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8-04-06

普列汉诺夫就自-由主义向左“靠拢”的原因说,是因为“自由的事业同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着”。LN承认,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者保持着友好的中立态度,虽然是间接的、但无疑是有帮助的,在紧要关头迫使政府对自己采取的高压政策手段发生了动摇”。

自-由主义的言行表明,他们“准备向专制制度公开挑战”,我们要向“向新的抗议者——因而也是我们新的同盟者致敬”,“我们将尽力使自由派的活动和社民党人的活动互为补充”。社民党支持由立*宪民主党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

沙皇承认:“人民自由党的方案,即半剥夺、半国有化,最终将导致与左派建议一样的结果”。维特说:自从朴次茅斯和约缔结以来,俄国就“几乎就没有右派了”。“当时所有的自由党派在政治上都越出了冷静思考问题的范围,他们荒诞的认为10月17日宣言不够激进,一切已颁布的法令在他们看来都是极端保守的”。“在对待政府的问题上,似乎已经没有左、中、右之分了,他们已经团结一致同政府作对”。

之所以上述两党具有“趋同”倾向在于:首先是定位上相近,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和“破”的过程一致性。立*宪党成立伊始便带有“左翼”色彩,力求同右面划清界限而模糊自己同左派之间的界限。

米留可夫一直竭力同“保皇君主派”的大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他说:“真正的界限在于他们(我们右面的敌人)维护大地主和工业家的狭隘阶级利益,我们的党永远不会保卫这种利益”。与此相反,我们的左面就没有这种明显的界限。当然我们“同我们左面的同盟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界限,然而这条界限与我们在右面所划的界限其性质完全不同,我们和他们一样,也是站在俄国政治运动左翼的。”

在1905年工人运动最高潮的时,立*宪党甚至宣称:“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理性的社会主义者,而那些激进的革命党则是非理性的,这也就是整个的差别所在”。米留可夫说,我们加入杜马“其目的也完全是为了争取政治自-由和正确的代议制,我们在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不能指望任何协议或妥协,而必须高举整个俄国解放运动已经举起的那面旗帜,即立即召开根据普遍、直接、无记名和平等的投票选举原则选举代表的立*宪会议。”

当时的人们和史学家把自由派称为“准社会主义者”,认为如果“排除武装起义和流血的方法”,他们实际上与革命政党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是在以自由主义的理念推行左的政策。当然,一些社会主义者攻击他们主张君主立*宪,不是真正的共和派。

如著名史家波克罗夫斯基指出其党名就有矛盾:那时在俄语习惯中“立*宪”意指君主立*宪,而“民主”特指共和民主,因而“立*宪民主”一词就显得非驴非马,既非君主制亦非共和制,甚至有看风使舵之嫌:“革命高潮时就做共和派,革命退潮就仍做君主派。”的确,立*宪民主党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问题上似乎并无一贯的立场。

然而这与所谓妥协、摇摆并不是一回事。当立*宪党宣称主张君主立宪时,他们从来是明确主张“建立英国式政治”,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而非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他们只赞成沙皇当英国女王那样的“虚君”,把权力交给民选议会,而坚决反对君主专制。这是明确而不含糊的。

他们与日本明治维新时福泽谕吉这类自由派拥护天皇专制不同,与俄国早期主张开明专制强大国家的契切林等“国家自由主义”者不同,也与斯托雷平时代那些只主张经济自由、市场竞争而回避政治民-主化的十月党、进步党那类右翼自由派有明显区别。

他们不仅是自由派,也是明确的民主派。如今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典型的民主国家、包括左派执政的瑞典、丹麦等社会民主国家都仍是“虚君”宪政,因此,立*宪民主党那种“只要真正实现了民主宪政,是否保留‘虚君’并不重要”的立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次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思想上的认同。在19-20世纪之交的文化论战中他们都属于“西方派”,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被称为“所有俄国政党中最西化的党”。不同的只是一个是“西方派”中的自-由主义,另一个是“西方派”中的马克思主义。而今人或许不易理解、但当时却十分自然的是:在专制且压抑个性的传统俄国,这两者最初的差别其实很小。

19世纪末俄国自-由主义与其说是来自卢梭或者洛克等人、毋宁说直接就是来自“反封建的马克思主义”——最早的这种自-由主义思潮几乎就是以“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存在的。除了暴力革命,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的理论几乎都对这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俄国知识分子产生过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属于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乃至参与社会民主运动的那一代人。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简称“俄国共产党宣言”的执笔者,就是后来成为立党头号理论家的P. B. 司徒卢威。

另外,俄社民党人长期都自称“西方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一样,反对“斯拉夫派”或“民粹派”强调俄国特殊论和可以绕开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主张俄国面临的任务是发展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

