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走向延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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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中旬,延大分校3个多月的政治训练结束了。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步行向延安进发。从宜川向北走了一天就到了临镇,临镇是老区,从临镇人的面色和精神状态看,当时老区人民的生活是比新区好,这是大生产运动起了作用。陕北的民风也和黄龙地区不同。洛川、宜川农村的妇女常常隔着门缝看门外的风光,一发现陌生男人经过,就扑地一声把门儿关了。陕北的妇女却大大方方,不怕男人,这不是革命的影响,而是古已有之。

第三天下午,我们就到了延安。看到向往已久的宝塔山。我们都是心潮激荡,双眼湿润,悲喜交加,那是经过长期压抑、发自内心深处、自以为获得自由解放的激动,是1945年8月听到日本天皇发出投降诏书以后的第二次激动。

当时的中共确实需要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学生受到欢迎和礼遇。延安大学为我们修起了有门窗、有电灯、有木板床铺的新窑洞,新建了文学、教育、政治、经济建设四个系。文学系分为文学和新闻、艺术三个班;政治系分为行政、法律两个班;经建系分为工业、商业两个班。每个班又分为研究班和大学班,原来是大学程度的在研究班,原来是中学程度的在大学班。大学毕业的学生当教员或干部(当时,延大不评学衔统称教员)。我虽是大学肄业,也当了教员,但不在经建系,而是新闻二班的语文教员。伙食标准也提高了,每周可以吃一至两次细粮,教员们的早餐还加一碗豆浆。

延安大学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新同学大会,延安的党政领导机关都有一位领导人参加。来自国统区的百余名同学推选我致答谢词。同学们所以要推选我代表他们,这表明:在1948年投奔延安的学生中,中间偏左的民主青年占了大多数。我拟出的讲话提纲,事先同一些有代表性的同学商量过,主要是歌颂延安,但却讲的是当时的真情实感;同时也用自我批评的语气表达了我们某些不理解、不满意的地方。边区《群众日报》未加删改全文发表,边区教育厅选为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教材。这也说明: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还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只是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国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杨明轩老人,出于个人的关心,托人给我带来两句话:一句是:太阳里边还有黑子,不要看到边区存在的局部性、暂时性的缺点就感到失望。另一句是:你讲到同学们到边区以后的变化,有一条是:“从读大本书到读小本书。”你说的“小本书”大概是指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这样说不好。“虽然我一进边区就知道要管住自己的笔和舌头,但我只注意到不去讲宋纹演那样反苏反共的话。听到杨明老的提示,我才懂得像”小本书“这样的话也是犯忌讳的,因为那意味着贬低毛泽东思想。

我当语文教员,最怯火的是写板书和为学生批改作文,因为我的字太难看,被同学和同事们称之为“小儿体”。好在我的学生气很重,撑不起教师的架子,和年龄相差无几的同学们相处得很亲切。他们对我并不苛求,他们觉得一个学工科的人有那样的语文知识已经不容易了。我喜欢《大公报》,在延安有时也说大公报好。原有的教师和学生告诉我:周恩来对大公报的评语是:对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他们善意地劝我不要再宣扬大公报了。我也听他们的。

刚进边区的民主青年还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当新闻班学生参观西北党政机关报《群众日报》的时候,就向社长杜桴生和总编胡绩伟提出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党的报纸说假话,共产党的报纸有时也不说真话?杜桴生和胡绩伟都是四川人,长于辩论。胡绩伟回答关于真话、假话的问题说:新闻报导的真实性要服从党性原则。符合党的利益的真话当然要说,不符合党的利益的话,要在一定的范围去说,不一定公开报导。当时,我们都佩服胡绩伟的辩才。他讲的那些道理并不能说服我们。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他提到党性原则,我们不论通不通也无话可说了。

