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8-03-26
伯林认为，大清洗和整肃知识分子对苏联文学界的改变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导致了文化领域的“大崩溃”，那“简直就是另一次圣巴托罗缪之夜”，其残忍度只有“遥远的西班牙宗教审判”可与之相比，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万能的独裁者”面前，显得是那样的孤立无助，他们丢掉了俄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品格，丧失了往昔的道德标准，“于是不再有争论，不再有人们的思想骚动，接下来就是死水一潭的顺从”。Stalin的统治权“摧毁了一个曾经在世界上最具天赋最有创造力国家的活力”。
“猎巫运动”以后俄国的文化水准和思想探索直线下降，“艺术作品必须是团队集体创作的”，以至于文学家一听到“个性”这个词就“不寒而栗”，“人们对苏联作品的真实质量不抱什么幻想”。
苏共二十大以后自杀的法捷耶夫在遗言中对Stalin时期的文学界进行了控诉，并对自己助纣为虐表示忏悔。他说，我们的文学家“在当权者罪恶的摧残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和政治暴力，大多集中都拥挤在考古、古文字或应用技术之类的远离政治“冷僻”领域和实用领域里，因为“标准化”的技术专家生存空间要比人文知识分子大得多，而文科空洞教条的宣传口号式的教学令人生厌。一时间技术官僚大行其道，以至于那里人满为患，相互内耗，产生了大量的垃圾成果。俄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长长的空白”。
“俄国文学、艺术和思想所表现出的境况就像一个刚刚遭受过轰炸的地区，只有几座像样的建筑还相对完好，孤零零地站立在已经荒芜人烟、满目疮痍的街道上”。作家们都自称是被火山灰掩埋的“庞培人”。当过苏联作协主席的肖洛霍夫说，苏联作家协会虽然有作家3773名，但大都是“死灵魂”，除了摇唇鼓舌的投机分子，只剩下沉默的“大多数”。
赫鲁晓夫时代伯林又一次来到苏联，与战后的1945-46年相比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伯林所接触到每一个官方人士都承认，“过去是极其恐怖的”，而现在他们“对新的自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1954年以犹太作家爱伦堡发表小说《解冻》为标志，《解冻》发行的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人们以为苏联历史上的“解冻”时刻是要到来了。但是由于赫鲁晓夫害怕失控以及统治阶层的思维定势，刚刚打开的闸门又被关上。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承认说，“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是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
赫鲁晓夫处于保护既得利益阶层的需要，在“进一步退两步”的政策下被它的惯性拉回到原来的框柩内。苏共二十大揭示体制弊端的改革刚刚迈步则浅尝辄止，“改头换面的Stalin化”卷土重来。
正如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的，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其后果是“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不断玩弄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意识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戏”。
经过了20年代的驱赶，30年代的镇压，50年代的改造，60-70年代的收买和钳制，苏联识界已经被训练得充满了谄媚的味道，他们的人格被分裂、行为方式自动切换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双重性”演绎得炉火纯青。为了应对统治阶级的恐怖政策，知识分子塑造出一种“伪善”的“功能性虚构”表演文化，各种活动与心灵之间的关联是割断的。
他们明显分成“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群”。从言谈举止中人们“很容易分辨出哪些是成功的权力追逐者，哪些是他们的牺牲品，甚至更容易分清哪些人正在施展各种手段一门心思想往上爬，于是相反哪些人早已心灰意冷，苏联的各级当权者的一言一行都在仿效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的主要领导人。他们是一帮强硬、冷酷、好斗、国家之上的无产阶级无赖，他们憎恨一切广义上可以称‘西方价值’的东西，甚至憎恨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
恰如苏联作协主席西蒙诺夫所说：俄国作家前所未有的步调一致，“我们的作家必须排成密集的队伍，齐步前进，凡是离队跑到路边去摘野花的人都是逃兵”。如同伯林所看到的，知识界因利益不同而发生了分化，“某些知识分子真的可以说是统治集团的御用走狗（其中一些人行动迟缓而不情愿，另一些人则知足长乐、因自己的能干而得意洋洋）”。
