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最有现实意义的中国哲学——墨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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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随感之三

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宗教,或讲求仁、义、礼、智、信;或讲求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或讲求法、术、势;或讲求养生、长生;或讲求慈悲和虚无;都讳言利益;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在亚当. 斯密斯以前,也不讲或少讲利益,就支配中国两千余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学说来说,它是把仁义同利益对立起来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又说:“君子谋道不谋皮。”“君子忧道不忧贫。”可见,孔子是把求义还是求利,作为地位高低、人格高下的一个分界线。孔子的思想继承者孟子对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者董仲舒也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善不计其功。”

墨翟,生于孔子之后孟子之前,他创立和传播他的学说,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他早年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又做过宋国的大夫,具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比较接近和熟悉商人和手工业者。他长于手工业的技术和理论。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够承受600 斤重的物体;他用木头制作的鹞鸟,能够在天上飞翔一天到三天;他发明了攻城的云梯和许多防御攻城的器械;他对立学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针孔成像、点线面体积概念等力学、光学、几何学,都具有深刻的认识和发现。可以说,他既是一位哲学家和致力于私人办学的教育家,又是一位科学家和发明家。

墨子是中国古代学者中第一个言利的人,而且经常说利。他言利,不是利己,而是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这个命题有两层意义:

第一,它针对孔孟儒学的“爱有差等”,有君臣、父子、卿大夫、士、庶人等亲疏、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别,而认为互爱、互利是平等的,是不分亲疏、不分尊卑、不分上下的。“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正因为如此,孟子才批评墨子和杨子是“无父、无君。”

第二,爱和利,互为主体和客体,互为基础和条件,互利才能兼爱,兼爱更能互利。墨子对于“兼相爱交相利”的作用期望很高。他说:“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可见,“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哲学和伦理观念的核心。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这个核心思想出发,还提出“非攻”、“非命”、“亲士”、“尚贤”、“节用”、“节葬”等一系列进步的主张。

“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墨子针对当时一些国君把他们发动的战争称之为“义战”而驳斥说: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就是不义,要犯死罪;杀死十个、百个无辜的人是十倍、百倍的不义,要犯十次、百次死罪。可是,那些好战的国君,发动本国的士兵和役夫数以十万计,兴兵去攻打其他国家,不仅要杀死敌国成千上万的人,而且本国的士兵和役夫奔波在遥远的征途上,粮草跟不上,饮食无保障,疾病丛生,辗转死在战场和沟壑之中的人多的不计其数,这是不利于本国人民又严重危害他国、危害天下的事情,把这种战争称之谓“义”,岂不是很荒谬吗?墨子不仅大声疾呼的宣传反战,而且身体力行的制造防御工具,进行防御战争的活动。

有一次,楚惠王利用巧匠公输班制造的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一面派他的弟子带上防御器械,帮助宋国守城,一面日夜兼程奔波了十天赶到楚国,劝说楚王息兵。楚惠王不听,墨子就同公输班进行攻城和防御的演习,双方九攻九拒,公输班输给墨子,楚惠王才同意罢兵。如果放到今天,墨子反战的业绩,可以当之无愧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

“非命”,就是反对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主张。墨子认为国家的兴衰存亡,个人的富贵贫贱,不是命定的,主要在于各自的努力奋斗。墨子反对宿命论,却承认“天志”,承认鬼神的存在,他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可以奖善罚恶,所以,天子、诸侯和卿大夫、士、庶人,都要对天保持敬畏之心。

“节用”和“节葬”,都是针对儒家讲求礼仪的繁文缛节,以及对死者厚葬和长期服丧而提出的。墨子认为“国家的财政费用,要以供给人民衣、食、住、行和安全的实用为原则,凡是增加费用不能为人民增加福利的事,就不能干。”节葬“的原则是:给死者穿三件衣裳,用三寸厚的棺材,墓穴,最深不能通与地下水,让尸体的气味不致发泄出来就可以了。死者既葬,生者就不要长期服丧耽误事情。墨子主张”亲士“、”尚贤“,就是尊重和任用有知识、有才能、有道德的人。这两条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不过,墨子比儒家的平等思想更强一些。他在《尚贤》篇中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他还主张选拔任用”农与工肆之人。“

