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谣言、焚书与反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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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我折戟 2019-06-14

太平天国覆没后不久,一本名为《辟邪纪实》的反洋教小册子在两湖地区流传开来。小册子的作者是一群湖南士子,以"天下第一伤心人"为笔名,他们大多加入过湘军,却未获升迁只好各自还乡。但这群失败者们却不甘寂莫,仍幻想要去经纬天下。

一位叫崔暕的举子,曾投奔曾国藩而不受信任,又转投奔左宗棠亦然。当他离开左宗棠准备另谋高就时,太平天国已被镇压。失去了"建功立业"的事机,崔暕需要另谋出路。当时朝廷诏告各省成立专门处理涉外事务的"洋务局",招募通晓洋务的人才破格提拔。崔暕遂打上洋务局的主意,他找来魏源的《海国图志》研读,想自学成材。当读到书中关于天主教内男女同宿的淫乱生活,入教吞药丸领银子,临终由"本师取其目睛"等荒唐记载时,他似乎顿悟。湘军集团痛恨太平天国,他们普遍认为大平天国是因受"耶稣教"蛊惑之后沦为"贼",大部分人既不愿去弄明白其中差别,也不认为那些差别是本质上的。

崔暕先前曾读过不少关于天主教的"辟邪"类书籍,种种邪恶记载,他将信将疑。而魏源是有名的学者,读过《海国图志》后他坚信不疑:洋人身上的邪气――战无不胜的兵法、匪夷所思的器物、药到病除的医术……等等超乎当时中国人尤其内地中国人想象力上限之事――皆来自洋教这种十足的邪术。

因为无人提携保举,当进洋务局的希望也破灭后,崔暕只好选择"著书立说"。他要揭开洋教的邪恶本质,捍卫圣人名教不受污染。可是他研究洋教的方法,不是去教堂和教会访问、调查;去和传教土、教民们接触,听他们说什么、看他们做什么?了解《圣经》上写什么?如何解读?他用的是中国书生们的古老办法:去翻中国古籍,寻找关于天主教的记载。

崔暕的"研究"不可谓不尽心尽力,他一共查阅了120多种中国古书,翻遍了他能找到关于天主教的一切记载,终于整理出一篇"耶稣教"如何为非作歹的雄文。我们选取其中开篇数语,即可管窥:

"神父多在童时受教,割去肾子(睾丸),曰弥赛。从其教者,与神父鸡姦不忌,曰益慧……每七日一礼拜,曰弥撒,又曰教会,此日百工悉罢,男女老幼齐集天主堂,牧师上座,赞美耶稣之德,群党喃喃颂经毕,互姦以尽欢,曰大公……凡嫁娶不用媒妁,亦不论少长,必男女自愿,惟拜耶稣忻上帝,新妇至,必先与牧师宿,曰圣揄罗福……"

此文通篇到处是耶稣教如何"采生折割"(取活体器官作巫术道具,一种中国古代邪术),用小儿心肝配药、用人眼球来把铅变成银……言之凿凿。崔暕很快得到一批湖南士子们的支持,他的文稿又经多人补充,编成《辟邪纪实》一书,交付制版印刷,在两湖地区广为传播。

湖南的反洋教运动从1861年便已开始,士绅们贴出揭帖,认为洋教破坏儒家传统的亲族人伦,号召全省将入教者开除宗籍。此时的反洋教还停留在文化冲突层面,当崔暕主笔的《辟邪纪实》一出,反洋教运动迅速进入了大规模的造谣、传谣层面,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随看时代不同谣言面目也"与时俱进"。总体上,在庚子拳乱之前,这些谣言主要来自中国传统中最无知和迷信的那一部份力量;在这之后,则来自西方工业时代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又把基督教归为迷信、无知、反科学,或者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来批判。用心理学家容格的"投射"学说,这是一部份中国人将自己心中最阴暗的东西,"投射"到洋教身上。采生折割、摄魂作歹、采阴补阳之类的邪行,本是中国术士们的伎俩。反洋教最积极的义和团,自己却十分热衷于各种歹事,妖术,谣言不过是将自己的阴暗扣到别人头上而已。

