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文革中活下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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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姚文元

上海作家协会办了两个期刊:一为《上海文学》,我任常务副主编(主编巴金),另一份即:《萌芽》,主编哈华。一九五六年夏天市委宣传部安插一位姚文元来作家协会,说是派他担任编务的,至于参加哪一个期刊编辑部,上级没有确定。《上海文学》副主编唐弢大概拜读过姚的文章了,他向我表示:“此人不懂得文学,只写过几篇模仿鲁迅笔调的杂文,题目好听,可是空洞无物,为啥宣传部把这么个低水平的人弄来,恐怕他有什么后台的”。

这样我们就把姚文元踢到《萌芽》编辑部去了。我很快就弄明白,他的后台是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春桥(部长石西民,另一副部长周而复)。姚、张二人早就勾结在一起了。

姚文元以为《上海文学》是发表名家的高档刊物,他有什么文章总希望刊登在《上海文学》上,一天,姚文元亲自上门找我,并带来几篇评论,我收下来交给唐弢、魏金枝审阅,两位先生看完一致摇头,交给我处理。我看过一、两篇,证明唐老师早先的评价决不过份。

还有几篇我也懒得翻上一翻。他日后又复投稿,我继续不理不睬:他提出建议:“是否把其中某些精彩的部分剪接成文”,那时他卑躬屈膝,一副媚态,只求登出来就是好的。这个建议又令他失望。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张春桥化名“徐汇”在《人民日报》半版篇幅发表了“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姚文元又登门投稿,题为“王若望的五把刀子”,这时他已跟江青挂上钩,显得踌躇满志,一副宠臣的神气,他被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升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也跟着升一级:市委文教书记):我前景很不妙,他才敢把“五把刀子”对着我杀将过去。我关照唐老师:“这篇东西不能不登呀”!

这时姚文元成了上海作协的太上皇,他不需要上班,直至我正式戴上右派帽子,他又在“作协”出现了,向我宣布“王若望,你的党藉被开除了”!

我冷冷地说:“按党章办的话,党支部总要举手通过才行啊!我的党龄比你的岁数还大呢”!

他神气活现地说:“这是市委作的决定,市委书记说了算,你还抬出党章来,怎么抵挡得住呢”?从此我成了“党外人士”了!

定下“恶攻罪”的公安六条

九年以后,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时“四人帮”崛起。张春桥、姚文元的威权和气焰如日中天!

起初是扫除“封、资、修”,我家挨抄就有三次,直至家中只剩下一条草席,造反派看着家徒四壁,只得作罢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被隔离审查,起先是在“牛棚”里不得回家,后来又转移到石门二路交响乐团的仓库内,再后来就正式入狱,关进南市区的第一看守所。

起因是我去访问罗竹风的太太张秀珩,我听说她丈夫已被逮捕,犯罪的定性是

“叛徒”,我在山东根据地便认识罗氏夫妇,这回我走访的目的是要了解抓叛徒运动的底细,顺便慰问一下失夫之痛的张秀珩。

我踏进罗家门,第一个印象也是“家徒四壁”,抄家抄得光光,第二个印象,墙上挂的毛主席“宝像”,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要是他死脱就好了”!

谁能料到,这个张太太,以为照着林彪副主席公布的《公安六条》揭发王某诅咒毛主席,即成为揭发有功,就会把她的老公放出来。所谓“公安六条”其中定下的“法”,凡损害毛主席的荣誉,不遵守“最高指示”的某一条金口玉律,都属于“恶攻罪”,即恶毒攻击毛主席者,判死刑;轻者判死刑缓期执行。

在实行“公安六条”中,某人不小心用一张报纸包熟牛肉或猪肉,如被人发现报纸上印着毛主席语录或他的宝像,竟敢“把伟大的毛主席当作牛,当作猪猡”,这就确定此人犯下了“恶攻罪”,很多人就这样拉出去枪毙了。

我当然逃不脱这个“恶攻罪”,何况还是个当年的大右派呢!

