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伯伯叫彭福臣，我管他的老伴儿叫彭妈妈，我妈妈那一辈儿叫她彭嫂子，没人叫过她的大名，好像家里也没人知道她的大名。
打小儿我就喜欢彭伯伯和彭妈妈，和他们十分的亲。小学毕业升中学那年的暑假，家里的老保姆蔡阿姨回河南老家探亲了，我管生火、做饭，外带剁鸡食和给妹妹洗衣服。这些事情很琐碎、很烦人，过去又从来没有干过，觉得日子一天天过得很难，很没意思。一天正在厕所里，有人敲门，妈妈跟进来的人寒暄，我听出是彭伯伯和他的儿子连生哥哥来了，那叫一个高兴啊，连皮带都来不及系，提着裤子就冲进了客厅，大喊着：“彭伯伯！连生哥哥！”妈妈立即嗔怪地说：“这么大的姑娘，怎么裤子都不系就跑出来了？”我这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长大了，在彭伯伯面前也不能再像小姑娘一样了，赶紧系好裤腰带。彭伯伯笑了：“没关系、没关系，小妹跟彭伯伯不见外。”边说边按妈妈的手势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妈妈对我说：“还不给彭伯伯和连生哥哥沏茶？”我赶紧在沙发前当茶几用的铁皮箱子上放了两个玻璃杯，又从细口大肚的玻璃凉瓶里给每个杯子倒满了水，从柜子里取出茶叶，在水面撒上了一层。妈妈将正对着彭伯伯聊天的脸转过来，看见了，说：“怎么可以这样沏茶？这怎么能沏开？”我这是第一次沏茶，以前都是蔡阿姨招待客人的，我确实想了一下是否要用开水，可是觉得天这样热，还是喝凉的茶好，特意地用了凉水，本以为自己很能干的，看着茶叶干干地飘浮在水面上，红了脸，觉得自己真是太笨了。彭伯伯和连生哥哥都哈哈地笑了，彭伯伯又替我解围：“没关系，没关系，彭伯伯今天喝上小妹泡的茶了！”
其实不单是我和彭伯伯亲，妈妈对他也是另眼相待的。一次彭伯伯一个人来做客，他似乎从来都是单独来的，很少和彭妈妈一起，蔡阿姨说他是老封建。那正是困难时期，家里没有肉招待他，妈妈正好从机关的食堂里打回几块人造肉，其实就是什么野菜的淀粉做成的像凉粉一样的小方块，妈妈嘱咐蔡阿姨全炒在白菜里。菜端上来，妈妈把那几块人造肉都夹进彭伯伯的饭碗，彭伯伯推让着，不肯要。妈妈说：“给你，你就要吃。”我也使劲儿帮腔：“彭伯伯你吃吧，我们都吃过的。”他这才用筷子夹起来，正要放进口中，一直用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睛盯着那几块“肉”的三岁的妹妹，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彭伯伯一下子尴尬地愣在那里，满脸通红，赶紧把“肉”送到妹妹的嘴里：“是彭伯伯不好，抢我们么么的肉吃，彭伯伯不吃，给么么吃。”妈妈抱起么么，想躲过彭伯伯送过来的肉，可是那块肉已经被抽泣得喘不过气的妹妹一口吞了下去。待彭伯伯把那几块肉一块块地都送进妹妹的口中，她才破涕为笑。妈妈很不好意思：“福臣，真是对不起你。”彭伯伯眼里含着泪：“大姐，快别这么说，快别说了，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啊。”忘记那顿饭是怎样吃完的，反正记忆中困难时期结束前，彭伯伯再没有在我家吃过饭。
后来大姨告诉了我彭伯伯和我家的特殊关系，大姨说：彭福臣对我家恩重如山，要不你妈妈那么挑剔的人，不会一直对他和彭嫂子那么好。
抗日战争以前，我的姥爷在武汉的一家英国洋行里做高级职员，大姨说就相当于现在的合资公司的中方代表吧。姥爷薪水很高，家里排场摆得也大。姥爷雇了彭伯伯做他的贴身跟包，大姨说有些像现在的私人助理吧，帮助他处理业务上和家里的一些琐事。彭伯伯那时魁梧高大，相貌堂堂，很体面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娶了个很丑的媳妇，塌鼻子，个子矮矮的，可能一米五都不到。但是她人很勤快，跟着姥姥在我家帮做些家务，全家人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叫她彭嫂子。姥爷还有一个跟包，是我姥姥亲妹妹的儿子区谷白，拿着全工资，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主要是跟我姥爷学着做事情，有些“裙带关系”的意思。我姥爷脾气不好，姥姥还生怕委屈了这个亲外甥，时常偷偷地给些体己钱。到日本人快要占领武汉时，英国人走了，洋行没了，姥爷丢了饭碗。彭伯伯和区谷白还年轻，又没有家室的拖累，跑到大后方，在陪都重庆做些生意，家里的老大——我妈也跟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敌演出九队去了长沙。