1948年12月,我在延大新闻班工作不过一个月,延大秘书长高云屏找我谈话说:西北局城工部和延安大学想派你出去工作。延大给你的任务是为延大招生,招收国统区的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西北局城工部给你的任务,可能是利用你父亲的社会关系,做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于佑任监察院系统人员的工作(当时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李梦彪在武汉担任两湖监察大使),具体任务和作法,西北局会找你谈的。我估计是,五个月前关中地委要求我做的事,又向西北局城工部提出了,西北局城工部决定派我出去,延安大学又附加了为延大招生的任务。我对高云屏说:我不是党员,做地下工作恐怕不合适。高云屏说:你写一个入党申请书,经过学校党委和西北局主管部门考查以后,按特别情况处理,马上解决。当天晚上,我写了一页纸的入党申请,第二天,交给高云屏。因为那一天是“12·9”运动纪念日,所以,我把时间记得清楚。接着,我就向新闻班主任交代了工作。两、三天后,高云屏又找我谈话说:你的任务变了,杨明轩副主席要你给他作秘书,杨老德高望重,西北局有几位领导人是他的学生,都同意,明天你就到边区政府秘书处去报到吧。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组织部长马文瑞、统战部长(城工部和统战部是一码事)张德生和华北局书记刘澜涛都是杨明轩老先生的学生。

到了边区政府秘书处,第一个找我谈话的是副秘书长常黎夫。他说:听说你笔杆子能行。不过,边区对文字的要求和外边不同。你知道姚警尘吧?姚警尘是蒋介石武汉行营的秘书主任,在外边号称才子,他进边区后到西北局做文字工作,不能适应,他说要当小学生。你来了先学文件,帮助杨老和我剪贴报纸,帮助姬也力(秘书主任)编辑《边区政报》。以后再学习起草文件吧。常黎夫还拿出刘少奇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送给我,要求我好好学习。显然,这是启发我争取加入共产党。杨明轩老人也同我谈话。他似乎知道我们这一类中间偏左的“民主青年”的思想情况,着重对我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正确”认识边区的问题。他说:青年人好高骛远,容易把革命队伍理想化。其实革命队伍的人也是从旧社会来的,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你不要一看到这些缺点,就感到失望。当时,我对杨老的意见全部接受了。后来才逐渐感到:革命队伍里的许多缺点,是从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本身产生出来的,旧社会封建传统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初到边区政府,同钟灵、杨实住在一个窑洞。钟灵是南洋华侨,17岁到延安,我到边府的时候,他是边府主席林伯渠的事务秘书,兼任边府俱乐部主任。他就是上世纪50-60年代,常常同方成合作画漫画的那个钟灵,是一个豪爽乐观、多才多艺、清秀文雅、长于交际的人。同住的第二天,他就在拍纸薄上为我画像,还请即将离开延安的林伯渠主席为我题了几句勉励的话。林老我只见过一面,鹤发童颜,声如洪钟,是一个慈祥亲切的老人。他听杨实说,我会写旧体诗,要我抄出几首给他看。真惭愧!我只是在初中时跟着老文人学过几天旧体诗,高二以后就丢到九宵云外去了,根本拿不出手,不敢抄给他看。几天以后,林老就带着秘书主任吴良柯和两个秘书陈昭、钟灵到西柏坡去了,我躲过了考诗的一关。

林老离开延安后,副主席刘景范代理边府主席,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他当时兼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为了后勤供应的需要,他要我画一副陕甘宁边区的详图。这一关比考诗要难百倍。我束手无策,只好向秘书主任姬也力求救。我说:我是学工科的,根本不懂地理,不会画地图。刘主席的秘书蒋连穆,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不是也不会画地图吗!请你对刘主席说一下,还是请内行画吧。姬也力说:你不知道,刘主席的脾气,他要谁干谁就得干。他听说,你是大学的高材生,就以为你什么都能干,指名要你画,我不好说话。我说:那就只好请秘书长或杨老说话了。姬也力说:那也不好。我给你出个主意,边府民政厅有个赵创,他是专门画地图的,你去求赵创代你画一幅。我说:“那不是弄虚作假吗!”姬也力说:赵创画好以后,你不要直接交卷,由我代你交卷。这就不要你直接对刘主席说假话了。我到民政厅苦苦去求赵创,并且说明我遇到了过不去的难关,是姬也力出的主意。好心的赵创帮我作了一次枪手。

刘景范当时只是不了解大学不可能培养出样样都会干的学生。其实,他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后来一再挨整,没有整人;这是后话。