(“猪叫”指天主教,或者所有洋教)

反洋教运动一直由下层士绅(后来则为小知识份子)主导,自同治中兴以来,帝国上层的那些士大夫(或者后来的大知识份子)普遍对基督教并无恶感。在西方学者的论著中,中国读书人阶层中的中下层和在华基督教会漫长的冲突,可归纳为如下原因:

传统中国文人很难理解,更难接受基督教义中最基础的原罪观念。生而为人这件事本身便需要谢罪,在中国文化看来太不可思议!它和儒家士绅修齐治平,引领天下的观念存在根本性的对立。

传教士们所到之处创办医院、育婴堂、学校,各种慈善业和救济事务,乡绅们原本对类似事业负有道义责任,并通过履行责任来赢得地方领袖的身份。传教士们在这些事上比乡绅做得更好、更全面、专业和无私。谁承担起这些责任,农民们便将其默认为地方领袖,因此当传教士与农民之间的陌生感渐渐消除后,他们每到一处,便动摇了当地乡绅们的地位。(就这一点我们需要作重要补充说明,否则无法达到应有的历史深度:无论从教案发生的频率、烈度,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影响状况来观察,越是在乡绅文化发达、乡绅对地方事务责任感越强的地区――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乡绅们就越是倾向与洋教合平共处,他们把传教士当成"泰西文士",与自己的同类人来对待,他们谋求与传教士合作,并向他们学习。在浙江、福建和广东,乡绅们与传教士合办新学堂,捐资办医院请传教士来主持。而越是在乡绅文化衰落,热衷于排场和脸面,向村霸没落的地区--华北,他们就越是排斥传教士并想方设法煸动攻击洋教。湖南的情况比较特殊,湘军解散后大量发了战争财的老兵退伍回家,仗着钱财、军功和与高官的关系横行乡里,成为土豪恶霸,传统乡绅文化受到严重污染。)

(汉口格非书院,后来的武汉四中、华中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杨格非博士创立)

大多数传教士视中国的祭孔、祭祖为偶像崇拜,反对中国传统的祭祀行为,而乡绅们则自觉地维护中国的文化遗产。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到二十世纪,美国传教士普遍视远东地区传统祭祀(中、日、韩)为世俗礼仪而非偶像崇拜。(不过最后的结局是基督教传统和中国传统都被拔除了)

还有一些次要因素,比如清政府所观察到的"莠民"入教寻求疪护。旧中国有官府势力至寺院而止的古老传统,于是大量"莠民"循入教门逃避制裁,尤其在天主教在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对教民实施法权,这些人在教门疪护下继续作奸犯科,引发"民教冲突"。又如传教士们号召教民抵制求雨表演等摊派,引发了其他农民们的不满,不捐钱求雨等于咒别人闹旱灾(但他们却似乎记不得教会在旱灾中的积极救援工作,好生奇怪)。据拳乱前山西传教士的统计,每年用于求雨表演的摊派高达50万吊铜钱,后来创办山西大学的费用也不过如此,也就是说这些表演如果被停止将费用用于教育,各省每年可以创办一所当时亚洲第一流的大学。又如传教士们总是指责中国读书人们无知,对此,这些饱读圣贤书的人们的反应,不是圣人教诲的“闻过则喜,见贤思齐”,而是恼羞成怒。

但还有一点至关重要的因素,也许是首要因素,决定着中国未来百年悲怆命运的基调和走向,西方研究者们没有发现或者未能深入研究,那就是中国的尚拙传统。中国的正人君子们以谦让守拙为德,他们靠退让和温厚来赢得道德尊重,不好争斗是非短长,尤其厌恶到风口浪尖上去兴风作浪。他们下意识他希望通过这些传统美德获得他人的默认,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表达自己对事物的态度和看法,而非争夺言论权。这是农耕社会小圈子文化的产物,在一个村庄或者熟人圈子里,人们相互知根知底,是非曲直自在人心,不需去争风潮短长,相反,那些理屈情枯之辈才需要拼命制造與论风潮以弥补自己日常积累的道德资源之不足,谓之"上窜下跳"。

