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20
1959年导致达赖喇嘛流亡的拉萨事件后，上万名中共人员组成的工作队奔赴西藏各地，1963年，中共推行所称的“民主改革”。（档案资料图片）
1959年导致达赖喇嘛流亡的拉萨事件后，上万名中共人员组成的工作队奔赴西藏各地，推行所称的“民主改革”，第一件事就是“划分阶级”。上层社会划为剥削阶级，比例事先定好为百分之五，其余是劳动阶级，根据穷富分几等，越穷地位越高——把过去评价社会地位的标准完全颠倒。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人员恨铁不成钢地发现西藏百姓“阶级觉悟”太低。一些人明明是当雇工，却宁愿说自己是雇主的亲戚而不满工作队想把他们定为地位最高的“牧工”。
传统西藏的阶级分化达到相当程度，总体上却不存在阶级斗争，是西藏社会的奇特之处。西藏的历史记载通篇只有上层社会的倾轧，以及与其它民族的斗争，基本没有下层人民的暴动或起义。藏人普遍认为自己的处境是天命，是前世因缘的报应，而不将其归结为现实的不公，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来世，只有今世服从天命，把苦难当成必要的修行，才能在来世转生为好命，对现实的任何反抗都是忤逆神意，将遭惩罚，所以逆来顺受。
在中共心目中，传统西藏社会是最黑暗的。毛泽东在1959年的国务会议上讲：“西藏的老百姓痛苦的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话若出自街头侃大山的汉人老头有情可原，但最高领导人在国务会议上讲，足以说明中共对西藏的无知与偏见程度。这种对传统西藏的偏见至今还根植于许多中国人心中。我在西藏的确见过人腿骨做的号和人头骨做的饮器，但那都不是取自活人，像毛泽东说的当乐器和饮酒，而是出于一种深奥的、常人难以理解的宗教需要。在那种层面上，另外的文化体系没有资格判断。
西藏是以宗教为本、全民信教的社会，连对动物都充满怜悯之心，不会有那么多残害人的事。西藏宗教不仅使西藏下层人民服从天命，逆来顺受，也对西藏上层社会有一种神谕式的制约，使他们为了来世不致沦落苦命，在现世积德行善，慈悲为怀，因此上层人多数对穷人并不残暴，也往往表现乐善好施。西藏存在的重典与酷刑，更多是出于文化和传统的严峻。
西藏农区的阶级分化程度比较高，牧区比较低。牧区虽有牧主和头人，普通牧民与之却没有依附关系，经济条件也比较平等。绝大部分牧户都有自己的私产（牲畜），且能温饱，政治权利也相对平等，部落头人由部落成员选举产生，主要看能力而非血缘。部落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基本一样。
按中共的划分，三大领主（中上层官员、贵族、高级僧侣）及其管理庄园的代理人是剥削阶级，广大农民统统被划归农奴。在汉语中，“奴”是一个挺严重的字眼，可以联想到很多残酷的奴役，但是中共在西藏划分的农奴中间，竟有一项“富裕农奴”的成分。这种看上去难以协调的词汇组合，恰恰能反映西藏传统社会某些真实情况。
传统西藏的阶级关系不像中共宣传那般黑暗，但也不像旧西藏维护者描绘的田园诗般美好。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的笔下，旧西藏的上层社会简直是在受罪，真正幸福的是西藏普通百姓，又是另一种神话。即使宗教意识能使西藏不同阶级的个人相对和谐，却不能说旧西藏的社会制度也那么慈祥。阶级压迫往往正是通过制度进行的，压迫者可以躲在被宗教认可的制度后面，不必以个人身份实施压迫，从而不必担心宗教惩罚和神意谴责。确实，旧西藏的残暴行为大都是在符合宗教逻辑的前提下才会发生。而无论从共产党的角度还是从自由民主的角度，以今天眼光看，传统西藏社会肯定存在着阶级压迫和对基本人权的违背。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