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我在阳朔中学毕业后，同时考入桂林地质学校（下称桂林地校，现已升级为桂林理工大学）学习。这是当时国家重工业部为培养地质勘探技术人材，向苏联学习，第一次在国内建立的四年制中等专业学校。学校的校址选在七星岩北面约一公里处的屏风山下，由于当时学校的教学楼和其它配套设施正在建设之中，当8月底新生入学报到时，只能借用七星岩南侧普陀山下破烂不堪的房子作临时教学场所。
建校当年就招收了500名学生，学校设置了金属矿地质与勘探（下称地勘）和地球物理勘探（下称物探）两个专业，其中地勘6个班级，物探4个班级。我当时分配在地勘专业第四班学习，班主任正是栁淮之老师兼任，他同时是地质专业科的主任，并上我们这个班的《普通地质学》课程，从而使我认识了他，并在他的教导下得以成长，他的敬业精神和为人师表都给我留下了永难忘怀的记忆。
精心教书育人的好教师
1956年9月3日（星期一）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由于当时的普陀山临时校区没有礼堂，是借用桂林市总工会礼堂召开大会的。从云南调来的王一民校长在大会上致词，市里教育部门领导人到会祝贺，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分别讲了话，表示决心。
9月4日起学校正式上课，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紧张而有序的校园学习生活开始了。
第一学年的课程除专业基础课《普通地质学》外，其余的都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俄语、机械制图、体育等普通课程。第二学年除必要的普通课程数学、物理、分析化学、俄语、理论力学、电工学、体育等课程外，主要是学习专业课程《结晶学》、《矿物岩石学》、《古生物地史学》、《构造地质学》等。栁老师由于担任地质科主任的工作，较繁忙，只担任了我们班一个学期的班主任工作，普通地质学这门课程也只教了一个学期，就换别的老师来担任了。
栁老师祖藉山西太原，1930年4月出生于天津，成长于北京，是1952年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工业部长春地质学校担任教学工作。1955年重工业部为在桂林筹办一所新型的四年制地质专业学校，委派长春地质学校副校长高铎组建筹备小组，抽调该校20多名干部、教师跟随高铎到桂林筹办建校，同时在全国其它地方（包括桂林）调来部分干部、教师到学校担任建校和教学工作，栁老师就是这些人中的中层干部和教学的骨干力量。
通过一个学期与栁老师的接触，深深地体会到桞老师是一个面容和善、态度和蔼可亲的人。他的班主任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平时很关心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常找同学们谈心，了解学生的思想和存在的困难，也常给同学们讲野外地质生活的故事，以培养同学们热爱地质勘探工作。由于他有深厚的地质学基础，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修养，他的讲课能做到深入浅出，再加之他的语言生动、幽默、风趣，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他讲课，也很容易领会、接受他讲解的知识。
第二学年时栁老师担任我们班的《古生物地史学》课程的教学，笫三学年又担任我们班《区域地质学》课程的教学，都是重要的地质专业课程，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特别是我很喜欢这两门课程，学习成绩很优秀，深得栁老师的赏识，故而在1960年7月毕业后被留校任教，此是后话。
在与栁老师共事的岁月里
1960年7月我在桂林地校毕业了，由于得到桞老师的赏识，我被留校任教，被分配到古生物地史教研组在栁老师的指导下从事教学工作。1957年学校没有招收新生，但1958年由于大跃进则招收了一千多名学生，除原有的地勘、物探两个专业外，又新增设了采矿、机电、冶炼等三个专业，使学校规模扩大了许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师资力量不足，我们刚毕业的学生就要走上讲台上课。