这种温良尚拙的作派,在应对小圈子内部事务时显得有风度且不失效力。但在应对区域性、全国性事务,需要到陌生人中去做广泛动员时,尚拙文化非但不能成事,反而坏事。尤其当中国向工业社会演变,区域性和全国性事务越来越多,信奉朴拙诚实的正人君子们在风潮中下意识地纷纷选择避让是非场合,把舞台和话语权拱手相让。各色投机客、阴谋家和宵小们上窜下跳,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彻底搅乱。譬如在辛亥革命中,真正的革命志士选择礼让与不争,流氓大佬和各色投机客们趁势纷纷抢占风口浪尖的关键位置,收割革命果实,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青帮大佬陈其美在辛亥革命中,他在革命后以手榴弹闯选举会而“当选”沪军都督。刺杀陶成章,剿灭光复会的元凶。与宋教仁之死也有非常蹊跷的关系。)

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全国性和普适性的诉求越来越多,向现代中国转型,这项事业本身带有浓厚的工业社会色彩。她的诉求规律是广泛性和曾遍性的,但中国社会却未能演化出与之相匹配的道德和文化。真正有志于推动这场转型的志士们,骨子里却信奉农耕时代的守拙传统,他们非但无法在运动中上升,反而成为运动失败的牺牲品。这场运动缺少了真正有恒心、信念、深厚情感的领导阶层,很快堕落为阴谋家们逐鹿的猎场,并越演越烈。

19世纪的反洋教运动就是这些投机客们、阴谋家和宵小们上窜下跳,将变革中的中国引向邪路的第一场表演。它既是后世悲怆历史的预演,又是后世悲怆历史祸根。它发掘中国传统中最阴暗和无知的一面来抵制新教伦理在中国的渗透,而那正是向工业时代演进最的关键精神财富。

当《辟邪纪实》传到汉口时,正在汉口建立教区的杨格非博士成为种种谣言攻击的对象。杨格非便向汉口当地政府提出要求,还自己及基督教清白。两广总督意识到这本小册子很可能酝酿出难以预测的巨大外交危机,他用传统的统治手段,命令将《辟邪纪实》禁绝毁版。

(中立者为以一人而提升一座城市的杨格非博士,现代武汉的奠基人。左戴德生,右丁韪良。)

就象历史上任何一次禁书一样,禁书只不过是在促使它更广泛地流传,使它的读者更加信以为真。不久,这本书从两湖流传到了北方。在河北,一名叫陈国瑞的军官获得了一本《辟邪纪实》。这位陈国瑞是个真正无法无天的恶徒,靠滥杀无辜和编造军功,在剿捻战争中一路上升。这一类人在清末十分常见,他们靠纵容、保护部下的恶行来赢得部下的拥戴。虽然恶昭著,受多次弹劾陈国瑞仍官运不倒,"帮办畿南军务"(临时武职、二品)。他与各路马贼、强盗头子、洪门大哥关系良好,是直、鲁一带各种匪类的保护伞。陈的部下驻扎天津时曾与当地法国驻军冲突,被法军打死多人。"三口(天津、牛庄、登州)通商大臣"崇厚为避免与法国外交冲突,此事不了了之作罢。

但陈国瑞出于保护部下的目的,决不肯就此善罢甘休――这是他们这一类人带兵的一条根本准则。从此陈国瑞记上了法国人的仇,他把小册子的内容在天津"水会"――一个混星们的黑帮――中广泛散布,煽动混星们去攻击法国人。籍着陛见皇帝的机会(皇帝亲自陪同他们,在北京长时间赋闲,这本是表明皇帝关怀边关士卒的一套礼法程序,到清末变成了削那些不安分边疆守将兵权的一种手段),他带上这本小册子,进北京去找太后告法国人的黑状。他誓要向法国人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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