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沪上遗痕 金桥晚霜——格珍给我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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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7年5月的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长周末,我们在家请了一些朋友吃烤肉,聚会上陈棣大哥讲了他们家结交了近二十年的丹麦老人格珍的经历。陈大哥问我:“怎么样,能不能写成个故事?”我说:“绝对值得写,特别是上海那段。不过我不行,从来没写过别人的事儿。”他说:“我这个人的聪明就是知道找什么人能做成什么事。这事就得你来。”陈大哥“赶鸭子上架”的手段实在太高,受了这么不露痕迹的“吹捧”,看来是非得当一回“勇夫”了。我答应试试。大概陈大哥怕我变卦,很快和老人联系了,约好日子,他和妻子沈捷一同陪着我和丈夫悌忠在6月16日这天拜访了这位八十八岁的丹麦老人。

拜访格珍

格珍牵着她的小狗给我们开了门。老人穿着一件T恤衫,一条蓝白条布裙,胸前挂着一串长长的玉项链,项链深浅相间的绿色与T恤衫上微含墨色的图案相配,随意中显出待客的郑重。在陈大哥的介绍下,老人握了握我的手。第一次见面,本来就多少有些拘谨,注意到老人没有给我一个美国式的拥抱,更让我不知道如何与她拉得近些。

老人住的是那种连体的、美国叫做condo 的很小的复式公寓房。一进门的左手是个敞开的小厨房, 走过短短的通道就是起居室,卧室和书房都在楼上。起居室内摆着饭桌、沙发、书架和钢琴,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可供活动的空间很小,我们一行就站定在起居室的中间。陈大哥大概看出了我一下找不到切入点,说:“格珍,你干嘛不先领着他们看看你的照片?”

“对,对。”老人似乎也很感谢这个提醒,让小狗在前面跳着,领着我们浏览起一楼陈设的那些相片,将她的三个儿女一一指给我和丈夫悌忠。老人的大女儿很多年以前就坐在轮椅里了,住在离她不算太远的另一个城市;唯一的儿子是个骨科医生,家离她也很近;只有小女儿生活在大洋的那一头——老人的祖国丹麦。从照片上看去,他们都有着典型北欧人那种浅色的、软软的头发,面庞也是北欧人的那种细腻的俊美。老人轻轻抚摸着镜框对我说:“我的孩子们都是中国上海人。”

从陈大哥口中,我已经知道她的三个孩子都出生在中国抗战时期的上海,只是没有想到这个丹麦老人会把她的孩子称作中国上海人,因此听了这话,一下子没转过弯儿。老人一定是看出了我脸上写着的疑惑,或许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她眨着闪烁着一些狡黠的绿色眼睛说:“按照美国人的习惯,生在美国的孩子就是美国人,我的孩子难道不应该算是中国上海人吗?”语调很有些得意。我一下理解了:“那当然,那当然!”拘束感顿时烟消云散,觉得与老人之间没有了距离。

格珍在圆饭桌上铺上洁净的桌布,拿出一套细细的淡绿色的瓷器,端出一盘显然是自制的果饼,又摆上一个沏着满满茶水的中国紫砂壶。格珍忙忙地张罗着,让人感到一种暖暖的情谊:“坐吧,坐下吧!”老人招呼着,又将杯子、盘子、纸巾逐一放在每个座位前,一种娴熟于心的顺序,手不抖、不颤。我和悌忠赞叹:“她哪像个八十八岁的人呐,看上去不过六十多岁!”

待格珍布置完毕,我选了她左侧的位置坐下,其他人也都自就各位。格珍让我们自己随意倒茶、取食果饼。趁悌忠架设录像机的空当,我给自己切了块果饼,不急倒茶,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想从头听你讲讲你的故事。说说你出生的城市、你的家庭,说说那个年代怎么会有人跑到中国做生意?你的父母怎么会放心你一个人‘千里寻夫’到那么遥远的上海去结婚?中国那时候对于你们难道不是一个‘远在天边’、‘天方夜谭’的国度吗?”

格珍笑了,有些“少见多怪”的意思在里面,双手摆弄着我放在她面前的袖珍录音机,款款地拉开了她八十八年人生的幕布。

七十年前的往事

丹麦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航海探险的国度之一。格珍出生的城市埃斯堡(Esbjerg)是丹麦西部一个港口小镇,那里的人们对远洋航海一点都不陌生。到格珍出生的时候,远洋航海对于小镇居民已经不是一项冒险的事业,而是一个令人兴奋和神往的职业,威德曼的名字因此早早地就进入了小格珍的心扉。在亲戚朋友的聚会中,她总是听到大人们充满赞赏地议论着小镇里那个名叫威德曼的少年。威德曼的父母住在丹麦的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属于德国领地,因此父亲被征入德军参战,死在前线。威德曼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在忧伤和贫困中得了肺结核,很快死去,祖父母将小威德曼接回到埃斯堡和他们同住。十六岁那年,威德曼只身横跨丹麦,到位于东岸的首都哥本哈根去投考宝隆洋行。宝隆洋行是一家具有皇室血统的环球贸易公司,她的旗帜是以丹麦国旗为基调的,这在丹麦是绝无仅有的荣誉。公司创建于1897年,拥有自己的船队,1900年进入中国。当中国的商业词典上还没有“物流”一词时,她就在中国创造了一连串的第一:最早在中国铺设了业务网络,最早为客户提供了“门到门”的送货服务,最早提供物资存储的增值服务,最早建立生意人才培训制度。宝隆的轮船从哥本哈根出发向远东航行的路上不断地装载从途经国家购得的物产,然后在航行中一站站地卸下、卖出一些货物,再装上另一些特产,再向前行驶,直到到达中国的上海。在黄浦江码头卸下咖啡、面粉、酒、生活品等等物资,之后装上中国的丝绸、茶叶、大米、古董……再一路卸货、装货……驶回丹麦。在每一个装卸港口的所在城市,宝隆都设有自己的机构,负责当地的清关、采购和销售业务,因此她需要大批的商务雇员。但是能够入选宝隆绝非易事,只有精明和充满胆识的人才会被该公司看中。尚未受到高等教育的威德曼敢于去叩宝隆的大门已经令小镇上的人匪夷所思,非但如此且一举中第,此事当年在小镇上的轰动不难想象,大概就跟我们现在哪个县里出了个高考状元差不多。公司看上了这个聪颖、刻苦的少年,哥本哈根总部对他说:你不要再上学了,我们会将你训练成一名出色的商人。就这样,一年后,十七岁的、意气勃发的威德曼被派往中国的上海,远离家乡,在宝隆公司设在那里的商务机构当上了一名业务员。那时从北欧到中国没有空中航线,人员的往返只能靠海轮或铁路,公司派往远东的职员每四年允许回丹麦休假一次,一次假期是半年。1933年格珍14岁,在家庭聚会上见到了第一次回乡探亲,已经长成为翩翩君子的21岁的威德曼。因为威德曼的母亲是格珍的婶婶的妹妹,有了这一份亲缘,格珍家得已邀请到这个小镇上人人夸赞的、前程无量的小伙子到家做客。

我问格珍:“你第一眼看到这个人人议论的、了不得的青年的印象是什么?”格珍“噢!”了一声,双手合在一起,扬起了下颚,眼睛神往地向天花板望去,似乎从那里可以望到天空:“你知道我们丹麦有一个风俗,姑娘会对着天上陨落的星星许愿。我那时候天天晚上在海边看着黑黑的夜空,等待着看到流星。我对每一颗落下的星星说:‘哦!让我嫁给那个小伙子吧!’”

没有料到老人会如此美国式地,毫无遮拦地对我们吐露了她少女时的秘密,我们四个人一起看着格珍那闪耀着幸福,因那幸福而变得年轻的脸庞,拍着手哈哈大笑起来,格珍也和我们一起朗声咯咯地笑了。此时的我,完全松弛了下来。

我问格珍:“那威德曼注意到你了吗?”

“怎么会呢?我还只是个毛丫头。”格珍随意地说。

可是摆在我眼前的格珍十四岁时的照片是那么的美丽。两条松松编织的长辫的尾梢优雅地散在胸前,清澈的眼睛纯纯地凝视着右前方的一个什么地方,线条柔软的双唇斜斜地向左边挑去,一顶没有任何装饰的草帽软软地压在头上,弯曲的帽沿好看地微微遮住一点点前额,在左眉的上方造出一块小小的朦胧的阴影,将格珍清润的脸庞衬托出一种超出十四岁少女的成熟的婀娜。我想威德曼一定是注意到了,否则怎么会在第二次休假时坚定地锁住了追求的目标。

眨眼间四年过去了,1937年的夏天,年满十八岁的格珍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她剪去了双辫,露出修长的脖颈,短短的刘海向上吹起,象牙般洁净的前额一览无余,鼻梁也长得俏丽笔直,双唇更薄了些,恰到好处地映饰着珍珠般的牙齿,双眸深深藏入眉窝,那里流溢出的涟漪,足以令任何年轻人心醉。而且此时的格珍人也成熟了,她已经离开了丹麦,在英国的一所大学读家政专业。

格珍在暑假里回到家乡小镇,恰恰威德曼也从上海回来探亲。格珍不再需要在家庭聚会中偷偷窥测那翩翩少年,两个年轻人频频在这里、那里的晚会中相见。威德曼与其他青年不同的是总是开着一辆租来的汽车,经济的独立给了他与众不同的自信。晚会上他似乎没有显露出对格珍的特殊兴趣,格珍也矜持地抑制着那份梦寐以求的期盼。直到一天晚上威德曼径直走到格珍面前:“我可以用车送你回家吗?”

我毫无顾忌地瞪大了眼球直朝格珍脸上盯去,格珍含笑看着我说:“我没有任何犹豫地坐进了他的汽车。”

两个人似乎一路都没有找到太多的话题,快到家时,格珍问威德曼:“中国的上海是个什么样子?”威德曼笑了:“你干嘛不嫁给我,自己去看看?”

格珍冲口而出:“我愿意嫁给你。”似乎害怕自己迟疑一秒钟,这个机会就永远不会再来,浑身战栗得像被电击中了一样。

格珍看着我瞪得更大的眼睛说:“我是不是太傻了?我当时就是那么傻。说完了,我就跳下车,跑进家门。”

“回到家里我把自己关到屋子里哭啊,哭啊。”

“为什么要哭呢?这不正是你日夜向往的事情吗?”看来我也不聪明,问出这么个傻问题。

“我不知道,就是不相信,就是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

“你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了吗?他们怎么说?”我立刻想到30年代的欧洲还是保守的,很想知道格珍父母对这个会将女儿远远带离自己身边的请求的反应。

“他们说我太年轻了。”有些不出我的意料,“所以我就告诉威德曼:‘我答应嫁给你,但是要等到你下次回来,我22岁的时候再结婚。’”格珍像个好女儿那样静静地说:“然后我就回英国上学去了。”

威德曼哪里肯得寸而止,立即展开了“进尺”的攻势。他不断地给格珍写信,不断地诉说他的思念,诉说他急切要娶格珍的心情。最后干脆追到了英国,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个旅馆住下,开始了耐心、坚韧的说服工作:“你既然已经答应做我的妻子,干嘛还非要上完大学呢?宝隆公司不允许自己驻外雇员的妻子在异国他乡工作,你继续学业不过是浪费时间。别上学了,让我们在一起吧,让我们快些在一起吧!”

