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8-06-28
在柏林议会大厦的左翼议会党团会议室
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领导唐恩就指出：“由俄国社会民主党章第一条出现的分歧，明显产生出分裂当今世界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派别”，它产生的影响将是后人难以估量的。
布党取得政权，其发展道路与它脱胎的第二国际形成巨大的差异，曾经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一分为二，从而奠定了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格局。苏东剧变以后东欧绝大多数LN式的党通过“解散——改名——重建”，又回归到社会党国际的队伍中。
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算那场争论的当事人，扮演了一个不算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那么“空话”背后的真实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社会民主模式的思想基础：它与马克思主义或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有无关系？
中国读者常常会这样提问，并且还会为此争论。过去通常都说现代社会民主党乃至1919年后不参加第三国际而参加了后来的社会党国际的欧洲左派诸党，包括工党、社会党等 是从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发展来的。
改革时期很多人对瑞典社-民-党发生兴趣并且有了好感，又强调该党对马克思的尊崇。其实，这些观点都可以找到根据。因为社-会-民-主-党就像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以来的欧洲工人运动历来那样，是一个相当包容的团体，其中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左翼流派。
瑞典社民党最著名的人物、开创该党执政历程的领袖亚尔马. 布兰廷的确对伯恩斯坦十分推崇，但他也很推崇马克思。布兰廷对LN倒是批评得很严厉，但这也不妨碍后来社民党左派领导人泽特. 赫格伦德（他曾因赞成LN而不满布兰廷，退出社民党而创建了瑞典共产党并成为共产国际执委，LN死后他不满其苏俄后继者，又于1926年回到瑞典社民党）至死都自称“LN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样的人在社民党执政下居然还作为该党推出的候选人当选首都斯德哥尔摩市长，并在这个关键职位上一连干了十年（1940-1950）。但如果你从这位社民党市长的话中判断该党尊奉“LN主义”，那你就傻了。
其他社民党也是如此。过去在苏联式的社会民-主-党-研究中，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被溯源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这个概念来自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主流派批判伯恩斯坦时给后者戴的帽子。换言之，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派当时是拒绝“修正主义”的。但这一主流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代表是谁？
并非我们后来高度评价的“左派”如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等，而是考茨基（考茨基曾在很长时期内被LN视为导师和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国际领袖，只是在1917年，由于他反对LN的“专政”，才被骂为“叛徒”）。因此如果说，“国际共运”史上第一个“反修英雄”不是LN更不是M，而是后来LN所咒骂的“叛徒考茨基”的话，这应该不算奇谈怪论吧。
但是沿袭马恩以来工人运动的“政教分离”传统，考茨基这个理论权威和马、恩一样不管党务，也并不是德国社民党的政治领袖。而后来该党在实际政治运动中的代表则是出身草根、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职业工会活动家谢德曼、艾伯特等人。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右派”并非因为他们在国内与社会问题上同情伯恩斯坦，而是因为他们在外交上倾向民族主义，支持“保卫祖国”，是所谓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伯恩斯坦恰恰更像个“左派”——他是反战、反民族主义的，甚至为此还一度离开了社民党。
所以，谢德曼、艾伯特之类的“右派”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问题上都并不亲伯恩斯坦。到了德国社民党人与LN们分道扬镳、“社会主义”（socialism，即社会党人的主张，与苏联人所说的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和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回事）与“共产主义”（communism，即共产党人的主张）正式分离时，LN重点强调的又是社会问题，包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与“专政”等，并以伯恩斯坦与考茨基、尤其是后者作为抨击对象。
然而，此时这两位反战的书生在德国党内早已被边缘化。所以LN与考茨基的“笔战”，与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第三国际和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分裂，其实是没有多少关系的。