似曾相识燕归来

拘捕我以前,还得召开上海市文联主持的群众大会,(“文联”包括美术、戏剧、书法、杂技等文化团体)到会者挤得满满的,墙外面贴着“对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的横幅大字标语,进入会场便感到阴森恐怖的肃杀之气,批斗大会的被告还有两人,其中一位叫唐铁海,我排在最后一个。我知道老唐从未被捕过,此人却老实交代是“判徒”,由于“坦白从宽”,当场宣布释放,另一名被告也宣布释放,只是给他加了一条尾巴,叫做“交给群众监督改造”。

我是最后一名,所以有充裕的时间让我看到站在最后一排的张秀珩,她虽然头上披着黑纱,大概是想为自己遮丑吧。大会主持人宣布我的恶攻罪行后,又让这个狼外婆出来作证,她吞吞吐吐地说:“老王对我说了侮辱毛主席的话”!

接着是一片“该死,该杀”的吆喝声,不用我申辩,两名公安人员就挟着我的两只臂膀押上了警车。

关押的监狱不知在上海何处,只觉得牢房很小,晚上睡在地板上就像沙丁鱼罐头那么拥挤,谁去小便时总要踹着别人的身体,有人哇哇叫就把旁人闹醒了。

有一天开着牢门叫我出去,领着我走进一间审讯室,里面的布局很简单,中间挂的又是那个杀人如麻的宝像,两边写的依然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招贴。

当我就坐的时候,一张专门为犯人特制的椅子,扶手上穿着两个洞眼,有一根带子连人和椅子缚在一起,为防止犯人搏击法官之用。当我如此捆绑着,忽然回想起三十年前也坐过同样的椅子,这个发现难道是上帝的安排?

触景生情,我便说了:“这里我好像来过的”。

审判官冷冷地说:“你是累犯了,怪不得你屡教不改”。

我刚才说的一句话似乎没有通过大脑,讲过以后有点后悔,而法官指我是“累犯”,我倒有理反驳他:“为了信仰不同,三十多年前我坐过这张扣着绳子的板凳,国民党的法官就坐在这个高高的桌子上,问口供”。法官品味我的回话是摆老资格,他声色俱厉地说:“你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分,你是老革命咯,从老革命变成老反革命,我见得多了,你到这儿还说俏皮话,好吧,本来可以把你的手铐开了,现在没办法对你施仁政”。

一九三四年,我十六岁,我在上海新亚药厂当学徒,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叛徒出卖,我被国民政府军法处判刑十年。当时定罪的判决书发给我本人,我还记得那判决书后面印着:“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陶百川”,他至今健在。幸而国共合作,我提前释放,做了三年半囚徒,时隔三十一年,一个老共产党员却在共产党自己造的监狱里活活被折磨了四年整。莫非这是偿还夙债?

历史出现一次巧合的偶然性并不希罕,在我身上却碰上两次凑巧的事。这里补充交代一点:中共关押的刑期比起国民党军法处判的刑期长。

碰上个法官是菩萨

往后,有关“恶攻”究竟有没有的审讯连续了好多次,我只是软磨硬顶,我懂得若是认罪,必定伏法,最轻的判决是死刑缓期执行(简称“死缓”)离死的门槛只差一步罢了。我咬咬牙死不认账,惹得法官也厌烦了。

过了一个月,又提审我,这一回法官面色凝重,问我年轻时候是否坐过牢?我说:“前一回你审问指出我是‘累犯’,我头一次就是吃的国民党的官司呀!”

“喔,很多人揭发你做了叛徒哩”!

我说:“反正我不曾叛变过谁,你尽可以调查清楚”。

法官又“喔”了两声,我心里想,对他不能再顶撞了,上回顶了一句,戴的手铐延长了六天,这可是自讨苦吃哩,我真是后悔莫及。

往后,法官提审的间歇拉得更长了,我的心情显得焦躁,思想上专往坏处想:为什么一直拘押我?既没有起诉,也不开庭,莫非我是罪大恶极,内定判了死刑,必须逐级审核,才拖延了这么久的时光?

