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勍:三岁我就有了逃离古巴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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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女儿阿林娜·费尔南德斯(Alina Fernández)访问记

翻译:Mexi Can
访谈地:米兰DE ANGELI家族庄园

  人事缘起(采访手记)

在路上——对于相对保持行走人生的族群来讲,其重要的动力与诱惑就是生活的不确定性:下一步甚至下一刻你会碰上什么事?进而会发生什么?而命定能遇上谁并与之关联,则是所谓冥冥中无法把握的缘分。
而人要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方产生情感的话,就是你需要结识这里的人,否则那只是你旅途中的一叶景致或随时都会忘却的一个地名。
我与米兰的缘分,则源自出身意大利南部CAULONIA的心理学博士ARMANDO VERDIGLIONE先生——一个敦实而热情的典型南欧男人。作为意大利著名的Sprali出版社的老板,2008年5月,他出版了我的《民以何食为天》意大利文版:精装本一本26欧,一次在威尼斯签售就买了两三百本,意大利的媒体可用蜂拥来定义。而随后时任欧盟主席的巴罗佐看到我的书,还特地给出版商的他写了封信。这便结下了一段善缘——随后他每年都会邀我去他距米兰四十分钟车程的由DE ANGELI教皇家族庄园改建的五星级酒店参加各种意想不到的聚会,因为他的太太CRISTINA FRUADEANGELI女士不仅典雅漂亮,而且用她从家族继承的巨资支持丈夫胸怀天下的“野心”——这几年我在他们举办的聚会上既见过声名显赫的世界各国的反对派领袖,也见过朝鲜出逃的脱北者少女,总之每次聚会都会是一次“惊艳”——2013年夏季的一个晚宴上,他让翻译告诉我:明天一早会有一个惊喜。
第二天早餐会上,他就向满座高朋引荐了因挑战普京而被关押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全场一片欢腾。我请翻译问他何以能这么快让他从莫斯科的监狱来到米兰的餐桌?他幽默的用食指与拇指比划了一个全世界通用的数钱动作作答。
2015年5月我仍依约到他们的庄园,惊喜是围了一大桌的古巴流亡者,ARMANDO VERDIGLIONE把卡斯特罗的女儿都请到他们夫妇用餐的主桌作陪,并周到的让翻译给我俩随时沟通。随后在这座庄园里一个多星期的散步,喝咖啡和交谈中,就有了这段访问,而一直疏懒没有整理,而据说”永远不会死“的卡斯特罗一直活着,我终没有整理这篇小稿的动力,今天他终于死!就赶了个急就章。
是为记。

一,和父亲的反对者们聚会——有种赎罪与解脱的交织之感

问:在意大利典型的资本家庄园里和你父亲的反对者们一起开会,你觉得荒诞吗?
答:刚刚开始和他们接触的时候,当然觉得有些怪怪的,不过现在好的了。刚开始( 1993年)时,我用西班牙假护照骗过边检人员,从哈瓦那机场飞往西班牙的马德里,然后再辗转到了美国并获得政治庇护后的那个时期还是是比较艰难的——
我每次在公共场所出席活动或着会议,这些现在已成为我的朋友的同胞们(她边说边看着身旁陪同的古巴流亡者们冲我坏笑)不是大声呵斥我闭嘴,就是对我嘻戏嘲弄。而他们有时也会用西方民众时常对付政客们的鸡蛋,对我篓头盖脸的狂砸也是司空见惯的。每每面对头上、身上粘糊糊的鸡蛋汁液,我很不理解甚至有些愤怒,因为我当时还算年轻,年轻的女人都爱美呀,何况这又是在公共场合,你想那有多狼狈呀。
不过随着和这些流亡的同胞们接触的时间愈久,这种感觉就开始慢慢的消退了,到后来甚至有种解脱和赎罪交织的复杂感觉——因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我父亲革命时期的战友,随后却被我父亲迫害、甚至是很多年的黑狱关押,且出狱后为了要逃避我父亲的继续迫害,而冒死偷渡流亡美国。忍受这几十年背井离乡不能和家人相见的苦与痛,更可怕的是这种苦痛慢慢且没有尽头。
他们当中的不少普通流亡者,也大都遭受了牢狱、酷刑甚至家破人亡。而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我在古巴是闻所未闻的。后来随着大家一起举办抗议古巴当局的聚会等活动,我们逐渐相互了解,不少人还和我成了不错的朋友。

