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巍的民主观

(一)何谓民主素质?

近读《中国之春》编印的《兼听则明》一书,其中杨巍君的“选举后的沉思”一文(以下简称“沉思”),他不是就事论事评价华府会议的选举,而是讲出一番道理,不论道理对不对,他的沉思总是理性的思考,这—点与众不同,就具有普遍的提高的意义。

“沉思”开头交代了他为何从拥护万润南转向徐邦泰,其中用较多的篇幅回叙了我和他曾有过一段,同窗(铁)之谊,不乏赞美之词,区区愧不敢当,但我相信他所表达的感情是真诚的,只是他不理解;我何以中途退出竞选,因而“由失望而愤慨”了。他指出王某的退选是由于民主素质缺乏,自称本人对民主的理念、民主意识等等都很陌生,对我来说是新事物,所以对民主程序的运作不习惯,尤其没有经历过像华府会议那种剑拔弩张,双方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压倒对手的那种体验。我对“沉思”第一节“我选了徐邦泰”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他所谈的理论可使我提高民主素质,只是拜读之下不免感到失望,这里就引一段他对“民主素质”的解释:

领袖级的民运人士,所具备的头号素质是什么?有人说是“坚持正义”,有人说是“大公无私,为理想而献身”。其实这些都不对,这些都可以是对大独裁者的要求,而不是对民主政治家的头号要求。大凡小的独裁者,是自知自己是为一人一家一党一派的私利在搞独裁,而大的独载者都是出于“为天下黎民”,坚持自认为是“正义”的真理或信念,为了反对别人的错误而不能不行独裁的。

对于民主政治家来说,头号素质是“经得起反对”,不管这反对是来自敌手也好,朋友也好,出自公心也好,私见也好,是出于好意也好,恶意也好,甚至是造谣攻擎也好,是泼污水也好,统统都要经受得住,不动肝火,我觉得万润南在这一点上是合格的。

先转了—个大弯子,末落实到民主政治家身上来,而讲到民主政治家的素质,又语焉不祥,只是说要经得起各种人的各式各样的反对。照此办理,议会政治或总理衙门势必成为不断对骂,相互反对得不可开交的场所。如果说经得起反对是头号民主素质,那么:年年斗,天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之类的斗争哲学就会大行其道了。虚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尖锐反对自己的意见,不该动肝火,这可以是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但不能包括“素质”的全体,更谈不上是“头号素质”。比如说: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甘愿做人民公仆,宽容、沟通,平等待人,善于进攻也善于妥协,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言行—致,议而决,决而行,等等,同样是政治家民主素质的要求。偏重某一项就不算是合格的政治家。

至于说“坚持正义、大公无私、为理想献身”等美德,作者把它奉赠给大独裁者(送给小独裁者都不行),杨君的反潮流精神迹近荒唐,不值一驳。往下,他给大独裁者加进三个字的限制词:“自认为”是正义的真理和信念。点明大独裁者坚持正义的虚伪、口是心非,但拿它来与民主政治家的素质相提并论,更使上述的论点陷入逻辑的混乱,因大小独裁者正是民运斗士的头号敌人呀。不加以质的区别,便陷入相对主义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了。

(二)民主的哲学是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吗?

“沉思”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民主的哲学是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个提法是新奇的,可惜站不住。

只有怀疑一切,或对人生的价值产生根本性的怀疑,才叫做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是对客观现实的不可知论,只承认主观心理活动的主观唯心论的一种.

心理活动的怀疑人人都有,它是认识事物的原始阶段,它是探索真理和科学的先导,求知欲,好奇心、悬念等皆来源于怀疑。这些都不是怀疑主义。

公民有权怀疑候选人和当选的官员、领袖,因此法律上保证公民有监督权和检察权,对他们可以当面质询,举行听证会等等,这么做是为了澄清事实、驱散疑云,增加执政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又防止了官员及领导人的腐蚀独裁。这—系列民主制度完全跟怀疑主义无关。

如果说怀疑主义是民主的哲学基础,那就把民主的价值贬低为思维的低级阶片,民主政治家可以捕风捉影、疑神疑鬼,感情用事,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诽谤对方,必然引出许多混乱和误会来。

杨君为什么把怀疑主义提升到民主的哲学呢?这大概是先提出了民主政治家的头号要求是“经得起反对”演绎出来的,他不知怀疑可以上升到反对,也可以转化为认同和沟通,正如怀疑会引向科学发现一样。“沉思”表扬了万涧南,说他是经受得住泼污水的合格的民运领袖,杨君有所不知:泼向万润南的是什么污水呀?恰巧是泼的“怀疑牌”的硝镪水,他的对手使用民主程序没能打倒他,便以想当然捕风捉影的“怀疑”散布谣言诋毁他,甚至怀疑他是贩毒者等等。

民主的哲学是怀疑主义的话,哪就要赞美污蔑万润南的合伙人,把拨污水、造谣中伤看作是正常现象,受害者一方不必大动肝火,理应照单全收,这才是好同志。

怀疑主义要不得,那么相对主义怎样呢?