此时的栁老师是地质科副主任，同时兼任古生物地史教研组组长，我被按排担任地勘专业58级3、4两个班级的《古生物地史学》课程的教学工作，栁老师从制定教学计划、选择教材、备课、到如何讲课都亲自指导我，并组织教师听我试讲，对我提出许多宝贵的指导性意见，使我笫一次走上讲台就能从容不迫完成教学任务，得到学生们的好评。这都是与桞老师认真培育教导分不开的，从此我与栁老师从师生情谊到一起共事，在他的指导下我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得以迅速提高。
除日常的课堂上课教学以外，有时也要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地质实习，栁老师就常带上我们几个新教师到野外备课。记得栁老师曾几次带我们到桂林附近的泥盆系地层中对珊瑚、踠足类、层孔虫等化石和古地理环境进行考查备课，以便带学生来野外实习。柳老师对这一带的层孔虫化石有深入的研究，并写成论文在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主办的《古生物学报》上刊发。
为着充实教学设备，提高教学质量，栁老师提议组织人员到全国一些标准地层去采集古生物化石标本和地层标本。此事得到了学校的批准，由我与另外两位青年教师于1963年9月中旬至12月中旬，历时约3个月，到南京汤山、栖霞山、龙潭；山东大汶口、泰山、张夏、崮山、黒山、坊子；湖北宜昌、香溪等多地，采集了大批的古生物化石和地层标本，从而充实了古生物地史学的教学设备。
此次外出期间，我们有机会到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参观学习，得以当面请教古生物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如所长赵金科、学者俞昌民、卢x濠、陈旭、邹西平、陈均远——等等，他们都认真地给我们作指导，使我们増加了许多古生物化石方面的知识，对指导我们此次的野外工作大有帮助，特别是俞昌民先生，他与栁老师早就相识，对我们的来访特别热情，井一再托我们代他向栁老师问好。
1964年10月下旬，长春地校的古生物地史学老师汪振武来到我们学校，准备到广西、贵州一些地方的标准地层剖面采集古生物化石和地层标本，要求学校派人与他前往。汪老师是1952年北大地质系毕业生，与桞老师在长春地校就相识，故而此次柳老师又提议由我跟随汪老师去野外采集标本。如是我就与汪老师先到贵州的独山、都匀两地的石炭、二迭系地层中采集标本，并到贵阳一些风景名胜地区观赏。返回广西后又到六景泥盆系地层中采集了大量的化石和地层标本。
两次的野外工作不但采集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地层标本，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地质旅行，饱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与沿途的风景名胜，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通过这两次的工作，使我的业务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两次所采集的大量标本，需要整理、鉴定，都是由我来负责。特别是化石标本的鉴定，是要颇费一番功夫的，桞老师经常来给我作指导，使我的鉴定水平不断提高。此后有野外地质队寄来化石标本请求栁老师鉴定时，栁老师都会拿来先呌我鉴定，然后由他审查，再把鉴定结果告诉对方。栁老师如此的指导我、信任我，这对我的知识水平和鉴定能力的提高，都是大为有益的。
苦度大饥荒的艰难岁月
由于1958年荒唐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继续跃进、并开展反右倾、反瞒产运动，这一切胡作非为之举所造成的后果，直接导致了1960年的全国大饥荒。从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后，我就明显感到了市场物资供应的短缺，许多副食品要凭票供应了。1960年7月我毕业留校走上工作岗位后，9月新学年开始，教师们的粮食定量由每月33斤减到30斤，不到两个月时间又减到27斤。由于肉类和副食品的缺乏，许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生活是十分困苦的。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困苦，学校就抽调职工办养猪场、养兔、养鸡，并组织教师和学生开塃种花生、种蔬菜等。栁老师是一个从未干过此类活的知识份子，此时也要参加这样的劳动，并表现出不怕苦、不怕累，汗流浃背地和我们新教师一起干，我们几个新教师是从农村来的，都干过一定的农活，为照顾栁老师，让他少做些，在劳动时许多工作我们都主动多承担下来了。