1949年的春节,我有了新的生活体验,社会调查,军民联欢。中共在延安时期形成了一种规矩,在春节前后开展“拥军爱民”和军民联欢的活动。具体做法是,春节前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派出干部到所在地的农民、工人、商人中去联系群众,征求意见;春节期间,把附近的民众请到机关、团体里来吃饭和联欢。大约为了让新干部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边府秘书处派我参与了这件事情,很有新鲜感。

从1949年1月开始,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合并为一个根据地。晋绥分局并入中共西北中央局,晋绥行政公署和参议会并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西北军区司令部也称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晋绥分局副书记张稼夫担任了西北局宣传部部长,以代替调任东北局宣传部长的李卓然,晋绥行署副主任王达成调任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和行署主任武新宇,都没有到延安来。解放后,李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西南局书记,武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张稼夫曾在农科大学毕业,作过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中共支部书记。在晋绥地区极左的土改整党中,因为反“左”受到李井泉的残酷打击。到西北局以后,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开明、宽厚的长者,后来还有许多动人的事迹。王达成原是清华大学学生,“12·9”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思想境界和知识、能力都不高,是一个循规蹈矩、四平八稳的老干部。我在延安还有几个上级,也是“工农化”的高级知识分子。例如:当时的边府教育厅长江隆基是二十年代的德国博士,边府秘书处长薛诚是闻一多的助教,边府建设厅农业科长康迪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的讲师。这些人虽然还常常受到自由主义、教条主义、单纯业务观点的批判,但是在我看来,他们身上“党八股”的气味已很浓。例如:我们的秘书处长,成天埋在上面的文件和下面的工作报告里面,似乎看得少了,就降低了他的职权。其实,我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从几公尺厚的工作报告中选择反映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和新办法的内容,作出摘要,送给秘书长和主席、副主席去看,并把最好的经过加工选登《边区政报》或《边政通讯》。我觉得那是让人受罪的苦差事。因为中共的工作报告。比国民党政府的公文还难看。后者只是“等因、奉此”地提出问题和要求,前者却要写上那些千篇一律充满大话、空话、套话的政治意义和经验教训。有新内容的实在太少了,比较起来,还是林伯渠、杨明轩和习仲勋那些思想开明的领导人,有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语言和人情味。

1949年春节刚过,元宵未来,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参议会召开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合并后的第一次议会。我是会议纪录之一。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三件事情。第一件是贺龙的讲话。贺龙批评了晋绥地区土改整党中的严惩左倾。他讲到晋绥行政公署主任武新宇家庭是大地主,土改期间,当地有些农民在武父的鼻子上穿洞套绳,要求武新宇牵着绳子拉他父亲游街示众,武新宇竟然照办。贺龙批评武新宇说:“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难道你武新宇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农民要你把你父亲当牛牵,你就去牵。其实,提出那种无理要求的,决不是老实农民,而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农民。你以为你在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实际上,你脱离了大多数群众。”

当时,我觉得贺龙襟怀坦荡,很有人情味。当然,贺龙也有专制、霸道的体制病,例如:对于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所写的“歌啭玉堂春,迂回金莲步。”就是贺龙首先提出问题,强烈反对的。

第二件事是王震的作风。我和另一个青年秘书杨实住在边府会议室旁边一孔砖窑里。会议休息时间,王震突然闯进我们窑里。他问我们是那里人,是那个大学的学生。当我谈到我的家在陕西安康城内时,王震说:我到过你们家乡。那一年,我带着队伍深入敌占区,经过汉江河北,已经看到安康的城墙了,只是没有进城。他又同我们谈学生运动,谈知识分子的作用。下半场会议已经开始,我们急着去作记录,王震还在大侃神聊。边府秘书处长找到我们宿舍,王震才在同我们热烈拥抱后回到会场。秘书长和秘书处长对我们说:王震自己是工人出身,却喜欢知识分子。在70年代后期,平反“冤、假、错案”中,王震也起了作用。习仲勋在1953年,奉毛之命去新疆纠正王震确实存在的“左”倾错误,王震一直耿耿于怀,但是,1978年为习仲勋平反,是王震首先提出的。我在“文革”中的冤案,也是由王震把我的申诉书转送邓小平和叶剑英,才得到复查平反的。所以,王震这个人,有专制、残暴的一面,也有一定的人情味。

