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镜头下的西藏文革:全藏最神圣的佛殿——大昭寺是怎么被砸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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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9

图说:这张砸大昭寺的照片上,注意看,楼下除了几个手持红缨枪的男红卫兵,角落有四个穿军装或军便服的身影,或是所谓”三教工作团”的人员。(摄影者:泽仁多吉)

(续上)然而,1966年8月24日那天,去砸大昭寺的仅仅只是学生红卫兵和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吗?我从采访中得知,实际上还有一群身份特殊的人——被称为“三教工作团”,包括解放军军人和有关部门的干部。

“三教工作团”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在此须得作简单的说明。

一九六三年九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西藏掀起以阶级教育为重,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的“三大教育”(简称“三教”)运动,无数负有特殊使命的军人、干部以及刚毕业的学生,有汉人,也有藏人,呈辐射状被派往各地乃至农村和牧区长达数年,用中共术语来说,“通过阶级教育把农牧区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这实质上是一个甄别异己或肃清异己的运动。

中国各地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主的运动在文革开始前已告结束,而步调历来慢半拍的西藏还在继续搞“三教”。正如我的一位受访者回忆文革前,她当时是西藏公安学校的老师,1965年11月初下乡去扎木农村搞“三教”,在那里呆了差不多五个月,因怀孕以及需要参加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才返回拉萨。她说:“起先我被安排在专案组当翻译,审查‘三教’期间发现的那些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有问题的人,以及成份不好的领主、代理人等。我们这个专案组有三个人,一个是公安厅预审处的处长,一个是大学生,做记录的,我是翻译。他们都是汉族。哪个地方有案子了我们就要骑马去调查。经常要这么跑。……现在想起来,其实那些被审查的人都穷得很,说是什么农奴主,但穷得很,因为“民主改革”已经结束了,已经是65年了,那些农奴主早就被革命得干干净净了。”

那么,遍及西藏各地的工作团是否在开展“三教”的同时也大破“四旧”?其实早在文革之前,西藏不少地方已有砸寺院、斗喇嘛的现象发生,不能不说与“三教工作团”没有关系。中共方面后来也承认,正是在“三教”运动中,“发生了不少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我采访时,一位藏族知识分子指出,“三教”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头。

那么,大昭寺也要搞“三教”吗?或者说,那天在砸大昭寺时,“三教工作团”就在现场吗?是的,也在现场。在我父亲拍摄的其中一张砸大昭寺的照片上,大昭寺的前院遍地堆挤着残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征物。二楼露台上十几个人都是学生红卫兵,而楼下除了几个手持红缨枪的男红卫兵,角落有四个穿军装或军便服的身影。

“三教工作团”不但就在现场,而且在学生和居民进入大昭寺之前已驻扎寺中,并开始用军车将珍贵的法器、供具和古老的经书、唐卡等运出寺外,至于运往何处谁也不知道。有人记得,“三教工作团”的团长名刘方,后任城关区书记,此人霸道且贪婪,将供奉在“觉康”释迦牟尼佛像前的一盏用黄金打制的供灯(藏语发音“龙东司恭”)占为己有。另外,在我父亲拍摄的同时期照片中,有一张画面上是“革命群众”捧着标题为“热烈祝贺立新大街的诞生”的大字报,署名是“三教二团全体革命……”,这表明,“三教工作团”至少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底依然存在,依然活跃于更名为“立新大街”的帕廓街。

所以,一位当过红卫兵的拉中学生委屈地说:“一九六九年,除了在文革之前进校的新生班,拉中其他学生全都被赶到乡下当知青去了(据记载,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拉萨中学首批132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我们是西藏最早的知识青年。当时拉萨的老百姓都说这是报应,因为最早是我们去砸大昭寺的,这下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活该。拉中低年级的学生们也抱怨说,拉中的那些老一批的学生,把大家都连累得抬不起头来。其实我们都是替罪羊,被人家当枪使。我们十八九岁的孩子懂什么?从这方面讲,我们是牺牲品。”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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