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我经历的疟疾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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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雁塔 2017-11-07

前两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引起了关于中医中药的一些争论,有些一直延续至今。我不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由于种种因缘际会,我对“疟疾”、“青蒿”和文革时期的“中医”都有不少的记忆,说出来与大家分享,或许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我在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代,即15-24岁的1969-1978年间因适逢上山下乡大潮,在广西田林县的壮族山寨生活了九年多。田林县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是广西面积最大的县,人口密度却是最稀之一。那里属于号称“广西屋脊”的桂西北山区,拥有广西第二高峰岑王老山,很多地方山高林密,覆盖着雨林和次生林。

田林所属的百色地区与越南交界。据说屠呦呦研究治疟就是起源于当时援越抗美的需要,而我们那里不仅与越南丛林地理、植被乃至人文环境(中国的壮族与越南第二大民族侬岱族群实为跨境的同一民族)都类似,同时也正是疟疾猖獗的地区。

上世纪中国南方城市中的医务人员正在喷洒灭蚊药水

十瘴九疠谈疟色变

我后来从资料中得知,田林县历史上就是所谓“瘴疠”之地,属于“广西疟疾高发区”,民间有“谷子黄,病满床”之说。1936年抽样血检66人,阳性(检出疟原虫)33人,阳性率高达50%。文革前该县年均发病1480人左右,对这个仅11万的人口小县来说已经颇高。但总的来说,文革前那十几年间疫情还是在逐渐缓解的,到1965年已经“从超高疟区变为中低疟区”。但是,文革后由于政治混乱,防疟“一度无人抓”,田林从1969年起出现“疟疾暴发流行”,连续六年发病率都超过2000人,其中1970、1971两年更高达15148人和8625人,六年统计年均发病6515人,4.4倍于文革前17年的平均水平。

从田林的情况看来,当时屠呦呦参加的全国防疟大会战远远不只是“援越抗美”的需要,中国国内的疟疾疫情也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而我县疟情回落到文革前夕的水平则已经是改革时期的1983年。仅从我所在县的情况看,文革时期究竟是疟疾猖獗的时代还是“防疟成功的黄金时代”,恐怕是很清楚的。

下乡时只有15岁的我对这些数字当时自然一无所知,但是我很快就成为疟疾疫情的受害者。这六年间我曾4次患疟疾。1970年冬的一次发作在修建高龙公路的工地上,以至施工结束、民工撤退时,我竟然发烧虚脱到无法行走,由知青伙伴志先陪伴在荒山野岭的工棚中待了两天,后来挣扎着到定安公社打了针,两人翻山越岭挪腾移步才回到村中。

我曾在《我的‘早稻田大学’》一文中提起过这件事。现在想来,当时若不是伙伴们照顾,我的处境其实很危险。而疟疾一般暴发于夏秋,我居然冬天也发病,也可见当时疫情的严重了。当时田林县流行的主要是恶性疟疾。不知道的人往往认为“恶性”意味着病得很严重,其实,“恶性疟”与“间日疟”、“三日疟”并列,是以疟原虫种类区分的病理类型,本不是就得病轻重而言。间日疟也有病得重的,恶性疟也有病得轻的。

与北方多见的发冷发热相交替、周期性“打摆子”的疟疾(即间日疟)不同,恶性疟的特点是周期不明显,常常不发冷而只发高烧。我国古代只把“打摆子”的间日疟叫“疟”,南方的恶性疟由于往往不打摆子只发烧,在近代发现疟原虫以前,人们是不把它当疟疾的,古人只说是“瘴气”或“瘴疠”,而那时北方早有“疟”之习称。

一般恶性疟对人的损害确实也比“打摆子”更厉害,传统时代的病死率似乎也更高。白居易诗所谓“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我几次得疟疾也深受其害,1971年的一次发病,在公社卫生所留医一个多礼拜,体重下降十多斤,腿肚子直发颤都不会走路了,因严重贫血头发掉了一多半,回到村里乡亲们都说我整个人“脱形”了。

由于几次发病,我那时后遗症明显,长期贫血,肝脾肿大,体型很瘦。那时没有留下照片,但在如今网上可见的一张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后不久与导师、师兄们的合影中,我还是显得很瘦小,头发稀黄,脸色苍白,后来的朋友们都说认不出是我。

我那时恰恰又正热衷学医。我本来在下乡前就看过些医书,下乡不久一次本村一位老农被毒蛇咬了,我用自备的“南通蛇药片”(即文革前的名药“季德胜蛇药片”,文革中季德胜遭难,药名也改了)治好了他,后来又有几次类似的事情,因此在乡亲们中得以口口相传。

三年的“赤脚医生”经历

那时的农村极度缺医少药,很多村民从未用过药,按行内的说法,他们对药“很敏感”,往往一用就灵。于是生产队长就说老秦(当地老乡都把“有工作公干的人”都用汉语以老相称,我们因为是城里来的,所以不到16岁的我就被称为“老秦”)你就是队里的卫生员了。

既然干着这些事,自己又是个疟疾老病号,我对当年的抗疟自然是印象很深。尽管1972年后我没有再当“赤脚医生”,但还是保持着兴趣和关心。我清楚记得直到我离开农村之前,九年中我们那里的主力抗疟药始终是氯喹,当年这药也不贵,我自备的药箱里是它,后来“赤脚医生”标配药箱里是它,据我所知城里的大医院也用它做治疟首选药。

氯喹有多种剂型,一般用口服,重症还可以注射。它对治疗疟疾发作是非常有效的,但它对“红外期”(未侵入红细胞前的潜伏期,此时人体带虫但无症状)疟原虫无效,所以通常认为它无法断掉病根。不过间日疟有红外期,南方的恶性疟则基本没有红外期,所以在我们那里,氯喹是可以根治疟疾的。

