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走向延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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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一个中产者家庭。我的父亲是参加过地方性辛亥起义,后来又继续经商和担任民间社团职务的绅士。18 岁以后,我参加了高中和大学的学生运动,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才信奉了民盟左派和西北大学数学教授、教务长傅仲孙先生所推行的英国工党的“拉斯基主义”.所谓“拉斯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英、美的政治制度和苏联的经济制度。”当时,我们对苏联很不了解,不赞成苏联的无产专政和一党专政,却赞成苏联的公有制,误以为公有制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民主。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也有几点误解:第一、我们认为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党化教育”,“保障人权”,“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等等主张,都是有诚意的,既适用于国民党,也适用于共产党。

第二、我们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误认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民主”,误认为它比“旧民主主义”是更多人享受的民主。

第三、我们也知道“新民主主义”是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的。但是,那还在遥远的未来。而且,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我们当时是赞成的,至于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当时天真地认为中共同苏共不同,中共在抗日战争和几年内战中,一直强调民主和人权,中共的根据地就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各个根据地都制订和颁布了保障人权的条例。既然已经实现了全民的民主和人权,将来就会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无须实行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了。

对苏联经济制度和中共政治主张的误解,就促使我们成为一个亲苏亲共的左派民主主义者。后来我到延安以后,发现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也存在同我近似的误解。

虽然亲共,但是,我当时不想参加共产党。因为至少有两条我不能接受。一条是阶级斗争,特别是流血斗争;另一条是不近人情、人性的组织纪律。正因为这样,1947年夏季,我从西安流亡,不到中共的根据地,而要到上海去找储安平,还想去新加坡找胡愈云,(后来未能成行)。储安平回答:“现在像你这样的进步青年很多,我爱莫能助。”当时,我还不知道储安平不是民盟盟员,对他大为失望;新中国建国后,我也不去看储安平。可是,我同储安平的一次接触,后来也成为审查历史的内容之一。我在1947年春夏起草的“反内战、反饥饿”的宣言和传单,着重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同时也要求中共不要打内战。

我虽然赞赏英、美式的政治制度,但却反对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因为我当时反日反蒋,美国政府却在扶植日本和支持蒋介石政府。我曾经发起过抵制美货的运动,而且自己坚持不用美国货。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有缺陷的。他们把国家利益凌驾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之上。为了维护和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不惜同魔鬼打交道,而不愿支持其他国家在野的自由民主势力。20 世纪20年代,他们不支持孙中山的广州政府,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接受苏俄的援助而“以俄师”. 1929年,他们不支持胡适、林语堂、罗隆基等的人权运动。40年代后期,他们又不支持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国的第三种势力,继续支持已经完全失掉人心的蒋介石政府。

1947年1月17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调处国共争端失败以后,发表了《离华声明》。那个声明说:“国民党内有反动集团,在国民政府中占优势。他们”反对联合政府“,”不相信国内合作“,”对实施政协决议决无诚意“,只相信武力可以解决问题,”而用武力“维持其自身封建控制”,其结果“已使其政府的力量愈益薄弱”.这个声明,见诸报端,是大家知道的。中国民主同盟某些领导人对我讲这一个传闻。据说:马歇尔回国以后,向美国代总统杜鲁门建议:国民党已经失掉人心,扶不起来了,美国政府应当支持中国的第三种势力。杜鲁门说:中国的第三种势力没有实力,国民党有实力,美国还是要继续支持国民党。不论这个传闻是否属实,反正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力量没有给予什么实际的支持。其实,抗日战争后期和胜利以后,中国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同盟发展很快。有自己的党报——民主日报和刊物《世界知识》、《时与潮》后来改为《时与文》。在西南和西北两大基地,在大行政区、省、市和许多高等学校和一部分县,有自己的党部。有自己的青年组织——民主青年社。北平、上海和江、浙、东北、山西、广东等地光复以后,迅速建立起民盟的机构。还有一批掌握军队的盟员,如云南省前后两任主席龙云、卢汉;川军首脑潘文华、邓锡侯;陕西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和38 军军长孔从周,甘肃的军师级军官杨子恒、吴鸿宾、任谦等等。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高等学校的民盟盟员常常是打先锋的。当时的全国学联主席梅振乾,西北学联负责人王刚、张小禾都是民盟盟员。后来,梅振乾在“反右派”中自杀,王刚在内部肃反运动中自杀,张小禾长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对待。