1949年3月,边府领导人为了让我取得基层工作经验,派我跟着一个组织春耕生产重建乡村政权的工作组去安塞县。(延安收复以后,乡村基层,尚未经过选举重建政权。)在安塞县将近一月的基层工作中,我感受最深的事情,一是陕北的农民敢讲话。村民会议,都是在晚上举行,从县以上机关派来的干部,第一次讲话,都要从国际、国内形势讲起。有一次,当我讲到解放军攻克济南,缴获的大炮,口径最大的可以容纳一个人进去。有的村民马上提出问题:人进炮口,是站着进去还是爬着进去?正确的答案当然是爬着进去。我却不懂装懂地说:大概是弯着腰进去。一部分村民马上起哄说:“洋学生吹牛啊!”我自知失言,羞的满脸通红。村民们对我们同行的老干部也不客气。

二是投豆子选举。

乡村选举,是在整党以后进行。我不是党员,不能参加整党。但是,我看到工作组里的党员干部搞政党,也不繁锁,只是先发动党员相互提意见,然后让村民对党员提意见,几天就完了。有一个在胡宗南占领期间,有投敌变节行为的党员干部,只是被开除党籍,不再当干部,没有受到其他惩罚。

乡长、副乡长和村长的候选人,当然是由党内提出的,但是,党内提出的候选人,不是一名,而是几名。选举是在村民大会和乡民大会上进行的。几个候选人面对选民坐在会场的第一排,每人背后放一只饭碗,村民们依次在候选人背后投豆子,豆子就是选票。投票以后,由村民选出两名计票员,得到豆子最多的人,就是当选人。在选举和计票过程中,我们工作组的人,不授意也不干预。解放以后,在新区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的未尾,都有一个民主建政的阶段,选举村、乡干部。我作过几次工作组长,都是按我在陕北学会的办法进行选举。

三是干群关系平等而融洽。

我们工作组下乡后,大约是两人一组,分散住在农民家里,吃农民的饭,按规定交农币(即陕甘宁边区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当时陕北农民生活很苦,几乎顿顿是小米干饭、腌黄菜,或者南瓜汤。有时,乡长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带我们到来自江西、四川在当地落了户的老红军家里吃一顿白面,调料中还有带肉末的辣椒。有一次还到富农张百万家里吃了顿白面.所谓张百万,只是养了上百只羊,住的房子是门口砌了一层砖的土窑洞。有一天,我一人在窑里整理材料,房东媳妇来和我拉话。东拉西扯地说了一气,她要我“上炕”,我不上炕她就用手来拉。我吓的跑出去了。后来,我同乡长讲起这一次“艳遇”。乡长说:那个媳妇是“逢人上”,她的野汉子不下二、三十。她看到你这样的白面书生,怎能不想“开洋荤”呢。你就跟她上炕吗。他又说:“我们这个地方苦焦,受苦人吃不好,穿不好,又没啥娱乐,只有在炕上找个乐子。所以男女关系比较随便,干部也不管毬这些事情。”

我们的工作组七八个人,只有广东人李克更是老洋学生,我是新洋学生,其他都是陕北当地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自命为“工农干部”,认为我这个本来就有平等意识的知识分子已经“工农化”了。他们商量着要给我找对象,商量来商量去,他们选中一个米脂姑娘,据说很漂亮,准备回延安以后,就写信约那个姑娘来同我见面。可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打破了那些好心人的计划。我们在安塞的工作尚未结束,边府秘书长就打来电话,要我提前回去,参加西安接管委员会的工作。

参与西安接管

1949年4月中旬,西安接管委员会就在延安成立,主任委员是西北局常委、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秘书长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秘书长常黎夫。常黎夫调我到接管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具体任务是收集张家口、济南、洛阳、石家庄、太原、南京等已解放的大中城市有关城市政策的规定和布告,以便协助秘书长起草接管西安的规定和布告。

大约在5月上旬,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已经确定,主任是贺龙,副主任是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贺龙是西北军区(又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赵寿山原来是国民党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起义后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甘泗淇,是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军管会下设秘书处、民政处、财经处、工业交通处、文教处、公安处等机构。预定的西安市委第一书记是贾拓夫,书记是先后担任关中地委书记、西北局秘书长的赵伯平,市长是方仲如。