有句现成的成语表达了相对主义的思维模式: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相对主义片面夸大事物性质的相对性,抹杀其确定的规定性,取消事物之间的界限,从而根本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这一点它和怀疑主义是同宗。它还片面夸大认识的相对性,把相对与绝对完全割裂,没有是非善恶,它是静观的超脱的立场,实际上不可能超脱,相对主义常常沦为伪善者辩护士。试举一个貌似超脱的相对主义的例子:

有人说:六四事件中共下毒手是不好的,但学生们逼得邓小平李鹏没有退路也只能如此。这里他把刽子手与受害者不加区别。远的不说,我们就从“沉思”中,也能找出相对主义的思想模式:他把民主政治家与大独裁者等量齐观,来比较谁更自私的标题下,小独裁者不如大独裁者,民主政治家还不如小独裁者(“自私”是作为正面的东西参加竞争的);按照相对主义的逻辑,凡经过多数票当选的,就是合法的、民主的,那么袁世凯称帝也经过选举;大独裁者纳粹元首希特勒也是经过公民投票,也是民主了。

再如:抹煞不同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仅仅找到人类与机器人,有一个“人”字,便推论出机器人不会产生私心,以此证明“机器人只能做人类的奴隶,而人才有资格做自己的主人。”这种论证违反简单的常识,属于毫无意义的废话!

还有:上文讲到有些人给万润南散布谣言中伤之词,作者对泼污水者不置一词,只是赞赏万某未动肝火,沉得住气,也属典型的相对主义的超脱。你们看,连他的叙述的引文语句也是相对主义的:

“……不管这‘反对’来自敌手也好,朋友也好:出自公心也好,私见也好,是由于好意也好,恶意也好……”一连五六对相互对立的“也好”,做到了好坏不分,善恶并列,一视同仁。称得上是相对主义的杰作。引文中作者一个劲儿颂扬“反对”的必要性,但他不去区别为什么反对,谁在反对,反对的场合和方式、反对的作用和效果,这就使作者走上形而上学的另一个极端。

(三)要自私,不要道德的民主素质

华府会议以后,当选的一方受到舆情的普遍指责,批评他们不外两点:㈠在选举中有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现象,这种选举不能说是合法的;㈡批评徐某背信弃义,不讲道德。“沉思”用较多篇幅为之洗刷,用一套理论从超脱的角度来进行辩护。引他一段原文:

民主之所以合人性,之所以必定要胜利,是因为人们的本性是自私的,所以才需要自由,从而需要民主,又因为在当代世界的条件下,人们的自私心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天地,民主和自由才从生活的奢侈转化为必需品。如果人类不自私,或者可以改造得不自私,那么我们也不必搞民主了。……我们认为民主事业一定会胜利,却是建立在人性自私,不可改造这一基础上的。

我们反对马列主义否定人性,摧残人性,从而连自私也一同被打倒,现在我们不仅肯定人性,也承认自私的权利,故先进国家的宪法都有保障私有财产的权利这—条。但不能山此而推导出民主是自私的产物,因民主是社会发褽列较高阶段的晒生产物,其中虽然包含人的自私的要求,但还有群体社会集体的要求,这时只有自私主宰一切的话,就不能维持群体的运作秩序,于是,私心与公心,集体和个体的两对矛盾产生厂,萌芽状态的民主意识和制度正是协调这两对矛盾的产物。比如说民主选举,选举人倾向于自私的考虑,而候选人被选中,此人总是照顾集体利益表现为大公无私者,候选人和选举人体现了公心与私心,集体和个人的两对矛盾,你说候选人参与竞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私的需要,那就抹煞了公心和集体意识,只有天下乌鸦一般黑,洪洞县内无好人了。

除此以外,民主与专制也是一对矛盾,民主是为了制约专制政治而产生,而专制腐败的独裁者,正是私欲膨胀,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如果代表民主的一方进一步发展私心的广阔天地,如杨先生所说的“我们认为民主事业的胜利却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的。”在以私对私的情况下,某一派即使真的胜利了,恐怕还是重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里去。这哪儿是民主派的胜利?而是民主事业的堕落变质,正是为了制止历史的恶性循环的以暴易暴,才产生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

幸好杨君还说了“指出人心自私,并不是反对公谏,不许大家有公心,而是要指出公与私并不是对立的。公心是从私心发展出来的。其实,历史上先有公心,然后有私心?它们之间是对立的统一,指明公与私可以和平共处,确认被选人和选举人是私字当头,民主政治家和独裁者亦然。也还是相对主义的观点,眨低了民主对专制的制约作用。早期的民主主义先驱卢梭有句名言:”人的苦恼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的私欲而来。“就是说人们的内心是在不断进行有良心和昧良心,公与私的斗争。

讲到民运中要不要强调道德修养,“沉思”列举了道德至上主义的三条罪状:

(一)首先它使人遇事不冷静,斗争性很强,妥协性很差,既然自己是高尚的,正确的,对方是卑鄙的,错误的,自然就要斗争到底,绝不妥协;(二)其次是破坏游戏规则,冲击民主程序……(三)无须证据地乱贴标签,败坏民运队伍的气氛。……

上述三大危害性客观上是存在的,罪魁祸首是不是道德至上主义呢?我认为:并不存在所谓道德至上主义,只有泛道德化,或是以道德治国平天下者,才可冠以道德至上主义的称号。

仔细分析上开的三条罪状,其根源恰恰是由于私心恶性发作,道德不受重视,以及大陆党文化的浸润的结果。其实,所谓道德至上主义是作者为了替徐某辩护,杜撰出来的一顶帽子,正好与上列第三条危害性如出一辙!