在半年假期届满返回上海之前,威德曼终于如愿以偿:格珍答应了他的求婚,愿意这就嫁给他。威德曼立即安排了未婚妻去哥本哈根公司总部面试的日期。

我不解地问:“怎么你们结婚还要公司批准?”

格珍回答说:“当然了。宝隆公司对自己雇员的婚姻要求十分严格,绝对不允许他们和品行不好的姑娘结婚。公司认为她派驻国外的雇员和他们的眷属代表了公司的形象,他们的行为不能给公司名誉造成任何伤害。”格珍接着问我:“棣(按:格珍只称呼陈棣的名)难道没有告诉你我给他讲的故事吗?”

我一下不知道老太太指的是陈大哥给我讲过的哪件事情。看着我似点头非点头的样子,格珍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宝隆公司的一个丹麦船员认识了一个从苏联跑到上海的犹太人的女儿,那个船员爱上了这个俄罗斯姑娘结婚,想和她结婚,公司就是不批准。这对有情人想绕过公司,结果丹麦领事也拒绝发给他们结婚证书。”听了此言,我想宝隆公司那时大概不仅仅是对“品行”有要求吧?

格珍这样标准的丹麦好姑娘当然顺利通过了公司的审查,公司告诉她:我们会为你安排好去上海结婚的一切事宜,公司保证将你安全送抵上海。

我问:“你一个人去上海不害怕吗?”

格珍说:“不,一点也不,我心中充满的只有兴奋!全家人也都为我高兴。只有我的钢琴老师有些担心,说:‘中国人吃大米,所以他们的眼睛都是细长、细长的,你在中国生出的孩子,眼睛也一定会是细眯眯的。’”

我们哈哈地笑了,格珍也笑了:“后来知道,当然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想起了1990年,我和女儿曾在一个德国朋友家住过将近一年,每当我们做米饭时,朋友的父亲也总会说:“你们吃米饭,所以眼睛是细长的。”看来这个说法不是那个钢琴老师的一家之言。

我又问格珍:“那你爸爸妈妈为你准备了些什么嫁妆呢?”

“丹麦没有送丰厚嫁妆的传统,不过我的父母确实送了我一些东西,你手里拿的就是呵。”格珍指了指我手中的茶杯。

我有些不相信地看了看眼前摆着的茶杯和托盘,又看了看桌旁其他人面前的茶具,我们正在使用的这套瓷器完整齐全、看不到一丝裂痕、一小点儿缺口,它们竟然会是格珍父母送给她的嫁妆?!那可是70年的岁月、万里的飘零呵!在大家的惊呼、赞叹声中,悌忠急忙左左右右地拍下一堆照片。我们不知道是应该赞美丹麦瓷器的精良质品,还是应该赞美女儿对父母所赠嫁妆的这份珍爱和呵护。我久久地、轻轻地转动着手中散发着幽幽淡淡绿色的小茶杯,似乎看到了格珍父母慈祥的面容。心中对自己说:不知道我的女儿将来是否会这样珍藏我们送给她的嫁妆。

待我们的情绪复归平静,格珍又开始了她的叙述。

远航上海

1938年的4 月21日,还差两个月19岁的格珍从鹿特丹港上了宝隆公司旗下一艘叫做“拉兰第亚”(Lalandia)的可搭少量旅客的货船。格珍说母亲病了,哥哥、妹妹都留在家中,只有爸爸和她任英语家庭教师那家的一对老夫妻在港口为她送行。她跳着脚,朝着岸上的人们频频挥手。

拉兰第亚号驶离了港口,岸上的身影渐渐模糊不清,最终和陆地一起消失在天际。那一刻格珍的心就像猛然拔去了软木塞的香槟酒,兴奋的滚珠泡沫一下冲出了胸膛:她将像丹麦的男人们一样去远航了,她将要去寻找那个她曾对着流星悄悄祈祷愿终身相许的青年……!

格珍如果知道两年后德国军队的铁蹄将踏上她祖国的土地,再一年之后1941年的12月会爆发太平洋战争,宝隆公司的中国雇员因此完全失去了与本土的联络,整整八年之后,在中国生育了三个“上海孩子”的她才得以重返故乡,她还会那么欢乐吗?我没有问格珍,但是直觉告诉我,威德曼一定没有告诉她一年前7月7日发生在北京的“卢沟桥事变”,也没有说同年的8月,中国军队就在他工作的城市上海与日本军队打了一场“松沪战役”。急切要娶到格珍的威德曼,实在没有必要用中国和日本正在发生的战争去吓唬自己的未婚妻。不是吗?宝隆公司的轮船照样往返于鹿特丹和黄埔港,宝隆的中国分公司照样可以从中国采购到大量货物,她的货物也可以畅通无阻地在中国销售。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与丹麦人能有多大的关系呢?

宝隆公司一路细心呵护着自己雇员的未婚妻,拉兰第亚号停靠的每一个港口,都会有当地宝隆公司的人上船接格珍,陪她到岸上玩个痛快。她觉得未婚夫供职的公司真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自己的未婚夫也一定十分优秀,公司才会对他如此地垂青。她什么也不忧,什么也不愁,尽情地享受着神奇的、色彩斑斓的航程。在北非的地中海小港司法克斯(Sfax),——古罗马帝国的“面包篮”,她在沙漠中参观了一个古罗马斗兽场遗址,遗址旁边只有一些穷困的阿拉伯人的村庄,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繁荣,但那巍然耸立的废墟依然引发人怀古的幽思。穿过苏彝士运河进入红海后,苍穹间缀嵌着的亿万颗星斗,将海面映得如晨曦般明亮;欧洲的星星从来没有这样的大,欧洲的星星也从来也没有这样的亮过。船在阿登港(Aden)加油时, 格珍还上岸看了场露天电影《王国的钥匙》。夜空黑得没有一丝杂色,象一块巨大的缎子笼罩着天宇,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沙漠,万万千千的沙粒静悄悄地睡着,无声无息没有一点声响,空气清新的让格珍几乎醉去。进入印度洋之后, 格珍天天在甲板上观看飞鱼和海豚在船尾从深蓝色的海水里一跃而起、嬉戏欢闹,紧紧追赶着拉兰第亚,不肯落后一步。在锡兰,格珍觉得自己终于走进了古老东方的大门,她从未见过的棕櫚树和那些说不出名字的奇异、绚丽的热带植物将海岸边的山丘覆盖得严严实实。

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之后,格珍第一次踏上了真正意义上另一种国度的土地,拉兰第亚号靠上了马来西亚的吉隆波港。宝隆公司的当地经理到码头迎接船长,将格珍和船长一起作为贵客邀到自己家中。格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房子,如果可以称作房子的话:屋体是用草编成的薕子搭成的,没有窗户,只有一处的草薕是活动的,可以向上掀起形成一个通风口,屋顶房脊上吊着一个用棕榈叶编的蒲扇,仆人用绳子拉动使屋中的空气得到流动。第二天,经理的夫人带格珍出去游览,乘的是人力车,格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交通工具。车夫把扶手放在地上,格珍小心地迈上去,刚刚坐稳,车夫就端起扶手飞跑起来。猝不及防的格珍吓坏了,一个劲儿地喊:“不要跑呀,不要跑呀。”她越喊,车夫跑得越欢。格珍看着车夫的汗水如涓涓细流顺着古铜色的脊梁流淌,心中十分地不忍:“我不着急,不要跑,不要跑!你慢慢走,慢慢走!”

“那个车夫一定以为我特别可笑,一定以为我是个疯子。”格珍仍为七十年前自己不知所措的那一幕笑了:“后来到了上海看见满街跑的黄包车,才知道就是要跑,哪里有走着拉车的。”

我问:“到上海以后再坐这种车就不害怕了吧?”

“不,不。在上海我一般都骑自行车,不坐黄包车。”格珍认真地说。

我理解格珍这个兽医家的女儿是不会习惯坐这种本应用马拉,而实际却由人在拉的车的。

拉兰第亚号到达新加坡后要掉头去曼谷,格珍随宝隆公司航行的旅程到此结束了。船长告诉她,她将换乘一艘日本轮船,先到香港,然后就到达目的地上海了:“你就要看见日本猴儿(Japanese Monkey)了。”船长的口气里含有明显的鄙夷。

拉兰第亚号的司务长亲自领着格珍上了日本船马罗号(Maru),将她送到居住的船舱,认真察看了舱里的陈设,拍了拍睡床,嘟囔着:“太硬、太硬。”十分不满意而又无可奈何地走了。他走后格珍才发现,司务长给她留下了大包的巧克力、丹麦火腿和其他食物,这些食品一直到格珍结婚后很久才消耗完。

“我已经是公司的孩子了。”格珍开始渐渐地明白了一些宝隆的文化。

格珍只说日本船果然很不舒适,虽然比拉兰第亚大很多。对在日本船上的生活,她没有一句评论。

马罗号在香港停泊的那几天,格珍被接到宝隆分公司经理的家中。香港丘陵起伏、郁郁葱葱,黄昏中,坐在分公司经理位于半山的宅第阳台上,一边喝茶,一边欣赏着维多利亚港湾的夜景,港口里飘泊着许许多多的小帆船,船上人家正在做饭,一缕缕炊烟袅袅地从船尾散向空中。“真是美啊!”格珍用手在胸前作着波浪起伏的手势,令我记起了在香港仔湾有过和她同样的感受。不过想来,七十年前从半山俯瞰下去,没有摩天大楼的遮拦,那景色一定是更美的。

最让格珍心仪的是香港的商店。她在那里为自己挑选了结婚的礼服,是一条粉色带着美丽的花边的拖地长裙,细小的纽扣从领口一直系到下摆,领口是方的,不高不低,留出一条项链的位置,短短松松的袖子,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光泽丰满的胳膊。她还为自己买了两条做客穿的裙子,后来在上海穿着它们,格珍引来多少羡美的眼光!

心满意足的格珍再次返回马罗号。1938年6月5日这一天,在一片兴奋嘈杂的人声中,格珍随着突然激情洋溢的旅客们一起涌上甲板,她看到了深蓝色的海面上涌动着一条棕黄色的泥流,顺着泥流的方向看去,那里的海面上一条、两条、三条……出现了越来越多、张扬着橘色风帆的中国船。格珍意识到:上海近在咫尺了。在一条日本驳船的拖曳下,马罗号缓缓驶入黄浦江,格珍看到两岸平坦的三角洲蒸腾着淼淼的暑烟,白色雾气后的景色徐徐袅袅看不清楚,一阵无以名状的恐惧突然袭来,慑住了她的心:“我在做什么?我怎么会跑到这里来?我不认识这个国家,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国家呵!”与她比肩站着的是一个德国小伙子,可能感受到了她的异样,问她:“你一个人跑到上海来做什么?”“我要在这里结婚!我要使我未来的丈夫快乐!”格珍立刻镇静下来,不假思索地回答。小伙子默默看了她一眼,掏出纸笔,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说:“一旦你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请和我联系。”格珍已经顾不上再和他多说什么了,她看见了高大英俊的威德曼。

说到这里,老太太用双手紧紧地捂住双颊:“我那个时候真正地害怕了。我觉得自己真是个疯子,一个地地道道的疯子,做了一个愚蠢莫比的决定。再过两天,船下这个人就要成为我的丈夫,可是我根本就不了解他呀!”