在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时期，不论是学生还是教职工，普遍的都是营养不良，一些人还因此害了浮肿病，我们教研组就有两名教师得了此种病，走路都疲惫不堪，栁老师虽未害什么病，但我看他比以前瘦削了一些。矿山科有两名学生因饥饿，一次得了粮票就买了过多的食品暴食一顿，结果把肚子撑坏了送医院抢救，有一人因此而丢了性命。我们是中央部属的专业学校，还有基本的口粮保障，不至于饿死，听说在农村中更是普遍缺粮，还有人被饿死的。假期我回到农村家里时，听母亲说我们村就有两人因饥饿害病死去了，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隔壁村一名钟姓地主在水库工地做苦工，在回村的路上就因饥饿倒在地上就死去了。
那时在学校，常有带学生到野外、矿山实习的事，多是由我们青年教师带领学生去野外的，大家都很愿意去，因为到野外不但有野外津贴补助，粮食定量也可增至每月38斤，生活待遇要好多了，年青教师都是愿意去野外的。61至63年时我就曾多次带过学生去野外实习，每每有节余的粮票，我还送过一些粮票给栁老师，他感到很高兴。大饥荒的岁月直到1963年才开始有所改变，因为此时允许农民可以种自留地，也开放了自由市场，从而挽救了不少农民的性命。
政治运动中谨慎稳重的栁老师
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那时我还是学校的学生，对栁老师在这两次运动中的情况是不太了解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学校教职工中是在暑假期间开始进行的，当暑假结束学生返回学校后，我看到教学大楼大厅内和走廊内贴满了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内容主要是揭发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如副校长孙德文和工会主席刘一帆夫妇，俄语教师傅绍先，数学教师韩学潮、白子芬、黄培信、李志新，语文教师林国庆，测量教师李群，党委办公室秘书王学铭——等十多人，这些人后来都被打入另册成了右派，另有数名教师受到了批判，只是未被载右派帽子而已。运动中从未见有栁老师和其它专业教师被揭发的大字报。
开学后不久，在学生中也开展反右运动，全校500学生中就有20多名学生被划为右派，另有十多人受到批判，但未被载右派帽子。
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主要是揭发批判校长王一民的错误。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是领导运动的，此次却成了批判的对象，只是后来没有给他定性带帽。在学生中则没有开展这一运动，只是在年底开展了一次全校性的“向党表忠心”的活动，教职工和学生都纷纷写出“向党表忠心”的决心书，我看到大字报栏中也有栁老师写的表忠书，显然是迫于形势一种无奈的表白吧了。现在想来，这些实在是荒唐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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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初开始的全国性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四家店》运动，报纸、电台广播和大字报迅即形成高潮。紧接着是中央《5·16通知》的公布，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广播，北京市委的改组，学习“毛著”和“红宝书”运动的全面展开，这一切来势之凶猛，令人应接不暇，疑惑不解。在私下里我曾就这些问题与栁老师交谈过，他也是疑虑重重，一片迷惑茫然，只是呌我紧跟形势，注意看《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好了，跟着形势走是不会错的。此时的运动是在校党委领导下进行的，仍然是上午上课，下午和晩上搞运动。6月下旬区党委派出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我校，学校开始停课，关起门来结合学校实际整天搞运动，校党委领导也靠边站，由工作组全面领导。很快就把党委书记王守钧揪出来批斗，温玉昆、王玉梅、孙逊——等近十名教师也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揪出来批斗，另有张石起、王殿印（都是从长春地校调来的）两名职工被迫自杀身亡。