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秋季新莫干山闭门研讨会”（9.12日）发言
我说几句。我们评估经济政策确实也要有一个逆向思维。逆向思维基础就是“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郭）凡生讲的，（黄）江南讲的这些好牌，我都不否认。我们现在讨论“稳增长”，从我们内向型中小企业的角度，感觉哪些政策不是那么让人舒服？说这么几点。
第一个，“经济整治运动化”已经搞七、八年了。有的数据统计，一轮一轮不停的运动式折腾，波及了1000多万个经济实体，10多万亿的损失；还有国企和政府赖了民营企业10多万亿硬不还。民营企业你觉得过得好吗？我觉得过得不好。我有两个群，有2000多个民营企业家，没有一个说好的，没有郭凡生那么乐观。
稳增长，当务之急，是从“整治为中心”回归到“发展为中心”。经济调整和稳长不能靠折腾，不能老搞运动式行政强制干预。
第二个，我们产业政策执行是不是有偏激的地方？高科技要发展，高科技和传统产业是不是对立的呢？上海要发展高科技，把钢贸物流全砍了，结果上海现在的建材物流没地方堆，没物流场地了，那么传统企业怎么发展呢？
高科技可不是种萝卜养兔子，您说有钱就能砸出来一窝，它需要多少年的人才培养。我们培养篮球，培养足球几十年了，还是那个样子。说高科技一下子就超过美国，是扯淡。另外高科技，毕竟就业是少数精英，强行淘汰传统产业，那95%的从业者怎么办？包括说到农业，你们都说大好形势，你们去南方看看，山地至少荒芜了60%。没多少人种地，你还说农业形势大好？
我去闽北看，当地政府说我搞高科技，我搞创新科技园，因为传统企业已经整没了。我现在弄一个网购电商园区叫高科技。投资和企业数据可以调变，因为现在注册资金也不需要实查，所以政府帐面都非常好看。企业死了的他不算，他算活的，新注册一个网购企业很容易的。企业看起来新增很多，其实实体企业跨掉得太多了。
高科技应带动、服务传统企业升级发展。许多地方“腾笼换鸟”，把传统经济都灭了，以提高单位土地GDP、税收。把大批实体经济整跨了，经济、就业率反增长？大盘，不可能。
第三个，对民营企业要素供给约束过紧。我们讲实体企业，基本上是民营企业。“民企”的财产位置叫“无根木”，就是我们（民企）所有的资源要素都不是自己的。改革开放没有放资源的公有所有权制，只是放了“用益物权”，这个“用益物权”的取舍又取决于官员。比如说我（民企）是一棵树，土地是我的土壤；我没有土壤。政策是我的阳光，没有阳光也不行。货币是我的空气，我没空气也不行。那么这些资源都掌握在各级政府，由各级官员掌控。不是在企业自己手里，给你是极有限的；收回权也是不允许你法律申诉的行政绝对权。实体企业生杀予夺，往往取决于取决于资源所有权人的驱利性好恶；而不取决于市场平等竞争。这也是贪腐泛滥之制度性根源。
这番大整顿，对“无根木”群体就有很明显的损害。明明这个原政策合法的猪场、鸡场、猪圈，他说你不“合法”或者“不合规”，――就是各类行政之规，我是乡镇政府都能自定。就封了，停了，拆了。停产、拆违，以前法定是县及以上政府批准执行，现在如北京，下放到乡镇，乡镇下放到“综治办”，“综治办”下放到执法队，执法队下放到临时工。谁都可任性关、停、拆、灭实体企业。执法权一旦泛滥，假公权为非作歹，后果很严重。更可怕的是地方行政权无视国法、不受国法约束。
在北京，我自己亲历，镇“综执办”执法队两个临时工拿个白条，就封我工厂两年多，停产损失2千多万。官司还没打前，法官就哄劝：敢得罪镇政府，还不整死你们？官司打赢了，没用。因为这是上级政府让他们干的，索赔没意思。
近年来，中国各地每时每刻，都在“整治”旗帜下关停拆实体企业，已成新常态。背后有巨大利益驱动着政府和官员。讫今，全国没有一级政府、一名官员，由于滥用公权严重侵犯私权、严重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物力，被行政、法律倒追责。反而谁诉得快、拆得彻底、拆得无成本，谁倒被上级鼓励、表彰。现在有两种政策，一种是逆改革、 从姑息放纵薅“羊毛”，到“鼓励屠羊”；另一种维改革，又企图使营商环境法治化。前者有硬指标考核，是真刀真枪的干；后者没有督执行的平台和配套政策、法律，政令不出“中南海”。党权，行政权，司法权，一不敬畏人民，二不敬畏国法，还是“良治”吗？
资源要素是控制在政府手里，但是你不能太任性了。所以企业为什么恐慌啊，公权太任性了！或纵容、鼓励或约束不住！近两年，中央发了不少文件，涉民企财产保护的，没有一条真落实的。甚至没有颁布追责公权滥用的法定程序。
自古“有恒产者有恒心”。改革若不在产权制度上有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法律创新上的大突破，让民企从“无根木”转变为“有根树”.，形成狂风吹不倒的大森林，中国经济大盘就难以“江山永固”。
第四个，我们有没有建立起让民营企业家免予恐惧的权利的这种制度环境？没有。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对民营企业财产和民营企业家人身保护有效的法律机制。我们讲产权平等，我查了一下，讲到现在为止都是有政策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就没有对公权滥用的问责。所以在北京发生那么多的大规模拆迁，没什么赔偿；逼死了那么多人，没人问！都不敢也不让报导出来。涉及无数平民百姓私权保护与公权任性的冲突，既没有行政法律纠错机制，也没有行政法律纠错平台。