1949年5月10日以后,接管人员陆续整队步行向西安进发。军管会领导机构18日出发。我们秘书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长常黎夫和副秘书长杨晓初都坐一辆大卡车。第一天午后,在宜川至洛川之间遇到贾拓夫和赵伯平的小轿车。赵伯平向我们喊了一声:“赶紧走,胡宗南要逃跑,杨德亮要火烧西安。”杨德亮当时是国民党的西安警备司令。当晚,我们住在洛川。第二天,行车速度较快,不到傍晚就到了三原县城,当时,三原是关中地委和行署所在地,我们在行署住下了。

20日早上,秘书处长陈广竹带着我们一帮馋猫到三原一家饭馆的二层木楼上去吃羊肉泡馍,草草吃完,秘书长就派人把我们叫回行署,大声嚷嚷:“胡宗南逃跑了,赶快上车进城!”司机急急忙忙开车,撞倒了三原城十字路口的零食摊子,西安军管会的车子侵犯群众利益,那还了得!只好停车,由我下车去给摊贩付出高价的赔偿。卡车穿过泾阳、高陵两个县城,从西安西门进城。西大街有稀稀拉拉上百个打着小旗,欢迎人民解放军的人。我发现欢迎队伍中有一个会计师,就是一个投机分子。据说上午军队进城时,欢迎的人群要多一些。车子开进国民党省政府办公地点新城黄楼。虽然从国民党人逃跑到共产党人进城,时间相隔不到半天。但是,整个新城,已遭乱民洗劫。电灯、电话被破坏了,能搬动的家具、用品被抢走了,搬不动的沙发芯子也被掏空了。我们勉强找到自己办公和休息的房间,把行李放下,但却喝不上水、吃不上饭。时近黄昏,一辆美式吉普开进新城大楼,下来几个穿长袍、戴礼帽的人,是西安地下党送银元来了。当时,西安市场不认解放区的钞票,只认银元。我们有了银元才在新城西门外一家河南饭馆——正大豫买来饭菜,自然也有了开水。那一顿,我除了饭菜以外,还吃了十个大包子,份量将近二斤,那是我有生?岳闯缘米疃嗟囊欢佟7故浅粤耍绲啤⒌缁盎故敲挥小8泵厥槌ぱ钕醵晕宜担毫帜粒闶茄У缁模遣皇前训绲啤⒌缁靶抟幌隆N宜担何以诠ぱг褐谎Ч】危姑谎ёㄒ悼危屠肟耍换嵝薜绲啤⒌缁啊F涫担词刮一嵝蓿挥泄ぞ撸挥邢呗泛偷缁盎彩切薏怀傻摹5蓖恚颐窃谖奚⑽薰獾陌狄怪卸裙4哟耍У缁拇笱换嵝薜绲啤⒌缁暗墓适拢妥魑斗肿油牙胧导实氖吕谖靼惨徊糠值痴刹恐辛鞔恕?/SPAN>

当时,国民党省政府内没有中共地下组织,却有民盟地下组织,他们建立了一个保护机关财产和档案的委员会,由秘书处秘书主任冯逸农任主任委员。5月21日,军管会秘书长常黎夫给冯逸农写了一封信,派我持信请冯出山。冯逸农住在西安北药王洞。我找到他家,大门紧闭,门内堆着一人多高的沙包。我用力推门和扣环,半晌,才出来一个佣人。我把常黎夫的信从门缝塞进去,又过了半小时,才有人出来搬开沙包,打开大门,冯逸农把我迎进有一个小花园的半中半西式房屋。他向我询问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职权和负责人,我向他介绍的主任贺龙、副主任赵寿山,秘书长常黎夫,他是知道的;第一副主任兼西安市委书记贾拓夫,和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他是不知道的,抗日战争期间,常黎夫在国民党省政府做过视察员,是冯逸农的老朋友,他特别关心常的职权。他问:听说黎夫要做西安市长,怎么到军管会做秘书长了?我很惊讶。在延安酝酿接管西安的领导干部人选时,西北局曾经考虑过让常黎夫做西安市长,后来,考虑到西安市是国民政府的直辖市,规格应该高一点,才决定让贾拓夫作市长。延安酝酿接管干部的过程,民主同盟在省政府的地下组织怎么会知道呢?看来,西安民盟的能量不小啊!不过?彝胍菖┏醮渭妫槐闵钐浮N抑桓嫠咚盒鲁且黄炻遥@璺蚯胨砩匣厝ァ;指垂ぷ髦刃颉7胍菖┘依镉谢瓢档陌担缓靡馑加茫宜担何私谑∈奔洌故亲习桑乙步幸涣境蹬隳阕7胍菖┗氐叫鲁牵虐衙衩嗽谛鲁歉魈⒋Φ母涸鹑撕偷绻ふ依矗眯蘩淼男蘩恚媚玫哪贸隼础U鲂鲁窃谖颐墙堑牡谌?5月22日,才建立起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那些没有建立护厂、护校、护机关的组织的单位,秩序恢复的要慢得多。在西安解放的一个星期之内,城内每晚都有枪声,每晚都发生兵痞和暴民抢劫的事件。直到西安军管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贾拓夫下决心枪决了抢劫惯犯刘黄,午夜的枪声和抢劫案才消失了。我第一次懂得:不良的秩序也比无秩序要好;第一次懂得无秩序的暴民是会起破坏作用的。