那些“投机分子钻营者”有自己独特的说话口气、长相、衣着，他们相信一套表演术，自认为善于控制这种表演，并以此迎合观众，这套表演已经明显的与他的整个自我表述方式密不可分，甚至对自己也如此表演，并为自己在各种场合的“抖机灵”、手眼通天而沾沾自喜。这种人要么是“半个变节者，是政府的工具，要么本身就是无耻的政治操纵者和煽动者”。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熟练且乐此不彼地重复着烂熟于心的那套话语”，让它成为“维系整个苏联的唯一粘合剂”。
官方的知识分子是“玩世不恭的牧师”，他们的语言是“麦克风”语言和“书面文体”，是华丽词藻堆砌的空洞的“废话”，是充满了“水分”需要晾干了听的“无效”地表演。他们实际上有没有生命都值得怀疑，他们像枯燥乏味的机器一样，鹦鹉学舌一般重复着连自己也没有办法感动的内容，伯林说在这种意识形态讲座中，“讲演者情不自禁的打哈欠，而听众则处于礼貌，用笔记本遮住脸，好不让讲演者发现他们正在走神”。人们一般只看报纸的最后两版，只有那上面还有点有用的信息。苏联官僚体系与民间是割裂的。
人们的讲话分为公开场合与私下不同的“两种语言”体系。老百姓在亲人和极小的朋友圈子里讲的是一种 “自己人语言”和“日常语言”。这种语体与“表演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它的真实性和感情性，只有在这里还保留着活生生的俄罗斯民间语体，还保留着充满诙谐的“黑色幽默”，还保留着有是非和批判能力价值观。
在私下里知根知底的人们可以在一起喝着伏特加就着酸黄瓜侃大山，说自己想说的话。“在那里可以臭骂政府，可以交换小道消息，可以天马行空地讲政治笑话”。人们对无孔不入的克格勃博弈能力也在增长，反侦察与反窃听的能力在提高。“交谈中一定有人望着吊灯或墙上的插座问道（指窃听器安放的地方）‘您在听吗？少校同志’，既有冒险的感觉，又有游戏的意味”。
还有一种给公众的和麦克风的“表态语体”，它是空洞无物的、连讲话者自己也不相信的一种套话，但又不得不说的“装腔作势”的“表演语体”。人们已经被“训练”出一双异常敏锐的耳朵，能够听出党的路线在语气上最细微的变化和人事变动，好让自己跟上形势地随着党内斗争的起伏变换“关键词”。那些人为“异端邪说付出了惨痛代价”的人现在都学乖了，公开文体已变得“狡猾”和曲折地“擦边”。
这种人格分裂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60年代苏联当局因公开审判持-不-同-政-见者引起了抗议浪潮，一元化的局面遇到了挑战。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代表萨哈罗夫说，“我们应该消灭社会的思想一元化，统一的思想体系按其实只是反民主的，是国家的悲剧”。
这时期征集签名、书写抗议信成为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其实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人并不在意当局是否接受自己抗议的内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表达一种姿态。1968年苏军入侵布拉格使苏联知识分子的签名活动达到高潮。当局对应的做法是开除、监禁、流放、投入神经病院或驱逐逐出境。
索尔仁尼琴
与此同时地下出版物——“萨米兹达特”流行开来，“萨米兹达特”宣称，“我们也有权宣布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它以“地下出版物”的民间语体，把“把私底下”的真实语言“公开化”，让它变成一种表里如一的正常语体。人们纷纷自愿地以类似转销的滚雪球方式迅速扩散“萨米兹达特，总算可以堂而皇之的讲心里话了。
当时民间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凡拿“萨米兹达特”的人，除自己阅读留底外，必须要向其他人抄写散发出五份。到70年代持-不-同-政-见运动开始建立“小型的、但活动力很强的‘横向联系’组织”。随着1976年莫斯科赫尔辛基人权组织的成立，持-不-同-政-见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各种分散的民族、宗教、人权组织组建联合起来，开始向雏形政党发展。
1975年萨哈罗夫在《我的祖国和世界》论文集中把苏联制度定义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党治国家”，他提倡普世价值，他认为精神自由问题不只是苏联人的问题，而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与伯林历来对自由的追求不谋而合，所以在该书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伯林说，他从萨哈罗夫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的暗流涌动。
面具人与表演文化是管制下的人们对应“虚伪性”社会的一种“保护色”，是在不能真实表达信念时的“生存策略”，它一个明显特征是体制内“假政治参与”和体制外的“泛政治化”取向。赫鲁晓夫打开铁幕透出了一线的缝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这扇窗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打开的窗子可以合上，但开启在人们心灵中的窗子却关不上了。表演文化的欺骗性在于，让统治者信以为真地认为，自己拥有坚固无比的群众基础，真到大厦将倾时刻，这才发现“尚无一人是男儿”。
（本文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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