姥爷以前日子过得太铺张了，钱挣得虽然多，却没有积攒下什么，这时只好靠变卖东西度日。日本人占领武汉三镇以后，请我姥爷出来做事，姥爷不肯，家里很快就坐吃山空。万般无奈，姥爷给彭伯伯和区谷白各写了一封信，硬着头皮开口向他们借些本钱，想自己做点小生意。区谷白很快回了信，不但不给钱，还奚落了姥爷一顿，说他太不会理财，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自作自受。这封信对姥姥的打击比姥爷大得多，她万没想到自己过去那样心疼的外甥，竟是如此的无情无义。自己的亲人都如此，对外人彭福臣更是不要指望了。姥爷就托人把大儿子，我的大舅带到上海去学生意，让十五岁的，那时已成了家里的大女儿的我的大姨，辍学在家，帮助父母料理家务。大姨会织毛衣，能榄些活儿回来，但是杯水车薪，六口之家（还有我的小姨和小舅，曾祖母）的生活不知如何过下去。正在绝望中，彭伯伯的信来了，还随信汇来了两千块钱，说是很对不起，一时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只有这些，以后再设法寄，并说了好多安慰的话，让姥姥、姥爷不要太过于着急。大姨说那真是大旱逢甘露呀，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姥姥用这两千块钱买了两箱香烟，跟一个洋铁皮匠合租了一个小门脸，做起批零差价的生意，一家人才得以糊口。
后来胜利了，姥爷经朋友介绍做了人寿保险推销员，家里又有了固定的收入，生活渐渐好起来。彭伯伯和彭妈妈也回到汉口，还带回一个叫连生的孩子。我是很久以后才听妈妈说，连生哥哥并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是领养的，取名连生，是想自己能生一个，结果还是没生出来。连生哥哥自己不知道这事，也从未怀疑过，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太像彭妈妈了。他们先回离武汉不远的鄂城老家住了些日子，大概生活无以为计，就又回到汉口，彭伯伯做些摆地摊的小买卖，彭妈妈在家带孩子，间常地到姥姥那里做些洗洗涮涮的活计，姥姥给她一些零花钱，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很艰辛。后来一位在上海油墨厂做老板的彭伯伯的亲戚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就将彭伯伯介绍到和油墨厂有业务关系的北京大众印刷厂去做材料管理员，他就只身北上，其时北京已经解放一年了。第二年，连生哥哥和彭妈妈也到了北京，一家三口住在北京城南崇文区的榄杆市，那是一个很大的三进院落，彭伯伯一家住在进院门左手的一间小套房，应该是过去这个大户人家的门房吧。用水、厕所都是公用的，做饭就在房檐底下。房间虽然不大，彭妈妈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家三口也安然自得。再后来厂子公私合营了，彭伯伯算是资方留用人员，工资级别定得比较高，彭妈妈还是做她的家庭妇女，常常带着连生哥哥来帮助蔡阿姨给我家拆被洗衣。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彭妈妈响应街道号召，进了街道的火柴盒厂，成了名“不吃闲饭”的工人。
大概是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彭伯伯突然中风，好好坏坏，最终瘫痪了，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不得不吃劳保。连生哥哥还在读书，彭妈妈只好辞去街道的工作，在家照顾彭伯伯，家里的经济情况一下糟糕了。彭妈妈来我家比以前勤了，每次来帮蔡阿姨干完一些活计后，妈妈就给她十元钱带回去。蔡阿姨说她过去抽烟、喝酒，坏毛病太多，就看不得她叼着个烟卷的样子。现在好了，没钱抽烟、喝酒，是好事情。
