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4-27

——团结工会一席谈之三

我们到达波兰的时候,正值乌克兰广场运动的尾声,我们在新世界大街还看到了声援乌克兰抗议俄罗斯的示威游行,也听到不少人把乌、波二者之间进行比较,明显感觉到乌克兰的道路更加曲折艰难。

新世界大街上声援乌克兰抗议俄罗斯的示威游行

广场运动通常很难达成妥协,那些民主派领导人很难说服激愤的群众,于是大家就处在激进比赛当中,比如乌克兰的欧罗曼丹运动就是如此。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波兰人在团结工会领导下能够求同存异,能够达成共识。而乌克兰在2014年2月21日举行的谈判中(波兰也派代表参加)达成的协议实际上和波兰的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差不多,但广场上的群众并在没有接受这个结果,广场上的人不撤离,反而失了先机。

波兰为什么能够理性的把握时机,需要妥协的时候妥协,需要进取的时候懂得如何加码,准确的拿捏住火候?不清算、不找后账,这些主张又是怎样在团结工会不同的派别中达成共识的?

于是就这些问题,我们向团结工会的前辈们提出了一些看法。

他们的回答如下:

我们的原则有两个:第一是非暴力,第二是真诚公开,强调创立民主阶段的责任心对防止个人野心家是很有效的。

每个人都签署自己的名字并作出承诺,大家有一个底线共识。比如工会有权组成独立工会,但慎重使用罢工、游行这些手段,不把问题激化到不可回旋的地步。

也有工人团体与我们有不一样的做法,他们已经习惯动辄就上街游行、去抗议。格但斯克罢工委员会采取谈判的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被聘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顾问。我们懂得,既要有谈判技巧也要有战略战术,进退有章法,不能一味地坚持,这些谈判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模式推广到工人运动中去。

团*结*工*会的行动使政府的经济改革方面无法贯彻下去, 80年代后半期又开始了罢工浪潮,我们最主要的成功之处,就是说服政府和民众进行谈判。KOR告诉工人们,这是一场“需要自我克制的革命”。

当然我们两手都要用,我们不但告诉工人罢工的权力,同时告诉工人什么时候应该谈判,怎样谈判。还要贯彻非暴力原则,我们非常小心,不让当局有把柄,避免问题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团结工会1989年举行的罢工游行,此次游行后,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对团结工会内部的分歧,正如马佐维耶茨基所说:我希望在政治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下,大家学会真诚的相互对待,学会成为政治竞争者,但不成为敌人。我们要改变前体制思维,不要让团*结*工*会成为第二个统一工人党。在一个各派共存的社会里,不是占上风的一派非要把处于弱势的一方打趴下屈服才肯罢休。

乌克兰没有成功,是反对派一定要打击政府,其实亚努科维奇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是反对派都不接受,条件层层加码,提出来的要求总是不能得到满足,这些人表面上看是占了上风,其实只是逞了一时之强,结果可能更糟。

取得“胜利”的反对派喜形于色

乌克兰与我们1989年的不同处在于,我们在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上形成了共识,即便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但是也要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个约束对所有的人都有效。

广场运动不仅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路线图,而且要有大家都要遵守的原则和游戏规则,程序是制约每一个人的。它不仅需要大气魄也要能够控制其力量的运作,可以做到“见好就收”。

而乌克兰反对派内部很难找到共同点,缺乏需要共同遵守的一些原则底线,各派都指责对方出卖乌克兰民族利益,搞得剑拔弩张互不买账,于是就在街头比赛看谁更勇敢更激进,因此乌克兰这一波的民主化表现得比我们更曲折。

2014年2月, 守候在议会外等消息的反对派

80年代格但斯克进行谈判的做法使很多人看到它的有效性,通过谈判的作法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和肯定。以后这样的谈判在各地各工厂都在进行,人们看到,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可以解决问题。此后便形成路径依赖,那里有冲突,哪里就有谈判。只要有一个地区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就会采取谈判的方式找到共同点。

这是个民主化的学习过程,积累经验的过程。每次谈判前我们都要进行事前分析,派谁去、谈什么、怎么谈?对方的弱点以及我们的最低目标和最高期望,谈判后要进行事后总结,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让大家知道如何与不同观点的人相处,学会进退有度、懂得妥协的策略,胜利是一点一点取得的,掌握不把对手逼入死角的“火候”是很重要的。我们没有枪、没有燃烧瓶,我们只考虑能为波兰做什么?

那时我们已经感觉到,1981年的戒严不可能再出现了,统一工人党已经处在弱势,民*主*化时代就快到来了。而政府也知道动用武力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反弹,会丧失掉多少道义形象,就连戈尔巴乔夫都已经放弃波兰,雅鲁泽尔斯基没有了苏联的支持,必须要用谈判的方法解决问题。

当然我们也存在极端派别,有一部分人叫“战斗的团*结*工*会”,是一个极端人士领导它,现在你问他,“你们的战斗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枪?”他就会说,“我们没有枪,我们只是纸上的战斗,我们只是言辞激烈些,不像你们一味地软弱妥协”。

这样说来,我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也不大,此人一直到90年代还认为我们是苏联的殖民地,在波兰极端分子主要是言辞激烈一些,并没有行动,而且号召力有限,在我们这里理性的力量占主导,这是我们与乌克兰的广场运动的差异。

我们与乌克兰的另一个区别是,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是戈尔巴乔夫,而现在俄罗斯的是pj,这两个人的出发点和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戈尔巴乔夫认为应该给东欧国家自由,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pj想恢复苏联不允许乌克兰人加入欧盟,他赞成那些对戈尔巴乔夫批评的说法,企图以强硬的姿态把俄罗斯又带到了帝国霸权的狂潮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

这时,乌耶茨与里廷斯基争论道,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戈尔巴乔夫并不是没有出动军队镇压的先例,在立陶宛和第比利斯他就使用过暴力镇压(1989年4月苏联对格鲁吉亚、立陶宛、阿塞拜疆的示威人们的镇压行动,在这场中镇压中有20名格鲁吉亚人、143名阿塞拜疆人和14名立陶宛人死亡)。虽然我们不能苛求戈尔巴乔夫,但是不应过度美化他。

共*产*党的核心就是控制,离开了这一手段他就什么都不是了,戈尔巴乔夫放权的同时,也削弱了自己的控制力。在权力是不可分享的原则下,某一方面的孤立改革是不可能单独完成的。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想为苏共打开一个安全阀门,打开了就关不住了。

里廷斯基反驳说,但是毕竟在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讲话说,“不得动用武力,在对外政策中已经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对待本国人民就更不能求助武力”,我们不能忽略苏共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宣布放弃“有限主权”

戈尔巴乔夫最近也在频频讲话,认为西方利用俄罗斯的衰弱,对俄罗斯的步步紧逼破坏了信任与合作,导致了世界处在新一轮“冷战”的边缘,并且赞扬普京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做出的种种努力。可见在涉及到民族问题上会自然而然地胳膊肘向里拐,否则很容易被本民族所抛弃。看来,民族主义这道坎不好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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