己上统一思想的圈套，我们也决不允许孟-什维克管束我们”。“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等于是会背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当一个马克思主义，应当有相应的心理素质，就是雅各宾主义，所谓雅各宾主义，就是不惜采取任何果断行为未达到目标而斗争，不是戴着白手套从事斗争”。
“游击斗争是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之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间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势”。对于反对“没收”活动的“完全偶然”的限制不必认真看待，过于拘泥于经典理论，缺乏灵活性策略的做法不是马克思主义派别的行为准则。我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第比利斯银行抢劫案”风波
1906年社会革命党抢劫“莫斯科互助协会”77？5万卢布。1907年俄国又发生了几大要案，与这些案件“有牵连被捕的人都是有点名气的布尔什维克”。先是6月柏林警察在俄国侨民活动的住所搜获了一批武器和纸张与图样，据皇家银行的专家证实这是用来伪造票面额为三卢布的钞票的，随后在日内瓦又破获了几起俄国政治侨民伪造假币案件。
1907年6月12日第比利斯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劫匪”成功地劫掠了34.1万卢布，其中大多数是500卢布票面的钞票。三名护送队员当场毙命，约50人受伤，很快在慕尼黑和斯德哥尔摩两地，几个俄国侨民在银行兑换从第比利斯抢劫来的票面为500卢布的钞票时被捕。据罗伊？麦德维杰夫说：“斯大林屡次参加抢劫行动”，也参与了这次第比利斯‘剥夺行动’的组织和策划工作“。
列宁认为，这只不过是“利用敌人的钱来筹集党的经费的一次简单尝试”。在俄文版的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的有这样一句附录“1907年6月12日，第比利斯”没收事件“：34？1万卢布。紧接着格鲁吉亚著名作家恰夫卡瓦泽亲王遭暗杀，7月份俄国又发生了一宗财政部20万卢布的巨款被劫的事件，后来又发生巴库石油大亨绑架勒索案和洗劫”尼古拉一世“号客轮案……。俄社民党人后来试图在国外兑换这些钞票时被抓获。
这样的事件被报道出来，与此有牵连被捕的人都曾经是“前”布-尔什维克成员。他们在从事“剥夺活动”之前出于策略考虑都退出了原来的组织，但显然他们都是在为布-尔什维克“抢钱”。据后来波格丹诺夫同列-宁闹翻后提供的材料证明，在这段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以各种方式得到的经费不少于大几十万卢布。俄社民党被牵连在这一连串抢劫案中声誉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杜马中颇为难看，其党团代表呼吁“法律环境”的发言遭到一片嘘声。
这些消息在媒体上一经披露，孟什维克感到非常震惊，中央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刚刚一年，布派就公然违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禁令。他们说，从1907年以来，我们一直以宣传鼓动的方式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分裂政策。两年当中，我们冒着被指责为包庇布-尔什维克“小中央”的风险，没有向全党报告这个组织的犯罪活动。我们一再提请中央对此加以注意，可是这些机构已为列-宁集团所篡夺。由于布-尔什维克集团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腐蚀，党的机构遭到削弱，许多重要人物也因此而脱离了它。
阿克雪里罗德在一封信中写道“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我要问，我们怎么能同他们留一个共同的党里”。普列汉诺夫提出必须同布-尔什维克彻底决裂。社会民主党中央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1908年2月第一期发表的社论中指出，要么是党粉碎“这帮坏蛋”，要么是这帮坏蛋把党粉碎。
因为布尔什维克在第比利斯抢钱案，据早期党史专家记载，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这帮有政治上的“洁癖”的“书呆子”在第二国际里到处嚷嚷，气得考茨基大喊大叫，说要求设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庭，来审判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说，你们倒好，德国的工人富了，交纳大量的工会会费，党是合法的，而我们呢？后来这个可恶的老头子还被当作我们两派之上公正的资产仲裁者。
列-宁很快对考茨基的态度发生转变，说考茨基是个卑鄙下流的圣诞老人，在整个世界社民运动中没有比他更可憎、更下流的伪善者了！列-宁甚至说，“在一切国家，只有公开反对考茨基主义的人，只有不怕分裂的人，才是我们感兴趣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254页）。
就是许多布-尔什维克也对这一系列恐怖事件感到不理解。在列宁已经同意“为消灭而参加”地“利用杜马讲坛”，并且党已有效地参加了第二届杜马选举的情况下（第二届杜马有65名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被选上），不败坏党的声誉、不给沙皇政府以镇压的“借口”、服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纪律，已是党内的共识。
为什么列-宁仍然要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制造混乱”。过去一直被千方百计遮掩着的“不光彩”的“秘密问题”这时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沙皇取缔打击“恐怖组织”有了“正当”的理由，并且在民众当中造成很恶劣的影响，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托洛茨基也撰文批评说：“革命以前党所固有的、尤其是布-尔什维克派所固有的密谋倾向充分发展了，背着党做了一些与群众政治生活毫无关系的事，这些事情就其全部实质来说也是无法置于党的监督之下的。主张权威的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在自我保存本能的压力下力图使党离开阶级，使派别离开党，把他们的全部政治实践纳入‘施蒂纳’（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式”。
1912年托洛茨基在给齐赫泽的信中称列-宁是“阴谋家”、“瓦解组织的能手”、“利用俄国的落后谋求私利的行家”。可见第比利斯等一系列“剥夺行动”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是不得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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