我们齐声笑了,真切地感受到格珍当年的天真、不谙世事。我问:“你后悔过吗?认为自己找错了丈夫?”

“不,不。威德曼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丈夫。”格珍忙说。

“你还记得那个德国小伙子叫什么名字,长的什么样儿吗?他一定是爱上你了。”在大家的笑声中我又问。

“记不得了,一点记不得了。他一定长得不大好看,否则我会有印象的。”格珍不禁也笑了,“但是以后我确实常常想起到他。我想他一定会被征招回国的,可能死在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中了。……”我们的情绪一下黯然了。

我对德国小伙子的发问,打断了格珍连贯的叙述,待我要再捡起来,她的思绪已经到了坐进威德曼黑色的双人座福特牌汽车,驶入了上海的大街。我失去了她对两人相见的描述。不过格珍后来领我上楼,指给我看威德曼结婚那年的照片,一个太太帅气的男人!柔软的浅发是精心梳理的,向后背着,发蜡定住了它天生的卷曲,却并不让人觉得做作和不自然。宽宽的额头依稀现出几条浅浅的抬头纹,显出一种只有成年男子才有的魅力。左眼睁得略略比右眼大些,左眉微微扬着,还是年轻人的俏皮,深含进眼窝的右眼饱含着深邃的柔情。鼻子不是那种棱角分明的挺拔,与向上翘起的宽厚双唇相得益彰,给人一种笃厚和担待的感觉。照片中的威德曼身上的西装是深色的,看上去十分沉稳。格珍以前告诉过陈大哥,那天威德曼接她的时候穿的是一袭白色西服,手里捧着一束鲜花,跳板还没放稳,他就冲了上去,转瞬间就出现在甲板上,一下把她紧紧地拥到怀里,深深地吻了她。她第一次那么近地看见了他的眼睛,是棕绿色的。她后来常常奇怪,两个绿色眼睛的人生出的儿女,怎么会都有蓝色的瞳仁?

我能够想象出这一对散发着热烈青春气息的西方青年,一定是吸足了甲板上的眼球。威德曼的那一吻,也许让那个德国小伙子当场心碎,但必定抹去了格珍对未知前途的所有疑虑。

这就是上海

“你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我看到了战争。沿途街道被炮火轰炸得残破不堪,人们衣衫褴褛,孩子们面黄肌瘦。街道旁的窗户里冲出一股股噪音:叽里呱啦打架一样男人、女人的声音;一种西方人的耳朵听起来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叫般的歌唱;小贩的叫卖、黄包车夫喝斥挡了路的人的吆喝;铿锵的锅铲和铁锅的撞击声……;格珍觉得全世界的声音都涌到了上海大街。空气中弥漫着说不清楚的混合着垃圾、腐臭和做饭油烟的令人难受的气味,身体被一层潮乎乎、粘糊糊的湿气紧紧地包着。一次威德曼的汽车被拥挤的乱七八糟的人、车堵住,无可奈何地慢下来,一个老妇人趴到了车窗上,敲着玻璃:“Wantee small girlie?”格珍看到她背后远远的地方立着一个瘦小的姑娘。“总的来说,感觉糟糕透了。”格珍说。

后来,在马路上格珍看到了更多的苦难。四肢残缺的老人和孩子比比皆是,人们住在硬纸板搭成的窝棚里。生活稳定后,格珍与上海西方人中基督教的救世军有了联系,那里的人告诫她千万不能在大街上施舍,因为很可能那些乞丐们是被丐帮的头头们控制的。格珍又参加了丹麦妇女的慈善组织,帮助一些精神有问题的孤儿,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与中国女人生下的混血儿。孩子的母亲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生下来就把他/她像一只小猫一样扔掉了,这些孩子在上海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格珍痛恨有钱人对这些苦难的置若罔闻。她认识一对常年在船上生活的丹麦夫妇,他们沿着扬子江的口岸做生意。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在船上的生活不寂寞,竟然花了两个大洋买了一个中国女孩儿给她做玩伴。这个女孩子的脚是缠着的,虽然买来后就放了脚,但是脚趾已经变形,走不好路。那对夫妇给这个女孩子起名丽莎,一直像待小狗一样给她睡觉的地方,给她足够的食物,却从不教她读书写字。

到了上海格珍才知道,外国人是生活在租界里的,威德曼的丹麦同事和朋友们都住在法租界。法租界有为数不多的法国警察维持交通和治安,但更多的是越南籍警察,那时的越南是法国殖民地。上海早就被日本人占领了,西方公司的女眷都已经离开了上海,只有男人们在这里坚持工作。威德曼安慰她:“你慢慢会喜欢上这个城市的。”格珍说,她非常理解威德曼喜爱上海的原因:一个孤儿,得到公司的关爱,宝隆的上海商行就是他的家。在上海他有很好的工作,还交了很多好朋友,自然对上海有感情。可是从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出来的她,经历的是一个漫漫的“酿造”过程,一直到离开上海以后,回忆起在那里八年的生活,才让她逐渐醒悟到自己是多么地怀念那座城市,离开的时间愈久,这种思念就愈淳厚。

因为还没有举行婚礼,威德曼将格珍安排在一对丹麦夫妇家暂住。格珍记得那家的屋顶上挂着个大大的吊扇,呼呼转动的扇叶,丝毫吹不去空气中的湿气,汗闷在身子里发不出来,将人熏蒸得实在难受。

那晚,格珍睡在友人家一张大大的木床里。木床四周有四根高高支起的柱子,柱子间横架着细棍,撑起一张薄薄的帐子。透过帐子顶部可以看到那个呼呼昼夜不停地旋转的吊扇。格珍毕竟是累了,近两个月的旅行终于到了“家”,再不舒服,也早早地进入了梦乡。

清晨,格珍被轻轻的响动惊醒。睁开了眼,赫然看见一位身着挺括长袍,衣领一直系到下巴的中国男子侍立在门首。在格珍眼里,这个中国男人可以称得上英俊,两颊刮得光光的,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彬彬有礼,十分有尊严的样子。那男人托着一张巨大的银盘,看到格珍醒来,轻轻地走进屋内,将盘子放到桌子上,又同样轻声地说:“夫人,这是你的早点,请慢慢用。”

尽管父亲是丹麦有名的兽医,格珍家的生活并不奢华,如此精美的餐具她在家乡从未见过。银盘内除去瓷制的碗和碟子,整齐地、按着严格的次序依次摆着银制的刀、叉、勺子,盘中间银制的小托杯上端放着一枚鸡蛋,旁边立着小巧的、也是银制的盐罐、胡椒罐,放牛奶的容器、放糖的小钵和显然装满咖啡的壶也都是银制的。这真是一个与昨天格珍从港口到租界一路上看到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西方人的世界。

后来,格珍知道了那个送食品的男子叫“领班”,一般住在上海的西方人家中除了雇用这么个领班,还会再用一个做粗工的男人,叫“苦力”,洗洗涮涮的家务活或者带孩子,另有叫“阿妈”的女佣作。这些人不是上海的城里人,都来自附近的乡下,他们是没有假期的,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毫无怨言。偶尔会有家里人从乡下来探望,或者有妻子较长期地住在城里,但是不会在主人家过夜。他们唯一可以请假的理由就是家里有人病了或者死了人。格珍说她家的阿妈每次请假都会说祖母病故了,格珍笑着说:“我不知道她有几个祖母,反正她的祖母死了很多回。”条件好的家庭还会另雇厨子,否则领班兼司厨师。领班不但负责采买、统领一班佣人的工作,主人还将所有仆人的工资交给领班,由他分发。佣人们的分工是精细明确的,领班一般干的是伺候主人和主人的客人那些“上台面”的工作,他绝对不会去干打扫卫生、清理垃圾、搬动家具等等那些苦力干的粗活,如此就失去了领班的尊严。有那么一天,格珍的阿妈晾在平台铁丝上的衣服被风吹到了地上,领班和格珍恰好都在那里,衣服就掉在了领班的脚下。领班瞥了一眼转身下楼,叫来了苦力,苦力将衣服捡起重新挂在铁丝上。领班扎扎实实地给格珍上了一课:“等级的尊贵”。她真是庆幸自己没有弯腰去捡那几件衣服,否则自己在佣人面前将丢尽脸面。而苦力也决不会去帮阿妈干那些缝缝连连、洗涮浆熨的女人活,那样就丢了男人的体面。西方人家的佣人无一不是由别家或自家已经雇佣的仆人介绍而来的。格珍说,无论你家里需要个什么样的人,他们都会说:“太太不用着急,我去给你找。”登广告找人的事情是没有的。苦力如果干得好是可以升成领班的。格珍后来的领班王先生,就是在他们家从苦力干起,后来成了领班。格珍说:那些中国人真神奇,如果你们家突然来了不速之客,主妇慌了手脚,这么多人可如何来得及准备晚宴招待?领班就会跟你说:“不必着急夫人,一切都会安排好的。”他会立即动员主人居住公寓里的其他家的领班和厨子,各色食品会魔术般转眼之间进到你家的厨房,一顿丰盛可口的晚宴在不慌不忙,不动声色之中按时摆上了饭桌。

第二天,这家朋友的主妇带格珍逛了大上海。她们第一天逛的是亚提路(Yates),格珍记得那里有许多可爱的小商店,她零零碎碎地买了些结婚用的小东西。

“你哪里来的钱呢?是你父母亲给你的,还是威德曼给你的零花钱?你怎么知道中国钱的面值呢?”我好奇地问。

“威德曼告诉我买东西时只需告诉店主他公司的名字和他的名字,店家就会把我买的东西记下来,每月底店家将帐单送到宝隆公司办公室,由威德曼负责结帐。”格珍又补充说:“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都很少用钱,买东西都是用的这种赊账方式。店家从未记过滥帐。威德曼后来总说:‘与中国人做生意不需要合同,有了口头承诺就有了一切。我在中国做了那么多生意,没有写过一纸合同,从未有人赖过账。我的第一纸合同是在美国签的,也就是那一次对方没有照单付货。’”

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天方夜谭”!

格珍认真地说:“我丈夫离开中国后一直念念不忘中国人的诚信:‘我一辈子最相信的就是中国人,中国人从不骗人。哪怕只剩下一个铜板,我都会交给中国人。’”

我苦笑了,心中的慨叹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格珍结婚一年以后搬到了一个较大的公寓,是一幢公寓楼三楼的两层亭子间。格珍清楚地记着它的地址:Joffre街1218号。房主是个法国人。不过格珍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房租都是丈夫打点,仆人们的工资也是丈夫打点,丈夫那个时候的工资有多少,她都说不太清楚,总之,威德曼让她过的是一种万事不操心的日子。领班替她管家,苦力包下了家里一应俱等的杂务,有厨师做饭,有阿妈洗涮。格珍也懂得了用这些人的规矩:自己不能直接指挥苦力,要他做事,需通过领班安排,阿妈则可任由她使唤。

格珍和丈夫住在前边的房间,那里有起居室,客厅、饭厅、书房、睡房、浴室和卫生间,这些房间的尽头有一个小过道通公寓的后侧,佣人们住在后边。他们只在干活的时候过到前边,从不打扰主人的生活。主人在饭桌上聊天,或者家中有客人来聊天,或者主人夫妇发生了口角,他们从不插嘴,从不事后发表意见。他们和主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严格守护着两个不同世界的边界。

我不禁好奇地问:“你和佣人们是如何交流的呢?用英文还是用上海话。”

格珍说:“他们都会说英文,但是他们的英文很奇怪,比方说,一切都是有归属的,什么名词的前边都要加上一个belong。譬如:我的女儿,他们会说girl belong Missie.;我的丈夫,他们会说man belong Missie.;厨房的刀子,他们会说knife belong kitchen。”我想,大概这些佣人把belong当作of 用,在他们看来谁“的”什么人,哪里“的”什么东西,不如用belong——属于谁,属于哪里来的更明确和毋庸置疑。

“再比方,什么词后边都会加一个side。譬如:topside,downside,homeside,下雨叫too much water come downside。”我想,如果格珍懂中文就不会奇怪了,因为中国人会说“上边”,“下边”,“家里”,至于下雨,当然最形象的说法就是“太多的水从上边掉下来了”。

上海人将这种自创英语称为Pigeon English(洋泾浜英语),可我却真是佩服这些没有文化的乡下人的聪明才智,能将中英文合璧简化到如此自己易记、主人能解的程度。了不起的创造!

