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步大跃进脚后跟儿的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但是“三年困难时期”也是官方允许的说法。当老百姓明白“灾害”的真正原因之后，后一种说法变得更为流行。
要说那三年我生活在北京，父亲虽然已被发配去北大荒劳改，母亲仍享受着十三级以上的高干待遇：每月有两斤黄豆和几盒香烟，比起一般的老百姓已经不知要好多少倍了。但是那种整日饥肠辘辘，时时想着食物的记忆至今仍是刻骨铭心的。
“困难时期”，我在位于那时还不属于北京的通县的燃料部子弟小学住校。我很讨厌那所被圈在铁门和铁丝网内不能随便出入的学校，唯一让我日日想往，誓志不变的地方就是食堂。其实那并不是真正的食堂，是学校的大礼堂兼做的。因为需要用礼堂的时候并不多，因此它平时总是按食堂布置。全校每个年级有一班住校生，每班大概三十人左右，高低年级共一百多学生一起用餐。学生们在台下吃饭，饭桌是长方形的，椅子是有靠背的长条凳子，每桌对坐四个人。老师们则在台上吃饭，而且永远用一块白布帘将老师和学生的食堂分成两个天地。菜、饭是由每班当天的值日生从厨房用铁桶和簸箩领出，按份儿在饭桌上分好、摆好。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前，分剩下的馒头或米饭就放在簸箩里，摆在每班最头的饭桌上，同学们吃完所分的，可以随便去拿。到了困难时期，则只有按定量分配的份儿饭了。
学生原来的伙食就不好，只有在部里有人来参观或视察时才会有烧鸡等好东西吃。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则更成了常事。细粮很少，只有每天早饭有半个馒头，五年级以上是一个馒头。待我好容易熬到五年级，定量又减了，早上还是半个馒头。此外只有星期五的晚上有一顿面疙瘩汤喝，其余日子的中、晚饭都是一个窝窝头。我因此至今对面疙瘩汤情有独衷。在我的记忆里，困难时期开始后好象只吃过一次米饭，但是里面全是谷壳，难以下咽。那天同学们都离开食堂了，我还没有将那一小碗米饭吃完，最后只好放弃了。一直守侯在旁的同班一位同学拿过饭碗，几口就吃完了。看来我还不是如她般真饿得象头狼。不过有一次，我的表现比她更没出息。那一天食堂竟然在饭后给每个同学发了半个鸭梨，我三下五除二吃完了自己的，就毫不羞耻地盯着正在细嚼慢咽的别的同学手里的梨，待到她们吃到只剩下一个核要扔的时候，我就立即伸过手去要了来。结果那天我饱餐了一顿梨核，同时也落下了“嘴特馋”的坏名声。
记得三年级时，我只有不到五十斤的体重。后来有了高价点心、高价糖，可以不凭票证买到高于凭票食品十多倍价格的吃的。妈妈看我太瘦了，又老是吃不饱，给我买了一大盒高级饼干让我带到学校去吃。可是学校有规定，不许带任何吃的东西到学校，一旦发现就要没收，还要公开批评。我将那一盒饼干藏在床底下，整整两个星期，没有找到一次可以偷偷吃的机会，只好又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家。妈妈对学校的这一规定气得要命，可是也没有办法。我记得那时唯一可以解馋的东西就是桂皮。偷偷交给要好的走读同学3分钱，她就会给你从外边的小合作社买回很大的一块。这东西揣在口袋里不易被发现，可以趁四周无人时，以极快的速度掏出来咬一小口，那带点甜气的涩辣味儿可以令我回肠荡气很久。
困难时期学校养了羊，每天下午学生们要在老师的带领下出去打羊草，班级间还要竞赛看哪班打的多。可是我们从来连羊肉星儿也没见过。其实我们那时的定量，绝不至于只有那么一点儿细粮的。学生们小，没有人怀疑什么。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淘气的学生跑到台上，把将老师的食堂隔在另一个天地的白帘子一把扯开，正在吃饭的老师们惊呆了，在台下吃饭的学生们也惊呆了。因为台下的学生们在啃窝头，台上的老师们却在吃炸油饼。学生们哗然了，老师们尴尬极了。部里派人来调查，对管事的大人是怎么处理的我们不知道，只是自此以后伙食明显好转，细粮多了起来。我至今无法理解那些老师们怎么会铁板一块，没有人对多占孩子们的定量提出异意，那么心安理得地在孩子们吃窝窝头，填不满肚子时，在台上的另一个天地里吃香喝辣！
父亲问过不止一个采访他的记者：“你知道天底下最难受的事情是什么吗？”不待对方回答，父亲总是斩钉截铁地给出答案：“是挨饿！”读过《杜高档案》，看到人饿得将水田里抓到的蛇活剥生吞，毛骨悚然。也许在饥饿面前，人会自然地丧失文明人的一切品行吧？我应该原谅老师们的行为，但是绝不可以忘记！
2005.9.写就
2007.10.小作修改
爱思想
2018-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