墨子所建立的逻辑体系,在人类逻辑思维发展史上,足以与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逻辑和印度的因明伦相互媲美。墨子认为,考察事物是否存在,“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与无为仪者”,他常教育学生作一些物理与化学的试验。他把知识按其来源分为亲知、闻知和说知三类。他在“非命”中提出“三表法”,即:“有本之者”,“上本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立论要有历史根据;“有原之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要有百姓亲见亲闻的事实的证明;“有用之者”,“观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立论是否正确要看实际的效果。这个“三表法”,放在古今中外都是适用的。墨经中还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这就揭示了概念(名)、判断(辞)和推论(说)三种思维形式以及他们的联系与区别,同时指明了推论赖以进行的逻辑方法。墨子著作中关于名与实、知与行、同与异、正与偏、大故与小故、大取与小取等许多逻辑范畴,都有符合客观辩证法的论述。墨子这一整套逻辑体系,在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哲学史上都是有光辉地位的。

墨子不仅在理论上、学术上有伟大的贡献,而且他重视生产劳动,亲操劳作,身体力行的去实现他的理想。他采用手工业者收徒的办法,私人创办了一所学习谈辩、说书、从事等三科的亦工亦读、纪律严明的流动性学校,他的学生们都具有勤学苦练、扶危济困、伸张正义、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好像一个革命的政治团体。

另外,墨家思想也有缺陷,例如:墨家主张的“尚同”并不像有些朋友所说的,类似后期儒家所说的“世界大同”,而是主张,一里之内,同于里长;一乡之内,同于乡长;一国之内,同于诸侯;天下之内,同于天子;天子、诸侯、官员和民众又都同于上天。墨子设想的里长、乡长、诸侯、天子,都是老百姓推举出来的“仁人”.可是,事实上,老百姓不可能推举官员、诸侯、天子,天子、诸侯和官员们的决策和行事,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墨子的“尚同”,必然会变成法家的“以令为教,以吏为师”,是不可取的。

墨家的“非乐”,反对音乐,反对娱乐,反对享乐,这是逆反人性、逆反文明的,同杨朱追求个人自由快乐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也不可取。

墨子和他创立的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是同儒家并驾齐驱的“显学”.《吕氏春秋》记载:墨家和儒家弟子众多,“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但是,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不符合君主、贵族和官僚们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以战争争夺政权、扩大领土、掠夺财富的需要;墨家主张“非命”、“节用”、“非乐”,又不符合君主、贵族和官僚们迷信天命、聚敛钱财,追求享乐的贪心和野心;墨家的革命性的聚徒结社、济困扶危,打抱不平,又使统治者感到威胁。而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却是君主、贵族们感到有利于维护他们的统治。因此,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把道家、法家、阴阳家的学说都融入儒学之中,唯独罢黜了杨、墨两家,以致墨家学派渐趋衰亡。

现在看来,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和“尚贤”、“节用”“非命”、“非攻”等思想,对于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社会的道德规范,对于在全球建立国际关系的道德准则,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社会中,公民和企业、事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必须尊重和保护的;而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应当正确解决的。兼爱互利正是解决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冲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遵守这种规范和准则,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在国际关系中,一切国家(包括大国和小国,穷国和富国,强国和弱国)的国家利益。都是必须尊重和维护的。但是,不同的国家之间,必然会有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兼爱互利,正是解决国家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遵守这个规范和准则,才能建立和谐的国际秩序,而不致让单边主义、国家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来破坏“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自然、各负责任”的国际价值观念,破坏“和平、发展、环境、人权”四大共同任务的全球化的事业。我希望中国学术界能够开展墨家研究的新局面,我希望中国和外国的朋友们能从墨家学说的研究中吸取有利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思想资源。

自由圣火2005年12月01日(半月刊/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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