南市看守所的伙食很差,又闷关在里头,不知道外界的任何消息,特别是不让家属探监,偶然送进几件如牙膏,肥皂,短裤之类,肥皂却是切成碎块经过保密处理的。最难熬的是同监的难友三日两头被拖出去处死。那场景非常恐怖,我们已经摸出规律:看守叫监犯出去,如只是过堂提审,通常叫“番号”,而且打开只容一个人通过的牢门:如果拉谁出去枪决,那就会牢门大开,就在那一霎那间,被叫姓名的人立即腿发软,接着一群如狼似虎的法警冲向死囚犯,第一个动作,拿一块头罩套住头颈,接下来是五花大绑:有一遭在监房门口连叫着两名死刑犯的姓名,也许这是“特例”吧,一时牢门大开,门外的法警只拿起一只黑罩壳,五花大绑的人马也对付不了两个死刑犯,那时我的牢门开了一刻钟——这时如果有人冲出去,来它个两面夹攻,有几个待决的死刑犯冲出大门的机会还是有的,可惜谁也不敢冒这个险!

政治犯被拉出监房,拼出生命发出最后的呼喊,有的喊出“为自由而死值得,值得”!还有人喊“大独裁者该枪毙”!可是没有人喊出毛泽东的名字,大概林彪的“公安六条”还是犯忌的罢。

这里交代一下政治犯和刑事犯的不同表现,按人数政治犯占着绝对多数,但也有把刑事犯当作拉郎配的,只有被叫出去枪决的死囚犯,才能区别真假来,刑事犯拉出门喊着:“操他妈的”,或是“我死得屈呀”之类。“阿Q正传”里写着“二十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也许刑事犯不具备阿Q精神吧,所以没学会喊!

等待了九十多天,终于打开牢门了,我一阵惊慌,牙齿不由自主的打颤,准备着头颈套上那个黑罩壳,随后挟住我五花大绑,当我跨出牢门,依然和前几次的提审一样,不过还是驱不散积累很多的恐怖,我寻思,也许等我走出监房的长廊处,五花大绑的仪式照常举行。——我的心理体验:缓死远比速死更受不了。

当我再进入那间熟透了的审讯室,看着那位法官早就高高在上坐定了,似乎在“迎接”我,一颗激荡的心总算落了地。

这时我的心情松散下来,开始对法官进行再认识,他的脸型像庙里的菩萨,说话口音带着绍兴腔。但愿这位法官做个大慈大悲的菩萨,千万不能碰上绍兴师爷的恶讼师哪!

又过去几个月,忽然在门洞口喊我的“番号”,本来我预备喊的口号:“枪毙万恶的毛泽东”作为补足其它死刑犯没喊过的空白,这一回看来用不上了。

因祸得福获自由

还是那位菩萨面孔的法官,审问我的话题,不再纠缠在“恶攻”罪上面,他又揪住我曾经使他处于尴尬境地有关叛徒的历史。

法官问道:“你能不能提出几个证人,证明你当初没有叛变行为呢?”

“可以咯”。我说:“不过三十多年前的事情怕是记不全了”。

“你能记得几个就报上来”。法官的态度变得温和了。我能辨出在他眼镜后面闪过的微笑。正是他的微笑激活了沉睡大脑底层的记忆,我记起了五、六位老难友的姓名。

我报出他们姓甚名谁,法官马上记下来,他接着提出一个使我没法回答的问题:“他们如今在哪里呢”?

冷场一刻钟,法官还是耐性地等待着,我急得额头上出汗了,还是“冷场”,法官又提示道:“有什么人现在还跟你有联系吗?好好想想”。

“唔,有了,此人是安徽合肥人,名叫张恺帆,我的兄弟插队在淮北,他来信给我说淮北大饥荒,快要饿死了,请求上海的大哥能不能救他一命。我想起张恺帆担任安徽省副省长,我给他打了电话,请求他帮助我的弟弟脱离苦海……”。

法官皱了一下眉头,我意识自己说漏了嘴,竞把毛泽东治下称作是“苦海”,这是送上门的一条大罪呀!我连忙声明:“对不起,我说话太离谱了,能不能宽大这一次”?法官的面色还是温和地说:“你讲下去,在法庭上讲了多么严重的话不算数的,否则被告在这里就不肯说实话了”。

于是我又记起了四川的杨超,现任广东省省长左洪涛。

我在下边讲一个,他在上头写一个,后来他索性把笔和纸递给我,并且离开了宝座代我把缚在腰间的带子松绑了。

我想,一个囚犯获得如此的“优待”,恐怕还是头一遭呢!