西安解放后,到军管会反映情况,提建议,要工作,找亲人的人络绎不绝。当时的政府和军队都有亲民作风。西安军管会秘书处专设接待室,由我主管。在那一段时间里,我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有一天,一个东北口音的人叫王敦英,到军管会来接关系。他说:他是苏共党员、苏联情报员,在西安基督教青年会,以俄语培训班为掩护,向苏联使馆发送情报。我问他同中共那一级组织有联系?他说:没有,他直接受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领导。当时,我认为是奇谈,我不相信苏联驻华使馆不通过中共的组织就在中国搞情报。但王敦英一再来找,我只好向秘书长报告。秘书长转报中共西北局。西北局给当时还在南京的罗申大使发报询问,罗申回电说:“王敦英是苏共党员,苏联情报员,是一个好同志,请按中国党的规定,处理他的党籍,为他分配工作。”西北局决定:接收王敦英为中共党员,并委派他筹建西北俄文专科学校,任副校长。这就是西安外语学院的前身。这件事使我增长了知识。

另一个姓何的东北人,自称是张学良的交际处长,到过延安,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见过面。还给他们相过面。他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工作,周回信让他到北京去。可是,周的信被他的孩子撕坏了。要求军管会送他去北京。当时我认为他是一个骗子。他哭哭啼啼地说他的话都是真的。我只好要他讲西安事变的细节,当他讲到他同西北抗日救国会领导人杨明轩有联系时,我说:你等一等。我立即去问杨老,杨老说:张学良是有这样一个交际处长,你带他来见我,果然,一见如故。这件事又暴露了我的孤陋寡闻。杨老写信告知周恩来,周要西安军管会发给路费,把何一家送往北京。

还有一次,一个青年妇女,黑衣黑裤,戴一顶草帽,袅袅婷婷地走进我的接待室。她把草帽一卸,呀!满屋子都亮了。我不禁想起班固在《汉书》中写王昭君上殿,“光照汉宫”。我第一次看到美女的皮肤,不仅细嫩白晰,而且有光彩,这种光彩是可以照亮一座宫殿的。后世文人,形容美女“光彩照人”,大约都是抄袭班固的“光照汉宫”。这个字确实是绝妙好词。

那个青年女子是湖南长沙人,21岁,她的丈夫是西安空军的一个中队长。据她说1948年某月,她丈夫率领8架飞机投奔华北解放区。空军军官中有人打她的主意,强迫她改嫁,她逃到华山,在她的姑父-一个道士那里,躲藏了一年多。她要军管会帮助她找到丈夫。军管会给中央军委发函询问,军委航空局回信说:1948年某月,确有8架飞机向华北解放区的方向飞行,中途撞山坠毁,不能肯定他们是为起义而来。但对那一批飞行员的家属,在生活上应给以照顾。后来,她被安排在边区政府保安团作护士。有一段时间,同我来往频繁,对于那样一个绝色女子,我不能不动心。但是,她的文化太低,只读过初小,给我写半页信就有上十个错别字;而且智商也低,教她学文化她学不进去。我同她在一起,常常一两个小时相对无言,因为说什么她都不懂。最后只好分手。