格珍说这些乡下人聪明得不可思议。他们不识字,可是不管多么长的西餐食谱,你只要教厨子一次,他就记住了,下次再做保证一丝不差。领班上街采购,不管你让他买东西的单子有多长,他都会一件不漏地给你买回来,并且一样样地将帐报给你。格珍说有这些中国人比着,觉得自己不能显得太笨了,就也下功夫训练自己的记忆力,上街买东西决不开单子,一定要把每样东西的价钱用心记下来。她后来到了美国,美国朋友总是惊讶于她记忆力之强。格珍说,他们如果见了那些不会写字的中国人,不知要诧异到什么程度。

在威德曼和格珍布置新居的时候,格珍对中国人的聪颖和智慧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给领班介绍来的木匠看了一张意大利复兴时期雕花书桌的照片,这个木匠不但照图用中国的茶木做了一张几可乱真的书桌,还凭感觉配了一张椅子。哇!

我对这些在西方人家工作的“乡下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问格珍:“除了干活,他们不和你说说家里的事情?”

“不,从来不。只有我家的阿妈跟我的孩子们唠叨她的故事,但那是唯一的故事。每次她给孩子在浴缸里洗澡,孩子不听话,在缸里玩水,阿妈就会说:‘阿妈有一个胖儿子,阿妈的胖儿子在船上玩水,一下掉到水里就淹死了。’”

“‘阿妈有一个胖儿子,阿妈的胖儿子在船上玩水,一下掉到水里就淹死了。’下次她还会这样讲,这个故事反反复复地讲,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老讲这个故事。”格珍说。

我心中黯然:万事不愁的格珍呵,你如何能理解阿妈心中的苦。我想起我们家的老阿姨。日本鬼子占领了武汉,在逃难中她的丈夫过了桥,桥被炸了,把她和儿子留在了日本占领区。阿姨领着儿子给人帮工,儿子四岁病了,没钱治,就死了。格珍的阿妈看着格珍健康愉快地生活着的孩子,怎么能不时时想起自己死去的孩子呢?她一定是渔民的老婆,大人们在船上忙于活计,将孩子一个人丢在甲板上玩,一不留神孩子就掉进水里了。

格珍说她的阿妈对孩子们很好,她请她和孩子们睡在一个房间里,阿妈很惶惑地说:“夫人这可不行,我身上不干净的,有臭虫。”格珍同她一起走进她的房间查看,阿妈使劲地拍拍床板,就有臭虫噼噼啪啪地掉到地上。

我问:“你为什么不帮她打打臭虫呢?”

“那是她的生活,我怎么能够干涉?”格珍说:“我家原来有一个厨子患了眼疾,他老是去看中国医生,脖子上常常被掐出一块块的紫色,也不见好。我就告诉他应该去看西医,我会替他出钱的。我说了一次又一次,他就是不肯去,后来他突然不辞而别了,从此我再也不干这种干涉佣人生活的蠢事。如果阿妈不小心割破了手,我会关心她,让她不要干活了。如果我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她也会拿起我的手察看,心痛地说:‘夫人好可怜啊!’男佣若生了病,他们会对我说:‘夫人,给我一点阿司匹林好了。’我就给他阿司匹林,仅此而已。”格珍大笑着说:“德国贝尔公司一定在中国赢利不菲,因为不管得了什么病,他们只要阿司匹林,在他们看来阿司匹林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难道你和他们就没有更多的交流吗?”我追问,总有些不甘心,想更多地知道点儿故事。

格珍不高兴了:“年青人,我发现你和我生活在两个时代,你根本不理解我们那个时代的事情。要知道殖民地时期的文化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方决不能混到一起’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我们不会像现在的美国人一样,对什么人都勾肩搭背,热热乎乎。主人就是主人,仆人就是仆人。我们如果对他们过于亲近,他们会觉得自己失了操守;他们要是过于热心于我们的难处,我们会觉得侵犯了我们的生活天地。个人的问题自己去解决。”

我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粗心,全然忘记了格珍骨子里是欧洲人,不是美国人。但是老太太的一句:“年青人” ,还是让年过半百的我感到十分的受用,似乎也就抵消了问错话的尴尬。只是告诫自己:下边要掌握好问题的分寸,不可太过造次。

日本人来了,好日子没了

1939年的7月4日,格珍的大女儿出生了,替她接生的美国医生说:“夫人,祝贺你,孩子生在这么个好日子里。”格珍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会是个好日子,以后到了美国才知道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节。

初秋全家人第一次离开上海度假,去了日本。格珍对日本城市的印象不错,战争之中,保持得仍很干净,到处装饰得像花园一样美丽。女人们都身著色彩鲜艳的和服,彬彬有礼。男人们多著黑色和服,远不如日本女人们让人喜欢,一个个露出一副自以为是,粗鲁无礼的表情。格珍一家人住在长崎附近一个叫云仙岳的山上温泉旅馆,房间的地板上铺着竹席,收拾得清清爽爽。他们去山上玩,漫山的枫树,红叶遍野,在上海困了一年多的格珍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感到豁然开朗。她毫不犹豫地决定,下次休假还来这里。

冬天的时候,他们全家又去了日本。时隔仅几个月,在长崎过夜,旅馆里竟然没有热水供应了,也没有取暖的火,吃饭的时候,他们冻得连刀叉都拿不住。离开日本的时候,人人要查大便,说是预防霍乱。威德曼聪明地将女儿的大便分成三份,蒙混过关。但是行李的检查可没有这么容易,他们所有的箱子都被日本人底儿朝天地翻了过去,孩子的用物,大人的衣服,被那些脏手一件件地抖落开察看。这还不算,海关官员竟然要求他们交出身上所带的一切首饰。当那个日本人示意威德曼和格珍摘下手指上的结婚戒指时,威德曼终于忍无可忍,大声抗议起来。那个日本人对他的态度根本不屑一顾。格珍只好施展了女人的柔术,恳求那个日本人放过他们:“这是我一生中只能拥有一次的信物,求求你让我留着她吧。我们是丹麦人,不是你的敌人呵。”结婚戒指保留了下来,但是其他首饰被悉数收缴。看来日本人发动的这场战争,已经将自己的国家拖住了,能源短缺、物资短缺到了不顾脸面地开始勒索外国游客。

这次他们把阿妈也带去了。回到中国,阿妈一脸得胜者的笑容:“日本人以为他们的房子比我们中国人干净。哼,干净什么!说我们中国人有臭虫,他们日本到处是跳蚤!”

转过年,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格珍的生活。1940年4月9日德国人占领了丹麦,这是自公元985年丹麦形成统一王国后,第一次被侵略者踏上了她自由独立的国土。丹麦国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旗,丹麦人称她为“丹麦人的力量”。传说中,公元1219年丹麦国王瓦尔德玛率军对爱沙尼亚异教徒征战,在隆达尼斯战斗中,丹军陷入困境。突然,一面带有白十字的红色旗帜从天而降,天宇中轰鸣着一个声音:“抓住这面旗帜!抓住她就是胜利!”在这面旗帜的鼓舞下,丹军奋勇作战,转败为胜。从此白色十字红色衬底的旗帜便成为丹麦王国的国旗。而此时,丹麦的国旗被侵略者踩在了脚下。宝隆公司总部立即通知她麾下的所有船只停止返回任何丹麦港口,各自为战,以自己的智慧,以自己的能力,继续运营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丹麦通过欧洲大陆与中国相连的铁路运输也中断了,这意味着陆路邮递也不通了,威德曼所在的上海分公司失去了与总部联络的一切途径,全体雇员的薪金来源断了,陷在了上海这座孤岛里。由于丹麦政府没有组织武装力量抗击德国侵略者,日本人将在中国的丹麦人定义为“友好的敌人”。威德曼自此每当看到格珍无忧无虑的笑脸,就会说:“你根本不知道情况有多么糟糕!”格珍说:“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再也没有接到过家人的来信,我是多么惦念着他们在德国人统治下的生死。难道必须因此而每天愁眉苦脸吗?日子总要过下去呵。”

这年的夏天,他们一家还是出去度了假,当然不会再去日本,他们从上海乘船去了青岛。这次旅行的经历令格珍终身不忘。在青岛下船之前,上来了日本医生,又是要预防霍乱,检查大便。这次再没有蒙混过关的机会,日本人把所有西方旅客赶到一个大船舱,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当场脱下裤子,转过身去,蹶起臀部,一个日本人拿着根细管子挨个儿插进肛门取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侮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野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卑鄙!!!

老太太说:“1988年我去中国旅游,看见很多中国人和日本人做生意。我问他们:‘日本人当年那样对待你们,你们怎么可以和他们做生意?’”

“那些中国人说:‘可是,和他们做生意可以赚钱。”老太太看着我们,摇了摇头,又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又叹了口气。

我什么也答不上来。我原来在中国使用的家用电器都是日本货,尽管我对日本政府深恶痛绝,可我还是使用它们。可庆幸的是,现在中国的电器从电视机、电冰箱到洗衣机,全比日本的便宜、比日本的适用,大家都在使用国产货了。我想格珍如果再去中国,是会看到这些的。

1941年12月8日凌晨5点,格珍和丈夫被一声巨响惊醒,旋即一切转归静寂,他们以为只是个炸雷。8点钟起来打开收音机听无线电新闻,才知道日本人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军舰给炸沉了,并且冲上了美国军舰威克号,威克号的船长不及发令还击,已经成了日本人的俘虏。随后又从广播中知道,前一天日本人突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日本人进入了法租界,把住在法租界的西方人的汽车收走,砸扁了运回日本造炮弹。威德曼早已不能开车上班了,因为根本没有汽油的供应,他索性把车卖了,因此躲过了这一劫。但是,他们终未逃过更彻底的劫掠。有一天日本人冲进他们的家,拆去公寓内所有的暖气片,也拉回日本造炮弹了。格珍终于明白,战争这回是真地到了自己头上。

宝隆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经理决定将公司库存的货物全部出手换成现金,分给公司的雇员们,让大家各自设法生存下去。威德曼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他对经理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很快就会有可怕的通货膨胀,钱将迅速贬值。我们应该保存下这些货物,量需而出,每月卖出一些货物,只要得到的钱够用了就行。有这些库存的面粉、棉籽饼、丝绸,我们一定能够熬下去。威德曼坚信这场战争不会拖得太久了:德国军队深入苏联腹地,日本人在太平洋向美国人宣战,轴心国的战线已经拉长到快绷断的地步,他们的末日不会太远了。威德曼的头脑显然超出了他的顶头上司,经理全盘接受了威德曼的意见。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多么英明的决定!格珍保存完好的旧帐本上记着:1938年36个鸡蛋,2元; 1944年一个番茄酱罐头,17000元。

一天威德曼抱了满满一箱威士忌回家,格珍惊叫起来:“你疯了!花这么多钱买这样一箱没用的东西回来!”

