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发表在1987年《读书》第6期，也是我在《读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近三十年过去，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对现在的“城镇化”仍不无借鉴意义。）
（《读书》，1987年第6期）
提起近代中国城市，人们立即会想起上海、天津、武汉等一些因“开口通商”而如雨后春笋般突然崛起的大都市，因而对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对这些大商埠的兴衰进行探讨。
但美国威斯康星一麦威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鲍德威（David D.Buck）却独具匠心，把镜头对准一个在近代不算起眼，被认为是“第三等”的城市，山东济南，来透视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及其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在其力作《中国都市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和发展，一八九O-一九四九》一书中，他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对济南城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作了全面的描述和细致的分析。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近二、兰十年来第一本对中国一个大城市的经济发展、都市化进程、社会历史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充分审视的著作。
对于选择济南作为研究对象，作者是颇费一番心思的。他认为诸如上海、天津、武汉这样的口岸大城，不仅其经济完全受外国人控制，而且有许多租界地，连司法行政等权都直接由外国控制，与外国的经济联系较之内地更为密切。因而更近于殖民地社会，很难作为近代中国城市的典型，而某些依旧用“城墙”把自己围起来，与沿海经济，文化发展变化潮流几乎绝缘的“传统型”城市，也无法反映近代中国的都市化过程及其与农村的新关系。济南则由于运河及位于铁路枢纽的联系，不但与口岸城市保持较密切联系，在城墙之外开辟了由中国人控制管理的商业区，且又保持了传统的与内地的联系。除抗战八年外，近代济南一直都在中国人控制之下，始终是山东省的政治、行政中心。所以，作者认为济南的变化最能反映中国人企图沿着西方都市化进程来建设、管理城市的努力。在把济南与青岛、福州长沙。苏州、无锡、宁波、杭州、重庆、成都、西安、开封等城市作简略比较后，他认为“在这些城市之中，济南是把经济政治中心与外国既有某种接触又能逃避其直接统治结合起来的最佳者，这种结合应能导致工商业及政治和社会按照古典的十九世纪模式迅速发展。”
鲍德威把近代济南划为六个阶段来研究：十九世纪末期，清廷一九OO年“改革”后十年，民国前五年，一九一六一九二六年军阀纷争的悲惨岁月，南京政府统治阶段，一九三八-九四九国际、国内战争时期。他认为经济的变化，军事的纷争，外国的影响等是对近代济南影响最大的三因素。无疑，近代济南是沿着西方十九世纪城市模式演进的。在这一进程中，近代新兴的具有改良意识的士绅阶层，起了巨大作用。作者通过材料表明，几乎所有的近代化事业，如新式学堂、报纸、工商业、城市公益事业等等，几乎都是由新起的具有开明意识的士绅阶层举办的。饶有新意的是，作者对这批新的士绅进行了历史溯源，指出山东为古时的齐、鲁之地，而“齐文化”与“鲁文化”是不同的。从历史上看，近海的“齐人”多富冒险性，更多开放进取精神，因而闯关东、经商者多为齐人，而孔、孟的故乡均在内陆“鲁地”，故“鲁人”则相对守旧，更忠实于儒学传统，从政者厉来居多。历史上的“齐鲁之争”也延续到近代，执政者仍是鲁人居多，而鼓吹、举办各种新式事业的“开明士绅”却是齐人为主体的。而一旦面临尖锐的民族矛盾，“齐洲鲁”又往往联合起来抵制帝国主义浸略。作者认为“开明士绅”的兴起壮大，成为有一定力量的阶层，具有重要意义。他写此书的目的之一便是要廓清权力在中国的一八九O 一九四九年间是如何运用的，特别要表明其在一八五O年后的变化。“这一间题深入到对中国近代绅权本质和对这一特权阶层调整其传统的权力，使之适应一八五O年后中国形势变化的方式的长期争论的核心。”但是，开明士绅主导的近代化运动却不断受到军阀和德、日帝国主义的严重阻碍，终于未将济南演变为由资产阶级统治的现代城市。
袁世凯张宗昌、韩复集是济南近代史上的三位重要人物。从一九00年到一九一六年，济南始终在袁世凯的掌管、控制之下。抵制德国对山东的侵略，是袁世凯的主要政策之一。精明狡诈的袁世凯在济南城外开辟一完全由中国人控制的商业区，允许各国商人居住，特别希望借日、英二国之力以抗衡德国势力。这一措施加重了外国在济南的影响，为后来日本在山东的扩张埋下伏线，但也对济南近代化起了一定作用。作者客观地指出袁世凯在济南近代化进程中的某些作用，如兴办新式企业、新式军队、教育等等。虽然他的目的是为封建专制服务，但毕竟对济南的近代化起了一定作用。但冷酷无情的袁世凯一直把山东士坤牢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直到民国时代，济南的士绅阶层仍怯濡不堪，甚为软弱，屈从于军阀、官吏，不敢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连年军阀混战，使济南经济凋敝，到一九二五年“狗肉将军”张宗昌统治济南时，达到黑暗顶点，已无近代化希望了。而韩复榘一九二九年开始统治济南后，倒行逆施，竭力复古，一心模仿古代“清官”，不免突梯滑稽。
在对济南近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作了详尽研究之后，作者指出把十九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作为现代化目标的济南并未达到自己的目的。除去军阀的颟顸外，另一原因也不能忽视，即在近代化过程中，济南与农村的关系逐渐琉远。新式企业或以外国或以城市居民为对象，与农村几乎没有联系，更谈不上用城市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来为农业近代化服务了。这就使城市失去依托，丧失活力，这也是近代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通病。今天，这一间题尤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相对而言，济南在文化近代化方面的成就最大，如兴办了一批现代学校、报纸杂志，广播、医院、影院、照相馆等等。特别是培养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但作者在最后警告说：“仅有文化的现代化而没有相应的经济、政治发展，不但不是神祇福音，反而是不祥之兆，因为它剥夺了那些有现代文化的人对传统文化的控制，却又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个坚定的经济、政治基础，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整个中国才能变化。”
（David D Buck ：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一1949，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96PP.）
最后修改于2014-02-08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