“西北王”胡宗南从西安仓皇南逃,是被解放军及其情报部门的宣传攻势吓跑的。解放军摆出一付西北野战军从陕东南下和华北兵团从晋南西进的阵势。胡宗南害怕两面夹攻被围困在西安,企图凭借秦岭天险退守汉中和川北。据著名的西北地理专家(也是文字学家)张筱衡先生说:胡宗南曾经向他咨询堵塞山口封锁秦岭的办法。张筱衡回答:秦岭有石道、山谷,堵不住。当时的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企图在撤退前火烧西安,由于中共的谍报人员制造了兵临城下的假情报,来不及烧城,只枪杀了18名政治犯就弃城逃窜了。其实,当时的西北野战军只有3万多人,华北的19兵团,即周士第、胡耀邦兵团还在西南清剿国民党残军,无暇西进。西安解放后,西北野战军主力向兰州进军,西安守城部队只有西北野战军的三个团和边区政府保安团,几乎是一座空城。胡宗南和马步芳知道西安的虚实以后,就联合反扑,胡马的先头部队一度到了咸阳以东,西安城内就能听到炮声。胡马派进西安作内应的人很多。有一个国民党军官向我报告说:马步芳的师长马杨武到了西安,住在东大街银星照像馆。我通过军管会秘书长把这个信息告知西安警备司令部,果然手到擒来,抓住了那个师长。那时,贺龙已经向西安各军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作了动员报告,准备撤出西安。我们军管会的人已在收拾文书、档案,作好撤退的准备。一部分市民也知道了,有些工人和知识分子到军管会找我,要求和我们一起撤走。后来,中央军委调周士第、胡耀邦领导的19兵团从晋南星夜驰援西安。为了稳定人心,19兵团举行了一个入城式,把他们的枪械、大炮、战车展示了一番。接着,19兵团就会同西北野战军在关中西部的扶风、歧山、眉县一带打赢了“扶眉战役”。此后,西安和关中地区才巩固下来。

当时,中共接管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是比较成熟的。毛泽东提出:“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西北地区做得更好。以彭德怀、习仲勋为首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对国民党党政军人员,除胡宗南一人以外,其他人,只要不进行破坏活动,一律既往不咎。后来又改为:胡宗南本人也可以立功赎罪。还规定了很宽容的城市政策。通过广播电台,向国民党统治区广泛传播。加上西安的地下工作、统战工作和延安的情报工作做得都很出色,延安方面对西安军、政、党和民意机关的机构、人事、地形了如指掌,哪些人接管哪些单位,在延安都已确定;准备在进城以后张贴的布告,公布的法规和政令,都在延安起草好了。所以,接管工作秩序井然,没有发生抵抗、破坏的行为。留用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也都尽职尽责。

中共西北局对于上层非党人士的待遇,也是可圈可点的。西安解放后,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听说国民党元老于佑任的夫人和长女没有去台湾,立即告知有关部门按月送生活费(农币100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100元)。西北大学校长、古人类学家杨钟健,在西安解放前,就因为同国民党政府意见不合,拂袖而去。习仲勋委托杨钟健的老友杨明轩,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名义,三次邀请杨钟健回西大工作。杨钟健坚持不回西安。原国民党审计部部长茹欲立被西北军政委员会推选为西北检察院检察长,茹欲立拒不就任,习仲勋又委托茹的老友杨明轩先后三次去三原茹家,硬是把茹先生请出山了。可是,甘肃兰州的著名教育家水梓被安排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一直拒不就职。可见,类似陈寅恪那样的人,不止陈一个。

国民党时期的军队人员,虽然在解放初期都得到较为妥善的安排,可是,他们戴着一个“留用人员”的帽子,毕竟是受歧视的。后来,经过“清理中层”、“内部肃反”、“反右派”等政治运动,都被整得七零八落了。我们这些没有在旧社会做过事的“革命青年”,在过去,根本不相信“共产党先甜后苦”之类的说法,而且义正词严地驳斥“谣言”。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非我们始料所及。不仅对“留用人员”是先甜后苦,对我们“革命知识分子”,一样是“先甜后苦”啊!

自由圣火2006年06月15日(半月刊/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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