除了民主同盟以外,还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延锴等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马叙伦、雷洁琼的“民主促进会”,许德珩的“九三学社”,海外华侨的民主党派“致公党”,章伯钧、季方、黄绍竑的“农工民主党”,张君劢的“民主社会党”,曾琦、李璜、左舜生的“青年党”等等。这些第三种势力,如果有坚强的国际援助,虽然不一定能够取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但却可以凝聚成为一个足以同国、共两党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使建立联合政府,实现和平民主成为可能。

1947年11月,蒋介石政府宣布解散中国民主同盟,并对民盟盟员进行拘捕和迫害。民盟的大部分领导人逃到香港另立中央;少数领导人被中共接到他们的根据地,张澜和罗隆基则被软禁于上海。正在这个时候,中共在西北大学的地下党员王顺命(丁光)给我送来一批马列著作。当年寒假,我没有回家,生吞活剥地读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昂杰也夫的《政治经济学》、沈智远的《新哲学大纲》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对于马恩原著,我大部没有看懂,只记住一些词句。这些读物,使我的思想更加亲苏、亲共。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这些读物,而是无处投奔、无地容身的形势使我的思想起了变化。这从1948年3月,我写给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同学刘毓明和中央大学同学王天敏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得出来。我给刘毓明的信,有这样一段话:“至于阶级斗争,特别是流血斗争,我们过去是不赞成的。现在,我们不要他们流血,他们就要我们流血。难道我们可以束手待毙吗?”我给王天敏的信,有这样一段话:“现在中国大势,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中间道路走不通了。杨子为我,不可取也;墨子兼爱,庶几近之。”我当时还认为共产党是讲求博爱的,多么天真,多么幼稚!

1948年3月下旬,中共收复延安。外校有两个平时同我没有交往的反动学生先后到我们学校,问我对形势的看法,并且说:共军要是打到陕南,你们家那样大的家业和伯父(指我的父亲)的安全都难以保全了。我含糊地应付过去。

4月间,陕西省参议会副议长李梦彪(陕南洵阳人,辛亥元老),召集西安各大专院校陕南籍学生开会,要组织一次请愿,要求国民党的“西北王”胡宗南增兵保护陕南,并推定我起草请愿书,我借故溜了号,没有起草,也没有参加请愿活动。

接着,国民党的特别刑事法庭开始传讯大学生。听说,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

这一连串事件使我感到形势逼人,不投降就要灭亡。看来,三十六计,只有一计了——投奔延安。

从1948年4月,我开始寻找去陕北的路子。西北大学历史系应届毕业生刘耀华也有此意。他介绍我去泾阳县仪祉农校找他的老师张变三和表弟王浩天(郧)。张变三,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坐一次监狱就改一次名字,坐了三次监狱,最后改为变三。四八年那个时候,他是仪祉农校的教务主任,王浩天是农校水利科毕业班学生。我到了仪祉农校,张变三和王浩天为我介绍了一批反蒋学生:徐铭牖(丁一)、李又林(毕诚)、贾正川(河畔)、罗昭等。同他们约定:当年暑假期间,王、徐、李同我一起去陕北,张变三、罗昭留下。罗昭不走,是因为坚持他的自由民主立场,张变三不走,口头上说是有家室之累,实际上是因为共产党对于坐过监狱,脱过党的人十分苛求,他不敢回去。李又林和徐铭牖的经历都有传奇色彩。李又林是武汉人,原是国民党驻西安的空军飞行员,1946年蒋介石以抗日战争胜利领袖的身份,到西安来炫耀他的他“丰功伟绩”.李又林对蒋很迷信,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委员长,你好!”当蒋介石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调动西安空军参加内战。李又林在他的大腿上扎了一刀,以病残退役。然后同罗昭一起,在仪祉农校附近办了一所农村小学。这个学校的教材和歌曲,都由李、罗选编,多是反蒋和追求民主的内容。可见,国民党的统治,并不像共产党那样严密。

李又林到陕北以后,被分配到中共西北中央局城工部,做情报工作,不便同我们往来,后来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徐铭牖,十几岁就在国民党军队当文书,当军需官,参加中共的革命队伍以后历尽坎坷,这是后话。