在运动中从未见有人写桞老师的大字报，这是他为人老实、和善，从不与人相争，日常时只埋头于工作和学习，深得学生爱戴的缘故吧！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8月8日，中共中央《文革16条》公布，自此一场艮古未见的文革运动迅即掀起新的狂潮。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大、中学生开始了全国串联。此时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到了桂林，带来了北京的许多信息，他们到处煽风点火，终于引发了桂林的文革运动出现新的高潮。桂林的学生们也走出校园，开始到北京和各地串联了。
正是在此种形势下，桂林出现了反文革工作组、甚至炮轰桂林市委和广西区党委的造反派，这是少数派；与此相反的则是保守派，那时绝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一派。在我们学校，只有我敢于带领三名学生组织造反派去参加市里造反派的活动，这在学校引起了轰动，受到多方责骂。看到此种情况，好心的栁老师曾背地里劝我要注意，要吸取57年反右运动的教训；我则与他说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呌他不用担心，我会谨慎从事的。
那时由于毛泽东支持造反派，连续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师生和红卫兵，我本人也亲自参加了1966年11月3日的笫六次接见，《红旗》杂志连发表三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自次造反派由少数变成多数，到了1966年底、特别是1967年1月上海爆发所谓“一月革命”，保守派全部垮台了，造反派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自此全国各地都发生连锁反应造反派夺权。毛泽东支持夺权，派军队“支左”，号召领导干部站出来革命，建立有群众代表、军队代表和革命干部参加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我们学校的造反派也响应号召，联合起来夺权，掌握了学校的大权，是历史的浪潮把我推向了风口浪尖，成了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
此时由于工作的繁忙，我与栁老师接触较少，偶尓在路上相遇，也只是简单的交谈几句。记得一次相遇时他曾细心地对我说：“形势是复杂多变的，一切要慎重而为，保持清醒的头恼，切不可掉以轻心”。事后证实，栁老师的话是多么诚恳而在理啊！
由于广西文革运动发展的复杂多变，自1967年夏季起，已经垮台的保守派在广西土皇帝韦国清和军区的扶持下又重新组织了起来，使广西出现了新形势下的两派斗争。1967年11月，在中央的组织下，韦国清和军区都交出检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广西两派也达成大联合协议，同时成立了广西区革委会筹备小组，自此广西的形势理应变好了。但事情的发展恰恰相反，形势不但没有变好，反倒越来越糟，从1967年冬起至1968年初夏时节，广西的许多地方就出现武装围剿慥反派和乱杀人事件，这些地方的造反派被迫上山下乡躲藏，有的则逃到造反派力量强大的南宁、桞州、桂林这三座城市寻求安身之地。面对此种情况，造反派为求生存，当然要据理申诉抗争。但那时的韦国清、广西军区领导人及他们支持的“联指”派，本意就是要消灭造反派（“四二二”派）建立革委会，于是由“联指”派在这三座城市制造事端，挑起武斗，然后反诬是“四二二”派挑动武斗，搞反革命暴乱，他们就可向中央妄报军情，使中央下达了“七三布告”，韦国清们自己也搞了一个“破获广西反共救国团”的“六一七公告”，并造谣说“这个‘反共救国团’就在‘四二二’派中”，他们就可派军队、并调动农民进城围歼“四二二”派，最终引发这三座诚市发生大规模武斗，“四二二”派被歼灭，紧接而来的是全广西掀起的杀人狂潮，使十多万人惨遭杀害，是广西艮古未见的大惨案。
文革中桞老师没有参加任何一派，是十分明智的表现。1968年5月起，当桂林形势紧张、武斗一触即发之际，栁老师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到阳朔兴坪躲避逃难去了。兴坪是桞夫人的老家，他们一家人在这里躲避了三个多月，得以相安无事。
