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10-19
姥姥这种大户人家的人总要讲究一些老礼，嫌我举止不雅，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总是对我说，好习惯要从小养成，而我认为这些都是“封、资、修”的旧道德旧礼仪，“叛逆性”和“革命警惕性”进一步显露，与姥姥之间的小冲突不断……
这篇小文最初写于2009年9月份姥姥去世时，当时应允姨妈们和妈妈要写一篇关于宋李两家家族史的文章，请她们帮我找一些资料。但因为无暇找资料做采访一直没有完成，直到2011年妈妈患病离世都还只有架构，“搁”在电脑的某个文件夹里已经有几年了。后来清理电脑，无意中翻出了这个“半截子”小文，决定重新捡起来完成它。遗憾的是，随着上一代人的离去，有很多上两辈的东西已经无处询问了，原本想要撰写的“民族企业家”创业史的计划看来无法完成，只能改写成我个人对外祖母、对我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了。
秦晖老说，搞史学的人应该有点记录个人口述史和民间记录的自觉性，因为每个个体化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时代变迁史。以此套用托尔斯泰的句式，就是“时代是共同的，但是每个个体的体验是不同的”。我很喜欢高尔泰的一句话：“人没有个性就如同蚂蚁一般”。既然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有其文学、个性化的一面，我自信此文不会与流行的“姥姥文体”雷同。
我姥姥叫李彩绚，1906年生人，2009年去世，活了103岁。她的父亲叫李佩实，河北南宫县人，是国内最早的民族企业家之一，20年代就在南宫县城开有皮革厂和布庄，在城里有很多地产，在济南还有一房姨太太。后来到天津发展，据说中国的第一块机织线毯就是他的工厂纺织出来的。用解放后的阶级成分标准，是地主兼资本家。或者用稍微好听点的说法，是比“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好点的“民族资产阶级”。
李家有两儿两女，我这曾姥爷虽说得风气之先，也不免有传统观念，重男轻女，两个儿子都送到国外留洋，分别在德国学纺织机械和在日本学纺织，显然是打算让他们继承父业，以当时新兴的纺织业为发展方向的。
做女儿的姥姥就不像她的两个弟弟有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她是缠过小脚的，想必是家长认为，女儿家家粗通点文字就行了。但她没读旧式私塾，还是读的新式的完小，后来曾当过小学教员，一手毛笔字也写得不错，从所受教育看，在那个年月也算是识文断字的“新女性”吧，可是却一直在“旧家庭”里，而且似乎过得还不错。
她没有去赶那“娜拉出走”的时髦，我也从未发现她对“旧家庭”有巴金小说所表现的那种不满。但另一方面，她对包括我父母那样的“娜拉”式晚辈也充满亲情，并没有试图干预他们什么，父母与她那样的长辈也没有什么矛盾，倒是我这个孙辈与她曾经很“拧巴”，有过一段从不合拍、冲突到磨合与理解的过程。
姥姥19岁嫁到冀县的宋家。用姥姥的话说，她的婆家是“土财主”，不像天津娘家那么洋气和开明，后来她也随夫到了天津。我姥爷叫宋子金，是北洋纺织学堂（姥姥这么说，但历史上好像没有这么个学校，应该是北洋工艺学堂纺织科吧）毕业的，后来就在岳父的企业工作，一直是天津纺织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姥姥和姥爷
母亲是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弟弟三个妹妹，也就是说，我有3个舅舅3个姨姨。想来姥姥管着一大家人，把一大堆高高低低的孩子拉扯成人也够不容易的。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才知道老人不但很懂生活，而且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超强。
关于外祖父母的情况我就知道这么多了。我曾经看到过妈妈给组织上写的一些详细的家庭材料和社会关系情况，对她的家庭和生长环境都有细致的交待。哥哥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不知道把这些文字和老照片放到哪里去了，被妈妈好一顿数落。我也挺后悔的，明知道这些文字和照片的宝贵，早点带到北京保存起来就好了。
在天津的冲突
我早期所受的教育是一个“混合体”，就像调色板上的色彩是一笔笔加上去的才形成了后来的价值观，但是还是有时间段的划分的。一直到文革前半段我都是很“革命”、很“左”的。说到我对姥姥的感情、理解和敬佩是随年龄的增长才逐渐加深的，而一开始却疙疙瘩瘩极不和谐，究其原因还是时代烙印加个人的性格。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几乎都经历过一个盲从-狂热-碰壁-思索-还原个人的过程。1960年上小学以前，我和哥哥在天津姥姥家里住过一段，我已经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了，隐约记得有一次在姥姥家里“尿床”，爱面子的我，死活不让姥姥把被子晾在院子里，最后只好在褥子上面搭了一条毛巾才算了事。
1963-64年也去过天津几次，只记得非常不喜欢跟着姥姥去看什么舅姥爷、姨姥姥之类的所谓资产阶级“遗老遗少”。在那里居然有人（应该是过去的佣人）称呼她为“大小姐”，让我感觉很别扭。他们在一起叙旧，在我看来就是“怀念旧社会”，和我们当时所受的“只有工农才光荣”的教育显得格格不入。
有一次去红桥区荣茂里，姥姥指着那个街道说，“原来整个胡同的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我一听就很反感，明摆着“是剥削阶级的‘不义所得’吗”。因为年龄太小，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只能以调皮捣蛋闹别扭来“抗议”，搞得姥姥很纳闷，平时挺温顺的一个小妮子咋就这么不听说呢？