1948年5月,为我提供马列著作的西北大学学生王顺命到延安去了。当时,中共准备在全国开展反攻,需要大批知识分子来接管城市,就提升和扩大了华北大学、延安大学等干部学校,大量吸收国民党统治着的大、专学生。王顺命到延安接受的就是这个任务。6月间,他回到西安,本来准备住到我在西北工学院的宿舍来。后来大概觉得我不是中共党员,就没有来。但是,我和西工一批决心去延安的同学,已在他的名单之中了。我给介绍我参加民主同盟的陕西富平中学语文教师吴文超(诗人,笔名马牧边)写信,约他一起去延安。他大约要坚守他的自由民主立场,没有回信。此后,我再也找不到他了。我还约过同一宿舍的同学路荷生(河南信阳人),他说:“这边情况恶劣,那边也不一定理想。”不愿去。

1948年7月4日,我们一行20 人(其中:西北大学9 人,西北工学院6 人,大学先锋班1 人,开封高中3 人,仪祉农校2 人),分散乘火车北上。到三原车站下车,按预先约定的记号,跟着一个戴草绿色鸭舌帽,夹一把布伞的同学走(此人是西大法律系史剑青)。日落西山的时候,走到偏僻乡村的一家堡垒户,(武工队把敌占区可靠的农户称之为“堡垒户”)附近有一个农民打扮的武工队队员出来接待。他让我们进入一个覆盖严密的防空壕,“堡垒户”送来馒头、凉调萝卜丝和白开水,让我们吃了晚餐。夜静以后,武工队员带领我们上路。发现一点风吹草动,就让我们卧倒,他上前侦察无事,带我们继续前进。在封锁线上,国民党碉堡林立,武工队员要绕开碉堡走,走的弯路很多,很辛苦。当时已是伏天,我们走得疲惫不堪,尤其渴得要命。碰上村边一个堰塘,我们都爬下去饮水。武工队员一再低声叫喊:“脏水喝不得!喝不得!”谁也不听他的。又走了一大段路,武工队员告诉我们:到游击区了。我们欢声雷动,大声喊:“打倒蒋介石”!“我们解放了”!“自由万岁”!武工队员赶紧制止:“不敢喊!不敢喊!游击区常打拉锯战,随时都会遭遇敌人。”

听说游击区随时都会遭遇敌人,有的同学就想开个玩笑。一个走在最前面的同学喊了一声:“举起手来”!我们以为遭遇了敌人,却都不举手,只有一位同学举起手来。这个同学以后长期被人看不起,事业无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些民主青年还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就缺少宽容精神。其实,世界上没有天生勇敢的人,勇士大多是由懦夫变成的。我过去就是一个怯懦的人。后来,经过二十几年的千磨万击,什么大苦大难都经受过了,才变得无所畏惧。

从7月4日夜静走到7月5日朝霞初上,我们才在一个小小的堡垒村落脚。武工队员把我们分散安排到农民家里吃饭、睡觉,不许走动。5日夜晚,又带我们走了一段路,才把我们交到一个武工队小分队的手里,他自己不告而别。小分队让农民端出死面馒头和咸菜、白开水,叫我们喝汤(关中人把吃晚饭叫“喝汤”,所谓汤就是白开水,)武工队长对我们说:“你们这些洋学生一进边区,先上三大课:夜行军、死面馍、大露营。”所谓大露营,就是睡在打麦场的麦秸堆里,铺的是麦秸,盖的还是麦秸,刚睡下还好,越睡越冷。武工队长同我谈笑风生,很亲热。谈到赵寿山、孔从周起义,他说:“陕西这些‘把把客’现在都革命了。”所谓“把把客”,就是攥枪把子和刀把子的人,关中地区一般是指土匪、刀客。可是,我当时已经知道,赵寿山、孔从周两位将军,都是有一定文化的军校学生,是杨虎城部下的两员虎将。“西安事变”时,赵是17 路军的独立旅长兼任西安城防司令,孔是团长。起义前,赵是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孔是38 军军长。我还知道。他们同中国民主同盟有关系,只是不知道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武工队长虽然知识不多,但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热情、豪爽,照顾的很好。

夜行军,只走了两夜。我第一次知道,人在跟着队伍走路时,也能熟睡,也能做梦,而且潜意识中有自我保护的机制。有好几次,我的一只脚已经在悬崖边踩空,突然惊醒了,不自觉地收回脚步,继续睡觉,继续行军。人啊人,你真不愧是灵长类的动物啊!而且,人的生命力、耐力特强而不是脆弱,这在当时和以后九死一生的经历中,我的体会很深。

7月6日,第三天,是在陕甘宁边区巩固区,白天行军。走到一个庙里,我看到两个武工队员用包香烟的锡箔吸大烟。他们让我也尝一口,我就尝了一口,果然精神焕发。夜行军那一天,西大女同学曲季波(孙雁)走得满脚起泡,把高跟鞋都走坏了,武工队员用一两大烟为她雇了一头毛驴代步。当时我已经知道武工队和地下党员常常带着少量大烟,以备不时之需。