二, 我能顺利来到这个世界上,源自看管我父亲狱卒的一次故意使坏——

问:能否谈谈你所知道的父母感情经历?
答:我的母亲叫雷韦尔塔,是当时我父亲那个革命圈子里有名的大美人儿:飘逸的长发,深绿色的大眼睛,漂亮的咖啡色肌肤,性格浪漫,热情似火。我母亲的战友们后来都当着我的面夸赞那个时候的她确实是人见人爱呀。
多年以后听妈妈讲,我能够顺利来到这个世界上,还要感谢当年看管我父亲的一个狱卒的一次故意使坏——我父亲在1953年入狱前已经有了婚姻和子女,可他在1952年遇到在一家大公司当秘书的母亲后,两个热情似火的理想主义者一见钟情,立即电闪雷鸣,火花四溅:他们在一起谈文学,谈革命,憧憬着古巴的未来。
但好景不长,我父亲很快就因参与革命而入狱,他在狱中难耐对母亲的思念,不断给她写情书,狱卒就有意识地把父亲写给母亲的情书递给了父亲当时的妻子,使得父亲的婚外情曝光。
而我母亲对爱情也非常勇敢,1955年父亲获得大赦出狱那天,在欢迎的人群中母亲兴奋的高呼着父亲的名字,忘情的投入了他的怀抱,两人立即便不顾一切的生活在了一起。
我1956年出生在哈瓦那一家著名的的医院里,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我父亲获得大赦才出狱。而在我母亲怀我身孕时,我父亲又离开我母亲去了墨西哥建立游击队。随着我的出生,父亲和母亲就再也没有生活在一起过。

三,我三四岁时,看动画片成了后来自己叛逃的最早原动力

问:你的童年过得如何呢?
答: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1959年1月1日他以传奇英雄般的经历夺取去古巴革命胜利时,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他,当时我刚刚三岁。母亲告诉我电视上那个经常讲话的人就是爸爸,我对他的印象很模糊,就像黑白电视屏幕上经常闪着雪花的儿童动画片中的人物。
问:你的父亲经常回你母亲这里吗?你的成长过程是否得到过你父亲的特殊照顾?
答:父亲经常来我母亲这儿,一般都是晚上很晚了才来。而他来的时候,电视上就又开始播放动画片了,因为我要等着电视上父亲讲完话继续在看动画片,也就睡的很晚,所以就经常能见到他。他本人和电视上区别并不大,而且他每次来都会给我带不少好玩的玩具,因而对他我既不惊讶,也不陌生。大概是在我10岁左右,才知道他是个大英雄——如何如何的了不起,因为我学的书本上和我周围的人都这么讲他。
我在古巴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很多的照顾,从小周围的人们都知道我和父亲的父女关系,自然对我也就非常的骄纵和溺爱,每年我的生日都会收到在当时古巴罕见的很多礼物,而这种特殊待遇在平常的生活上就更不用说了。
问:你是何时有了逃离古巴的想法?
答:说来大家恐怕都不会相信,我在三、四岁时就有了离开古巴的冲动——当时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非常的喜欢看电视上播放的动画片,可每每当我看到紧要处,父亲就从电视屏幕上跳出来,大声而激情的讲着我听不懂的话题,而这时候正在播放的动画片就不得不中断,我便守在电视旁等着他讲完后再继续播放动画片。可往往是我等得实在熬不住睡了一小觉再在醒来,可他还在兴致勃勃地在电视屏幕上讲着,我就很沮丧。
后来听从墨西哥回国定居的邻居小朋友讲,在他们哪儿的动画片是连续播放的,甚至还有个专门给孩子们看的频道,我就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能到那里去该有多好呀,可以持续不断的看动画片。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去那里——去哪个能连续看动画片的地方!所以谁也没想到,看动画片竟然是我叛逃的最早原动力。

四,我的三任丈夫不是被父亲关押,就是遭遇他的冷落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你的父亲有分题的?
答:大概是在我14岁左右的时候,父亲看不惯我的打扮和叛逆行为,而我也正处在叛逆期,觉得古巴很不自由,就萌发了逃到外国去看看的想法。可当时年龄小,也没有什么出逃的渠道,也就只限于少女烂漫的幻想而已。
真正和父亲发生冲突,是在我中学毕业选择专业的时候——父亲主张送我去莫斯科学化学,而我自己却想学医学或者文学。我们就如此僵持着,各不相让。最后我父亲还是让步了,可结果是中途我又休学、退学的折腾,其间我又在哈瓦那做了兼职的摄影模特儿,这一消息不知怎么就让外国的媒体扑捉到了,还发了个标题为《卡斯特罗私生女大获成功》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一时间惹得父亲暴跳如雷,弄得我也很不舒服。
随后而来相关我的恋爱和婚姻问题,把我和父亲的关系推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上——因为我的三次婚姻都受到了来自父亲的强烈且粗暴的干预,因而使得我的三次婚姻都以失败而告终。而我的这几个丈夫不是被父亲关押,就是遭遇到他的冷落。
而对我的三任丈夫,我的母亲每一个都不喜欢。尽管父亲不断有各种女人,母亲却对他情深意浓,再加上母亲是父亲信仰的坚定支持者,而我早已不信任父亲的想法和信仰,因而和母亲的关系就一直不太好。
我的第一个丈夫,我们是自由恋爱,当时我16岁,他30多岁,是个很棒的舞蹈家,我热烈的爱上了他,可他一直顾虑我父亲的态度,最后我们的第一次婚姻在我父亲的干预下无疾而终。我的女儿阿林娜·萨尔加杜是上帝赐给我的最好礼物和安慰,她是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所生。因为女儿出生后我的父亲还是干涉我们的生活,同时我还要照顾孩子,就感到很不舒服,但是有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很爱我的女儿。
虽然我的第一次婚姻让父亲十分生气,但父亲对我的生活的“干预”也令我非常的不满,从此我就成了他“最叛逆的女儿”,我们两人也就经常发生争吵。
后来我就又相继有了三次短暂的婚姻,第二个和第三个丈夫都是军人,父亲似乎满意了,可他们与我的生活和兴趣却格格不入,婚姻关系很快就解体了。我的第四任丈夫是个南美人,是来美国后结的婚,也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所以我离过四次婚,三次是在古巴,一次在美国。