俄国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严厉抨击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它只能导致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普列汉诺夫曾说:“‘自由主义极力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的必须”,“政治自-由将是俄国20世纪第一个巨大的成就”。由于俄国自-由主义者中很多理论家原本就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其中的司徒卢威、别尔加耶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人都曾经参加过社民党。

在这些人看来,就其追求的进步理念来说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有太多的“重合之处”。普列汉诺夫曾明确说:“俄国‘特殊论’是停滞与反动的同一语,俄国的一切进步因素都聚集在‘西欧主义’的大旗下”。而当时的民粹派与官方派都是打“传统牌”的,因此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两者曾经形成过“政治联盟”与“文字协议”。普列汉诺夫形象的形容它们二者的关系是“分开走,一起打,”意即虽然“分开”为两个政治派别,但却“一起”打击沙皇专制制度和民粹主义。

在1907年以前,俄社民党人认为沙皇专制主义是敌人,民粹主义是对手,而自由派是朋友或“同路人”。到后斯托雷平时代,虽然LN一派的社民党人已经“超民粹主义”化并越来越敌视自-由主义,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的同志仍然认为,“立*宪民主党的主张比民粹派的主张进步。”

第三,两者早期在组织系统上存在着相互支持的经历。后来成为自由派“大鳄”的人曾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创建时扮演过重要角色。而在自-由主义政党建立以前,俄社民党也大力倡导和推动自由派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并在该党的《星火报》上刊登自由主义者的文章以帮助他们创办《解放》杂志。

1903年列宁与米留可夫在伦敦会面,协商合作事宜。而立*宪党成立后,也十分注意吸取和学习社民党的经验。1907年米留可夫还化名亚历山德罗夫参加了俄社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14年社会主义召开党代会缺乏经费,列宁发动关系到处筹款,并认为向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企业家伸手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后来的确是自由派人士提供经费解决了燃眉之急。

立宪党的《解放》杂志1903年创刊时就曾指出:“决不能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割裂开来或者彼此对立起来,就他们的基本思想来说,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米留可夫还说“自-由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革命者,甚至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以至于有人讥讽立宪*民主党是“斜眼往左看,在巴结那些鄙视他们的革命党人”。正是由于自由派上层的这种导向,才使这两个党的纲领有相似与重合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在革命前具有“共同的底线”。

我国一些对苏联史学坚信不疑的学者,撰文质疑自-由主义参加了1905年革命和二月革命。对此自由派“亲历者”有诸多的回忆。仅举一例,别尔嘉耶夫说:“我周期性地参与社会斗争”,“在第一个时期我参加了社会集会和社会抗议游行”,“积极参加‘解放社’,在‘解放社’彼得堡委员会里也可以发现被指责为反动唯心主义者的那类知识分子”。

他还很有预见性地强调,“自由派的思想在左派‘社会舆论’中得到承认。因著作被抨击为‘反动’分子,但同时又在解放团体中讨论解放的纲领,这是令人难堪的。1905年以后的这一代人已经不了解这种类型的冲突”了——思想是保守主义的,大潮来临之时也会行动起来。

别尔嘉耶夫说,革命中的暴民政治,让我感到痛苦,然而“我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支持革命,但是它所具有的特征和它的道德后果引起我的厌恶,并使我产生精神上的反动”。

正是因为深临其中才有了这帮哲学家1909年反思的《路标文集》,否则如是革命当中的逍遥派,远距离的旁观“他人革命”,是不可能有这样痛定思痛的作品产生。他说,我既存在于社会活动家的圈子里,同时也存在于文化精英的圈子里,“我一直没有消失完全的社会本能,并保持者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联系。”

他特别指出多个党派参与革命,“那个时代的狄奥尼索斯革命诗篇和文学中的狄奥尼索斯思潮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联系”,在“那个暴风雨的时代里,参与革命的有各种潮流,包括‘神秘的无政府主义’,我们参与讨论会卢那察尔斯基有时也会到场。革命的年代里,在莫斯科举行一些不公开的社会集会,这些集会的参加者有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比较左的立*宪民主党人。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些集会,有时甚至担任主席”。一直到1917年,我还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被邀成为苏维埃成员。

二月革命以后立*宪党对LN回国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在他们看来尽管在俄国的发展方向上与列宁有分歧,但无疑LN是他们反对沙皇政府统一战线的盟友,立*宪党的机关报《语言报》是这样说的:“这样一位公认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现在应当活跃在斗争舞台上,不管对他的观点持何看法,对他返回俄国还是应表示欢迎的”。“祖国的怀抱对他们是敞开的”,“拒绝这样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领袖回国是不明智的”。

已成为临时政府外长的米留可夫表示,为了让流亡的革命者回国,即便不算贷款和中途花费,外交部已经花掉了43万卢布,还准备花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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