在桂林，“老多”派（属“四二二”派）是主动上交武器、撤出据点停止武斗的，然而韦国清们却把“联指”派的武斗人员组成“工人纠察队”，把进城参加武斗的各县“联指”武斗人员组成“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8月20日起，连续几天，全付武装、大张旗鼓的到各单位、学校、街道各家各户抓人、打人；从8月29日起，又连续几天在桂林市搞大游斗，把被抓的“老多”负责人及骨干成员、支持“老多”派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有那些已戴帽的“地富反坏右”上千人，把这些人五花大绑、戴高帽、挂黑牌押上汽车在市区游斗，使许多人在游斗中惨遭毒打致伤残，少数人被活活打死，也是桂林市从未有过的大惨案。
那时笔者和学校中的20多名教师、学生也在9月3日这天被游斗，这一天是桂林市大游斗中被游斗人数最多的一天，我们学校被游斗的20多人中有数人被打伤，幸好未被打死罢了。之后我们被关押，其后被多次大、小会上批斗，受尽折磨。记得在一次小会上批斗我时，我看到了坐在不远处的栁老师，他显得无奈与茫然，表现出对我的同情。在批斗会上他没有说话，只是在呼喊口号时也无奈地跟着举手和喊口号吧了！
我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直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才解除关押，但仍被迫在校园内劳动。1970年学校成立了一个校办勘探队，才被按排到队上工作，自此离开了教研组，离开栁老师到野外从事地质勘探工作了。
结束语
1975年冬校办勘探队划归广西地质勘探公司管理，我也随队调离了学校到野外工作。此后由于从开始的野外地质勘探工作，到其后的矿产开发及经営，是很繁忙的。同时学校自八十年代初升格为“桂林冶金地质学院”，此后又更名为“桂林工学院”，新世纪初又更名为“桂林理工大学”，桞老师是学校知名的教授，教学工作多，带研究生，常外出考查，也常到国外考查和讲学，故而当我几次出差路过桂林时想到学校拜访他，都因他外出不在学校而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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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数十年过去了。2017年清明时节，我回故乡扫墓，路过桂林时特意去拜访栁老师，多年未见，此次见面特别令人高兴。但，此时我们都已退休多年，都是耄耋老人了，一见面似乎又使我们回到了当年的师生岁月，回到了共事时的岁月，我们都情不自禁的发出了笑声。当年的许多事情都是令人回味无穷，难以忘怀的。
此时的栁老师身体尚好，思维清晰，精神饱满，谈笑风生，使我们的交谈少不了常提到过去的许多往亊.在交谈中，栁老师特别拿出了他的一些学术著作给我看，如《从地壳演化规律看层控矿床的成矿学》，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还有他整理的“格言与警句集锦”、“祸福相依的辩证法”等一些修身养性的资料供我欣赏，最后并把这些东西送给我，使我如获至宝，心里十分高兴。
我则告诉栁老师，退休后我热衷于近代、现代史、特别是文革史的学习和反思，并写有多篇回顾和反思历史的文章，以及其它时政类、反腐败的文章在国内民间网刊和海外刊发，临别时并送了我的《广西文革列传》一书给他。我知道他是一个热衷于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研究学者、知名的教授，対这些东西可能是不会怎么感兴趣的，对政治历史的东西他是向来谨小慎微的。但，他经历过了广西文革的全过程，我还是给了他，让他也回忆一下广西文革的历史，并以此作为留念吧！
意想不到的是，此次的相见却成了我们的永别，因为栁老师在2018年11月29日晩突发脑病，抢救无效而去世了。此事是后来听在学校工作的同事说的，使我深感悲痛。2019年6月下旬我回老家路过桂林时，特意去拜访了栁夫人谢大姐，她是我的阳朔老乡，也是桂林地校1956年建校时的元老，在这里工作直到退休，数十年来经历了这里的一切。此次相见，她回忆了与栁老师几十年来的夫妻恩爱之情，特别回忆了她几次陪栁老师到美国、欧洲、日本考察、讲学的日子，那是令她永远难忘的。我说栁老师是一个好老师，一个地质学术领域里颇有成就地质学教授，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但，逝者已去，望谢大姐要节哀，要多保重自己，过好晚年的生活。
栁老师的高贵品德，他教书育人和地质学上的研究精神是永存的，是永远值得晚辈学习的。愿他一路走好，愿他的英灵在九泉之下安息！
2019年7月初、中旬于南宁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