7月6日傍晚,我们到了淳化县马栏镇。马栏,当时是中共关中地委和专员公署所在地。关中地委除了管辖陕甘宁边区的“小关中”以外,自1942年以后还履行中共地下陕西省委的职权,当时的地委书记是赵伯平,专员是杨和亭。我们分别被安排在几家商店的木楼上面。

7月7日,中工关中地委组织部要求我们各自写一个简要的自传。白天写自传,晚上,招待我们看戏。我们看了歌剧《白毛女》,眉户剧《拥军》、《十二把镰刀》等等。我是第一次观赏贴近农民生活的戏;也是第一次观赏运用陕西民间戏曲编演的新歌剧。看得津津有味。《白毛女》里边“北风吹,雪花飘”的歌曲,我们当时就会唱了,长期没有忘记。我们还利用晚饭后自由活动的时间,到关中“八一剧团”,去拜访演员们。认识了秦腔音乐家王依群和在《白毛女》中扮演大春的王群定,扮演黄世仁的屈映明,还有团长袁光,指导员肖金。这些人在后来一段时间里同我有交往。只是扮演喜儿的演员比较腼腆,没有同我们接触,我也记不得她的名字。

三四天以后,关中地委有关部门看了我们的自传,估计还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我们的介绍,派人同我们个别谈话。同我谈话的是关中地委城市工作部(它们同时也是中共西安工委的办事机构)的孟海。孟海说:“你的社会关系很好,应该回西安去做地下工作。”所谓“社会关系很好,”指的是我的家庭同国民党军、政、财、文各方面的头头脑脑都有关系,用以后政治运动中的术语就是:“反动社会关系十分复杂”.我说:“我不是党员,不会讲求斗争策略,而且在西安已经充分暴露,回不去了。”孟海说:“不回西安回陕南也行呀!”我说:“我在中学就是学生会的负责人,在陕南也很暴露,也回不去。”孟海说:“你是不是对你的家庭出身还有顾虑?党是反对唯成份论的。比你家更大的官僚资本家庭出身的同志,在党内有的是呀。”我说:“这个我懂,没有顾虑。要是有顾虑,我就不会把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写得那样具体了。我这个人不适合做地下工作,我不能保密,不会伪装,心里有了不平不满的事。就要大喊大叫地讲出来。还有国民党人那一套吃喝嫖赌,我看不惯,不会参与。我同他们打过F.H (弗尔好斯),简直受不了。”孟海说:“那也不要紧,地下党有组织纪律,你加入组织以后慢慢锻炼吗!”我没有回答,心里说:“我正是受不了你们的组织纪律才不去做地下工作啊!”孟海和孟弗两人又找我谈了一次,我坚持不去。他们问:“那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想到华北大学去完成我的学业”.孟海说:“华大没有工科。”我说:“不一定是工科,学数学,学文史也行。”孟海说:“华大和延大都是干部学校,没有正规大学那些系科。你还是先到延大去,继续考虑我们对你提出的要求,什么时候想通了,给我们写一封信来。”后来听说。他们把我坚持不愿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向地委汇报了,地委书记赵伯平说:“新同志,觉悟不高,又不是党员,不要勉强了,先送到延大去提高觉悟,以后再派出去。”和我们同时去陕北的,有三位同学服从组织决定,常希增(崔杨)去兰州,刘耀华去汉中,徐鸣牖(丁一)留西安,打入胡宗南的长官部。这三位老兄在地下党都做出很大贡献,但却在内部肃反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坎坷一生。最惨的是徐鸣牖.他利用胡宗南长官部军需官的身份和他在山西军队里学会的测绘技术,把西北绥靖公署、胡宗南公馆、省政府、西安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机场、车站、邮电局、军火库等西安要害部门20 多个单位绘制成图,发往延安。建国后,在西北公安部工作,在内部肃反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放到宁夏公安厅劳改局,先做事务工作,后来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注销了户口和供给关系,等于开除了人级。后一条最可怕!在一个一切生活资料都凭票证配给的社会,它断绝了受难者的生路。拾破烂不行,因为那是“资本主义尾巴”;沿门乞讨也不行,因为那是给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制度抹黑。丁一一家在那一段漫长的日子里是怎样活过来的,我不忍问,他也不愿说。中国人对于大苦大难的承受能力,简直是不可思议的。1977年,丁一到西安来,找到他在地下党的上级陈元方。元方原是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陕西省委秘书长,1977年还是尚未解放的“走资派”.我在元方的家里看到丁一的申诉书。我拿上申诉书,看了一段就惊喜地说:“啊呀!丁一怎么练出这一手漂亮的书法,文笔也大有长进啊!”元方说:“你先不要高兴,往下看吧。”我越看越觉得血泪斑斑,惨不忍睹。元方说:“丁一对西安解放是立了大功的;在胡宗南军队担任职务,是组织派去的。我当时是西安工委副书记,当然可以证明。可是,现在我自己都没有解放,我的证明不起作用呀!”好在半年后,陈元方就被解放了,丁的问题得到平反。刘耀华在汉中发展了百余名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争取了两个师起义,但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在内部肃反中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汉中地委书记彭彬是他的亲家,但对这一类冤案,他也无能为力。1979年,我委托陕西省委一个工作组为他复查,才得以平反。可是,丁一、刘耀华、常希增得到平反时,人已经老了,只担任了几年的副县级闲差就离休了。有才有功而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当时,延安方面为了就近吸收国统区的学生,并进行政治训练和政治审查,在新设的黄龙分区首府洛川建立了延安大学分校。我们在马栏住了一个星期,向洛川进发。正好,关中分区要为黄龙分区送一批军马,就让我们骑马去洛川。我们都不会骑马,沿路又要经过大片灌木林。林中的虫子很多,虫子叮马,马就把我们摔下来。被马摔了几次,我干脆不骑了,牵着马走路。