真正主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谢德曼、艾伯特等人倒都是正牌无产阶级出身，早年当过工人，从工会中起家，后来在代议制下也最能得到工人阶级的选票。但与通常出身上层的党内知识分子比如左派的卢森堡，或是右派的伯恩斯坦不同，他们是不怎么谈理论的务实政客。尽管他们后来的许多做法比伯恩斯坦当年说的还要温和，但他们并没有尊崇伯恩斯坦；作为当年主流派的后继者，他们也没有取消那时谴责伯恩斯坦的决议并且给伯恩斯坦做出过什么“平反”。
不过实际上，只要进入议*会政治轨道，恐怕不管什么“主义者”都得遵守规则。后来搞议*会政治的共产党，如意大利共产党、日本共产党，乃至号称“极左”的、“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印共（马）、尼共（毛）等等其实也是如此。
所以后来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与“修正主义”，尤其是与伯恩斯坦其实也没有直接关系。毋宁说，社会民-主-党此后的主张实际上是在宪*政舞台上“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
这里要强调的是当年欧洲工人运动的“政教分离”传统：思想家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与工人运动的政治实践始终是两回事。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恩格斯在第二国际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都处于思想领袖地位，但并没有特殊的组织权力，更无权随意排斥不同政见者。
而这些组织的日常党务工作负责人（如第一国际主席奥哲尔、书记克里默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等人）被视为办事人员，名声地位较低，但并无服从思想领袖的义务。
马、恩不仅对一般事务，甚至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如著名的哥达纲领与爱尔福特纲领）都可以发表激烈批评。但这并不影响纲领生效，也不影响党继续尊敬其思想领袖。这种党务工作者与理论家各自独立的体制形成了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种类似“政教分离”的传统。
“教主”没有组织-政治权力，“党魁”也不干涉理论创新，它与党内有派的多元化传统相表里，使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在公民政治的轨道上进行。
第一国际正式名称是“国际工人协会”，实际就是个跨国的工会组织，后来的西欧、北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也都是在工人争取民主权利（普选权）的过程中与工会相表里而形成的。晚清的中国人曾如此记载工人和“工党”的关系：
“工党聚众至二十余万人赴议院要求选举之权，是日卯刻工党会集各分行业，申明此次聚众宗旨，预推有名工党十人为众代表。是役也，工人以争准举工党为议绅之例，聚众至二十余万人之多……”。
可见那时所谓的“工党”其实就是以工会为纽带联合起来的工人推举的“代议士”。至少在议会政治的早期，这些“工党”的选民确实主要就是工人—工会会员，而且这些工人主要就是“产业工人”——马克思理论中最典型的“无产阶级”。所以这样的党虽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但作为马克思定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作为当时公认的为工人运动立言的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乃至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对这些党很有影响，但并不直接参与党的政治运作。他们对这些运作常有不同意见，但对这种“政教分离”体制是从无异议的。
在这种背景下，按我们习惯的思维去争论这类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以“修正主义”为指导其实无从谈起。这些党内可能既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也有“修正主义”的信徒，但政党的政治运作并不是由“主义”，而是由工人-工会成员们的现实利益认知通过民主机制来决定的。
例如：德国社民党由马恩的信徒和拉萨尔的信徒合并成立后，党魁倍倍尔等人大都是马克思的信徒，但党的主要现实诉求基本还是“拉萨尔派”的那一套——因为德国的工会——全德工人联合会是拉萨尔那些人建立的，倍倍尔等人无法改变。在“主义”和工会之间，党魁只能代表后者的意志。
平心而论，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倒确实是如此。我们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党”就等于“无产阶级政党”，但现实中“主义”与“社会基础”往往并不重合。无论“主义”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有多大，“政教分离”的机制使得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党”和“工人阶级党”两者不可兼得时，只能更倾向后者。
从那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总的来说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主义”色彩越来越多元、越来越淡漠，而由于选举政治的“趋同”效应（能够赢得多数选民支持的各种主张，说到底差别不可能太大），它们的社会基础也越来越扩大，在“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衰落的今天，西方各国的社会党已经不可能只代表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和工会的利益。但应该承认，至今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类型政党仍然是与工人阶级、工会联系最密切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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