威德曼说:“酒是战时最好的投资,你等着看吧。”

格珍后来对威德曼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有了第二个宝宝、第三个宝宝之后,就是靠了这些酒,给孩子换回了奶粉。到了1945年要用小车推着纸币上街买东西的时候,威士忌也一直没有贬值。

我不禁好奇地问:“什么人在那个时候还有钱买酒喝?”

“日本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呵,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威士忌可以$50卖给他们。”

威德曼每天骑着自行车到设在英租界广东路上的办公室去上班。上班的内容就是如何销售和销售哪些库存的物资,如何将销售所得收入和库存的食物分配给公司雇员。相对来说,他们的日子比英国、美国和荷兰籍的朋友们要好多了,他们的一些在英美烟草公司工作的朋友被日本人抓进苏州的监狱,威德曼他们的工作因此又包括进给这些朋友筹措食品衣物,设法给他们送到苏州去。

格珍的生活也变了,她每天一早起来就要到处打探消息,看看哪里有黑市(black market),哪里能买到什么东西,然后就骑了自行车去找。格珍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她说:“尽管大街上到处都是乞丐,很多人就横卧在街头,可是我从来没有遭遇过抢劫,所以不害怕一个人出门。威德曼对我说,宝隆公司在南美洲工作的人会经常被抢,其实那里人们的生活比中国人好多了。”

格珍这样出门寻找食品,有时一骑就是一个多小时,运气不好还会扑空。为了怕自行车被人拿走,每天回来,格珍要将自行车抬到三楼的家中,她清楚地记得上下一次一共要走85级台阶,而那以前她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家在多少台阶以上。

我问:“黑市是什么样的呢?”

格珍说:“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他们怎么也理解不了什么叫黑市。其实黑市根本就不是一个市场,什么也不存在的。黑市是个无形的概念。他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什么地方,反正凡是能够用高价买到食品的去处,都叫黑市。”

我想了想国内三年困难时期,偷偷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在马路旁卖鸡蛋的农民,提着篮子悄悄叩一楼住户的窗户问要不要田鸡的孩子,我们在三线工厂时到老乡家用粮票换鸡蛋,在那时,这些统统都叫“黑市”,它们不是个什么固定的地方,更不是个什么市场。格珍对黑市的解释实在确切。

“有一次,我买到了一小小包花生米”,格珍将双手捧在一起,我看出就是两掌合在一起的那么大点小包,“我那天回家后高兴极了,因为圣诞节可以用这一小包花生给孩子们做花生饼了。”

佣人的尊严

此时,格珍已经在中国呆了三年多,早就了解了与佣人们相处的文化。还是在她刚到上海不久的时候,主持她和威德曼结婚晚宴的大北方电信公司的经理威尔逊先生就曾教过她:“如果你发现替你买东西的领班从中揩了油,你一定不能说穿,因为每家主人都应该容许这种‘揩油’,这是个不成文的规定。但是如果领班过于贪心,不是‘揩油’而是‘倒油’了,你就要告诫他,但是切不可说他中饱私囊,一定要给他留面子。有一次我的领班一个月报了七十磅的糖钱,这可是太过份了,我就拿出一块钱对他说:‘咱们家厨房一定是有了耗子,请去买一个耗子夹来。’以后我们再没有一个月吃去那么多的糖了。”可是到了需要格珍亲自千辛万苦地去寻找食品,每一个月的所得都要精打细算的时候,面子就实在有些顾不得了。

格珍先是想到公司分配和黑市上买到的食物必须要锁起来,使用多少拿出多少,不能由着厨子取。可是那时的上海已经没有地方去买柜子,想来想去,想到了徐家汇教堂办的孤儿院,那里的男性孤儿是学做木工的。她和威德曼跑了去,果然买到了一个大而坚固的柜子,配了把锁。吃烤肉那天陈大哥跟我们讲过这个柜子,进到老太太家,我第一眼就认出了它,只是不好意思刚进人家,就直冲过去细看。这个柜子就在我坐的地方的后边。这时我推开椅子站了起来,走到柜子旁问:“就是这个柜子?”格珍说:“就是它。”

我又问:“你把它从上海带回丹麦,又从丹麦带到美国?”

“是啊。”格珍说。

悌忠也凑过来好奇地细看这个古董。《三国演义》的连环画他小时候是烂熟于心的,一下就说出了下边两扇门上画的故事:左边是“长坂坡赵云救阿斗”,右边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老太太将两手一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上边的故事,你是第一个人,太有意思了。你一定要用英文替我写下这两个故事。”

临走告别时,悌忠给老太太递过去一张纸:“故事都写在这上面了,我的英文书写不大好,希望你能看懂。”这个认真的悌忠,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写的。

我们又回到圆桌旁,我说:“柜子上的锁没有让你的佣人们感到难堪吗?你这明显是不信任他们。”

“这有什么,在那种时候,主人锁上自己的东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噢,”老太太突然想起了什么:“有一次我取出两磅面粉、一磅黄油、半磅糖,请厨子做饼干。过了一些时候,我去厨房察看,看见桌子上只放着一小桶饼干,这令我十分地生气,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我又转回去,看见那一小桶旁边只又增加了另一小桶饼干。这下我忍不住了,对厨子说:‘两磅面粉,一磅黄油,半磅糖,怎么只做出这么一点点饼干?’厨子对我做了个手势:‘其余的从烟囱里蒸发了。’我气坏了,顾不上什么面子不面子了,直看着他的眼睛说:‘我不认为会是这样。你说呢?’”

我看着格珍,想不出厨子会再怎么回答。

格珍说:“他缓缓地回答:‘夫人,我想我是应该走了。’他脱下了围胸。我想他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因为他不能让我说出那个‘偷’字。他知道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我不会说的,可是那一天,我会说出那个难堪的字眼儿。”

“他走的时候跟你再见了吗?你后来又另雇了一个厨子?”我问。

“没有,”格珍想了想说,“我想我没有再见到过他。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以后我也没有再雇厨子,从那时起开始自己做饭,我已经不能够承受任何人再来楷我的油。”

实际上即使这个厨子不犯错误,不久后格珍也必须解雇他了。因为冬天来临,被日本人拆去了暖气的公寓冷得不行,其实有暖气也早就没有了燃煤供应,格珍放弃了使用其他房间,全家人搬进了一间屋子,在那里生了一个带烟囱的炉子。威德曼从公司的仓库里领出一些棉籽饼充当燃料,格珍就在这个炉子上做饭,兼顾取暖。后来格珍在公寓后侧的平台上,自己用木盒种上西红柿、莴笋和土豆,还学会了用黄豆磨豆浆,给孩子们补充营养。

“你的佣人们在那时候表现得怎样呢?越来越显得穷困?衣裳也越来越破烂?”我又问。

“不,他们一直与以前一样。领班的脸永远刮得光光的,长衫熨得十分挺括,苦力和阿妈的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他们总是神态安详,似乎战争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一直细心地保护着自己的尊严。”格珍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对了,为我丈夫公司看守仓库的都是中国人,他们知道仓库里存的都是市场紧缺的面粉、咖啡、绸缎,但是仓库里的东西从来没有失窃过。我和威德曼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诚实和忠厚。”

五味俱全的孤岛生活

那时日本人每月给他们一人供应一斗米,悌忠后来拍下了那只格珍珍藏的,她称作“斗”的量器,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斗”,我们所知道的“斗”根本不是那个样子。就是用那个斗,格珍领来每月的供应,将米分给佣人们。因为他们一家只吃面粉不吃大米。她送给佣人大米的时候说:“你一定不能光吃大米,一定要吃蔬菜,否则要生病的。”格珍说:“他们就是不听我的话,结果后来都生了口疮,牙龈流血。然后就跑来向我要那灵丹仙药阿司匹林,我真拿他们没有办法。”

我心里说:格珍呵,他们在那时候有大米吃已经上了天堂,“营养”这个词在战时中国老百姓的字典中是没有的。

1941年的圣诞节后,格珍一家词典中的“卫生”、“文明”也不得不改变了诠释方法。解完小手,马桶不再冲刷,只有大便之后,才冲。洗澡水是孩子先用,格珍再用,然后阿妈用,最后是威德曼用。错了,最后是马桶用!哈!晚上没有了舞会、聚餐,全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被窝里放一个热水煲,不脱袜子,带着手套早早入睡。耗子也成了家里的常客,而且是耗子精,威德曼和格珍用尽了诱惑、堵截,穷追猛打等各种战术奈何它不得,它能叼走老鼠夹里的那粒花生而毫发无损。一天,一个犹太人叩开格珍的门,向她兜售白糖,突然张大了眼睛从格珍的肩膀向室内看去,轻声说:“夫人,你房间里有一只大耗子。”格珍毫不在意地说:“没错,我知道。”犹太人直直地看着格珍的脸,不能相信:这年头会有人在家把耗子当宠物养。

格珍一家是幸运的,他们的一家丹麦朋友的男孩子死于狂犬病。大人们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只半死的老鼠,显然孩子是让老鼠咬了。

1944年上海的日本军营开始时时遭到美国飞机的袭击,日本人在租借区也用沙袋垒起了工事,战争近得伸手可触。炸弹是不长眼睛的,谁敢保证不会有一颗被误投到租界呢?留在上海的丹麦女眷们开始了战场急救训练,学习如何包扎伤口,如何用担架运送伤员。因为格珍此时怀上了第三个孩子,训练班就设在她的家里。

1945年的1月4日这一天,格珍感到不舒服,请求威德曼不要上班去了。威德曼说不行,他们要开会研究打井的事情。因为那时上海的供电、供水系统已经是一片混乱,公司计划挖一口井,存一些水,以防一旦断水、断电,大家还可以活命。格珍说,她一直无法习惯宝隆文化的这一面,觉得宝隆公司给她的雇员统统洗了脑,让他们永远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把自己的家庭放到第二。到了晚上,格珍感到情况不妙,赶紧叫领班出去找车。待车找到,威德曼也恰恰进了家门。黄包车夫拉着格珍和威德曼往德国医院跑。英国医生和美国医生早就离开了上海,格珍第三次怀孕后一直在一位德国医生那里做产前检查,这个医生是因为憎恨纳粹而逃出来的,医术好,人也善良。入暮的上海一片漆黑,到处是炮火轰炸的破砖烂瓦,一派死寂,车夫在路上飞跑着。到德国医院还要过一座桥,格珍在心里默默祈祷:“千万不要碰到轰炸,千万不要碰到轰炸!桥可一定要在,桥可一定要在!”她想着那桥要是已经被炸了,她就到不了医院了,就要死在路上了。幸好一路没有发生任何故障,到了医院门口,威德曼和黄包车夫开始“哇啦,哇啦”,格珍等不及了,说:“你在这里‘哇啦’,我自己进去了。”她走到电梯门口,开电梯的中国工人一看她的样子大惊失色,说:“夫人,你的情况可不好。”格珍说:“我是不好了,赶快。”工人挽扶着格珍进了电梯,到楼上开了门,迎上来的两位护士一个抱起格珍的双腿,一个架起她的胳膊朝产房冲去。五分钟后,一个健康的女婴呱呱落地。护士、医生不知道格珍懂德文,用德文生气地说:“真不知道她的丈夫是个什么东西,能够让太太这个样子自己走到医院!”格珍说:“不是的,丈夫和我一起来的,他正在楼下和车夫‘哇啦、哇啦’。”

“什么叫‘哇啦、哇啦’呵?”我有点猜不出来了。

“就是讨价还价呵!”