到了姨姥姥家，正好赶上有人给她送“公私合营”以后的股息分红，我听那词儿——“资方人士”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想起当时看过的“六号门”、“三条石”阶级斗争教育展览，资本家个个都是面目狰狞的反动人物，就会欺压剥削工人，我实在不愿意把他们与自己的长辈做联想，于是就待在院子里死也不肯进屋。
我们这些“50后”、又是在机关大院环境中成长的小孩，面对着“高成分”的老辈，多少有些“埋怨”。从小在“革命的”父母辈那里接受的话语系统就与再上一辈老人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家庭我都不喜欢。但是家庭没法选择。用当时的话说，父母都是解放前就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的。我一直困惑于不知怎样把握“亲情”、“人伦”和“革命觉悟”之间尺度，所以与姥姥的关系一直就有些“疙疙瘩瘩”，但是毕竟相处时间短，大人们可能还感觉不到什么。
我不知道1949年政权易手对选择“正确站队”的父母来说，是如何处理与“剥削阶级”家庭之间的关系的。后来阅读父亲的日记才知道，其实他们的“两难”处境远比我难堪。
上世纪60年代的父亲和母亲
1960年大饥荒，爷爷和奶奶在山东老家过不下去了，跑来西安投靠当干部的大儿子，父亲向组织上汇报，得到允许留下了“地主家属”的奶奶，送走了“地主分子”爷爷，没多久爷爷就在老家“病故”了，实际上是饿死的。父亲在日记里（他在学生时代的日记抨击时政嬉笑怒骂内容生动，50年代后的日记就是干巴巴的流水账了）没有敢表现出半点愧疚，但是他背地里陪着奶奶落泪我是看见的，也能够感觉到出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挣扎和无力，以及人性与政治之间的背离。
1965年我因为眼睛弱视，住在姥姥家时要定期去天津眼科医院治疗，于是就借读在河东区田庄小学五年级上学。这一年和姥姥有比较长时间的接触。我的“叛逆性”和“革命警惕性”进一步显露，与姥姥之间“叮咣”的小冲突不断。
那个时候的我在姥姥眼里，一定是一个难以管教的“刺头”孩子。姥姥这种大户人家的人总要讲究一些老礼，嫌我举止不雅，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总是对我说，好习惯要从小养成，而我认为这些都是“封、资、修”的旧道德旧礼仪，并不愿遵守，但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姥姥的训导还是对我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那时的我就显得比前后阶段要洋派和文静。
12岁时， 在天津时的我
1965年正是文革前夕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那时候上演的戏剧电影都是《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这种氛围下的我始终绷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与形势保持一致，甚至还有意识表现出“矫枉过正”的反叛。现在想来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我眼里姥姥的权威不如父母，想着脱离了父母的视线肆意妄为地造次一下也无妨。第二，潜意识里我有个口头上不愿承认的心理，从母亲带回来的内部资料上，我知道父亲在1964年“反修”问题上犯了“错误”，遭到轮番批判，我想以自己的“革命”来逃避被社会孤立、被歧视而有意为之。当然这是后来的认识，在十岁出头的那会儿，还只是无意识的“逆反”表现。
现行政治与家庭伦理的矛盾
因为姥爷的工作关系，姥姥一家住在天津国棉一厂一栋日式小洋楼里，生活虽不能说十分富足，但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有抽水马桶、沙发、弹簧软床以及皮大衣和一些首饰，和我们从小生活在父母机关、什么都由公家统一配给、吃食堂上寄宿学校的环境显然很不一样。其实他们虽然“家底”厚实，当时仅就现金收入来说姥姥家可能还不如我父母家，但是旧时的“大小姐”精打细算善于调度持家，无疑比我们过得经济而精致。
比如说，同样是吃虾，在我们家里嚼吧一通也就完了，可是姥姥把虾段清蒸、虾头油炸、虾皮做汤，炸过虾的虾油提鲜酱油，一虾能够几吃。买来一块肉，根据不同部位炒肉丝、剁馅、做肉皮冻，没有一点可浪费糟蹋的。同样烧出来的菜，在我们家不拘什么餐具，盛出来装到大搪瓷碗里能进肚子就行。而姥姥家有各种不同的餐具，有对应的一套细磁鱼盘、汤盆、水果盘，连吃米饭的碗与吃面食的碗都不同，显得很讲究细节。对这种生活我是既享受又有几分抵触的感觉。
姥姥家里有不少公私合营前记过账的老旧账本，通常只有一行记载而大半空白，纸张又极好。我不但把它送给同学们当草稿本，而且自己也毁坏了很多本。现在想想这就是可贵的第一手经济史资料啊。姥姥经常给我讲一些老辈创业发家的故事，那都是“第一代民族企业家”的精彩案例，可是我当时不但不喜欢听，还指着那些家具、衣物顶撞她说，“这些还不是靠剥削得来的”。
我认为她是对当前“新社会”不满，怀念剥削阶级的生活，并时常与她辩论。她虽然读报听广播，学习能力很强，常崩出一些新名词，对形势的脉搏略知大概，但毕竟辩不过我。于是就给我父亲写信，说我受的教育有问题，违背了一些常识。
父亲一直很尊重姥姥，每次写信都恭恭敬敬地称其“岳母大人”或“先生”（对长辈的知识女性也称先生，这是我进大学后才熟悉的），接到姥姥的“告状信”后父亲就来信批评我不尊敬老人，我立刻就用报纸上的语言、“阶级斗争”什么的来回应，搞得父亲很尴尬。用常识教育我，显然就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他又不愿意用流行思想把我变成丧失了亲情、人性和理智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造反派”，无奈之下只能把我召回身边，实际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伦理和现行政治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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