我又关了一个时期,我竟获得了自由,不过在“释放”前面,还加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这本是中共死要面子的老毛病,不过,我有幸遇着这位法官,出狱以后才知道,那个“狼外婆”除了控告我骂毛泽东早点死掉,她还“加码”编造了我也攻击林彪元帅的罪名,谁知她揑造的历史反而救了我,原来林彪叛逃摔死了,证明我攻击他是对路的,“恶”攻罪中凡是攻击毛主席者,还是不得赦免,仍然给我留下现行反革命的一条尾巴。

“外调”也有正面价值

出狱之后十多天,收到一封令人诧异的信,后面写上“王启”,信的内容写着“在某日下午你去找万体馆对面一幢大楼的四楼七室,有一些情况希望让你知道”。

后面还写上他的电话号码。

我没有打电话,准时到了目的地,他开门迎接我,原来是个青年。他自我介绍:

“王祉殷,曾经协助徐希山法官搞‘外调’(内查外调的简称)我才知道你家的地址。”

他请我坐下,并招呼妻子回避,然后讲了令我终身难忘的情况:

“徐法官原是日本留学生,学的法政系,日本可是个严格奉行法律的国家,回国以后就为了中、日两国的执法的原则差距太大,两年内降了三级,他还是坚持日本学得来的传统。有一次,他悄悄告诉我,连降三级还是宽大的,自己是留日的,又审批过好几个重大的政治案;文革开始,没有给他戴上汉奸帽子,或是揭发他包庇了某人,已经很幸运的了”。

我提出一个问题:“你跟徐法官怎么认识的”?

“还得讲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因为一下子抓来好多人,监狱都饱和了,每个案件都要‘外调’,即使真的调查了许多证明材料,并不管用,首长定性是反革命,甚至只要打来一个电话,该判死罪还是枪决。

“外调的人选还得经过政治审查,必须苗红根正,到哪里去找呢?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有过良好表现的红卫兵合乎理想,这样我和小郭中选了。徐法官挑选外调人员并不马虎,他还看了我写的大字报底稿,因为红卫兵有好几派,有人还打死过五类分子,有的给江青写过效忠信。

“他看过我写的东西觉着满不错,我就跟定了徐法官做他的助手。

“他还有一段训话也伟大:

‘所谓全国一盘棋嘛,所有外调人员总有好几万,他们手中拿着公、检、法的介绍信,可以走遍天南海北,旅费伙食费一概由公家支付,只有大串联那一阵才能白坐火车,所花费的财富总有几亿元。像蜂群似的红卫兵,趁机游山玩水还算好的,有一些人在外边抢掠,蹂躏妇女,甚至打死人,只要拿出公、检、法部门的证明文件,谁敢拔他一根毫毛’!徐法官没有注明应遵守外调的纪律。并没有提起我该怎样行动,其实是他为了约束我不要走到邪路上去呀!”

“事有凑巧,你这个案子幸而落在徐法官手上,你那个‘恶攻罪’为什么一笔勾销了?他认定了你骂毛主席的那句话,没有旁证,更没有物证,这是不能定罪的,如果那时把你放出去,在文革高潮时期是行不通的,即使提早释放,说不定另一派红卫兵又会揪牢你。他只有等待平和下来才能走这步棋。其实他早知道你叛变了国民党,便足够证明你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嘛,他还提到你曾经抢白他,使他说了‘不能施仁政’的话,他便找着你这个三十年前的老账,大概他坚守着日本法统的严肃性,他仍然一丝不苟地按法律行事,于是就派我出去‘外调’”。

王祉殷就把手头的笔录展开,交给我看,我不便看别人的手稿,我说:“还是你口述的好,这样可以重温三十年前的旧梦,而且还能了解这些老难友的近况。大串联和外调也有正面的价值哩”!