这个社会经济秩序，可能有人觉得很公平，我觉得不公平。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私企权益保护问题不解决，发展要素供给机制不公平不解决，发起行政整治运动随意化的问题不解决，民企信心何来？前几年江西整治土葬，整治到死人头上去了，到处平坟，还到人家家里去抢死人烧，抢棺材烧，你的这种整治是瞎折腾，还是法治啊？
这几年，从安徽到黑龙江到江西到浙江，不少省市把大批畜牧业关了、拆了；又不解决补偿。不仅养殖场拆了，还以防污染名，把农民家里的猪圈都强迫拆了，说猪放屁是污染环境？究竟谁在污染啊。人还是猪？你让人家怎么发展养头猪啊。北京郊区那么多大棚、农业园，一声令下，都拆平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扰民侵民政策不调整，我觉得归根到底是失去民心问题。民心里面，核心是整治得民营企业家们多没有信心了，恐惧了，大家要跑。创新？现在是有钱的不敢干，想干的没钱。
（民营企业家）创业那时候你是无产者，无产者无所畏惧；你现在是有产者，有产者就有所畏惧。怕杀头、管制、关押、共产嘛。举两个很著名的例子，一个是顾雏军，一个是龚家龙，两个民企“大佬”旗下都曾有过百亿资产、几个上市公司。先找个茬抓起来。放出来无罪了，但是两人手里的几百亿资产没了，或被“公权”抢去了，或灭失了。没有“倒追责”法律制度。谁也不承担赔偿。这个问题不解决，老百姓干半天，钱给公家平空一下抢走了，或人给公家抓了；人放出来财产哪去了？没人追责。这已经成公权侵犯、侵吞私权普遍化的经典套路。
第五点，很多不当政策出在大国决策思维定位上，我认为发生了问题。我们现在叫强势定位。强势定位容易“其兴也勃焉，其灭也忽焉”，容易走向“极权专制”，历史上有很多教训。从秦始皇、项羽、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到成吉思汗王朝、东条英机、希特勒、萨达姆、卡扎菲都是前车之鉴。
其实我们共产党成功，是成功在自觉弱势定位，比如第一、二次国共合作，1949年民主联合政府，78年改革开放。遵义会议也是改变“强势定位”为“弱势定位”，才有长征胜利。我们党历史上有两次强势定位：1927年－1935年；1956年－1978年。都是过高估计主观能动性，过低估计了困难性、复杂性，盲目乐观，“速胜论”主导，结果栽了两次大跟斗，伤了大元气。反正强势定位就是不好吧，很容易导向“外争霸内称王”，导向“化友为敌”，“自我孤立”。弱势定位比较好，“君子豹变”嘛。
“君子豹变”，出自周易，革卦：“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豹变，原指豹皮颜色花纹，幼时毛色花纹不鲜明，随着成长，开始渐变，最后才斑纹鲜明，华丽蜕变。卦示：在大变革时局，不管占上位的霸主如何虎虎生威，雄霸天下，还是天下诸生皆唯唯诺诺，改头换面，以迎合上好；君子都要沉住气，象豹子那样，既看到自身实力的差距；又坚持自强和独立性，卧薪尝胆，审时度势，不自卑、更不自负、不盲目自大；既不争霸也不臣服；善“化敌为友”，不“四面树敌”。
建国前夕，毛主席提出两个“务必”，一个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一个是艰苦奋斗。“实事求事”评估，认真坚持这两条的执政共产党人，还有多少？没有这两条，执政党的凝聚力从何而来？
日本人评价安倍搞的内外政策，为“君子豹变”；战后德国也类似；邓、江、胡时期，政策“刚柔相济”，讲团结，讲民主，也是“豹变”。二战，日、德都是走“虎变”路线的，都很快溃败了。
第六点，简略讲讲我归纳的“历史重大事件拐点周期率”。
中国自1840年－2017年的177年间，共发生19次大事件拐点。平均9.3年/次；建国后十次，平均6、8年/次。毛主席生前说，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要搞一次（大意）。实际讲的是“树欲静风不止”的社会历史波动性规律。有规律的周期发生，这就是周期率。周期律发生，不以个别领导人和执政党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把2017年修宪作为一个大事件拐点。我的预测：2025年前后中国会有大事件拐点发生。
中华民族复兴之途，只是成里长征刚刚走完第一步。这个自我地位，应作为大国一切决策的出发点。百年小康，二百年中富，三百年领潮，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炼好内功、奋力攀登，比急功近利，梦想一步登天，毕 千秋伟业 于一役的目标定位，要切合中国实际。
请诸位拭目以鉴。
（根据2019年9月12日在“新莫干山闭门研讨会”的即席发言、会议记录，本人略为修改补充整理）
新世纪10/19/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