除氯喹外,当时使用的抗疟药还有奎宁(即老牌“西药”金鸡纳碱),在氯喹时代以前它曾经是举世闻名的治疟“特效药”。但我们那时奎宁早已风光不再,作为备选药物它主要用于对氯喹有抗药性者,另有一种糖衣剂型用于儿童。但我那时几乎没有见过什么抗药性病人,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并未用过它。当时的第三种抗疟药是乙胺嘧啶,这是一种作用于红外期的药,主要用于防止疟疾复发。我做卫生员时这种药还属新药,我没有用过,但在我插队后期逐渐推广使用了。

1973-1978年,我们县连续六年开展“灭疟大会战”,当时的说法是“三根治一预防”,即在流行低谷的初春、流行前期的初夏和发作期的病人主要使用氯喹进行治疗,而在高疟区和可能暴发区,7-10月间每隔半月用乙胺嘧啶进行全民性预防服药。六年大会战成效显著,到1977年就把年发病人数压到了三位数。

1983年又进一步回落到文革前夕1966年的水平,从1984年起,年发病数始终在25人以下。田林县的疟疾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我自己在1974年后就未再发作疟疾,虽然贫血等后遗症还延续了很久。1996年我回到当年插队的平塘乡,了解到当地近两年内也没有出现过病例。

青蒿治疟与深究常识

我这个门外汉对中医治疟的记忆始于14岁那年为了逃避文革“内战”烽火而客居浙江宁波外婆家时。那时外婆给我猜了个谜语:赵子龙单骑救阿斗,打三味中药,谜底是:常山-独活-使君子。这真是个妙谜。就这样从老人那里我知道了治疟的常山、治风痛之疾的独活,和驱虫药使君子。

后来看了些中医典籍,印象中正统中医书在治疟方面主要推重的是常山与柴胡之类,但青蒿治疟的记载其实也不少,网上有人说葛洪是独门,张仲景李时珍等都没有提过。其实张仲景我没有查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却是有记载的,而且注明就是引自葛洪的书。还有人从植物分类学书籍中取证说:青蒿又称香蒿,可以做野菜吃,但并不含青蒿素。

所谓“青蒿素”其实取自黄花蒿,此物又称臭蒿,不能吃,但可以治疟。因此他们说葛洪所记不对,屠教授应该是广泛“尝百草”后独立发现的新药。其实,葛洪并没有详细描述他所说的青蒿是何物,但李时珍的确在引述葛洪青蒿治疟的同时,又详引郭璞、陶弘景等名家之说,极言“青蒿,香中炙啖者”,“人亦取杂香菜食之”,“嫩时醋淹为菹,自然香”,“人剔以为蔬,根赤叶香”云云,果如所言,那的确就是可以做菜但不含青蒿素的“香蒿”了。但这更可能是李时珍之误,而非葛洪之误。

无论古籍上怎么说,在1970年前后的中国,人们实际上根本不需要看任何古籍,就可以获得青蒿治疟的知识。外行如我,也几乎从一开始注意治疟时,就知道这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国人都记得,1970年的中国离文革“破四旧”的文化沙漠和派斗的乱局不久,图书馆基本关闭,出版业一片凋零,书店里除毛主席著作和时政宣传品外基本是空空如也。

但是当时作为群众运动大倡“新医疗法”,有关的出版物和非正式出版的印刷品却一枝独秀、异常繁荣。其中“中草药手册”就是大宗。当时不仅大出版社正式出版过这类手册,各省各地区乃至一些单位都自编或翻印了带有地方特点的中草药书。我自己就曾收集有十来种。其中几乎每种都有“青蒿”条目,介绍的主要功用也都是治疟。所以这其实是相当普及的知识了。

其次,无论植物分类学的书上怎么说,南方很多地方的人们就是把“黄花蒿”叫做青蒿的。那种青蒿其实在田林随处可见,尤其在比较潮的草地上常成片生长,此物揉碎后异味很浓,不仅人不能吃,连青饲料都不能做。我们当时粗放养猪,主要是打猪草来喂,很多草药(包括已经上了饭店餐桌的鱼腥草等)都是喂猪的好东西。但是老乡告诉我们青蒿一定要剔出来,那东西,猪不吃的。

我这个曾经的“山寨”医生那时没读过葛洪的书,但确实知道青蒿可以治疟,而且我们那里青蒿也多的是。然而我从未实际用它治过病。我当然不足挂齿,但我的伙伴们也有一直做“赤脚医生”的,我也认识公社卫生所、县医院和六二六医疗队的一些医务工作者,似乎也没有听说他们有这方面的实践。

这也从一个侧面使人感到,屠呦呦教授他们锲而不舍地研究青蒿素几十年,确实非常难得。对于常识,多数人都是两个态度,或者习以为常不去深究,或者不顾常识胡思乱想,其实,人类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从深究常识开始的。这种深究可以是证实,也可以是证伪,但无论证实证伪都必须基于严肃的科学态度。常识不能不顾,也不能迷信。所谓传统其实也是如此。

葛洪那本《肘后备急方》里“治寒热诸疟方”多达43个,其中不乏荒诞不经者如:“禳一切疟:是日抱雄鸡,一时令作大声,无不瘥。又方:未发,头向南卧,五心及额舌七处,闭气书‘鬼’字。咒法:发日执一石于水滨,一气咒云:‘眢眢圆圆,行路非难,捉取疟鬼,送与河官,急急如律令’,投于水,不得回顾。”等等。除了这些巫方咒方,所收的药方绝大多数也没什么疗效。然而青蒿一方就如沙中之金,披沙而沥金,屠呦呦们下的功夫是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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