五,昂贵的服饰与贵妇的扮相——我成功出逃的前提

问:请谈谈你的逃亡过程?
答:我从14岁开始叛逆期因为经常和父亲发生冲突,就有了出逃的想法,也试过几次都没有成功。等稍微又长大了一点,接触了古巴文化界的一些异议分子,这种想法就更强烈了。期间我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过一些异议分子和政治犯。
直到1993年12月19日,我在一个古巴移民阿摩司和他的妻子约翰阿莫斯的帮助下逃离了古巴。那一天,在一番精心准备之后,我头戴假发,穿着昂贵的衣服,打扮成贵妇模样,凭一本西班牙假护照和浓重的卡斯蒂利亚口音,成功地骗过边检人员,从哈瓦那机场乘飞机离开古巴去了马德里,然后就转到美国的迈阿密住了下来。逃出来以后,我还和阿莫斯夫人在俄亥俄首府哥伦布市共同居住了好几年了。

六,我在美国出版回忆录,父亲阻止过,而流亡者也不高兴……

问:能不能谈谈你在美国的生活?
答:在美国我有一个广播节目叫Simplemente Alina(简称阿丽娜),工作地点就在迈阿密。每周二和周四是节目播出的时间,这是个综艺类的节目。访问对象主要是古巴流亡美国的画家和音乐家,偶尔也谈谈古巴的政治与现状,而这类谈话总是很沉闷和忧伤的。同时,也去一些大学和机构演讲,这也就是我在美国的主要收入来源。
1998年我出版了《卡斯特罗的女儿:古巴流亡记》的回忆录,书中我主要描述了自己如何在古巴长大和一些生活的细节,比如,在三岁左右在电视上被被打断的米老鼠记忆等。我的书出版前,父亲也和我联系过,说服并阻止我的这本书的出版,我没有答应。随后古巴当局就非常紧张,害怕我的书中有批评古巴政府和揭秘我父亲的内容,他们就通过各种管道经常性的搞各种各样的小动作,这就直接影响到了我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
由于我在书中也写了父亲人性化的一面,书出版后古巴流亡美国的反对派也有少数人很不高兴。幸好英文版卖的还不错,也翻译了其他多种文字的版本。

七,女儿成为美国公民, 是我来美最高兴的事儿

问:你女儿来美国以后适应吗?
答:我的女儿阿林娜·萨尔加杜,在我抵达美国后当即就请求父亲允许她能到美国来与我团聚,几天后,16岁的女儿也到达了美国和我生活在一起了。后来女儿有了个男朋友,他是个音乐家,还拿到了伯克利大学的奖学金。
最让我高兴的是2004年2月16日,女儿正式成为美国公民,这时她已经随我移居美国11年了。
当时共有6000人在迈阿密海滩会议中心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我的女儿阿林娜·萨尔加杜就是其中之一,这时她正好27岁。
2006年08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宣布了聘用我出任撰稿人的消息。此后,我虽然受雇于CNN,但并非是想与父亲作对,而主要是在点评古巴政局、讲讲父亲的故事等。我对自己家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能力都有深刻的了解,所以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和该怎么说。
现在古巴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我非常希望全世界都能关注古巴现在的局势和她的未来。CNN是一个全球化的媒体,可以辐射到最大数目的观众群。我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父亲了,而我当初对父亲的怨恨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转换成了思念。

八,父亲去世后古巴不会马上崩溃;我叔叔劳尔是个遇事不会走极端的人

问:你的父亲去世后古巴政府会马上崩溃掉吗?他去世后你会回去看他吗?
答:崩溃?不会!但政府的权力会变得越来越弱的。而关于后一点能不能去看他,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则取决古巴政府让不让我回去,二则是我的工作原因,是不是到时候我会有假期等等。
问:你和母亲的关系如何?是否还有联系?和父亲联系吗?
答:在古巴时我和母亲的关系就不太好,因为我不信任父亲和他的信仰,而母亲则一直信任他。我和母亲一直都有联系,和父亲——不!
问:你父亲已经交权给你的叔叔劳尔·卡斯特罗,使他一下子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你对他怎么看?
答:我在古巴时和另外7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都不在一块住,是在逃到美国以后才知道了他们的存在,因而对叔叔了解的并不多。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他在随父亲工作的这么多年里,一直埋头建立自己的班底和权力基础,我估计他遇事不会走极端。但我不知道他与古巴民众的关系如何?也不知道他在民众中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而这些都对他独立执政是很重要的。
问:最后一个问题,对你当年的出逃地——美国感到失望吗?
答:我只是对自己感到失望,而对美国则不感到失望。

来源: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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