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长假，整理抽屉，无意间发现了几张从父亲（李锐）那里拷来的几件老古董，已经全然忘记了什么时候放在那里了。随意翻看，就看到了这张父亲当年进入武汉大学时填写的“联保保结”。两个联保人，其中汤钦训，长父亲两岁，是父亲岳云中学的同学，两人一起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同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同是武大秘密团体青年救国团的成员和领导人，1937年11月底，早我父亲两年去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跟我母亲是航空工业部门的同事，汤伯伯成了我家常来常往的客人。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个十分谦和，甚至有些木讷的人，跟电影里演的那些英勇的革命者不大搭界。联保人邹雯，则从未听父亲提起过。不过从这张“国立武汉大学学生联保保结”表上看，应该也是父亲的同乡，是个同年入了武大化学系的年轻人。
再看联保事项一栏，赫然写着“愿联保李厚生确无共党嫌疑如有轨外行动自应随时报告否则愿甘连坐”。除了“李厚生”三个字是手写的外，其余均为铅字印刷，是表格中原有的部分。下面是两个联保人的印章，日期：中华民国廿三年九月十八日。可以确定，当年进入武汉大学的学生是必须找到两个保人，填写了保单，才允许入校的。
我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套用日下的新词，是五零后。我没有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国民党的坏没见过，国民党坏到什么程度，没亲身体会过，一切“国民党坏”的感受，都是从教育中得来的。我一向对那些批评父亲他们“一二·九”一代入错了门，走错了路的说法颇不认同，因为我所接触到的父亲的那些朋友：黄乃、汤钦训、黎澍、李普、于光远……都是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都是非常好的人。从感情上说，我觉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追求，与共产党初创时期农民群众的追求是非常不同的，他们加入共产党的动机不是寻求自身生存状况的改变，他们是舍弃了那时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优越生活条件，为了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自由，加盟共产党的队伍的。父亲总是对我说，他们当时对国民党实在是太厌恶了，所以对共产党的主张十分赞成，十分向往。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对共产党爱到了那个程度！找不到党，就自己组织个自发的支部，在从反省院出来的、去过苏联的甘禹民的指点下，自己编写入党誓词，自己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但是这些年，随着历史叙述的多样化，国民党当年令人憎恶的面目，竟然越来越让人看不清了，对父亲他们当年参加共产党美好的初衷，我似乎也不敢那么肯定了。直到看到这张“联保单”，这张父亲保留的当年进入武汉大学读书时所填写的表格，我才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摸到了“一二·九”一代人的脉搏。这张表是太让人忿恨不平了！一个追求知识的年轻人，在迈进授人学识的大学的门槛前，首先要向校方当局保证：我没有共产党的嫌疑，非但如此，还得拉上两个好朋友垫背，他们必须一要向校方承诺：“自应随时报告”——时刻准备着出卖自己的同乡、同学；二要向校方保证：万一所保的这个家伙不老实，参加了共产党或者是什么有关的活动，“愿甘连坐”——时刻准备跟着一起倒霉。将心比心，换了我，也会激起对国民党统治的满腔愤恨。
事情很巧，就在我发现这张联保单的几天前，2012年12月11日我在北京出差，父亲给我看了他应老年书画家协会的邀请，为十八大的召开写的三幅贺词。第一、二幅都是两句话，第一幅：政治经济同改革，科学文化自丰收。第二幅首句与第一幅相同，第二句为：宪政治国自富强。第三幅父亲抄了一段刘少奇的语录：“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页）。将国立武汉大学学生联保保结，与共产党的领袖刘少奇当年的义正辞严相比照，我算是真正地明白了，为什么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甚至如汤钦训伯伯、黄乃伯伯性格那样温柔、待人那样恭俭让的人，也会积极地参加“一二·九”运动，他的中学最要好的朋友文立徵（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原型），大学时的好友谢文耀（牺牲时是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的负责人）甚至为了共产党的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因为他们善良，因为他们正直，因为他们热爱自由、热爱民主、热爱中国，因为他们年轻而激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他们毅然做了这样的选择。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