我在一九六八年年初进工厂当了工人。忘不了那年的四月，去青岛实习以前，我去看彭伯伯。彭伯伯躺在床上，我对彭伯伯说我要离开北京了，他拉着我的手毫不掩饰地呜呜地哭了。我一时不知所措，说：“彭伯伯你别哭，我还会回来的，回来了，我就来看你。”彭伯伯只是哭，不说话。等我来年的春节再回北京时，才知道彭伯伯已经在头年的十一月里走了。彭妈妈的生活更难了。她犯了一个大错误，彭伯伯过世的时候，印刷厂管福利的人问她抚恤金是一次领取，还是今后每个月领二十五块钱，单位会一直管她到死。彭妈妈觉得一次领的数额很大，更划算，就说要一次领光。结果她根本不会计划，手松得不得了，很快就把那笔钱花光了。街道居委会的人同情她，让她领些火柴盒一类的活计回家做，勉强过日子吧。但是就是这样，彭妈妈对我好啊！一九六九年四月我从青岛回来，在北京东方红汽车厂继续学徒。蔡阿姨文革刚开始就回了老家，妈妈去了湖北的五七干校，哥哥在东北插队，妹妹住在机关的留守处，我一人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彭妈妈住的院子里正好有一个人在北红汽的总装厂当工人，彭妈妈只要准备做有肉的菜，就让那个邻居给我带话，叫我到家里吃饭。下了夜班，我骑车到彭妈妈家，她在屋檐下的炉子前忙活，我站在旁边看她做饭，和她聊天。她问我工厂的活计重不重，吃不吃得消。她说她听那位邻居说我在厂里能吃苦，能干活，很多人都知道大冲（大型冲压工段）有个女孩儿特能干。说：“造孽呀，这么小的孩子就做工，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干。”让我不要太拼命了，自己要知道偷偷地休息。这些话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听了心里热热的。那时我几乎不与任何人说话，在厂里因为别人都知道我出身不好，我很少和人交流、更别说谈心了，我师傅说我脾气很怪，师兄弟们说我是金口玉言。只有在彭妈妈这里，我觉得自己是个被疼爱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不好意思来，觉得彭妈妈生活已经很困难了，吃一次好的不容易。彭妈妈见我不来，就把烧好的肉装在饭盒里，让那位邻居捎给我。
后来我去了陕西，出徒后工资高了些，一次买到些红枣和辣椒，就缝了一个小包给彭妈妈寄了回去。那时连生哥哥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和彭妈妈挤在那间小套间里。彭妈妈老了，带孩子很吃力，但是他们没有钱请保姆，也没有能力送孩子上幼儿园。一九七六年我和悌忠交了朋友，冬天探亲回到北京，提了一大盒点心去看彭妈妈。彭妈妈看着高高大大的悌忠乐得合不拢嘴。彭妈妈本来就很矮小，这时候更是瘦得不成样子，抱着小孙女，累呀。我接过孩子，替她哄着。她说她背痛，晚上睡不好觉。连生、连生媳妇对她好，但是穷，也没有办法。说我妈妈对她好，有时候会接济她五块、十块的。我们走了，那样冷的天，我让她不要送了，她坚持着一定要送到大门口。快到胡同口，我无意间一回头，看到彭妈妈没有进院门子，还站在胡同中间看着我们，在摸眼泪。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想起彭伯伯那次也是哭了，莫不是彭妈妈有预感，怕以后见不到了？我冲彭妈妈摆着手说：“彭妈妈，回去吧，回去吧！”彭妈妈只是不停地擦着眼睛，冲我挥手。我怕她会冻坏了，拉着悌忠加快了脚步，不再回头，走出了胡同口。我不愿意让悌忠知道我哭了，一路无语，眼泪默默地流进心里。
回到陕西不久，妈妈来信，说彭妈妈去世了。她半夜突然大叫：我心痛，我的心好痛啊！连生哥哥闻声急忙起床披衣到外间看，彭妈妈已经走了。我拿着信呆呆地坐着，彭妈妈啊，我要是能多挣些钱帮帮你多好啊！我多想你能多活几年，享享福啊！
二00七年我回国探亲，相约着和刚从加拿大探望女儿回国的连生哥哥跟他的爱人玉兰姐去大姨家做客。闲聊中，连生哥哥突然问大姨：“四嬢嬢，我是不是不是我妈生的？”大姨爽快地回答：“不是，确实不是。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连生哥哥说：“是我入党那年，党支部书记问了一句：‘你不是你爸妈的亲儿子？’我说：‘是啊，怎么不是亲儿子呢？’支书就没有再说什么。这些年，这件事一直存在我心里，虽然怀疑，也没有想弄清楚。现在老了，还是想问问。”
大姨说：“虽然不是亲生的，老话说：养恩如天。他们把你培养上了大学，你妈妈还带大了你的两个孩子，亲生父母也未见得能如此啊。”
连生哥哥说：“我知道、我知道。只是那时家里太穷，没能让我妈过上好日子呀。”
大姨说：“是呀。我去看你妈，你妈对我说：‘四姐，我实在是累呀，就想放下孩子好好地睡一觉’。”
连生哥哥红了眼圈，我赶紧低下头，藏起了自己的泪水。
20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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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