叛徒帽子没戴成

“我去过广州市,会见了副省长左洪涛,起初提起你的名字,他说不知道这个人,僵持了几分钟,我想起你以前的名字王寿华,他恍然大悟,‘喔’了一声,就像电插头似的接上他三十多年前的记忆库,然后说:

我们叫他小王,他是政治犯中年纪最小的,我问他‘小王做了叛徒,造反派抓住这个辫子死不肯放手咧’。左副省长简直气坏了,他站起来申辩道:

‘小王只有十五、六岁罢,他判刑入狱十年,就凭这一条,就足够证明小王不是叛徒嘛,我们一同关进上海漕河泾监狱,后来又转移到苏州陆军监狱,乘的火车,我跟小王恰好合戴一付手铐,我们是国共合作以后,同一天放出来的。

如果小王是叛徒,在共产党胜利以后,总会有人检举揭发他。文革,总不能革到革命元老的头上来吧’”!

接着王祉殷又去了安徽合肥市,张恺帆在省府办公厅里迎接他,刚刚讲出了漕河泾监狱有个最小年纪的政治犯,还没来得及讲出小王姓甚名谁,张副省长急乎乎地问我,“小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呀?”,我说:“还是那个叛徒老问题哩”!

“唔!最近又刮起揪叛徒的浪潮,连党中央里头都有六十一人上了叛徒榜,当然放不过小王了。蹲国民党监狱,从狗洞里爬出来的毕竟是少数,不要草木皆兵嘛,错把我们光荣、伟大的党,看成是叛徒、内奸、走狗的集合体,这个党还能得天下吗?”(这时有人求见张副省长,张在另一处接待他)。

张副省长又继续他的陈述,他似乎更激动更愤懑地说:“刚才我出去办的一件事,又是为了给我的老同志写证明书,可见抓叛徒成风,大气弥漫中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我可以保证:小王不是叛徒,他出狱以后还到过延安,从漕河泾出来的老战友几乎都去了延安,小王到了那边,在“审干”运动中,总会有人揭发他,何况开国以后,还经历过反右啦、三查三整啦,整风补课,反胡风啦等等,他果真是叛徒,老早就藏不下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文革第一浪潮中也被打成“走资派”,《红旗》发表了社论,说是走资派中有一部份觉悟过来者,可以结合,才官复原职,他特别愤怒和激动是有原因的)。

王祉殷去了最远的四川成都,会见了四川省委副书记杨超(在狱中化名李季俊),那时他还没有完全解放,接待外调人员由两名造反派在旁边监视着,当他听了小王存在着叛徒嫌疑时,他立即明白是指王寿华,并且竟敢在造反派面前埋怨四川的一场武斗打死了六十多名老百姓,他紧接着吼了一句:“没有这么多老同志经历了坐牢、刑场的考验,怎么能有共产党今天的胜利?”他这句话同时也是教训站在身边的两位年轻人。

王祉殷带着九位老难友的绰绰有余的证明材料回到徐法官那里;第二天又请他到一家咖啡馆会晤,这算是对他的慰劳的盛意吧。徐希山法官换了一身便装,充满激情地而又低沉地说:“那么多材料我都看过,众口一词保证小王不是叛徒,再没有比这些更可靠的证据了。这类问题不适宜在电话中谈,必须由有关部门出公函才能回复,果然,六天以后来了复函,简单地说吧,一是他的出身成分是工人阶级,二是他到过延安,受毛主席的熏陶的时间比谁都长,三,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坐的牢。追究三十年前的老账,日久天长的一团乱麻,谁能理得清,何况毛主席讲过:”不究既往,重在表现“嘛,这是最高指示呀!

好咯,连市委组织部都有了书面的文件,王若望的叛徒帽子肯定戴不上了!四年半的牢狱生活,把我改造成共产党的反对派。我是亲身经受中共专制独裁政权人为地制造大恐怖、大惨剧改造出来的。

从此我换了角度来清算自己,其中就有关于“叛徒”一词的两种立场、两种解释,正是从相反的命题出发,如今有很多人指望中共的最后崩溃(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决定性的条件就要看大陆中上层党员干部有多少终于觉悟,而背叛它!在这种情况下“叛徒”却是起着从堡垒内摧毁专制王朝的历史作用,他们不是“叛徒”,而是扭转乾坤的一级功臣呀!

