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位发言者都提到农民缺乏组织的问题。姚立法先生在发言中,又提出来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但是现在农民要组织起来太困难了。他提到的这个组织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是农民要不要组织,而是怎么组织起来的问题。当然,姚立法先生认为农民中本来就存在很多组织资源,只不过现在我们要对它减少一些限制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清华有位同学写了个农村调查,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他里面提到的很多事情我感到很有意思。第一他说现在农村人心散了,什么事情都搞不成,第二又说一个乡镇干部告诉他,说现在的农村选举毛病非常多,说是农民一投票,他考虑的就是本家庭本姓的利益,因此造成宗族活动的增加等等。

看到这个说法我就觉得很奇怪,农民如果没有组织,就说他人心散了,如果农民一旦有认同有合作,你就说他搞宗族或者是搞别的什么东西,那么农民没认同也不行,有认同也不行,而且他不能认同家庭,不能认同本姓。其实,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存在合作资源的。竞争和合作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和一个群体是天生的人心散了不懂合作。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假如同姓甚至一个家里的都不能合作了,你还能在什么层次上指望他们合作呢?我觉得在传统的农村他本来是有很多组织资源,当然这个传统的组织资源有很多局限性,但也许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我们用种种办法,人为地解构乡村中的组织资源,一方面又反过来说现在人心散了。所以我觉得政府来组织、非政府组织来组织和农民自己的组织都是现代社会需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们三者的关系应该如何摆正,我觉得这是我们建构乡村社会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的后农业税时代出现的问题是本来早就存在的,现在负担问题淡化了,其它问题是突显了,我觉得这是好事,而这也是税费改革取得成就的一个标志,原来大家不注意的或者被主要矛盾所掩盖的,由于税费改革成功地化解了这些矛盾,使人们对其它矛盾有了更多的关注。免税后的问题越多,越证明了税费改革的伟大。

从长远看,我对免税有点担心:这个事情我们到底完成了没有?皇粮国税和产业是有关系的,在农业时代不管什么税最终都是向农民拿,工商业社会从理论上讲就有可能从农民那里拿得少一点。传统的皇粮国税和现代公民国家的赋税制度相比,它最大的不同点并不在于赋税的产业基础,而在于征税的机制,现代赋税制度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税费改革本来的含意是并税除费,免税改革更进一步,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免了300多亿的正税,又免了搭车收费的1000多亿,可是有人指出,仅仅去年一年的征地的增量,从农民手里拿去的就达4000多亿。

那么税费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实际上也是处理农民和国家的关系。也就是农民在公民国家或者现代国家中的公民权问题。

我的问题是,现在很多征地没有征得农民个人同意,是否经过村集体的同意也是极大的问题。另一方面,现在征地问题是否一概可以归入补偿不足,我觉得可疑。大家知道现在征地并非都是被迫的,有些是有油水的,甚至还有走后门要求征地的这种现象。我知道有个被征地的关系户是超额补偿的。当然从总体上讲可能不会很多,但是也有。

超额也好,不足也好,背后的问题是价格由谁说了算这同一个问题。说穿了是一个是否尊重农民权利的问题。这个权利不管给予什么名称都不重要,现实是农民的权利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尊重农民的权利,农民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随着现代社会的建立,国家现代政治文明的确立,相信农民的权利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容,得到越来越多的保障。

现在关键在于,我们已经承认给农民的权利,能否给予多一点尊重,不管是后农业税时代还是前农业税时代,农村问题的核心始终就是这一问题。我认为没有什么三农问题,只有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也不是种田人的问题,农民问题实际上是在农村之外的问题。

前农业税时代和后农业税时代,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得好,可能是决定中国农民未来的一个主要因素。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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