“沉思”中也承认“公德,积小私而成大公”。(正确的表达,应改为不断克服小私而成大公。)

但在本文第一节所引杨君的论点,他却对“大公无私,坚持正义”等道德高标准投以轻蔑的白眼。可以说,毛泽东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胡诌,因为,谁也做不到,他本人却是极暴虐,极腐化淫荡的人;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的道德要求,在为公众服务或投身民主运动方面的杰出人物还是大有人在,(这是从人的一生中某个阶段或某项事业而言。)我与杨巍先生有同坐一个牢监的难友之谊,据我所知,他的两次入狱能够坚持正义,在海外多年来从事民主事业中默默奉献,不计报酬,在私心泛滥中是难能

可贵的。使我不胜惊诧和深感遗憾的是,如今他何以宣扬起道德虚无主义来了?

“沉思”两处谈到“道德的标准行有其不准确性、矛盾性,人心的动机摸不着,看不见,要胡乱‘自由心证’,把人往坏里说,实在太容易了。”这种说法同样是错误的:道德标准是上层建筑里的客观存在,它是随着时代变动,但又是相当稳定的;道德这个抽象名词虽然看不见,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竿秤,分辨哪是道德,哪是不道德的。因此,把人往坏处说,并不那么容易,相反,如果随便把好人骂成坏人,或给好人乱扣政治帽子,公众反而看得出胡乱扣帽子的是坏人。明乎此,乃有“道德底线”、“道德法庭”等名词的产生,谁说看不见摸不着呢?

“沉思”表扬“经得起反对”的柯林顿,这里,我要举当年两次报名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杜卡基斯,(头一次是1984年,第二次是1988年)他是最年轻的候选人,但他受到媒体的曝光,因他的道德品质有问题,故杜卡基斯只得自动退出竞选,可见美国公众对民主政治家的道德要求是很严格的。美国人大概也沾上了道德至上主义的毛病。美国人先不问总统候选人的是非,而是关注他的私生活。

“沉思”中还谈到:“我们关心的重点不应该是当政的人有没有私心,是否由于公心,而应该问他们是否遵守制度规则,以及这些规则制度是否完善。”这个论点是对的,但是,总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道德的功能提升了人性的质量,它又是制衡私心的膨胀和越规行为的不成文法。除此而外,法律、宗教也具有同样的功能。要知道,越是自由民主高度发展的天地,越是私字当头人人朝钱看的国度里,它所制定的法律越是完备周详,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民主运作跟道德、体育竞技一样,它也有一整套的游戏规则,它是保证会议程序的公平地选贤与能,也是为了制止私心发作的营私舞弊、扰乱或操纵会场而设,我的退出竞选,并非是输不起,或者像扬君所说,王某“经不起反对”和泼污水,更不是因为竞选对手道德有亏。大动肝火则有之,那是我发觉了会场内外有营私舞弊现象,会场则有在帮的把持,公然压制反对弄虚作假的代表的发言等等(详见(兼听则明)中我的(答严家祺先生)和吴方城、齐墨、石磊等的文章)o我垂垂老矣,又被剥夺了发言权,无力阻止违章破坏游戏规则的局面,不得不在责任和谦让之间,选择了谦让,以便给选择了“责任”的精英让路,这就叫做君子有成人之美吧。如今,我们的裁判员对公然破坏游戏规则的人不置一词,反而责备老运动员经不起人家的明枪暗踢,难道这是相对主义的“超脱”吗?

胡平在“民运往何处去?”中讲到“道德”的问题,他也有同感,他说:“我们必须更加注意各种合法但不合道义的行为,进行严肃批评,所谓‘权利先于是非’,决不等于只问权利不问是非。像吹牛撒谎,背信弃义,显然是不合基本道义的。当然,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某些行为时,一定要谨慎,要认真弄清事实;不过目前更值得担忧的是,一些不再讲道义,做了错事并不反省,或者是明明做了不合道义的事,只因为与自己利益相符,不但不批评,反而要一味为之辩护。海外民运在国人心目中的道义形象确实在下降,除去共产党的诬蔑外,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责任呢?”(引自(中国之春)五月号)

1993年4月于纽约

附记:此文写成,看到五月号《争鸣》上有徐邦泰的《勇往直前,尽力为之》,他竭力掩饰华府合并会议的种种弄虚作假事实,文章一开头就引了杨巍在“合并后的沉思”中表示效忠徐邦泰的一段话,杨为徐所作的辩护,不外是逐出道德,不要良知,只需私欲,自私是合法的。徐视为护身符的东西其实帮了他的倒忙。庄子曰:“盗亦有道”,此之谓欤!

5月12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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