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总是充满危险的。当把“50后”命名为“知青一代”时,就把人数更多的、根本没有资格当“知青”的另一群“50后”,统统由“知青”代表了。在“上山下乡”的年代,“知青”特指城市青年,而广大农村青年,人数比城市青年多得多,无论是否上过中小学、无论多有知识者,都不算“知识青年”,充其量只能算“回乡青年”。他们被“知青”代表,却没有知青的待遇,现在“知青”是从下乡起就计算工龄,而农村青年只能从到城市正式参加工作后才计算工龄。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得到充分表现的是“知青”,而不是“回乡青年”。作家路遥的“高加林”,一直形单影只。
由“知青”代表“50后”,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城市中心化形成的权力结构。无论是教育、社会、家庭资源和背景,城市占据绝大优势。同时还占据了“历史”的优势,这一代的历史以“知青”来命名,而广大“回乡青年”因此没有自己的历史。随着时间推移,“50后”现在终于走上最高层领导岗位,其中“知青”占绝大多数,不能说理所当然,却是势所必至。反过来,这又更加强化了“知青”的“历史地位”。国内国外,又开始聚焦“知青”,力图从此角度来揣度中国政治的未来,却也在情理之中。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从1968年秋开始的,城市青年从文革中被捧为骄子的“闯将”,突然被抛向农村,开始真正了解中国社会;与此同时,一句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最高指示”,又使文革中的红得发紫的“学生领袖”受到整肃。命运的陡变与对现实的了解,必然对“知青”的思想、心态产生深刻影响。迷惘、沉思、奋斗、颓唐各不相同。对许多知青来说,最具“启蒙性”的事情,是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时农村的真相。我是70年代下乡插队的,此前从先插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听说过农村的大饥荒,但当自己来到农村,亲耳听到农民的诉说,还是引起心灵的强烈震撼。历史往往要立“标志”,正如李银河所说,“九一三”是使这一代人开始觉醒的标志性事件。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与特殊的经历,使“知青”中的许多人在政、商、学、学艺界脱颖而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就。例如,改革开放之初,对农村改革起了相当重要作用的那群被戏称为“农业党”的年青人,几乎全都有“知青”经历。现在,有一个流行词来形容这一代:“劫后辉煌”。
其实,“劫后辉煌”也是一个危险的命名。真正“辉煌”的,也只是知青中少数的少数,大多数知青,老大不小甚至拉家带口才返城,做最苦最累最无知识含量的工作,收入菲薄又早早下岗,不少人还因突然“挤回家”而引起家中矛盾重重这才是“知青”的大多数,但是,也被少数的“辉煌”所命名、所代表。
(载《南风窗》2013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