“呵,都什么时候了,威德曼不赶紧照顾你,还有心思讨价还价?!”我有点像那两个医生、护士一样气不忿儿了。

“当然要讨价还价了,哪能不讲价钱呢?”格珍没有一丝责怪丈夫的意思。“你不知道,那个时候在上海你要是不讨价还价,人家会以为你神经不正常,不会做生意。不管买什么东西,作什么事情都要‘哇啦、哇啦’,直到那个人说:‘赔了、赔了,这个价钱我赔了’,你就知道这个价钱差不多了。”

“你那边在楼上都生了孩子,他那边还要在楼底下‘哇啦、哇啦’?”我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就是要这样的,就是要‘哇啦、哇啦的’。”格珍极其认真地回答我。

我可实在佩服商人妻子对丈夫的理解和耐性了。

“你不知道威德曼多有意思,”格珍又说,“后来我们回到丹麦,后来又到了美国,在像Macy’s这样的大商店,他也跟人家‘哇啦、哇啦’,以为全世界都要遵守上海的规矩‘哇啦、哇啦’。”

我们不可抑制地哈哈地笑出眼泪。

“威德曼是用洋泾浜英文‘哇啦、哇啦’,还是用上海话‘哇啦、哇啦’?”

“当然是上海话了!”格珍不无骄傲地说。

“对了,我的大女儿也学会了‘哇啦、哇啦’。”格珍谈兴来了:“那天我和阿妈两人搞错了,她以为我接,我以为她接,结果我的大女儿从学校出来,左右等不来人,就自己拦了一辆黄包车回家。我正在家里着急,不知怎么办好,忽听楼下一阵‘哇啦、哇啦’。打开窗户一看,女儿正站在楼门口的台阶上,用一口流利的上海‘哇啦’一本正经地和黄包车夫讨价还价。我第一次知道女儿原来已经可以说上海话了。”

我们又是一阵“哈哈哈哈……!”

“我的小女儿可完全不行。”格珍对这个话题意犹未尽:“一次我回丹麦看她,路过一个中东人开的商店,她看上一个非常好看的茶几,人家开价1100元。她身上没有那么多钱,我说:‘没关系,我来帮你‘哇啦、哇啦’。她着急了:‘你哇啦、哇啦,要是来了别人买走了怎办?我得去银行取钱。’我就趁她走了的时候,开始跟店主‘哇啦’,心中打算讨到800元时,就买下来。好不容易谈到了900元钱,店主说要问一下老板。正在打电话的当口,我的女儿冲了进来,听到那人对着话筒说:‘我说要1000元,’下边接着的其实就是‘这个买主要出900元,您看行不行?’可我的小女儿一听到1000元,立即将钱递了上去:‘我这里有1000元’。待我们买了茶几出来,我这个生气啊,我说:‘我已经讲好了900元,就让你给搅和了。’女儿倒只顾得喜不自胜。我说:‘要个车回家吧。’她说:‘太贵了,我们坐地铁回去。’”

“你看,多花100元她都不在乎,现在又要省钱了。”

“我们两人像傻瓜一样抬着个茶几在大街上走,一路上人们直看我们。我只好放下茶几,坐在上边对那些人说:‘我腿脚不好,买了个条凳,走一会儿,歇一会儿’。”

这一下爆发的笑声一发不可收拾,直到肚皮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行了严格的新闻管制,格珍和朋友们能够看到只是日本人印刷的一种仅有一张纸的英文报纸,里面的内容总是轴心国节节胜利之类。威德曼从公寓的后窗偷偷将一条电线接到后街上一个更高一些的建筑上,充当天线,因此家里的收音机可以听到德里的广播,得到些同盟国的消息。1945年8月的一天,威德曼读着日本人印的小报,一目十行地看过正面就翻到背面,眼睛突然死死地盯在了只有短短四行的一条小消息上:“一颗原子弹落在了日本!”威德曼一下跳了起来,疯了似地摇着手中的报纸:“战争到头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将收音机调到德里的播音波段,消息被证实了!但是不是一颗,而是两颗: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三天后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美国对上海的空袭旋即停止,8月15日日本人在投降书上签字。

第一组美国人的吉普车出现在格珍所住的Joffre路的那一天,整条街的西方人全疯了,女士们、先生们全挤到沿街公寓的屋顶上,从那里把花、胡萝卜,所有能够找到的东西没头没脑地向美国人扔下去。

大批的美军很快登陆上海滩,大街上充斥着嘻嘻哈哈、无所顾忌、恣意欢乐的美国水兵。这些身穿白色军服,披着蓝条风肩的大男孩儿们开着吉普车满大街横冲直撞。格珍说,那些男人一定是快一个世纪没有看见白种女人了,看到她们那些欧洲女眷的时候,脖子伸得像乌龟,嘴巴张得像鳄鱼:“holy, golly…”。

上海滩又成了十里洋场、不夜城。饭店开了,俱乐部开了,舞场上第一次响起美国战争歌曲“当我和你吻别时,祝我好运”,“圣诞节我会回家”。美国大兵们搂着西方人的女眷们疯狂地舞着,有的人索性在舞场当中翻跟头,演杂耍,丈夫们乐得忘了嫉妒。饭店的老板抱怨,美国兵根本不会欣赏中国美食,他们就认牛排和苹果饼。

宝隆公司驻在中国别的城市的雇员和家属们陆陆续续来到上海,公司要派船来接他们回家了。上海的房子越来越紧张,这些人根本找不到住处,格珍的家成了“旅店”,每一间屋子都住进了一个家庭。几十口子人住在一起,孩子们在准备包捆家具的稻草袋子上打闹,大人们互诉各自家庭在战争中的经历,连猫呵、狗呵都跟着一起从这间屋子跑到那间屋子,疯得没了边。战争结束了,要回家了,还有什么可以浇去大家心头燃烧的欢乐呢?格珍说那几个月的等待似乎没有尽头,比八年战争还长。

终于回家了

1946年的4月,宝隆公司的蒙古号终于进港了。格珍离开丹麦已经整整八年,公司说:“把你们所有的家具,所有想带的东西都装上,回家!”一个英国人,为了得到格珍他们腾出的公寓,按当时上海实行起来的作法给了威德曼“拿钥匙费”——两根金条。虽然格珍可以把所有的家具都带回国,可是威德曼不过意,说人家给了我们太多的钱,我们还是多给他们留下一些东西吧。否则我们在老太太家看到的大概会是满屋的中国家具。

那一天终于到了。格珍望眼欲穿、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生怕永远不会到来的那一天终于到了——蒙古号要启程了,格珍真地要回家了。只有阿妈和威德曼到码头上给格珍和孩子们送行。威德曼还有些公司的善后事情要处理,要等下趟船回国。阿妈对格珍千叮咛万嘱咐:“宝宝太小了,要抱在手上,时时刻刻要抱好,不要掉到海里。老大没有关系的,男孩子要锁在船舱里,不要上甲板,他太淘气了,在甲板上跑会掉到水里的。”说了一遍又一遍。格珍说:“放心了,阿妈,我都记住了。”“你没有带过他们,你不知道,我知道的。”阿妈怎么也放心不下格珍,以为三个孩子必定有一个会死在路上。到了第一个停泊的港口,格珍接到了威德曼的信,信中说:“阿妈一定要我写给你:‘宝宝太小了,要抱在手上,时时刻刻要抱好,不要掉到海里。老大没有关系的,男孩子要锁在船舱里,不要上甲板,他太淘气了,在甲板上跑会掉到水里的。’”格珍的阿妈多像我家的老阿姨呵!一样的善良,一样的忠诚!

跳板收拢了,蒙古号缓缓地离开了码头,格珍和朋友们站在甲板上向留在岸上的威德曼和阿妈招手。再见了上海,再见了这座留下太多记忆的城市!

浑浊的扬子江水渐渐地汇入了大海,蒙古号上路了。闻到了清新的、带着咸味的海水气,战争结束了,回家了,多么美好呵!

这次又是差不多整整走了两个月,与八年前来时沿途看到的迷人风光,各个分公司盛情的款待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在香港,他们遇见了一个刚刚从日本返回宝隆分公司的同事,他是因为参加香港的抗日活动而被日本人抓到日本本土做苦工的。他们那一批被抓去的人,都被日本人塞进了一个货船的底舱,每天只给一小桶水,一桶米饭。很多人没能熬住,死了。有的人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割断腕上的血管,让同伴吮吸,希望他们能够活下去。那个同事说他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他的朋友把他抱下了船。

吉隆坡已经没有了城市的模样。格珍一家和另一个同事的一大家人想到海员俱乐部去玩,找不到车,满大街跑的只有美国水兵的吉普车。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成年人们隐藏在断墙的后边,让同事的两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儿在外面拦车。果然,一下子就有几辆吉普同时“嘎”地停在了姑娘们的面前,车上蹦跳下几点欢乐的白色,打着口哨:“Hello! Hello!”女孩儿们问是否可以搭他们的车,美国水兵一连串儿的“Yes, yes!”, 女孩儿们又说:“我们还有一些同伴,……”话音未落,格珍他们就一起从断墙后涌了出来,大家嘻嘻哈哈,欢乐无比地乘着吉普车到了俱乐部。说是俱乐部,其实也就是一个破屋子里的一个酒吧,屋内完全不是八年前的样子了,墙纸斑驳,门窗不全,地面凹陷,桌椅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但是战争的结束,还是令大家喧嚷着,乱舞乱唱,乐成一团。

可是当他们听到当地宝隆公司同事的故事时,悲伤地无法再欢乐下去。

北欧人一般都长得高大。一天日本人碰到了这样一个高大的宝隆公司雇员,喝住了他:“你怎么这么高,我帮助你矮一头!”一刀挥过去,就只剩下一个空空的颈项。

终于回到了丹麦,见到了家人。格珍的一家虽然在战争中饱受苦难,可是大家都活下来了,现在女儿又从中国安然返回,还带回三个可爱的上海宝宝,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宝隆公司给威德曼补发了几年未付的薪水,他们用这笔钱在丹麦买了房子,一切似乎都开始纳入正轨,一切都好起来了。

飘落旧金山

在公司总部工作三年之后,总部实践了当年雇佣十六岁的少年威德曼时的允诺:“我们会将你训练成一名出色的商人。”威德曼被派到美国旧金山,担任那里的分公司经理,独当一面。但是好日子只过了六年,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威德曼不幸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公司将他调回丹麦总部。可是当过了“鸡首”的威德曼,做不得“牛尾”了,决定离开宝隆公司,自己回旧金山创业。这是一个多么明显的荒唐决定。看着这个少年长大的宝隆公司的头头真诚地劝告他:你不愿意干就退休吧,公司会承担起你的一切医疗费用,会照样每月给你发薪。朋友和家人这时才感受到少年即失去双亲的威德曼性格中怪癖的一面。他从小遇事无人可以商量,因此自强自立,没有听从别人意见的习惯,再加又得了如此的绝症,就更是听不进一切劝告。格珍则习惯了家中的一切都由丈夫做主,尽管心中十二万分的不愿意,也还是顺从丈夫的安排回到了旧金山。