正是在与中共彻底决裂的思想基础上,去年六月,我曾出席“民联阵”二届代表大会,我没有发表演说,而是即兴朗诵一首诗歌:(发表于九五年七月号《中国之春》)

我来了,一个老态龙锺的老人
站在你们面前
我来自大陆饥荒的沙原
三次进入重门深锁的监狱
我能够忍受这一切
因为我始终高举反共的大旗
我爱祖国的土地、人民
但不爱共产党
尽管有人说我是叛徒
是的,我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叛徒
作这样的叛徒是我的光荣!
我来了,希望民运大家庭像五个手指
揑成一个拳头
对着横暴的共产党喝一声
我来了!
我来了!

既然横加在我头上的罪名已经撤销,徐法官的撤案报告还须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主任审批,这样又拖了四个月,我才于一九七二年中共生日前一天获得自由。

文革中活下来的秘密

在毛泽东统辖的恐怖时代,经历了层出不穷的所谓“政治运动”,几千万人死于非命,能够挣扎着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和中共干部是不多的,我总算万幸保住了老命,老毛死后仍有几起政治运动,我继续成为逃不掉的活靶子,最后的结局是有惊无险,至今活得很自在,很健康,不免回顾六十二年来入团入党的政治生涯,侥幸的一点,便是能在刀枪剑戟丛中死里逃生。最占便宜的一点,我是工人成份,市委组织部给徐法官的公函中列为第一条即是明证。这里再补充一个插曲:上海《文汇报》发表声讨右派分子王若望的文章,同时写明我的出身成份,市委书记柯庆施立即打电话痛斥(其实,这不能怪《文汇报》,凡介绍简历不提出身成份,那就是忘本,就失去阶级立场,连毛泽东本人在这上头也要作假,他家庭是富农,自称中农;柯庆施的成份却是富农兼商人。)

二、文革早期进入监牢,等于买了双保险,像我这样“帽子、辫子”缠身的牛鬼蛇神,十场八场的批斗,三番五次的武斗,打死一人就像打死一只狗那般轻松,在监狱中最重的处罚是戴反铐,或是处罚犯人站铁笼,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能转身,不能睡,毕竟规定活受罪的时间只有一昼夜。一天两顿饭还是少不了的。

张春桥,姚文元本是我的死对头,他们在文革中作恶,害死人的数字约在七百万以上。他们的黑手当然也伸进南市看守所中,首先被徐法官那样的大好人挡住,只能在我的家属接济葡萄糖的小事上面做手脚,不许本人吃补品而已。

四、俗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先谈那个告发我“恶攻罪”的张秀珩,她以为揭发有功,就能救出她的丈夫,结果牺牲了朋友,她的丈夫关入监牢五年多:狼外婆本人也被隔离审查,她扯破衬衫代替绳索,挂在双层铁床上决心上吊,幸而被同难的妇女救了下来。

最后,我还弄明白徐法官呈请撤案的报告,市委为何迟迟不批,原来政法委员会主任王维国,是林彪集团的死党,部署炸死毛泽东的行动,是他调动人力并亲自策划的,他所得的惩罚是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我终于闯过了“文革”的鬼门关,成为极少数刀下留人的幸运儿。恐怕是多种偶然因素碰巧在我身上显灵,而我又是个善于钻空子的弄潮儿,这种本领原是从经历十多次政治运动中磨练出来,曾被公众授于“老运动员”的荣誉称号。

本文所谓“双保险”者,可以理解为两重必然性的汇合,一个是从娘胎里赋予了出身成份的优势:另一个是客观存在的政治环境,我从实际体验的事实,证明着多么专制多么严密的统治集团,并非铁板一块,总有人良心未泯,敢于默默地伸出援手(徐法官于一九八四年逝世。故在此公布他的姓名)。

即使在希特勒的周围,也发生过几起谋杀希魔的正义行动。不过,“双保险”碰在一起,在百万人中保住性命的机率是极微的,这里又遇着冥冥之中的偶然因素起作用了。几次谋杀希特勒的行动,在关键时刻未能奏效,也是证明着缺少一个保险系数的例子。

此文标题所谓“活下来的秘密”,只有阐明当时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再把个人的特殊际遇搅拌进去,我们运用因果率和或然率的钥匙,或许能打开人生之谜的一把锁吧。

(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美国《世界日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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