到延大分校来的,不止是我们从三原进去的这一批学生,还有从旬邑、淳化和铜川来的学生。当陕东合阳县打拉锯战的时候,合阳师范教务主任马文又带领一百多个学生从韩城进入边区。洛川中学住不下了,延大分校才又迁移到宜川县城外一个叫党家湾的山沟里。一个土窑洞,地上铺上麦草,就能住十余个学生。

延大宜川分校分为研究部和大学部。原来的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编入研究部;原来的中学生编入大学部。两部的课程都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和陈伯达写的小册子《人民公敌蒋介石》。

入学第一天,举行政治测验。我按照自己当时的真实认识回答问题。例如:“什么是政治”?我虽然知道列宁讲过“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却按照孙中山的解释回答:“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你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我回答:“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你最爱看的报刊是什么”?虽然我在西安也看中共的《新华日报》和中国民盟的《民主报》,但是,我的回答却是:《大公报》、《观察》、《世界知识》、《时与文》。有些同学的独立意识更强,例如:郑伯奇的学生、民盟盟员丁芹,在回答问题和讨论问题时一再声明:我是来参加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我是来反蒋的,我不接受中共的政治纲领,我不赞成中共的党化教育。西北大学数学系学生路克,思想观点同丁芹接近,在学习讨论中常常保持沉默。

我毕竟有亲苏、亲共的思想基础,被选为研究部二班的班长,常常参加校部和教员们召集的干部会。我对汇报同学的思想情况,不以为然,常常不汇报。西北大学法律系学生彭隆成(易人)在干部会上公开反对汇报思想,他说:国民党特务才汇报思想呢?还有一个同学李大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教员们说,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思想,那么,有没有比毛泽东思想更正确的思想呢?我认为这个提问无法回答,也不记得教员们是怎样回答的?

由于中共当时需要大量争取知识分子,同时,中共中央迁往河北平山县以后,陕甘宁边区是由以温和宽厚著称的习仲勋为首的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延安大学的负责人对外来知识分子比较宽容,允许学生在组建自治会时实行中共不赞成的自由竞选和无记名投票,允许学生自己动手整顿不大尊重知识分子的总务科,就是校方实行的两项开明的措施。但在“宋纹演事件”中,校方就不能容忍了。

宋纹演,是重庆市人,是我在西北工学院的同级同学。他进陕甘宁边区,不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而是单独穿过封锁线自发进去的。他在延大宜川分校,一个人办了一个墙报,自编、自写、自抄。内容是对中共、对苏联的不同意见。他的观点,我大部不同意,但却认为发表这些观点,引起大家讨论,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因此,我还在他的墙报上发表过文章。当他发表了内容和措辞都足以称之为“反苏、反共”的文章之后,我以班长的身份劝告他停刊,遭到拒绝后,我同他大吵了一架。校方出面干预,又遭拒绝,才组织了持续三天的大会批判,教员马彬代表校方所作的结论性发言,指控宋纹演的思想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我是批判会的主持者之一,但我自己却没有发表意见。在干部会议讨论时,有的教员和学生干部认为宋纹演不仅思想反动,可能是国民党的派遣特务。他们举出的根据是:

一、宋在西北工学院不是著名的进步学生,不是地下党争取到边区来的,一个人穿过封锁线是很困难的。

二、宋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中学时就反共,看到孙中山遗嘱中“共同奋斗”时,要在“共”字上扎一刀。

三、他既然猖狂地“反苏、反共、反毛”,进边区来,毫无思想基础,只能是别有用心。

四、宋的墙报,在报头上洒满“小雪花”,就是要在红色根据地建立一些白色据点。

五、宋在墙报上所画地图,画了一个大箭头,直指延安。他的目的在于再次进攻延安。

我起来发言说:宋纹演的思想是反动的,但他不可能是国民党的派遣特务。第一、如果是特务,就会隐瞒观点,伪装积极,不会公开发表反苏、反共言论,也不会在自传上写;他在中学时见了“共”字就扎一刀。第二、他进边区来,也不是毫无思想基础,反蒋就是他的思想基础。第三、关于“小雪花”和“箭头指向延安”,可以作各种解释:“小雪花”,可能是说,他的刊物和观点,在边区只是小小的雪花。“箭头指向延安”,可能是说,他的目的地是走向延安。一个赤手空拳的学生,会有进攻延安的妄想吗?

由于以上两点,极左学生阿鲁,公然在教室里说:宋纹演不止是一个人,他们有一个“铁托集团”.他没有点我的名字,但却显然把我看做“铁托集团”的头子。我这个人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喜怒必形于色。有一天,校方批判和审查宋纹演的负责人马彬约我出去散步。我一边散步,一边在身上抠虱子,摸出一个肥头胖脑的大虱子,用力地摔在地上,狠狠地踩死它。马彬为了缓和气氛,开玩笑说:“你把虱子喂得好肥哟,虱子是革命虫,身上长了这么肥的虱子,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了。”马彬接着说:有些思想偏激的同学说什么“铁托集团”,我已经批评了他们。你的情况,组织上是了解的。你这个同志的特点是:对新事物感觉敏锐,又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宋纹演的问题同你无关。

思想汇报问题,宋纹演问题,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和一些极左学生排斥知识分子问题,使我的革命热情减退了。我不禁回想起同室同学路荷生的临别赠言:“这边政治环境恶劣那边也不一定理想。”整天吃玉米棒子和清水煮菜,在窑洞里席地睡十几人的通铺,那样艰苦的生活,在革命热情高涨的时候,算不了什么问题,甚至以苦为荣。在革命热情低落的时候,就觉得受不了。1948年的中秋节,我们在延大分校已经度过了两个多月时光。学校给我们每个学员发了两块宜川城制作的又硬又酸的月饼。当时,中国还不能制造手表,我们还不会把土制月饼同手表联系起来,在“文化革命”后期,当我们在山区农村吃到土制月饼的时候,才同手表联系起来,称之为“全钢、抗震、防水”的“三防月饼”.当晚,异乡的月光反而明亮异常,有一点文学艺术气质的同学都没有睡着。忽然听到一阵阵幽怨的琴声,大家告诉我:易每跑出去拉琴去了。作为班长,我说:“真是乱弹琴!搅得大家都睡不好。”我跑出窑洞,准备拉他回来。但是看到易每凄凉的神色,我也忧从中来,望着头上的明月发起呆来。后来,我对同学们说:“我们这些人的‘小资情调’真是难改啊!”

中秋节后,我百转千回地反复思索。中共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纪律,我确实难以适应。但是,脱离革命的念头,是没有的。一个把尊严和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是不会当逃兵、当叛徒的。何况,当时参加革命是一条不归路,脱离革命,如不投降敌人,必然被敌人屠杀。当时我只是后悔,没有听从关中地委的要求。出去做地下工作。我想到,关中地委既然说过,我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告诉组织。我就去找延大校长李敷仁。我当然不会说,我不能适应边区的政治生活,我只说:7月上旬,关中地委要求我出去做地下工作,并且说,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告诉组织。现在我认识到:按我的情况,做地下工作可能更能发挥作用,愿意出去。李校长说:学校正在考虑让你作助理员。按你的条件,留在延大工作也能发挥作用。反正分校的短期训练不到一个月了。还是等训练班结业回到延安总校以后,学校再同西北局商量。

自由圣火2006年06月01日(半月刊/第二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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