失去了宝隆公司的依托,威德曼才知道自己当自己的老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尝试过几次极不成功甚至完全失败的交易之后(这其中包括那第一次的一纸合约被对方毁约),他不得不认输了,选择了去做别人的“牛尾”,给一家美国公司打工。商人们中午是要出去吃工作餐的,每餐又必喝马提尼酒。那酒虽然不属烈性,却也足以给病中的威德曼带来伤害。但是倔强的威德曼不肯说出自己有病的实情,不肯推开客人们递上的酒杯。终于一次午饭后,走出饭店,他步履踉跄。老板说他饮酒不知节制,将他开除了。

格珍早已感到事情的不妙,凭着在英国家政专业学习的一点功底,进了一所护士学校学习。护士的收入是不错的,她想尽快帮助威德曼撑起这个家。

但是威德曼的病情迅速恶化,神经对肌肉的控制越来越差,从腿部开始,他一天天地丧失了活动能力,不可能再找到工作。宝隆公司威德曼原来的顶头上司其实从来没有因他当年的执意出走而嗔怒,这个一次大战的孤儿,17岁就被公司送到遥远的东方替公司做事的“少年”,始终没有走出过宝隆公司慈父般关爱的视野。如今他走投无路了,老板立即将他又招回了公司,送他进了疗养院,担负起他的一切医疗费用,还给他一些生活补贴。

不知道此时的格珍感情是否有了微妙的变化,她说因为她还没有从护士学校毕业,孩子们也已经习惯了美国的教育,她选择了带着三个孩子留在美国,让威德曼只身返回了丹麦。在威德曼去世前的那些年里,她在丹麦和美国之间往往返返。

我看着威德曼去世前不久的照片,六十岁的人,显得比实际年龄老很多,但是依然风度翩翩。左眼还是那样睁得大些,左眉微微挑起,晶莹的瞳仁闪着诙谐、愉悦的光彩,左眼更深地埋入眼窝,存着柔情的温暖。鼻梁已是棱角分明,但依然挺直,嘴微微张着,唇角还是那样向上翘着,流露出宽容、和善,没有一丝因为得了绝症的悲戚。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但是告诉妻子:“中国人是最可以信任的,你遇到难处要找中国人帮忙。”

格珍这样做了,十八年前,她在美国的超级市场遇到了正在陪着从上海来探亲的父母购物的沈捷,立即激动地走上前去,唐突地拦住了他们:“你们是从上海来的吧?”从此,格珍得到了陈大哥夫妇一家对她真心的关爱,格珍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依靠,连和儿媳妇有了矛盾也找陈大哥商量如何是好。

神奇的鲍尔

就在格珍一家在中国的上海靠着公司的库存,苦撑着等待战争结束的那个时候,在欧洲的战场上,有一个叫鲍尔的青年,正在威名欧洲战场的英国敢死队与德国人作战。

鲍尔出身于荷兰一个叫Knottenbelt的望族。这个家族有名望到什么程度?格珍说,她认识鲍尔以后,一次去欧洲旅行,鲍尔让她在英国的某一家旅馆订房等他。格珍到了那里,人家说早就没有了空房,她只好打电话给鲍尔:“人家说没有空房了。”鲍尔说:“你告诉他们,你是这个家族的一员,”随即拼出“Knottenbelt。”格珍这是第一次知道鲍尔的家姓。格珍按他所说报出了鲍尔的族姓,柜台侍应生的眼睛立即瞪得有铜铃那么大,连忙叫来了饭店经理。经理在前引路,把她领进了饭店最好的房间。

对鲍尔的家族格珍知道不多,这倒是可以留给中国到荷兰旅游的人们去试一试,了解一下Knottenbelt家族如今是否依然显赫。我们这里只说鲍尔自己的故事。

鲍尔的父母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他是最小的,自然受到了父母格外的宠爱。父亲望他成龙,把他送进英国管理严格的寄宿学校。在那个学校,他学会了英文、德文。可是将来要干什么,鲍尔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打算。到了上大学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德国的海德堡读书。德国的古城堡世界闻名,莱茵河美丽如画,这个家伙拿着父亲给的钱一天书也没读,一年中逛遍了德国的每一个角落。此一劣行终于让父亲发现了,把他薅回了荷兰。父亲问他:“你今后到底打算干什么?就这么闲逛一辈子?”

鲍尔想了想,说:“我想学做小提琴。”

父亲哪里还会信他。幸好有一位十分喜爱他的叔叔替他在父亲面前说情,父亲这才让他进了一家德国琴行学做小提琴。没多久他厌了,又跑到法国去学做琴弓子,不过那也是“游学”,游逛的时候多于学艺的时候。浑浑沌沌的鲍尔此时却显示出了非凡的语言天才,就这么游着游着,他无师自通了法语,西班牙话,波兰话和意第绪语[ 东欧犹太人使用的语言。]也混得能听能说。欧洲的亲戚多得很,鲍尔走到哪里都不愁吃喝,至于什么时候学成手艺,学成了又干些什么,从来都不在他该操心的范围内。父亲对这个凭着兴趣走,靠着感觉过的小儿子毫无办法,失望以极。在鲍尔20岁那年,终于痛下决心,给他买了一张去南非的单程船票,亲自将这个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递解”到港口,告诉他:“儿子,你好自为之,自己去闯前程吧。”北欧有一句谚语:“世界上最有效的水泵就是一个拿着水桶站在漏了个窟窿的船里的男人。”鲍尔失去了父亲的资助和家族的蔭护,异地他乡,四顾茫茫,除了自己没有了任何指望,只好拚力谋生。他的语言奇能在南非派上了用场,找到了一份给人当钻石经纪人的差事。这一行业正符合他满世界游逛的性格,藉生意之便,他走遍了非洲和中东,因此又学会了阿拉伯语。

1940年5月战火烧到了鲍尔的祖国,荷兰被德国人占领,政府逃到了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英国,在那里组织抵抗运动。鲍尔在南非收到了流亡政府发来的征兵通知。那时他家的家产已被德国人征用,家人被德国人赶出家门。鲍尔什么也没想,拿到通知就赶到了英国。

到了新兵报到的地方,人家问他:你愿意参加哪个兵种?听到介绍特种部队的待遇:工资最高、吃的最好,鲍尔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参加特种兵。”此时的鲍尔身体强壮,通晓多国语言,游历广、见识多,特种部队自然愿意接纳他。但是人家说:“你再想想,特种部队执行的都是九死一生的任务,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有希望活到战后。”鲍尔没有被吓退,这个父亲眼中的混小子觉得:上了战场在哪个部队打仗都会有一死,能在活的时候活得好些最最重要。

特种部队的训练还是超出了鲍尔所能有的一切想象,因为那不是“异常艰苦”四个字可以概括的。鲍尔后来对格珍说,他进了一所杀人学校。训练的目标首先要每一个特种兵学会非人的残酷。进了特种部队,“对不起”这三个字就不能存于心中,除了绝对服从命令,完成任务,你心中不能有任何别的意念,你的心从此就要成为石头。需要杀人的时候,不能眨一下眼睛,包括不出声地在瞬息之间徒手弄死对方。眼泪更是大忌,见到流血的伤口,看到同伴的死亡,绝对不允许哭泣、不允许悲伤。作战技能的训练包括负重游泳,携带重武器在海浪中登陆,徒手格斗真打真摔,至于跳伞、滑雪那都是小菜了。鲍尔每次拿到薪水就立即花光,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活过今天,不一定还有明天。对于家人来说,鲍尔像是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是死是活全然不知,因为特种部队的一切都是绝对保密的。

鲍尔执行了多少任务,他没有对人提起过,朋友们只知道他最后的一个任务、也是他执行过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被空投到挪威去摧毁德国的重水生产基地。但是鲍尔他们那次突击失败了,他们被驻守在那里的德国人发现,突击队的成员大部战死,鲍尔身负重伤,被他的战友拼死救出,拖上了海滩上接应的小船,鲍尔活着回到了英国。第二次突击派出的是特种部队里挪威籍的战士,他们的滑雪技术与生俱来,远远比德国人高超,又对家乡的地形极为熟悉,成功地炸毁了那座重水工厂。

格珍说:“我一直以为那六个挪威人改变了整个世界。天晓得,如果德国人首先制造出原子弹,这个世界是否还会存在。”

鲍尔住进了医院。在他养伤的这一段时间,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登陆人数达一百万,阵亡人数12.2万,是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惨烈、最为残酷的一次战役。随后盟军势如破竹地向欧洲大陆腹地推进,而德军在莱茵河边突破了英美联军的连线, 使盟军的整条战线变成了一个碗形。两军在荷兰展开了一场“碗型战役”,此役由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指挥。蒙哥马利决定把特种部队空投到德军凸进碗底后边的一个叫Anuhem的桥头小镇,去打德国人的屁股,与正面突进的大部队里应外合。因为战场在荷兰,特种部队里的荷兰籍队员被悉数编进了空投小分队。一位荷兰将领指出这种做法相当危险,因为小分队深入敌后太远,空投下去后的弹药没有办法补充,万一该镇有德国的精锐部队防守,突击行动不顺利,将无法从该区撤出,后果不堪设想。但此时的蒙哥马利已经是屡建战功的名将,主观武断,哪里能听进不同意见。结果这支空降小分队被德国军队围在Anuhem镇,全军覆没。整个“碗型战役”以盟军被迫撤出战斗而告终。有一部叫《太远的桥》 (A Bridge Too Far)的电影就是讲的这一战役。

鲍尔因为受伤,错过了这次行动,他出院时二战已经结束。退伍前, 鲍尔去墓地探望特种部队的战友们,他在墓前长跪不起,泪流满面。作为荷兰籍的士兵,他本来会和他们一起长眠于此的。第二次大战后盘点, 当年参加英国特种部队的一百二十五个荷兰人, 只有二十五人活了下来。

作为英雄回到荷兰的鲍尔,接受了为表彰他在二战中的牺牲精神和所作贡献由荷兰女王亲自颁发的奖章。那天女王给他挂上奖章,握着他的手慈祥地问:“小伙子,当年你为什么要参加特种部队呵?”鲍尔脱口答道:“尊敬的陛下,我是为了锻炼身体。”

下来后人们问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女王?”鲍尔红着脸说:“我不知道该对女王说什么好。”

此时荷兰政府给了英雄鲍尔两个选择:接受一份按月终身受取的退休金和健康保险,或者接受一笔数目极大的一次性酬金。已经习惯于“今天活着,明天不知死于何方”的鲍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个方案。

经历过九死一生的鲍尔,荷兰再也不是一个可以留住他的国度,他嫌那里的环境太狭小,生活太憋屈,拿着那一大笔钱,带着自己跳芭蕾舞的英国妻子,鲍尔来到了美国。因此,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格珍的人生轨迹与这个荷兰英雄有了交会的机缘。

晚霞多彩

根据格珍的叙述,她遇到鲍尔时应该是在60年代中期,还没从护士学校毕业的时候,在一个共同朋友家举行的圣诞晚会上,他们碰面了。那时鲍尔的妻子还健在,只是已患痴呆症多年。曲终人散之际,鲍尔走到格珍面前:“我可以请你吃饭吗?”格珍说:“有什么不可以的?”之后,格珍总能听到鲍尔邀请她的电话留言,但是她从未回过电话。格珍不是不喜欢鲍尔,只是她太忙了,要学习,要工作,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腾不出空来赴男人的约会。直到半年以后的一个晚上,格珍回家比平时早了一点,刚进门,电话铃响了,她拿起了话筒,是鲍尔。这是半年里鲍尔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格珍接受了这个男人的邀请。

陈大哥给了我一张鲍尔穿着呢子军服的照片。悌忠看了一眼就说:“怎么像个姑娘。”那是男人的评价。确实,从这张照片上,看不出这是一个特种部队训练出来的铁石心肠的士兵,但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这张脸绝对是吸引人的,清秀、俊逸。陈大哥又给了我一张格珍与鲍尔相识时鲍尔的照片。鲍尔在照片中手持烟斗,脸部轮廓棱角分明,光采四射,活脱一个好莱坞电影巨星。格珍说鲍尔七十多岁的时候,一天晚上走到旧金山一条偏僻的街角,突然被一个劫匪从后边扑上来死死抱住,鲍尔本能地一个倒背,将那个家伙从自己的头顶摔翻在地。鲍尔告诉格珍:“这个家伙弄破了我的鼻子。”格珍问:“那个人呢?”鲍尔漫不经心地说:“我摔断了他的胳膊。”

你还能找到比这更有魅力的老头儿吗?

格珍从护士学校毕业的那天,在家里请了朋友开派对,大家正在欢畅地聊天,鲍尔推门而入,手里抱着一大捧玫瑰。格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送玫瑰的。鲍尔说:“车里还有。”拉着格珍的手把她拖到自己的汽车旁,车座上堆满了玫瑰。格珍说:“你一共买了多少啊!”鲍尔说:“不知道,反正我让那小子把他店里的玫瑰花全装上了。”

格珍被感动了,他们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交往。鲍尔平时在旧金山照顾妻子,周末就到旧金山北郊的波德鲁马镇和格珍共度周末。鲍尔带着格珍到处出游。格珍说鲍尔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妖讹子”让她快乐。一次他们住在一个旅店,格珍独自一人在旅店的泳池里游泳,突然从泳池边的灌木丛后蹦出了一朵山茶花,须臾间,从另一处灌木后又钻出了一朵山茶花;就这么一朵、一朵、又一朵,沿着池边的一圈灌木丛上不一会儿就“长”满了山茶花。最后老鲍尔自己嬉戏地从灌木丛后跳出来,一猛子扎进了泳池。

格珍描述得惟妙惟肖,虽然没有一个“爱”字,但两个步入暮年老人间无限的真情令人温暖。

格珍说还有一件事让她更了解了鲍尔的为人。有一天鲍尔问她:“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墨西哥从监狱里救一个朋友吗?”

格珍觉得奇怪:从监狱里怎么救人,莫非你个老头子还能去劫狱?

鲍尔告诉他这个墨西哥朋友是个土著人,祖上留下了一片土地,当地一个富人买通了政府官员,要征收这片土地建个什么工厂之类。这个朋友说:“你敢在我的土地上动一动,我就杀了你。”那个富人当然不信,没过多久带着施工队来了。鲍尔的朋友二话不说,一枪打死了那个富人。他当然被抓了起来。

鲍尔对格珍说:“他杀人的理由至少比我当年杀人的理由要有道理得多,我不能不救他。”

格珍跟着他到了墨西哥的监狱。墨西哥的监狱实在奇怪,就像一个村子,犯人们穿着自己的家常便衣,在村子里自由活动,自由工作。除了围住村子的高墙上有持枪的哨兵看守,与监狱外边真是没有多少区别。没有钱的人住在一个又小又破的单间里,有钱的人可以在监狱里任开个什么买卖,住在自己的买卖店里。鲍尔的朋友就开了一个小饭馆,生意颇不错,挣到的钱送出去帮助家里人的生活,他的老婆每个星期还能来和他团聚一天。那个朋友说:“我除了没有自由,比在外边过得都自在。”那个朋友请鲍尔和格珍在他的小饭馆吃了顿饭。鲍尔了解到监狱长的女儿正在学唱歌,恰好鲍尔开着自己的乐器行,他不知怎么三通融、两通融,就从当地的一家钢琴店里搞到了一架三角钢琴送到了监狱长家,他的朋友立即就被放了。不过多少还是要尊重些法律,依法,那个朋友永远不能再回到犯罪的家乡。

我问格珍:“你认识鲍尔的时候,知道他二战中的经历,知道他曾经是英国敢死队的队员吗?”

格珍说:“他从来不说他的过去,我也没有问过。”直到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有一天他来看我,就坐在棣坐的那个位置,突然问我:“你这一生作过什么对不起人,让你非常非常后悔的事情吗?”格珍说:“当然了,谁又没有作过对不起人的事情呢?”

鲍尔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然后沉默了,很久、很久,两行清泪从深陷的眼窝里缓缓地淌落下来。鲍尔第一次向格珍述说了自己二战中的经历,说完之后,他长叹一口气:“我曾经杀死过那么多人,都是为了什么呢?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如此地去杀人呢?”在这以后他就常常提起全体荷兰籍敢死队员牺牲的那次突击,反反复复地叨唠:“我要不是在医院里,是一定和他们一起死去了。可是我活了,他们死了,他们都死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然而然地视鲍尔为英雄,自然而然地将他二战中的行为看得无比伟大而崇高。但是那段令像我一样的中国人称颂的“英雄事迹”却恰恰是鲍尔,这位二战英雄深埋心底的最痛和最悔。这是多么不同的文化,多么不同的人性……!我觉得自己触摸到了鲍尔的心,她就像那张照片上他的相貌一样,纤细柔美,从来就没有变成过石头呵!

1997年,81岁的鲍尔完成了他作为一名士兵的最后一个壮举。

一个在墨西哥设有一个大仓库的美国公司找到了这位胆识过人,精通数国语言的老人,说他们在墨西哥的仓库总有大批的货物丢失,想请他帮助去侦破那个盗窃集团,允诺了数目不菲的赏金。鲍尔一口应承下来。到了那家公司的旁边找了一个地方住了下来,天天到附近的酒吧喝酒,一泡就是一晚上。鲍尔迷迷糊糊,老态龙钟,没有人注意他,可是他的两只耳朵像猎犬一样警惕地支着,从各种语言中捕捉着信息。他终于摸清了那个盗窃集团的来龙去脉。美国公司随即向墨西哥当地的警察局报案,抓获了这个盗窃团伙。鲍尔欢天喜地地回到旧金山,直奔格珍的家:“我的一万元奖金送给你,存到你的账户,帮助你付清房款。”鲍尔知道格珍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真心地想帮帮她。过了很久,格珍也没有在自己的账号上见到那笔钱,禁不住去问鲍尔:“你说的那一万元钱呢?”

鲍尔“哎呀!”了一声,一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我不小心花掉了。”

我们哄堂大笑。格珍忙说:“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写进文章里边,鲍尔确实是想把那笔钱给我的,我的心已经领下了他的那份情意。只是他是一个口袋里根本装不住钱的人,他自己说:‘钱装在我的口袋里,会把口袋烧出一个窟窿。’”

当然又是一轮哄堂大笑!

我问:“鲍尔对你这么好,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这个问题我来前就想好了一定要问,因为鲍尔的妻子早在1990年她73 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现在好像是个顺理成章提这个问题的机会。可是一出口又觉太唐突了,担心地看看格珍,生怕这个问题冒犯了她。

没想到老太太爽快地说:“他和威德曼太不一样了,威德曼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丈夫,对孩子,对妻子,对家庭,认真地履行做丈夫的职责。鲍尔是个好朋友,可是他太没有家庭的责任心了,他什么都不担心,什么都不计划,他死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留下。”格珍沉默了一会儿:“再说,我们都那么大的年纪了,又不想要孩子,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就那样做个好朋友不是很好吗?”

鲍尔是2004年去世的。他跌了一跤,摔断了胯骨,只能艰难地一步步地挪动,腰弯了,老态龙钟。格珍说那天她去医院看鲍尔,待离去时,鲍尔执意要送她。她在前边走,鲍尔跟在后边步履蹒跚地蹭着。突然,鲍尔的双臂从后边紧紧地拥住了她,格珍说:“那是我和鲍尔在一起的最后一刻,他那样抱着我,那样热烈、那样忘情,像个十八岁的小伙子。鲍尔是那样向我‘永别’的……”

热泪一下冲进我的眼眶,我拼命抑制着自己,不让它落下来。我看着格珍,她的表情是那么安详、那么平静,没有痛苦,只有无限的怀恋。

格珍的朋友在写给她的电子信件中引用了罗斯福的一句话:

Many people will walk in and out of your life, but only true friends will leave footprints in your heart。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人走进你的生活,又离你而去。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在你的心中留下抹不去的印记。

我想鲍尔一定是深深地留在格珍的心里了,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玫瑰、那些山茶花,那三十五年间她和鲍尔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

格珍指给我看靠着通向后院门旁的大座钟下静静地立着的一个金色纸袋,那里面装着鲍尔的骨灰,它陪伴格珍整整三年了。陈大哥联系了他的侠胆柔肠的朋友Buddy的船,要和格珍一起将鲍尔的骨灰撒到大海里。

我问:“这是鲍尔的意愿吗?”

“不是,他对我说:‘我的那些战死的伙伴,多少都不知尸骨何在,我无所谓,无所谓,你就把我的骨灰随便倒在哪棵树下就是了。’可是我觉得鲍尔喜欢大海,大海也连着他的故乡,我想把他的骨灰撒到海里,让他快快活活、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那里。”格珍缓缓地、静静地对我说。

那天采访的最后我问格珍:“鲍尔走了,你也要回丹麦了吧?”因为在格珍的叙述中我感觉到她对家乡的思念,她并不喜欢美国。

格珍回答我:“我有一个生病的女儿还在这里,作为母亲如何割舍得下呢?”我黯然了。天下父母同此心啊……!

人的一生,来了又去了,能留下些什么呢?只有一个“爱”字,父母的爱、夫妻的爱、儿女的爱、情人的爱、朋友的爱……,写不尽,道不完;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时代,像永不枯竭的清泉潺潺涓涓,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后记:

1988年,格珍曾随一个美国旅行团去过中国。那次她在上海只待了两天,凭着记忆,找到了那幢自己生育了三个上海孩子的公寓。她看到了窗帘后绰绰的人影,听到了里面传出的昵侬“乡音”,自己也没有想到,眼泪会一下子哗哗地淌落下来。但是她没有敢按门铃,害怕一个外国人的造访,会给住户带来麻烦。

格珍说她在上海没有亲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她越来越想念那座城市,越来越想走进那幢公寓看看,想靠在门框上,闭上眼睛听听三个上海宝宝们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小脚在地板上跺出的“咚咚”声和伴随的“咯咯”笑语。

我希望老人的一生能有个圆满的结局,我更希望现代上海人能亲耳听听老人讲述那遭受日本法西斯占领的上海的八年艰难岁月,亲眼看到老人讲述那些忠诚、善良、自尊自爱的中国人时眼中流露出的真诚赞美。老人的回忆难道不是今天上海人的一笔财富吗?

2007年6月20日夜11点初稿
2007年7月2日完稿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201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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